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六次谈话

《中国圣雄：梁漱溟传》，马勇 著，东方出版社，2015年6月

在武汉参加两次国防最高参议会后，梁漱溟身体不适，卧病旬日，病愈后于1938年1月1日飞往西安，开始视察工作。

视察西安算是奉命，但梁漱溟的真正目的地实是延安。因为在梁漱溟看来，他是向来要求社会改造的人，因此始终同情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但他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了解中国社会，只是教条地拿马克思主义等外国理论到中国来用。梁漱溟认定“北伐”后，中国老社会已经崩溃，只需理清头绪建设新社会，没有再事破坏的必要。梁漱溟自认，他们这些讲乡村建设的人，最坚决反对的是破坏，而迫切要求建设；但非国家统一，则建设不能谈，故又认统一高于一切。他们既然对此两事，具有最大兴趣与最大热情，亦就最易感觉问题或不满足：第一，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现状，极考虑之而欲求一个明白；第二，对于国家的统一，尚有更进一步的要求。

基于这两点需求，于是有梁漱溟的陕北之行。

梁漱溟先经与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好，又经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备车，在外甥邹晓青以及一位黎先生的陪同下，于1月5日乘军用无篷大卡车沿公路往北出发。这条公路为军用，一切宽度、坡度、转弯角度等，均不合乎正规公路的标准。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桥梁涵洞，车行危险而且费时。时当严冬，奇冷难支，举目所见，荒凉凄惨。人口之稀少，地方之穷苦，一望而知，可不待问。而愈问愈惊，多有出人意表者。

在延安，梁漱溟一行参观了政府机关和学校，对边区的民主政治、平等精神、欢乐气氛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据梁漱溟的印象，延安的学校似有六处，即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主义学校（简称党校）、鲁迅师范、摩托学校（机械学校）等。这些学校不同于现代正规教育体制，但却合乎梁漱溟多年来的教育思想，因而被他赞美为形式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的各种安排等，在梁漱溟看来，值得欣赏之处甚多。学生吃饭总是吃小米饭，没有调换，菜只一样，萝卜汤，有点盐，没有油，“滋养”二字不能谈。睡在窑洞内，空气光线皆不足，而且潮湿，又是人与人挤拢一起，铺位分不开，跳蚤、虱子纵横，无法清除。最苦不堪的，是早起没有洗脸水，因为担水上山来不易，水都冻冰，要柴来烧，而柴是贵的。所以一盆水，第一个人洗过，第二人洗；第二人洗过，第三人洗；第三人洗过，第四人洗，如此洗到七八个人才算完。这种情形当然说不上“卫生”二字，然而奇怪的是，许多学生来自北平、天津、上海等处，现在的起居饮食，比从前不知苦多少倍，而求学兴趣转盛，情绪高昂，一般身体并不见差，这就是教育的成功。

延安的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待遇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是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的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也是他们的一种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通。凡此印象，都与梁漱溟先前的教育主张及教育实践相类似，故而引起他内心深处的共鸣和认同。

梁漱溟和各级负责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谈，唯朱德、刘少奇、贺龙、林彪诸位领袖不在延安，未能见到，其他重要领导人差不多都与梁漱溟有过交谈，有的还往往不止一次。

在梁漱溟一行参观地方党部时，由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和他谈话。谈到民众运动，郭洪涛指出农民会从前是不许地主、富农参加的，现在都许可参加。延安城内从前只有市民会，没有商会，现在也照外面一样有商会组织。

当梁漱溟参观边区地方政府时，由边区政府代主席张国焘和他谈话，他向梁漱溟详细介绍了边区的民主政制，指出现行政制与从前有不同之点，例如从前没有选举权的人现在都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同时也谈到地主多已回来，不过土地已经分配，因此不许地主收回原有土地，而由政府从旁处补还给地主。关于土地问题，张国焘、毛泽东都表示今后的方针政策尚有待研究，并希望各党派共同研究。

从理论上来看，梁漱溟感觉到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则对于中国前途，似抱一种“三段”的看法。他们都认为，要在抗战中争求民主，也相信必能相当地实现民主（第一段）；从实现民主，在逐步前进中就可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第二段）；从社会主义进一步到共产主义，也许是子孙的事了（第三段）。

梁漱溟提出几个问题询问，譬如，你们都说团结御侮，是否不御侮即不团结呢？明白地说，对内斗争是一时放弃呢，抑永久放弃？这个疑虑在国共合作初建的背景下，并非梁漱溟一人有，像张君劢就曾在致毛泽东的信中公开质疑这一点。对这个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总书记张闻天当面答复了梁漱溟。大意是中国共产党原来是与国民党合在一起“北伐”的，但中途被排斥，今得重合，将长久合作下去，共同抗战，共同建国。张闻天的答复大体上令梁漱溟满意，梁漱溟又接着问道：过去究竟所由造成此大分裂大斗争之客观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到今天是否已经转变不存在？对于这个问题，梁漱溟说张闻天并没有给予很好的答复。梁漱溟又问：照一般之例，为完成革命，革命党当必须自操政权施行其有方针有计划的建设才行。那么，今后中国共产党是否有必要取得政权呢？假如说，不一定自操政权，然则将如何去完成共产革命？对于梁漱溟的这个问题，张闻天都做了答复。至于如何完成共产革命，梁漱溟认为张闻天的回答似乎并没有说清楚。

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深明民族大义，举起民族团结、统一战线的大旗，但他们一刻也未敢忘记自己所承担的历史责任，未敢忘记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诚如1949年后梁漱溟所醒悟的那样，他此次在延安，自以为对中国共产党有所了解，其实很肤浅，“且有偏见，故尔出语不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代表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客观规律。

当时，梁漱溟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

梁漱溟与毛泽东虽为第一次谈话，但他们早年有点“旧缘”。早在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执教时，毛泽东就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事，他曾在梁漱溟的同事、哲学系教授杨怀中家里见过梁漱溟，只是梁漱溟那时已是学术界的知名人物，毛泽东则为一个不名的小青年。梁漱溟对毛泽东并没有印象，但毛泽东对梁漱溟则印象颇好，似乎是因为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教授中的地位也不算太高，故而对毛泽东还算比较客气，不似胡适等留学归来的洋教授们那样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这一早年记忆肯定给毛泽东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故而在延安的十几天里，毛泽东愿意从繁忙的事务中抽出时间与梁漱溟畅谈六次之多，此外还有两次礼节性的见面：一次是毛泽东设宴招待；一次是梁漱溟临走之前，毛泽东前往送行。

毛泽东和梁漱溟的六次谈话，差不多都安排在夜间，每次多半很长，至少也有两个小时，最长者有两次，均为通宵达旦。因为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谈话多在晚饭后，不知不觉就到了天明。在谈话时，梁漱溟正襟危坐时居多，而毛泽东则用秃笔粗墨在大纸上疾写如飞，随时记录梁漱溟的谈话要点及自己准备的答复。梁漱溟谈完一段，毛泽东便手指所记要点，一条一条答复。条理清楚，句句到题。有时毛泽东在室内来回踱步，边走边说；有时又斜倚在床榻上，显得很随和，很自然，从容亲切。此番谈话给梁漱溟留下的印象甚好，有逸群绝伦之叹。梁漱溟称毛泽东不落俗套，没有矫饰，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每次大致都可以很舒服地结束谈话。

二人见面之始，梁漱溟将自己的几种小册子和有40万言的近著《乡村建设理论》赠送给毛泽东，请他指教。毛泽东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他在收到梁漱溟的赠书后连夜通读，并将梁漱溟著作中的要点，或者自己认为好的地方，皆摘录排列，井井有条。毛泽东的摘录和批注共有1500多字，主要是针对梁漱溟书中的观点，对东西方社会与文化及其异同进行分析。毛泽东也承认东西方社会文化确有差异，但他不认为生活方式是这种差异的根本所在，也不认为这种差异在中古时期就已出现。

至于梁漱溟刻意强调西方近代社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抬头，是因其集团生活中过强干涉的反动而来，如宗教教会、民族国家等。对此，毛泽东则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是从资本主义而来。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经济，是伦理本位的经济：夫妇、父子共财，乃至祖孙兄弟等亦共财。若义庄、义田一切族产等亦为共财之一种。兄弟乃至宗族间有分财之义，亲戚、朋友间有通财之义。以伦理关系言之，自家人兄弟以论亲戚、朋友，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指目以为不义。故在昔中国人生计问题上无形中有许多保障。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其经济结构隐然有似一种共产。

在毛泽东看来，梁漱溟的所谓“伦理本位的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封建经济，所谓“共产”的特征云云，只是一种建立在封建剥削关系上的家庭共产主义。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认为，中国社会的政治特征是但有君臣间、贫民间相互之伦理的义务，而不认识国家团体关系。不但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伦理的关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亦全在维持大家伦理的相安，如何让人人彼此伦理的关系各做到好处是其政治上的理想要求。对此，毛泽东则认为这种伦理政治之目的不为别的，全为维持封建剥削，不是大家相安，而是使地主阶级相安，大多数人则不安。不是各做到好处，而是统治阶级做到好处，被统治者则做到极不好处。

毛泽东之所以不能同意梁漱溟的判断，是因为他们所持的理论依据根本不同。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为伦理关系所下的定义是情谊关系，亦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在他看来，这种义务关系铸就了中国人极其高尚的人生观：在情感中皆以对方为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为他人而存在者。这种社会，就是梁漱溟所说的“伦理本位的社会”。所谓“伦理本位的社会”或许不是一个历史判断，而是一个期待。而毛泽东根据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认为地主对农民无情谊，并不尊重对方，农民为地主而存在，臣为君、妻为夫而存在，并无所谓地主为农民、君为臣、夫为妻而存在。

毛泽东与梁漱溟都同样认为，近代中国的崩溃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帝国列强的侵入，但根本的或主要的原因则在中国社会文化本身。这一点，毛泽东和梁漱溟的看法是一致的。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写道：

外界问题（帝国主义）虽是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大过外界问题，个人的不健全亦是有的（贫、愚、弱、私），但社会的不健全大过个人的不健全。

要问中国社会为什么竟至崩溃解体呢？我们可以回答：这是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过来，这老文化的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且不断地予以新刺激，所发生的变化而落到的地步。

崩溃来自中国社会文化固有的危机，但这种危机与外患交合在一起。这是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共同认识，但接着往下两人的分歧却又出现了。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别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是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此其问题的演进，先是这老社会受新环境包围，感觉得有点应付不了，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

所谓问题全在政治者，不是政治不良，政府当局不好那些意思，而是特指没有唯一最高的国权，陷于分裂的局面那一点。这实在是不成政治，或“政治的没有”。

对于梁漱溟的这些论述，毛泽东不甚同意，他的看法是，所谓“失调”就是旧制度不合于新环境。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构造本身非常富于妥当性、调和性。中国文化在人类所能有的文化里，其造诣殆已甚高。近代中国的崩溃关键在自身的社会文化失调，在于政治的断裂和分裂，才使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问题，毛泽东有自己的看法，因此他无法同意梁漱溟的判断。

从人类社会文化形态的演变看，其历史总是不断进步，一层高于一层，封建社会的农业文化当然高于游牧文化。近代以来东西方社会文化的碰撞及其中国的失败，原因决不是梁漱溟所说的东西方社会文化都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其账已结。按照梁漱溟的设想，东方社会文化面对西方社会文化的刺激与挑战，只需稍稍变化自己以求其适应。具体说来，中国的政治制度或者不变，或变而不断，借此不断之气，就可采取西洋长处，慢慢地求进步。进一步说，中国几十年来的种种运动，实在都是一个文化改造、民族自救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新的阶级势力起来推翻固有秩序的过程。

针对梁漱溟的“反革命”文字，毛泽东当然无法同意，他充满激情地认为，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也是革命，要抵制西方侵入，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此更高者即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是胜于反革命的。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约梁漱溟见面谈话。谈话之始，毛泽东就将自己的摘录拿给梁漱溟看。梁漱溟一方面很佩服毛泽东的勤奋和用心；另一方面，梁漱溟也对毛泽东并未潜心研读自己的著作略有不快。在梁漱溟看来，毛泽东指挥千军万马，是延安最忙的人，仅仅一天时间，如何能将他这部巨著读完，更不要说仔细琢磨，认真体会了。梁漱溟内心的不快并没有表现在脸上，而毛泽东则趁着刚刚读过这部著作，便着重谈论这部著作中关注的问题，即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中国社会、中国文化，怎样看待中华民族最近和长远的前途。

毛泽东表示，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自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在他看来是对的，但总的主张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而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已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接着，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三大法宝”进行了介绍，并格外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很显然，毛泽东与梁漱溟分别持有各自不同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毛泽东看懂了梁漱溟著作的大意，也知道梁漱溟著作的重心之所在，所以他不能赞成梁漱溟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根本观念。同理，梁漱溟在这部著作中营造的“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理论体系，其暗含的目标就是不承认中国社会存在着鲜明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所以主张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不是靠社会分化和阶级斗争去实现，而是应该走上合作共赢的道路。基于不同的话语体系和政治信念，梁漱溟当然不同意毛泽东的分析，不能同意阶级斗争的观点。他向毛泽东介绍说，他素来的口号是“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历史的遗留，如果不能认识老中国，就无法找到中国问题的症结，也就不能建设新中国。而老中国与欧美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缺乏固定成型的阶级。在欧洲中古社会中，地主兼领主为一个阶级，农民为一个阶级；在进入近代社会后，又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鲜明，贵贱悬殊。但是这种阶级对抗在老中国不明不强，中国的中古社会虽然也有贫富贵贱之分，但上下流转相通，阶级流动、交流、变动较西方大得多，因而不是截然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五种，男儿当自强。”这充分表明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基于这些特点，中国社会不是阶级冲突占主导地位，而是具有“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征。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层面对中国的老社会根本不认识，从而对中国近百年来的变化也不能正确理解，对中国未来的前途就不可避免地有估量上的错误。梁漱溟接着解释道，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强调我的自由权，将个人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与社会分庭对抗。在中国不是这样，中国人自古以来注重的是个人对社会对家庭对家族的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父亲的义务或责任是慈，儿子的义务或责任是孝，还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这是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尽义务负责任，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都要知道自己应该负的责任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为家族、为乡党邻里，也为社会、为国家，进而为世界。所谓“职业分途”，梁漱溟解释说，这就是强调中国社会自来有不同的社会分工，传统社会有士农工商，现代社会则有各种各样的职业，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各司其职，做好本行，则社会就能稳定发展，和谐繁荣。

毛泽东对梁漱溟解释，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这都是对的，但你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忽略中国社会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相似的一面，即一般性。梁漱溟当即答道：一个人都有他的一般性，如他是个成年人，你只说他是个成年人，没有点出他的特殊性；如他是个学问家，就等于没有说一样。所以，你如果不指出中国社会的特殊之处，就等于没有说一样。他认为毛泽东太看重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

很显然，这种各自坚持自己见解的争论，不可能有什么结果，谁也不可能说服谁。

这样说，并不是强调梁漱溟、毛泽东二人没有一致的地方。在谈到中国的统一及步骤时，梁漱溟素来迫切地要求统一，但他又绝对不承认有武力统一中国的可能。他相信只有在国人意志集中、意志统一上得到国家统一，不可能依靠外部的力量以成功，只能从内部奠定永久统一的基础。这一信念，被抗战前后的事实证明了。在抗战上中国表现了从来未有的统一。然而这是不是从一个武力中心向四外发展，征服全国的结果呢？谁都可以看见没有这事。反之，谁都看见是全国各方心甘情愿地来拥护一个中心，而中央也是开诚接纳的结果。但是正如梁漱溟清醒意识到的那样，这个统一明明是外来的。只为暴敌愈逼愈紧，使不同的中国人感受到同一威胁，眼光不容旁视，心念自然集中，不期而造成全国人意志的统一。由意志统一于对外，而国家内部统一了。这全为暴敌之所赐，其势不可久恃。中国人必须乘此时机，从内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统一。怎样才能从内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统一呢？在梁漱溟看来，这并不难做到。只从本身“如何建设新中国”大题目上，能集中全国人意志而统一之，当然就行了。

基于这样一种期待，梁漱溟去延安考察中国共产党的现状，同时也是测探统一前途的消息。他既见到中国共产党的现状，因此进一步提出这个问题，去问毛泽东。他说：以我看中国问题有两面，一面对外要求得民族解放；一面对内要完成社会改造，即建设新中国。你看对不对呢？毛泽东爽快地表示自己完全同意。

梁漱溟又问：这两面问题应当分别解决呢，抑或一并解决，不得分开？毛泽东坦然地认为，这原是相关的事，不应分开来谈。但究非一事，在进行解决上或时有轻重宾主之异。譬如眼前应当一切服从于抗战，第二问题只能附在第一问题里去做。

听了毛泽东的介绍，梁漱溟表示自己对此也没有疑问，不过他却期望在今日中华民族对外时，也不要忽略中国社会改造之事。为此，梁漱溟提出两个重要理由：一则必团结而后能抗战，团结不力则抗战不力。但如今日的团结明明植基甚浅，几乎是一时手段，甚感不够。完成社会改造为中华民族自身基本问题，必在此问题上彻底打通，彼此一致，团结才是真的。否则，隐略不谈，必生后患。二则抗战必求于盟国，而中国的友邦一面有资本主义的英美，一面有共产主义的苏联，若中国自己的国策未定，恐难交得上朋友。中国要决定自己要走的路，并坦然以示友邦，不招猜忌，不启觊觎。胸中无主，外交无成。中国必须认定自己的前途，而把握自己朝前途走去，才能打开在国际环境中的局面。

于是梁漱溟接着提出所谓“国是国策问题”，就是对民族解放、社会改造两大问题及其所含细目均有确切之订定。尤其要紧的，建国的理想目标以及达于实现理想目标的路线步骤如何确定。显而易见，梁漱溟希望中国共产党放弃其根本的目标追求，而和国民党一道在建国问题上达成共识，采取一致的步骤。毛泽东表示，单为抗日而团结，诚不免一时之手段。但他又虑社会改造问题重大，牵涉甚远，各方面的意见或未易接近。倘各方面意见不能归一，岂不影响眼前抗日大局？所以毛泽东表示，似不如走一步，说一步。

梁漱溟对毛泽东的谨慎表示同情，认为这种顾虑也是应有的，不算过虑。但遇此困难，当以热心（热心于彻底团结）、信心（相信彼此说得通）克服之，而努力以求得最后结果。对梁漱溟的说法，毛泽东表示赞同，但同时指出，此事最好由国民党来倡导进行，或由其他方面来推动提倡。中国共产党方面因为刚将抗战促动起来，前后不过六个月，又吵什么社会改造问题，似乎有所不便。毛泽东又对梁漱溟透露，中国共产党现在正征得国民党同意，和他们起草共同纲领。国民党的陈立夫、康泽等四人，共产党的陈绍禹、周恩来等四人，正在武汉接受蒋介石的指导起草这个文件。毛泽东认为，国共两党正在起草的共同纲领和梁漱溟所说的国是国策亦甚相近，因此他建议，假若由两党的共同纲领扩而为全国的，由侧重眼前抗战的进而包括建设新中国的，那显然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毛泽东郑重地建议梁漱溟不妨赶回武汉去推动一下。

在历次谈话中，毛泽东一再对梁漱溟强调，中国现在已是团结，但仍须求得进一步的团结。梁漱溟便说，你想进一步的团结，除了国是国策这办法外还有什么办法呢？梁漱溟又问毛泽东，并问张闻天，假如国是国策定下来，则党派问题即将得一根本转变，是不是？毛泽东、张闻天都答复是这样，那样全国将可以成为一个联合的大党。关于党派问题，梁漱溟从来就认定中国社会形势散漫，各党说不上有什么截然不同的社会基础，而从中国问题看去，恰又有其共同任务。因此，“绝不相容”只是人们的错误，而非形势所必至；大家合拢来，乃是问题所需要，而形势甚有其可能。不过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在当时梁漱溟胸中尚未具体化，所以亦未与毛泽东等人就此深谈，只是点到为止，交换意见而已。

所谓“意见的交换”，除团结统一问题外，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关于中国时局的，再一种就是关于中国前途的。对于后者，梁漱溟有一套，中国共产党也有方针政策。梁漱溟和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秉烛长谈，谈之不尽的就在此。与中国共产党理论上的差别，正如梁漱溟自己所认识到的那样，主要是因为对中国前途的看法不同。而对中国前途看法的不同，当然由于对中国老社会认识不同，从而对近百年所起变化的理解不同，从而对前途估计不同。梁漱溟总是执持两句话：

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社会均非同物。中国革命是从外面引发的，不是内部自发的；此其特殊性即由老社会之特殊构造来。

对于梁漱溟的这个理论，毛泽东大致予以承认，不过他更强调中国社会也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也还有其一般性。而梁漱溟总是要反驳说：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

梁漱溟和毛泽东——当代中国的“孔夫子”和“马克思”——的对话并不可能真正达成共识，至多只以互有启发，各人仍按各人的理想而奋斗下去。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谈话也有比较轻松的话题。梁漱溟问毛泽东：我听说共产党常要检讨自己，批评自己，今愿请问，中国共产党过去最大的错误是什么？是否也可说给我们外边人听听？毛泽东闻言笑着让梁漱溟自己说一说看。

于是，梁漱溟据自己所见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对于梁漱溟的这些说法，毛泽东并未予以反驳。至于要不要取得政权的问题，毛泽东反问他中国共产党不是已经有了一部分政权吗。假如国民党邀中国共产党参加到中央政府去，也可以参加。国民党如不邀，也不强求。即使国民党来邀，而也待考虑大局相宜否。但从长远看，国共必是长期合作；长期合作中，就少不了参与政权。

本文摘自《中国圣雄：梁漱溟传》，马勇 著，东方出版社，2015年6月。

《中国圣雄：梁漱溟传》图书简介

梁漱溟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国学大师，有着“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他终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复兴，投身于乡村建设运动和中国教育事业，并亲历国共和和谈、为建设新中国作参谋。无论时代更迭，他始终追寻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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