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为何与国民党合不来？

【编者按】国学大师梁漱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他的典型意义何在？他充满传奇的人生经历能够给予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活动什么启示？今天的知识人该如何继续关注国家？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中国文化书院研究员江力、梁漱溟先生之孙梁钦宁共同做客东方历史沙龙，解剖梁漱溟给中国知识人的启示与教训。以下为演讲内容整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

马勇（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梁漱溟的研究涉及的题目很多，如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关于现代中国政治之间的关联，关于和每一个重要政治人物（如毛泽东、蒋介石）之间的交往，以及相关影响等等。今天我们选择从这个宏观的主题切入，探讨提供梁漱溟对中国知识人的启示和教训。

自近代到目前为止，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期，相对应地，梁漱溟正是从传统社会士大夫阶层向专业知识分子转型的过渡性人物。在中国的古典社会当中，“公共知识分子”是士大夫阶层，从孔孟到贾谊，再到东林党，他们讨论的问题都是天下国家。中国知识人的使命是批评政府，而这批评本身是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与传统的士大夫不同，现代的知识分子普遍形成一种向“专业知识”发展的走向，包括在社会科学领域当中仍然有一批叫专业知识分子，他们没办法讨论天下国家，因此也面临很大的困惑。这种状况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当中的一个必然。那么面对知识分子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迷茫，梁漱溟的人生经历，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经验和教训？

梁漱溟为何与国民党合不来？

梁漱溟这一代人从辛亥革命开始起步，一直在“革命”与“保皇”之间摇摆，直到1910年他看到清政府的改革毫无希望后，便义无反顾地走向革命。对于辛亥革命的困惑让梁漱溟等知识分子思考中国的道路应该怎么走，而梁先生是率先觉醒的人之一。当大家都在竭力去批判传统时，梁先生认为他们所批判的传统的负面因素是存在的，但那属于“假传统”。从1919年到1926年，梁先生对传统始终采取“适度保守”的态度，他写了两篇文章，认为苏俄的道路和资本主义都不符合中国。此时他从北大退出，去民间办学。在这期间他看到了南方的国民革命是中国之希望，并认识了李济深等各类人物。

梁漱溟为何与国民党合不来？原因之一就在于梁漱溟与李济深等人有很深的互动。他在李济深的司令部中曾提出关于国家统一的看法，与李济深的价值观相契合，这让他与国民党的“左派”产生了深刻的关联。而政治的发展却恰恰使李济深等人在国民党内部和蒋介石分开，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知识人在介入政治的时候，涉及到知识人对价值观、中国政治分析的认同问题，在这一层面的问题决定了梁先生与蒋介石找不到亲近感。他们二人向来公事公办，没有一点可以私下讨论的空间，所以便没法成为朋友。所以知识分子在介入政治的过程当中，如果“桥”走错了，后面都不好办。

从1929河南的村治运动到1930年的乡村干部运动等民国政治活动，梁先生主要的交往对象，是和蒋介石有疏离感的冯玉祥、韩复渠。梁先生和冯玉祥曾有高度认同感，比如梁漱溟先生曾全身心投入到山东的乡村自治建设中，他的工作受到了韩复榘的支持和帮助，而且他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讨论，对我们今天当代中国非常有启示，这也受到了他和韩复榘、冯玉祥之间关系的影响，而后来韩复榘与冯玉祥都和蒋介石发生了问题。介于蒋介石在国民党的中心地位一直不变，知识人在政治立场上如果一直站在蒋介石的对立面，便是“站错了队”，这使得梁漱溟先生在民国时期与国民党的主流相处产生障碍。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些关联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到了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国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外交上的民族危机，梁先生和蒋介石和国民党主流开始曾有很好的合作，并与罗隆基、曾琦、左舜生、黄炎培、张澜等人在1941年成立了第三个民主同盟——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事实上梁先生从民国初年一直到民国结束，都在和国民党当中的非主流打交道，他在这个过程中是以独立的知识支持方式介入到国民党内部，而不是通过政治路径。这使得蒋介石、毛泽东、梁漱溟成为了1945年中国政治舞台的主要活跃者，民国时期梁漱溟也成为了一个比较成功的政治家，毕竟知识分子介入政治要把握好“度”，而我们中国今天没有和梁先生相当的人，能够拥有影响一方的巨大力量。

介入政治的方式不能太直接

有关梁漱溟和毛泽东之间关系的说法很多，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我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问题。1917年，梁先生来到北大哲学系当讲师，蔡元培时任校长，张申府后来也在北大做了图书馆的编务组的组长，这几个同龄青年在北大相遇，我称此为“几个边缘人的奋斗史”，而这个奋斗史影响后来20世纪中国政治的发展。那么在这些人之间，梁漱溟和毛泽东的关系为什么能够这么好？那是因为二人在1917年都受到过冷落：那一年的北大已经被“新学”占领，当时一大波学生都是留洋归国的博士，梁先生并不受欢迎；而当时北大的教授们又有到哲学系教授杨昌济家聚会的习惯，同为“边缘人物”的毛泽东和梁漱溟便在此时建立了感情。此外还有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老所长范文澜、北大校长蔡元培，这几位都成为在中国政治领域当中重量级的人物。

1938年，梁漱溟和毛泽东的看法发生了分歧，但是政治观点冲突的仍然不影响他二人的友谊，这段经历实际上影响后来梁漱溟的选择：1949年到北京来了以后，梁漱溟与毛泽东走的越来越近，所以就有了1953年梁漱溟讨论总路线的问题。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把握要掌握好分寸，介入政治的方式不能“太直接”了。

同为北大最牛的教授，梁漱溟先生和胡适之间也有值得比较的地方，这主要体现在言论方面。其实中国2000年从秦始皇帝制以来，言论并不是一直都是放开的，但同时也并不是一直都被管制的。清代文字狱总共一百七十几个案例，这一百七十几个案例都恰如其分，没有一个是真正冤枉的。而历史上胡适和蒋介石有直接的交道，梁漱溟和毛泽东有很长时间的接触，而且梁漱溟先生和毛泽东的交道比胡适和蒋介石的交道要深得多。胡适曾在1958年当面指责蒋介石，于是蒋介石回到家里当天晚上日记里就大骂胡适；梁漱溟在处理与最高领导人的关系时也曾遭遇类似的情况。但是梁漱溟先生敢于直言，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这就是他赢得大家佩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此知识分子在参与政治时需要注意对于言论自由的把握，这个把握不仅在于自己，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

两个北大教授的别样结局

梁漱溟先生一辈子都关心着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这两件大事儿，整个20世纪，同样在这两个问题上下工夫的一大批人，也在思考中国的路究竟应该怎么走，内外兼修要怎么做，修齐治家怎么做，治国平天下又怎么做。梁先生可能是这代人当中做得最圆满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他跟黄炎培、晏阳初这一大批中国知识人，利用地方政府等官方的力量，来探寻中国现代化以及农村发展的路径。我们近代很多知识分子宣言不和官方打交道，但是和官方打交道可能是在这种体制下必要的选择，交道一定要打，只不过如何打需权衡。

蒋梦麟，梁先生在北大的老同事、老领导，和梁先生同样都把漫长的一段生命贡献给了农村复兴，但是却换来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结局。刘少奇在1946年的时候给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里刘少奇基本否定了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和农村改造运动。

但是当时梁漱溟在1949年之后有两件事情原本可以做得很好。其中一个是他想创办的世界文化研究所，可惜后来不了了之。如果当时这个办成了，按照梁原来的东西方文化、哲学的思路去分析和研究世界文明的发展，不管政治环境如何，都会给我们后来提供很多宝贵的资料。

蒋梦麟也是从北大离开的，从1919年到北大，一直做校长到1946年。包括他后来离开北大，和国民党蒋介石合作，在蒋梦麟的后半生里，一直到他1964年去世都在做农村复兴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从1949年到1960年，台湾的农业发展当中蒋梦麟的贡献和梁漱溟在大陆的贡献根本就没办法比较——同样都是北大的教授，在政治的介入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当中却千差万别。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无奈和为难。

推荐延伸阅读：《中国圣雄：梁漱溟传》，马勇著，东方出版社201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