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金观涛“超稳定结构”与启蒙

在充满着“新启蒙”意味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金观涛先生在历史、文化学界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符号。这种复杂，多半归于他《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

这本书运用控制论，系统论和数学模型方法，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并根据这一假说，对中国历史上一些令人迷惑的现象和难题，如大一统的组织能力、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的原因、农民战争的特点和作用、对外来文化的融合能力等等，进行解读，力图发现那些被大量细节掩盖着的重大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解读，是对既往史学和文化观念的颠覆。

在这一领域孜孜多年的学者，多半对金观涛的这种颠覆有些不屑一顾：一个学化学的人，对线装书还不知道从左还是右读起——更不要说“韦编三绝”，用什么时髦的新“论”，就想揭开弥漫了多年的历史迷雾?当年，我是历史系的学生，在古史圈读书，这样的说法多次从我尊敬的老师口中冒出来。

我对我的老师这样的说法很不以为然，当年就和老师争吵过。在我看来，金观涛的新论不仅给沉闷的历史学界带来了观念上的冲击，而且是当年新启蒙大潮中的一朵浪花。他用“超稳定结构”这个词，刺穿中国三千年历史的脉络，把历史按照他的思路一层层地分解、并重新组合予以展示，历史的走向，1980年代后中国的走向，一目了然。

金观涛论述的是历史，但关照的是现实。因此，他在论述过程中所展现的精神上的自信与使命感，使你不得不把他视为一个新启蒙中的符号。所以，读完他书后，我顺手将郑板桥“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的名联写在扉页，幼稚地表达心中的震撼。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新启蒙逐渐退隐，金观涛也走了，走的很远很远的，不期然地竟然走出了大陆学界的视野，被他感动过的六零后族曾经激情的岁月，也变得更远更朦胧了，以至于只剩下偶尔在报刊上看到他的名字后的一种可怜的温馨了。

金观涛走得再远，不期然——又一个“不期然”——还能回来。他和刘青峰带来的《观念史研究》一书，再一次为当年“金迷”所关注。

读《观念史研究》，“金迷”没有失望。二十多年来，金观涛还是如同以往，一路向自己历史观的纵深处迈进。不过，与当年的“以论带史”相比，这回可是实实在在以数据说话。他们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期间，建立了一亿两千万字的有关政治思想原始文献的数据库，并带领研究团队对1830-1930年这一百年间大量关键词的意义进行统计分析。这是需要经年累积，需要皓首穷经的真功夫的。由此，他们勾勒出1830-1930年中国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甲午战争前为第一阶段，这是儒学对西方现代观念选择性吸收的时期。对那些儒学中没有的观念，该阶段表现出全面拒斥或漠视;第二个阶段是1895-1915年这二十年，我们称之为学习阶段。也就是说，1895年甲午战败是一个分水岭，西方现代核心价值和最重要的观念统统是该年或稍后即1898-1902年间传入的;1915-1924年为第三阶段，其特点是用中国思维模式对西方现代观念进行重构以形成中国式现代观念。

三个阶段所构成的“观念史”，依然是“删繁就简”，依然是“领异标新”。

如同当年的“超稳定结构”一样，金刘伉俪所打造的“观念史”，依然充满着穿透力。“我们相信，用数据库开展关键词历史语义学之分析和观念史传统方法结合，一定会给这一领域带来革命。”

三十年的岁月，尽管激情和喧嚣早已渐行渐远，启蒙的担当早已为学者所遗忘，但金观涛还是那样的自信。这种自信，犹如余烬的温馨，成为“金迷”们继续追捧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