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劲秀：“张春桥思想”是什么思想?

       张三也好，李四也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但是并不是都能称之为“张三思想”或“李四思想”的。张春桥的思想是何时被何人称之为“张春桥思想”的?我没有研究，不敢妄断。但我从人民网-文史频道读过一个长篇连载，在第二十二章《与邓小平对着干》中专门有一节“张春桥思想”，其中讲道：“张春桥深知，毛泽东能够成为中国的领袖，主要在于理论上的独创，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富有‘领袖欲’的张春桥，已不再以写一本《毛泽东传》为自己的‘最大愿望’了。他手下的喽啰，很快就领会了张春桥的意图，在上海开始研究‘张春桥思想’，宣传‘张春桥思想’。”不知这是不是“张春桥思想”一说的最早出处，也不知是不是张春桥“手下喽啰”的首创，待考。

至于“春桥思想”一词，则是近日在共识网读到郭松民先生《“春桥思想”和“南街村道路”》一文第一次看到的。我认为，如果从修辞的角度说，用“张春桥思想”与“南街村道路”作标题比《“春桥思想”和“南街村道路”》更对称些，但郭先生去掉一个“张”字，用《“春桥思想”和“南街村道路”》作标题，虽然有失对称，但是却体现了郭先生对张春桥的亲近和崇拜。郭先生仅仅去掉一个“张”字，就顿时使张春桥当年手下那班使出吃奶力气吹捧”张春桥思想”的“喽啰”们相形见绌、黯然失色多了。

“张春桥思想”究竟是什么思想?郭先生在文章中专门有一节论述了“什么是‘春桥思想’ ?”他说“春桥思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揭批查’运动中受到反复批判。那么，‘春桥思想’的主要内容究竟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有两篇文章最能代表张春桥的思想，一篇是发表于1958年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另一篇是发表于1975年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两篇文章，第一篇可谓张春桥登上政治舞台的宣言之作，因为正是这篇文章使他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并以此为起点逐步进入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第二篇则是他在政治舞台上的谢幕之作，一年之后他就失去了公开发表文章的权利。这两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的中心思想：即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条件下，必须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决定性问题。”

好吧，我就简要地谈谈最能代表“春桥思想”的这两篇文章。

先说《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据人民网-文史频道《张春桥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一文披露，柯庆施自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与毛泽东接近的机会更多了。每一回从毛泽东那里回来，柯庆施总带来“最新最高指示”。张春桥一边听，一边飞快地往本子上记。

这时候，张春桥的公开职务是“中共上海市委政策调查研究室主任”。他把晚上的时间，几乎都花费在研究小本本上所记的毛泽东的言论上——虽然这些话是经柯庆施“中转”才传到他的耳中，但毕竟是反映了领袖的最新思想。

从反反复复的揣摩之中，张春桥发觉：毛泽东对于红军时期的供给制颇为欣赏和怀念，在多次讲话中提到了当年的供给制，而对于八级工资制造成的等级差别，毛泽东常有非议。

张春桥摸准了毛泽东的思想脉搏，于是呕心沥血，数易其稿，写出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

此文首先于1958年9月16日在中共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杂志第6期上发表。那时《解放》杂志创刊不久。柯庆施指示，每期《解放》杂志都要寄送毛泽东。因此，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很快便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历史上有些高级政客和奸臣贼子为了取得皇上的宠信，往往挖空心思、不择手段甚至采取贿赂太监、收买宫女等身边人员的办法了解皇上的习惯、好恶、乃至近期读什么书、看什么戏、对人对事发表什么评论等等信息，然后据此对症下药，往往十拿九稳。由于张春桥这篇文章是在摸准了毛泽东的思想脉搏和心理状态之后有的放矢写成的，所以，一炮打准。毛泽东一看文章的标题就大感兴趣。他一口气读完，觉得此文甚合自己的心意，尽管有些提法过于偏颇，但他还是把“张春桥”这个名字牢牢地记住了。

毛泽东嘱令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对张春桥的文章有点不同意见。为此，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转载张文时所加编者按语是否说得活一些。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复函吴冷西：

冷西同志：

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即编者按——引者注)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

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同志一问，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

毛泽东

10月11日上午十时

毛泽东写的“编者按”连同张春桥的文章，在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醒目的位置上发表了。当柯庆施告诉他，按语是毛泽东写的时，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张春桥受宠若惊，“那一天晚上在家里多喝了几盅，兴奋得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踱着。他把毛泽东的按语，一字不漏地全背了下来。”他在反复回味着，“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领袖的赞语使张春桥兴奋不已，他为自己庆幸：“张春桥”三个字从此进入了毛泽东的心中!

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思路撰写的，该文首先讲到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广大的解放区的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这个原则是“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对那个时候“大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大家过着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大加赞颂。赞扬巴黎公社“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批判“原来有人说供给制会使人们懒惰起来。现在证明，恰恰相反，倒是等级制度把人弄懒惰起来了。有的干部多作一个小时的工作，也要计算加班费了。而在供给制的条件下，在革命战争中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贡献出来的人们，他们计算过什么什么费吗?”批判说:“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像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甚至把争名于朝、争利于市、铺张浪费、腐化堕落等现象都说成是不实行供给制带来的灾难，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造成的的罪恶。最后号召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有什么怀疑吗?”

战争年代实行供给制是完全必要的，但在和平建设时期再让人们过“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的生活就失去了革命的意义，人们也不会接受——革命、奋斗，无数先烈为之牺牲，不就是为了广大人民过上安居乐业、幸福美满的好日子吗?正常的人，谁愿意过大家“都一样苦”的穷日子呢?

张春桥的这篇文章大谈“平等”、完全是空弹高调，蛊惑人心，虚伪之至，不值一驳。中央高干与基层干部拿一样的工资，中央高干同意吗?大学教授与小学校工拿一样的工资，大学教授接受吗?飞行员与清洁工拿一样的工资，飞行员心服吗?造原子弹的专家与卖茶叶蛋的小贩收入一样，造原子弹的专家平衡吗?(请读者朋友不要误会，在这里我只是列举不同职业、不同岗位的例子，丝毫没有贬低、歧视基层干部、职工和小贩等朋友的意思)那种打着“平等”的旗号，完全不讲资历、贡献、知识和技术含量的绝对平均主义是真正的“平等”吗?事实上能行得通吗?

人所共知，当时中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制，辛辛苦苦生产粮食的农民居然吃不饱肚子，平等在哪里?农民没有粮票，进城无法买一个馒头充饥，平等在哪里?同样的学生，同样的考分，有的考分还挺高，却因家庭成分、亲属历史等原因不予录取 ，平等在哪里?

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如果真心实意摒弃他痛斥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体现自己高唱的“平等”原则，应当首先身体力行，公开宣布自己与市委宣传部包括传达室师傅在内的所有工作人员拿一样的工资、享受一样的待遇才对。可惜他只是空弹“平等”的高调，压根儿就没有把自己纳入与工农大众完全平等之中的意思，纯粹是蛊惑人心，欺世盗名。

再简要谈谈《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1975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该文洋洋洒洒七千多言，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依然是老调重弹，除大量重复《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中的观点外，还高度赞扬“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批判“资产”风;强调“同修正主义斗争”;强调“领导权问题”，等等。

这篇文章杀气腾腾，重点强调“阶级斗争”，强调“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有些工人农民和出身工农的人认为阶级斗争和全面专政是针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其实，张春桥强调的阶级斗争和全面专政是不限于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凡是不赞成和反对他极左路线的人，不管其什么出身、居于什么地位，都是他要打击和斗争的阶级敌人，都是他要进行全面专政的对象。他在这篇文章中说“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还说“新的资产阶级果然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这些人的出身一般都很好，几乎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又经过大学培养，成了所谓红色专家。但是，他们是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毒草，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头目，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由此可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想对你进行阶级斗争或者对你实行全面专政，罪名有的是，对在党政机关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可以说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高级知识分子，可以说你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对各行各业的打击对象，可以统称为“牛鬼蛇神”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社会基础”;对出身成分不好的人，可以直接说你是“阶级异己分子”;对出身成分是无产阶级的人，可以说你是“无产阶级的叛徒”，也可说你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罪名是可以信手拈来的。党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不就是被诬以“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叛徒、内奸、工贼”罪名蒙冤而死的吗?

张春桥高度赞扬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和极力鼓吹的“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的“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笔者是有幸亲身经历了的，尽管那时还是个小学生。农村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吃饭食堂化)”和同时肆虐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至今记忆犹新。这种胡乱折腾很快带来饿死几千万人的大灾难，不堪回首。后来经过几年艰难的恢复，虽说见不到饿死人现象了，但是每年午季只能分得几十斤小麦，山芋是全年的主粮。辛苦劳作，一个壮劳力每天挣满分也不过二三毛钱，农民生活贫困仍是铁的事实。张春桥闭着眼睛瞎吹什么“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不知这位“思想家”的良知安在?

“张春桥思想”强调的阶级斗争和全面专政，具体就是要罗织罪状整人，在这方面，张春桥是不遗余力、身体力行的。早在1962年，当年《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起草人、长期在上海从事党的宣传、教育、理论和文艺战线上领导工作的陈其五因在上海主持传达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而受到张春桥的追查，成为上海“阶级斗争”的靶子。1965年就被开除党籍，“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致残，1978年后平反，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84年9月去世。。

文革爆发后，张春桥在上海把陈毅等开国元勋视作自己攫取高位的最大障碍，必欲一一除之而后快。“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徐景贤晚年曾写一本回忆录——《十年一梦》，他在书中坦陈：“一九六九年，我自始至终积极参与了张春桥‘九大’整陈毅的全过程”。

徐景贤说：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张春桥回到上海，马上宣布成立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他在康平路小礼堂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布置说：“陈毅，叶剑英、李冨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这些人都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要把他们的材料收集起来，供‘九大’开会的时候使用，可以通知各口、各群众组织，把这些人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统统搜集起来，把知情人都发动起来……。张还当场决定，在康平路大院里成立一个专门的‘九大’材料小组，由王洪文和我直接抓。”

“材料小组开会商量，决定从三个方面着手收集材料：一是把这些被称作‘黑干将’的老同志过去在各个场合，各种会议上的讲话集中起来、摘录其中‘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二是把历届市委、市人委和各部、委、办等机关的档案，来一个翻箱倒柜，从中搞取有关的材料;三是动员过去和这些老同志共过事的人，或是在他们领导底下工作过的干部，起来‘反戈一击’，写出书面的揭发材料，即使关在‘牛棚’里的审查对象，也不要放过，动员他们‘检举揭发，带罪立功’。”

鉴于陈毅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亲率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歼敌十五万三千余人，接着出任解放后的上海首届市长兼军管会主任，为人光明磊落，坦诚豪爽，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因此，现在张想要在上海站住脚跟，取陈毅而代之，成为上海市的党政一把手，就必须千方百计削弱陈毅在上海群众中的影响。”当得知有些干部群众为陈毅评功摆好，还有静安区的一个干部，在听说陈受到批斗以后，难过得落下了眼泪时，张春桥“气得要命，决定马上召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由他自己亲自主持并作讲话。”直接点名批判了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人，对陈毅批得尤其厉害。他说：“这伙人实际上就是第二个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执行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又说：“主要是七个人，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是以李富春的家为‘裴多菲俱乐部’的中心，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参加，多次开黑会;另一个是以京西宾馆和西山为黑据点的中心，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三个副总理，三个军委副主席，一文一武。在这两个中心之间穿针引线的就是副总理兼军委副主席陈毅，他实际上是‘二月逆流’的总联络员，两面跑，一下到国务院，一下到军委，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两个中心，是一股势力，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中心，他们一文一武，互相配合，企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张春桥接着重点批判陈毅，“过去是新四军的，解放以后又在上海工作了一个时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对他还有迷信。静安区有一个人，听说陈毅受了批判，居然还替他掉眼泪!因此，我们要揭穿陈毅的老底，他这个人，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反对毛主席。有人把他在军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他不会打仗，只会下棋……。讲话完毕，张规定必须把全会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到上海的基层群众，企图用高压政策来抑制上海人民对陈毅的怀念和爱戴。”

“九大”材料小组的成员为了把陈的材料搞到手，翻遍了各种档案资料，还挖空心思地寻找陈的社会关系。有一个干部过去当过陈的警卫员，“九大”材料小组就通过组织对这个警卫员施加压力，让他写出揭发老首长的材料。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一本三十来页的《陈毅同志言论小集》(后上纲上线，改为《陈毅反动言论小集》)。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六年期间，在上海、北京等地各种会议上的报告、讲话以及接待外宾时的谈话记录中摘抄编成的，共分九个部分，都是上纲上线的，标题如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否定历次政治运动，鼓动右派分子翻案和向党进攻。顽固反对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轮。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否定工人阶级领导，丑化工人、贫下中农，反对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贩卖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美化和投降帝、修、反。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卑命……。

好了，好了，张春桥罗织罪状、陷害忠良的例子还有必要多举吗?张春桥是什么货色还要多说吗?

郭先生满怀深情、颇为惋惜地说：“1976年10月6日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的文章和声音就从中国媒体上消失了，他变成了一个无声的政治箭靶。尽管1980年‘两案审判’时，他再次出现在聚光灯下，但却一言不发，给世人留下巨大问号。”坦率地说，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党、国家和人民因此得救。当年庆祝、欢呼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时，人们奔走相告、载歌载舞、鞭炮炸过，大街小巷到处落满一层厚厚的纸屑，还有不少人逮四只螃蟹，配两瓶老酒与亲朋好友一醉方休……，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特别法庭对“四人帮”的审判是人民的审判、正义的审判、历史的审判。至于张春桥在被审判时的一言不发，郭先生说“给世人留下巨大问号”云云，我认为，张春桥如果是一个真理和正义在手的思想家，他完全应该利用这个合法的机会和场合，公开反驳公诉机关对自己的指控，当众申辩和澄清自己不存在的罪状，展示自己伟大“思想家”思想的深邃、理论的高深、坚定的信念和战斗的姿态，多好啊!可惜他没有这样做。对他的一言不发，我没有郭先生这种“问号”的感觉，倒有一种感叹号的认知：死猪不怕开水烫!如此而已。

总而言之，所谓“张春桥思想”，说白了就是极左思想，就是文革思想，就是整人思想，就是祸国殃民思想。所谓“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实质上也是对所有人的专政。如果张春桥的阴谋得逞，登上大位，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么，党和国家将会沦到何等境地，这是不堪设想的。任何人，包括对张春桥一伙充满善意、颇为神往的“粉丝”们在内，都有可能成为张春桥们的“阶级敌人”，被他们“全面专政”，对这一点，不妨借用一句曾经流行的话说：“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

2015年7月28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