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陇：北京，曾经有条“反修路”

文革期间，癫狂的人们为了表达革命决心，打碎一切旧事物，在全国兴起了一次改名高潮，凡是具有封建色彩，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沾点边的名称都要改为革命的名称，所以那时候的中国城镇，到处是反帝路、红旗路、反修路等，这些街道名称时时刻刻提醒着人们，这是一个革命的中国。在全国几乎所有城市里都有一条“反修路”，而北京的反修路则更具有造反意义和现实意义，因为这条路上有着修正主义头头苏联驻华大使馆，也许正是北京红卫兵这次改名行动开始了全国改名的高潮。

1966年8月20日上午，位于苏联大使馆旁边的北京女二中(现为北京东直门中学)的红卫兵将通往苏联大使馆的“杨威路”的路牌上贴上了“反修路”，并且红卫兵们印发了《大造修正主义之反》的传单：

大造修正主义之反

女二中红卫兵通告

通告全市革命的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于八月二十日上午十点把通往苏联大使馆的“杨威路”的路牌上贴上了三个红光耀眼的大字“反修路”。下午我们又把同为苏联上午参赞处的“北顺城街”改为“挖修根街”。我们大造修正主义之反，真是大快人心，经过那里的革命群众无不拍手称赞：好得很!好得很!这一下子真是大大地震动了老修的黑宫，修正主义的老爷们!“反修路”三个大字毫不留情地刺入了你们的眼睛，你们不感到刺眼吗?你们不感到难受吗?你们怎么能活下去呢?你们大概一整天都是坐在屋子里歇斯底里大发作吧?我们要正告你们，北京前市委的一批混蛋们，做了赫鲁晓夫的洋奴才，对你们这些洋奴才们恭恭敬敬，体贴入微，真可谓是你们的赫秃子的孝子贤孙。

北京是反帝反修的中心，可是以前北京市容却体现不了这种战斗的气息，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我们就起来造反，大造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之反，捣毁三家村黑店，大造前北京市委的反，现在，我们要反到你们洋老爷的头上来了，我们抡起千钧棒，把你们现代修正主义砸得稀巴烂!

有人絮絮叨叨，吞吞吐吐地说什么“国际影响”、“国际影响”，这统统是谬论，请问你们所说的是什么影响?国际影响难道没有阶级性吗?我们就要讲无产阶级的国际影响。我们毫不隐瞒的告诉你们，我们就是要造成国际影响，造成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国际影响，造成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国际影响。正告一切修正主义的门徒们：我们既要反修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学校在修正主义的大门口，我们的地势好得很，我们不仅要改两条街名，而且要把女二中办成一个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反对修正主义的学校。

我们红卫兵战士还要把全中国的修正主义根子连根拔掉!

让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北京“东方红”反修学校(原北京女二中)红卫兵

从这份传单中我们现在还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文革气息和红卫兵们天不怕地不怕的“战斗精神”，北京女二中也改名为“反修路中学”，这个名字一直使用到1980年。女二中的革命改名行动在当时得到了高层的认可，8月29日，北京红卫兵造反组织举行了北京“反修路”命名大会，以下是当时对这次大会的纪实报道(此纪实报道内容来源于网络)：

反修的大示威──北京“反修路”命名大会纪实

《串连小报》记者

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反修路》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首都二十一的万名红卫兵在这里举行盛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热烈庆祝《反修路》正式命名。几天前北京女二中的红卫兵小将们首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了，他们倡议将苏联大使能所在的这条《扬威路》改为《反修路》。小将们这一革命倡仪立即得到了全市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热烈支持，大家都说：好得很!

今天《反修路》上空几条横幅的大标语，特别醒目在紧靠使馆的第一条就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主义磅礴全球!”马路两旁的墙壁上贴满了造修正主义之反的火字报和祝贺《反修路》命名的贺信。当使馆的中国革命工作人员抬着喜报和主席的画象来到全埸时，全埸沸腾，爆发出一片“打倒现代修正主义”的口号声。八时许外国记者赶到，纷纷抢拍镜头，红卫兵手举红色语录本，高呼“打倒现代修正主义!”

九时正大会开始，致开幕词后，献《反修路》的路牌，这时军乐队高奏《东方红》两遍。红卫兵小将将《扬威路》旧路牌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集中对修正主义的仇恨猛烈敲击。在一片口号声和欢呼声中《反修路》崭新的路牌立在了路口。这时全体红卫兵面向新路牌长时间欢呼：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阿尔巴尼亚同志接到通知后立即赶来，当他门来到会场时，全埸情绪达到顶点，齐声欢呼“中阿战斗友谊万岁!”在热烈的掌声中阿尔巴尼亚同志接受了红卫兵的袖章，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你们的革命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马列主义者都有伟大意义”，他在讲话的最后的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毛主席万岁!”

抗大一附中战士在发言中说，“文化大革命不仅要破四旧，立四新而且要大造修正主义之反，就是要把反修的气味搞得浓浓的，让他们一踏上中国国土就胆颤心惊，我们的口号是“有修必反!一反到底!”

石景山钢铁厂、钢铁学院、哈尔滨工大以及其他单位的代表在发言中一致欢呼首都红卫兵的这一举动好的很!他们说：《反修路》的命名大长革命人民志气，大灭修正主义的威风，这是红卫兵革命的造反精神的一个有力象征，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新胜利。

使馆的中国革命同志倡议把八月二十九日定为《反修日》，大家一致同意，大家表示反修要反到底，反它一千年，一万年，他们高呼“《反修路》的革命精神万岁!”

大会最后一致通过了告全国的通电，通电说：“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是不折不扣的大叛徒，是道道地地的败家子，是全世界无产者的死敌，我们一定耍和它斗到底。”“让反修的旗帜在北京高高飘扬，伟大的旗手就是毛主席。”

大会在一片锣鼓声中和口号声中结束，开始了将要持续两天一夜的示威游行。红卫兵的队伍中人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们带着红袖章，拿着红色语录本、高举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的画象，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标语，走过《反修路》。游行中体现丁红卫兵全体战士和一切革命同志上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无限崇拜，他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本报记者报道)

(载北京《串连小报》1966年9月11日)

大造修正主义之反的北京女二中，在中苏关系密切时期，因与苏联大使馆相邻，学校特别注重宣传苏联，并且把这个地理优势化为办学特色，在校内开办了“保尔班”，并相继请到了包括奥斯托洛夫斯基的夫人在内的众多在中国有影响的苏联友人到学校访问、座谈，学校不少学生还参加了苏联和东欧国家举办的夏令营等活动，而“保尔班”当时在北京相当有名，据说王蒙的《青春万岁》就是以“保尔班”为素材创作出来的。但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女二中由中苏友好往来的积极参与者，变成了在文革中反修正主义的急先锋。教育与政治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政治引导着教育方向，这样的教育培养出的学生自然就成为了文革运动的主力军。

北京的反修路与全国数不清的反修路一样早已改名，现在的俄罗斯大使馆门前的路既不叫反修路，也不叫杨威路，而叫民安街，不知道这条民安街是否就是原来的反修路。

反修路这个名称现在虽然没有了，但那段历史不能抹掉，不是为了反修，而是为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