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果老：“四人帮”覆灭之前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惶惶不安，竭力挣扎。

9月9日 凌晨2时，在政治局召开的讨论治丧会议上，江青闹着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姚文元跟着附和(见前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详忆粉碎‘四人帮’的前前后后》，《百年潮》2012年第10期)。

9月10日王洪文在中南海紫光阁擅自设立中央办公厅值班室;每当政治局开会之前，他们四人都要先开小会，活动频繁。姚文元并动员不少人向江青表忠心(同上文)。

9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泽东追悼大会。追悼大会前十分钟，华国锋要工作人员周启才向政治局委员再介绍一下向毛泽东遗像鞠躬的程序：集体向后转，面向毛泽东遗像三鞠躬。张春桥突然说：“那怎么行?转过去，屁股对着广大群众，不行!” “四人帮”其他几个也跟着说：“是啊!屁股不能对着广大群众啊!”叶剑英、李先念、吴德、许世友等人都说，上次政治局会上已经定了，就按定好的程序办。这样“四人帮”再没吭声。周启才把这一情况报告华国锋，华气愤地说：“这是他们故意捣乱。”(周启才《毛泽东去世以后讣告和悼词的出台前后》，凤凰卫视口述历史，2005年2月17日)屁股不对着广场的群众，就要对着天安门上毛泽东的遗像。这是别无选择的。这是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的一次集体捣乱。老帅和老同志对他们一伙的瞎胡闹十分气愤。

从“四人帮”的心态和表现来看又各有特点。

江青在毛泽东逝世后，马上从钓鱼台搬进中南海，每天缠着张玉凤要查看毛的文稿，目的是要获得毛的独家指示和对她有利的文件，好对政治局发号施令(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采访汪东兴谈话记录，1984年6月15日，史云编著《张春桥姚文元实传》第479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10月)

江青本性不改，依旧盛气凌人，在政治局继续制造摩擦、争吵，引起大家非常反感。姚文元明显感到，“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开始疏远她”。(姚文元日记1976年9月30，见《张春桥姚文元实传》第472页)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说：“谁要破坏团结，就从这里站出去。”她还没讲完，许世友就站起来责问她：“你为什么要我们从这里站出去?”江青辩解说：“并没有说你嘛。” 许世友很愤慨地批评了江青一通。有些老同志就劝说，可江青还在继续讲。姚文元看到老同志很疲劳了，就说，你们先走，让她一个人去讲吧。叶帅就先走了，最后就剩下几个人。(1980年7月24日姚文元审讯记录，《张春桥姚文元实传》第468页)

张春桥故作镇定，但他显然错估了形势。肖木(张的秘书)说，我劝春桥同志要为人民多保重自己的身体。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我心中难受得受不了，胸中时常感到气闷，守灵时由于摸了一下胸口，啊呀，谁知道被电视台的记者拍摄进镜头里了，引起许多人不安。我对春桥同志表示，担心目前的形势，特别是部队不在我们这边。春桥同志说：“现在形势不能同马克思逝世时相比，也比列宁逝世时的形势好得多，当时托洛茨基是红军总司令，威信比斯大林高得多。邓小平虽然被打倒了，但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目前资产阶级力量还没有聚集起来，缺少挂帅的人物。”

肖木谈到，现在人们普遍对形势感到担心。张春桥对他说：“要有信心。今后还要继续批邓，要讲团结，这是大方向。你转告上海的同志们，要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准备斗争。”(肖木1976年9月18日夜笔录，《张春桥姚文元实传》第478页)

姚文元则显得忧心忡忡。姚的日记记载：

“晚上和英(按：姚妻金英)长谈。重点谈国内形势和党内斗争。她的政治嗅觉很敏锐，和我有同样预感。主席逝世，一些人可能会趁机闹事，要提高警惕，要有所准备。我和英最担心的是孩子，他们尚小，不谙世事，能经受得住残酷斗争的考验吗?……(我)为什么变得这样多愁善感?这是意志消沉和怯弱的表现。我要振作起来，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战斗。”(9月13日日记，《张春桥姚文元实传》第472页)

姚文元在审讯中谈到，他曾见到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一位老将军的儿子写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当时在301医院养病的罗瑞卿、傅崇碧(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身上都带有手枪，是以防万一，“准备行动”;还说毛主席逝世后，“中国可能要发生内乱，主要是争夺最高领导权。”“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按：某将军)就率部队北上，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按：上海帮)全抓起来，统统杀掉。……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民兵全吃掉。”(《张春桥姚文元实传》第473页)另一封信是新华社一位记者的检举信，检举的是中央一位政治局委员的儿子，对当前局势的造谣与煽动。信中说毛主席现在病得很重，“活不了几天了。”只要他去世，“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全国实行军管。”(《张春桥姚文元实传》第473——474页)姚见到第二封信后，精神一度紧张，对鲁瑛说：“这几天要是你们到处找我，突然找不到我这个人了，你要继续做好报纸出版工作。现在阶级斗争形势是很复杂的，要提高警惕。”(1980年7月17日审讯姚文元记录，《张春桥姚文元实传》第474页)就在这次审讯中姚文元交代了他和张春桥10月6日私下谈话的内容。

姚：我问张春桥，你这一段时间和国锋同志相处，他觉得怎么样?张说，我觉得一般还是能合作的，就是不大交心。他还说，我对国锋同志讲了，我有主意尽量向你提出来，我的主意可能是错误的，但我绝对不会出坏主意。…….他还说，他曾多次劝华主席和江青搞好关系。当时我对张春桥说，对华主席还是要帮，这是大局。他冷冷的说了一句，尽量帮他。当时张春桥还讲了一件事，他说，那个批邓的小册子，华主席压了很长时间没有批，是他催了几次才批下来，还说那几本东西他(华)根本没有看。张春桥这番话是攻击华批邓不积极……另外我们还谈到了江青……张春桥问我最近和江青的关系怎么样了?我说，还好，比较缓和了。(注：新华社有一篇内参写江青如何找工艺工人做花圈，如何讲文冠果是“文官果”，引起江青大发脾气)张春桥希望我主动去看看江青，和她搞好团结。……我说，我接到一封信，里边说毛主席逝世以后，可能宣布某某某是叛徒。这种问题不一定是真的，但应该引起警惕。我没有告诉他名字。他听了后也没有什么反应。(《张春桥姚文元实传》第481——482页)“四人帮”中年纪最轻的王洪文想到发动武装政变。

他交代说：我得到了某某某儿子的信后，首先找到了毛远新，把这封信给他看了。我担心地说：“看来他们真的要动手了，我们没军队怎么办?” 毛远新想想说：“北京军区和卫戍区全靠不住，真要有人闹事，我们就被动了。最好的办法是尽快从沈阳军区调两个师来。”我说：“调动部队得有军委的命令才行。不然，李德生会听你的?” 毛远新说：“我给孙玉国打电话，让他直接下命令，以拉练的名义把部队调到北京附近。”我点头表示同意，又担忧地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关键时刻还得靠民兵。”(1980年7月20日审讯王洪文记录，《张春桥姚文元实传》第475——476页)

“四人帮”企图发动武装政变是不能得逞的，因为他们手中没有部队，也调不动部队。李德生后来对《张春桥姚文元实传》的作者史云说：“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谁也调不动军队。当时我正在黑龙江视察部队，接到中央军委的电话，立即赶回沈阳控制好部队。”(《张春桥姚文元实传》第476页)

9月28日张春桥通过秘书肖木向上海市委常委传来指令，上海有大考验，要准备打仗(徐景贤《徐景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十年一梦》附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419页)。在无法调动正规部队的情况下，王洪文与张春桥商定，发枪支武装上海民兵，企图策动武装叛乱。从1976年毛泽东病重以后，上海方面先后给民兵发枪炮共七万四千多件，弹药一千多万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第479页)。它们数量并不少，但要用来对付中央军委指挥下的几百万正规部队，无异于以卵击石，至多只是表示一下在末日将临之际，一种挣扎的姿态罢了。

就在张、姚谈话的当天(10月6日)晚上，“四人帮”被一举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