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之声：晚年毛泽东的矛盾心态

毛泽东把批林整风运动扭转成批林批孔运动，除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击党内的所谓“右倾”思潮或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正名”外，在政治上还有什么具体目标呢?他是否借此整垮周恩来呢?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颇费踌躇。他心里很清楚，和周恩来搏斗，在某种意义上就像唐诘诃德和风车搏斗。

其一，周恩来在批林整风中尽管在贯彻着自己的政治意图，但他干的每一件事，都有他毛泽东的指示为根据，平心而论，周恩来并没有反对他或者背离他的任何政治野心，也没有背着他搞任何非组织活动，对他毛泽东向来是逆来顺受，百依百顺，毛泽东根本没有任何事实上和道义上的理由来打倒周恩来;

其二，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他主持的全国日常工作实际上是支撑整个国家生活常规运行的砥柱，打倒周恩来，就等于摧毁这个砥柱，就等于让整个国家生活重新陷于混乱甚至瘫痪。而毛泽东所赏识的“左派”中的确没有能够取代周恩来的合适人选，没有能够支撑国家日常运转大局的人才。而周恩来此时已是重病在身，谁来接替周恩来，对毛泽东来说，已是刻不容缓必须考虑的问题;

其三，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式的政治运动及其所造成的混乱已经厌倦了，重复这样的运动和混乱，极有可能引发更大的政治危机，引起恶性循环。因此，除非万不得已，决不应以打乱国家正常秩序为代价进行党内的政治斗争。

因此，在批林批孔中毛泽东最终目的是敲打周恩来，而不是整垮周恩来。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批语外交部编印的第135期《新情况》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对外交部当时的工作下了四句话的结论：“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当时外交部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已取得相当成就，且外交上的一切大小事都请示过毛泽东，由毛泽东定夺，毛泽东这是鸡蛋里挑骨头，借此敲打周恩来。

同年11月，周恩来在同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最后一次会谈中，有一个问题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随即指示政治局要批评周恩来。江青等人趁机攻击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11月21日至12月初，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错误”，江青集团想借此突破口把事情上升到“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以此整垮周恩来，而毛泽东则在12月9日会见尼泊尔国王后对王海容、唐闻生谈起政治局这次会议：“这次会开得很好。缺点是有人(指江青)讲错了两句话。一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对总理也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批评不得。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毛泽东敲打而不是整垮周恩来的意图已清晰可见。

对毛泽东来说，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真正可依靠的力量当然是江青集团，是借文化大革命发迹的“左”派们。而“左派”们借批林批孔运动也想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就是整垮周恩来所代表的党内保守力量，在党的核心层的权力分配中，得到更大的份额，或者取得占压倒优势的地位。“左派”们的这些想法毛泽东何尝不心知肚明，但他心里非常清楚，凭“左派”的实力、政治威望以及治国经验，他们根本不是党内所谓保守力量的对手，他们撑不起国家生活正常运转的大局，他们无法取代周恩来。这一冷峻的事实令毛泽东十分棘手。而“左派”们的不知量力，又常常使他非常恼火，毛泽东就是在这种矛盾和彷徨之中度过了他最后几年的岁月的。

批林批孔运动和中央日常工作产生的矛盾，党内“左派”和所谓“保守派”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冲突，毛泽东可以通过搞平衡的方法予以解决或缓冲，但当矛盾必然集中在党政核心中的权力再分配时，就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就能摆平的了。当时矛盾触及到的两个最敏感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的复出，另一个是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这两个问题都直接和周恩来有关。林彪集团粉碎后，周恩来自然成了党内外仅次于毛泽东的二号人物。尽管周恩来的实际情况及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他不是毛泽东接班人的合适人选，但他在党内外的政治威望和政治地位是非同凡响的，他实际上支撑着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和党内重大事务的实际运转。但此时周恩来已身患癌症，如在他倒下之前不能物色到接替他的合适人选，文革后百废待举的局面很可能发生难以预料的混乱。周恩来留下的权力真空，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填补的。

一，这个接替的人必须有和周恩来相当的资历、威望及才能、精力胜任工作;二，成功接替后，由这个人在四届人大上组阁，组成新的中央政府，以保证全国政治经济大局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在这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毛泽东并不糊涂，他把目光瞄准了曾经被他当做“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打倒的邓小平。邓小平的复出，是毛泽东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中处于两难境地时作出的重大政治举措。

1972年8月，毛泽东在邓小平写给他的信上作出批示，对邓作出了肯定的评价。1973年3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提到他和叶剑英商议，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两天后，毛泽东建议中央发通知，让邓小平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1974年10月，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为四届人大组阁的问题定下了基调。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月上旬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举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月中旬举行的四届全国人大，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从1973年3月到1975年1月，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邓小平从“流放”到复出到火箭般地上升到党政权力核心的重要位置，都是按毛泽东的意图一步一步实现的，也就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却支持“左派”们通过批林批孔运动把周恩来一步一步逼向墙角。毛泽东在批林批孔运动上的坚定立场，为“左派”们在党内外核心权力中获取更多的筹码开辟了一条政治通道，但他把邓小平这样一个人物火箭般地送到周恩来接班人这个非同小可的位置，则又堵住了“左派”们获取更多更大政治权力的通道，对“左派”们企图通过批林批孔打倒政敌“自我组阁”的迫不及待的政治野心则是釜底抽薪式的迎头棒喝。如此矛盾的做法，真切地反映了毛泽东既在和风车搏斗，又保持着他的搏斗对象是风车而不是骑士的一份清醒的极为矛盾的心态。

邓小平的复出挡了“左派”们的道，双方产生磨擦和冲突是难以避免的了。磨擦和冲突中，毛泽东自然是最权威的调停人和仲裁人。毛泽东站在哪一边，帮什么人说话，是在四届人大的组阁中哪一方占优势的决定性因素。1974年10月，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借用“风庆轮”航行中的“李国堂(该轮副政委)事件大做文章，在新华社一份刊登关于该轮航行中的情况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分别批示，提出批判李国堂，并把风庆轮事件上升到我国造船工业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把批判锋芒指向交通部，实际上是指向国务院，指向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和邓小平。

10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公然逼邓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表态。因为邓在《国内动态清样》上什么批示也没作，只是画了一个圈，表示已阅。双方由此发生语言冲突，邓小平愤然退场。18日一早，王洪文带着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经过一夜策划做出的“决定”，背着周总理和中央政治局其他人飞长沙向毛泽东告状。这个主意显然是江青出的。她以为这一次也会像1970年庐山会议那样只要向毛泽东告一状，就会置对手于死地。王洪文在告状中，直指问题的要害。

后来审判“四人帮”时张玉凤的证词中是这样说的：“接着，王洪文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并说，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还在毛泽东面前，对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分别做了一番吹捧……。”(《尘封岁月》第462页)

然而，毛泽东的态度却出人意料。“左派”急于要在四届人大中组阁，以便在中央政府中攫取更多的权力，保住并扩展他们的政治势力，这一点毛泽东早已了然于胸。但毛泽东并不愿意在四届人大中过多地培植“左派”的势力，并不愿意“左派”组阁，尤其是江青组阁。不是他不想，而是“左派”无法胜任，让他们组阁，等于把他们放在炉火上烤，使他们垮台得更快。毛泽东在得知北京风庆轮风波的真相以后，下了这样一个论断：“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登奎同志已经在解决，但江青还在闹，这么搞，很不对头嘛!”接着，针对江青等人多次插足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也多次批评江青。一次他让唐闻生、王海容给江青带去三句话，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第一，不要出风头，第二，不要乱批东西，第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说江青积怨甚多。

在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上，毛泽东再一次站到了周恩来、邓小平一边。四届人大以后，江青等人借批判经验主义为名，对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保守势力”发起新一轮进攻。但毛泽东并没有支持他们，反而继续支持周恩来、邓小平。并在多次批评中，把“四人帮”的问题正式提了出来。在5月27日和6月3日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受到重创，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被迫作出检查。但是，这并不表明毛泽东改变了自已的初衷，站到了党内保守势力的政治立场。相反，就在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多次讲话中要求全党学习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要求张春桥等人进一步阐述、拓展、完善这一理论，提出了新生资产阶级的问题和资产阶级法权产生新的资本主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认真的。

其时，文化大革命已近10年，全国的社会经济秩序受到了极大的破坏，生产发展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各个领域都面临着“百废待举”，再拖下去，国民经济很可能由此走向崩溃，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随时可能爆发，一旦爆发，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必须有一个铁腕人物站出来收拾局面，邓小平就是毛泽东物色到的最合适的人选。这就是毛泽东持续支持邓小平的主要原因。

但是，毛泽东的底线是决不以全国安定发展大局为代价，来牺牲他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理论、方针、路线、政策。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就否定了毛泽东自己，就肯定了刘少奇。这样的结果，是毛泽东本人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最好的结局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前提下，安定社会秩序，整顿国民经济，发展生产，稳定大局。此时，毛泽东对邓小平及邓所代表的一大批党内元老派的最大的期望，是他们真正站到毛泽东的立场上来，承认并真心拥护文化大革命及其理论。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宗派主义，实际上是在向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做出让步，以换取党内在他的思想指导下的团结和统一，所谓“鱼和熊掌”皆可兼得也。

这只是毛泽东一厢情愿的幻想。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的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持续支持下，从1975年年初开始在全国各个领域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但是，邓小平的整顿是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进行的，而决不可能按照毛泽东的思维逻辑进行。同时，整顿本身的性质就是收拾文化大革命的残局，就是算文化大革命的旧账，就是摘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种种恶果，怎么可能不触及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实践的一系列实质问题，怎么可能反其道而行之，运用文化大革命的逻辑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过错呢?

工交口子以铁路运输为突破口，开展全面整顿，邓小平弄出了个“工业二十条”;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理论根据，通过科技界的“整顿”解放大批被打倒的知识分子，恢复早已停顿和涣散的科学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写出了一个《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个“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也适用”(邓小平语)的提纲却引起了毛泽东的质疑和不满;根据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的多次讲话精神由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写出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则委婉地抛弃了毛泽东一贯主张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移花接木”地提出了以毛泽东当年关于理论学习、“还是以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为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从而把“左派”们当时热衷的并得到毛泽东支持的“批林批孔”、“评《水浒》的政治运动轻轻地推到了一边。

更让毛泽东和”左派“们不能容忍的是，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始终抓住了一个“眼”，即首先是“领导班子”的整顿。这就意味着把文化大革命中大量涌进各级政权的领导班子中的“造反派”清除出去，或调开，把在文革中被打倒和解职的大批老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出来，充实进去，这等于颠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基础和权力格局，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实践成果面临着被全面否定的危机。这一切，都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安。

1975年初秋，毛泽东决定敲打邓小平。8月14日，毛泽东同奉命为他读书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位女教师的谈话中，讲到了他对《水浒》的看法：“《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姚文元当天闻讯后，立即写信给毛泽东，提议把毛泽东对《水浒》的评价和他本人的信印发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

毛泽东清楚，他为“左派”提供了一颗整周恩来、邓小平的重磅炸弹。尽管这颗炸弹爆炸的后果还很难预料，但毛泽东下决心把这颗炸弹扔出去了。他同意了姚文元的提议。随后，评《水浒》、批判投降主义在“左派”通过媒体的推涛助澜下，铺向全国。但毛泽东的目的只是敲打邓小平，他希望邓小平通过这种奇特的历史“影射”方式领会毛泽东的意图，在触及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上知难而退，和毛泽东保持政治上的一致。然而，“左派”们自然从另一个角度领会毛泽东评《水浒》的目的。他们把宋江架空晁盖直接影射成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泽东，如江青在9月中旬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竟大谈《水浒》，大谈晁盖被架空的“现实意义”，话说得十分露骨，并要求会议印发她的讲话稿和播放她的讲话录音，结果触怒了毛泽东，把江青狠狠训斥了一顿。

其实，此时毛泽东已处于骑虎之势。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再次打倒邓小平的。一方面，邓小平是被他本人当着国家的顶梁柱请出山并赋予重任的，而且在收拾文化大革命残局上除了邓小平，没有合适的人选能替代重病的周恩来;另一方面，四届人大由周、邓组阁，形成的权力格局可基本维持一个短暂的平衡，这对维持国家大局的稳定至关重要，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恢复也至关重要。打倒了邓小平，周恩来又重病在身，权力平衡被打破，稳局顷刻就成了危局，这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第三，请出邓小平又把他打倒，如此出尔反尔在道义上毕竟说不过去，况且邓小平整顿顺乎民心，全国拥护，已建立了威信，这样做对毛泽东的政治声誉无论如何是不利的。出于这些考虑，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不把事情弄僵，希望邓小平转弯、妥协，继续支撑这个局面。“左派”当然不理解毛泽东的真实想法，并如此露骨地想通过评《水浒》发起打倒他们政敌的政治运动，并说成是他毛泽东的意思，这当然要惹得毛泽东发火了。

问题是邓小平不妥协，不转弯，不买账。1975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连续写两封信通过邓小平转交毛泽东，反映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的问题，引起毛泽东不满，认为信是冲着他来的，邓小平传信是“偏袒”刘冰。并把清华的问题上升到“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10月，重病缠身的康生最后一次去见毛泽东，向毛泽东提出了有人翻文化大革命案的问题。11月2日，从当年9月就取代唐闻生、王海容但任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从新疆慰问回来见毛泽东，再一次提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影射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不批林批孔，不批不提刘少奇等等。

从1975年下半年起就对邓小平逐渐产生不满的毛泽东此时决心和邓小平摊牌，逼邓小平等人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表达。他对邓及其追随者的问题下了这样的结论：“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他当即让毛远新直接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话，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开门见山”地向邓小平提出了上述问题。但邓小平根本不买账，当场反驳了毛远新。毛泽东得知后非常恼火，又让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讨论，让这8个人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弄个水落石出。

11月3日，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到清华大学传达毛泽东对刘冰两封来信的谈话，以此为突破口，反击、敲打邓小平的“执迷不悟”。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并要求会议做出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毛泽东为这个评价定了调子：“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实际上，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会议是为邓搭梯子下台，只要顺着毛泽东定下的调子做出个“肯定”的决议，邓就可以万事大吉。毛泽东的本意仍要保邓小平，几乎是拉着邓的手让他站到自己的立场上来。

可邓小平仍不买账，竟戏称自己是“桃花源”中人，拒绝了毛泽东让他主持写“决议”的“好意”。忍无可忍的毛泽东已无退路，只好在中央政治局范围组织批邓。12月，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邓小平，而这样的批判会又由被批判人邓小平主持，这样滑稽的场面足以反映毛泽东的矛盾心态，他急切地希望邓小平能“幡然悔悟”，态度上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深知，一旦邓小平真被打倒，“左派”势必借机大做文章，党内两派在权力再分配的问题上势必进行新一轮的争夺，对这样的争夺他厌倦了，力不从心了，难以驾驭了。

但邓小平绝不向他的对手屈服，他决心“死硬”到底了。1975年12月20日和1976年1月3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被迫做了两次检讨，实际上是言不由衷，为自己的立场辩护。1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再次作“检讨发言”，并于当晚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解除他担任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声言他“是一个不适应于担负重要工作的人”。邓小平终于没领毛泽东的“情”，向毛泽东撂挑子了，事情弄成了僵局，没有挽回的余地，极为失望的毛泽东只好批准邓小平的请求。他对毛远新说，邓小平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意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小平的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看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但批邓，已经箭在弦上了。按党内斗争的惯例，按毛泽东掌权以来解决党内反对派固有的政治方式，必须在全党乃至全国重新掀起一场政治运动来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为了防止因急转弯而“翻车”，依然要事先打招呼。1975年11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共在北京开了打招呼会议，并于11月26日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大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第一书记，发出了《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要点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的问题定了性：“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反映。这是一股翻案风……是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从而由清华大学的大批判、“大辩论”发轫，在全党全国逐步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

在此期间，周恩来去世。由谁来接替邓小平的位置，立即成了党内两派斗争的焦点。邓小平被打倒，叶剑英在军委的大权随之旁落，党内保守势力暂时处于被动挨打的劣势。“左派”对总理的位置觊觎已久，如果得到这个位置，那么他们在政府中夺取大权、取得相对优势就不成问题，加上他们在党内核心层的力量，在毛泽东身后战胜党内保守势力、以求一统天下的把握还是很大的。因此，当时在国务院仅排在周恩来、邓小平之后的张春桥能否当上国务院总理，是“左派”们的这个政治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从毛泽东对批邓的态度看，他是全力支持“左派”整垮邓小平的，既然如此，他理应为“左派”在党和政府内攫更多更大的权力开道，因为能够继承文化大革命理论和政治实践的、能够把他毛泽东的旗织继续打下去的看来只有“左派”。但毛泽东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却踌躇了。1976年2月2日，经毛泽东提议和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当时还默默无闻、在国务院仅排名第六位的副总理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反映了在批邓问题上已成骑虎之势的毛泽东对党内斗争的无奈。

华国锋原任湖南省委书记，1971年调任国务院业务组负责人，1975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是十大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属于老干部，但又区别于党内所谓保守势力，他人厚道，忠诚老实，工作扎实，也许在毛泽东家乡当过父母官，对毛泽东当然是绝对忠诚，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中派”人物。这一点，毛泽东看得非常准。尽管华国锋在党内外的知名度不高，是一个公众所不了解的人物，但他的厚道和不参与党派之争的立场以及只对毛泽东本人负责的忠诚，使他成为党内两派都能接受的人物，只要毛泽东全力支持他，仍能在党内维持一个短暂的平衡。

至于为什么不让张春桥当总理，看来毛泽东是有更深的考虑的。毛泽东当然清楚，邓小平复出后所做的一切，都是当务之急，都是刻不容缓，都是必须的。收拾文化大革命的残局，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秩序，不仅是保持社会稳定和防止经济崩溃的大事，而且是关乎民心的大事。这样的大事，只有党内保守势力乐意去做，而且有信心、有经验把它做好。邓小平虽然把这件事做得很好，但他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坚不悔改”，所以打倒他是迫不得已，完全必要。但是，批邓，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又是和上述这件刻不容缓的大事相对立，邓小平的整顿实质上就是在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就是在翻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被打倒的那条路线那批人的案。而对批邓反右最乐意的人，当然是党内的“左派”。他们干得卖力、干得彻底、干得“扎实”，是完全可以让毛泽东放心的。

两件对立的事，都必须去做，但做起来又彼此矛盾，相互磨擦，形成内耗，这就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因此，邓小平做过的事尽管要批判，但还必须继续做下去。如果让“左派”来做被他们批判的事，他们肯定不会认真去做，也没有经验去做，只会越做越糟。更糟糕的是，如果让“左派”的头面人物领军做收拾文化大革命残局的事，那些在国务院和政府部门仍在坚持做这件事的“党内保守”势力必然要受排挤，撂挑子，那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崩盘”就为期不远了。因此，如果让张春桥当上国务院总理，让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如果在“左派”的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都只做一件事，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此时，只有让一个中派人物“压阵”，两派才都能接受，“左派”仍可批邓，保守派也不至于撂挑子，至于最后的结局如何，重病缠身、心力交瘁、骑虎难下的毛泽东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10年的动荡、混乱和灾难使党内外绝大多数人对文化大革命已经厌倦，而真正从这场政治运动中获利的只是极少一部分人，连当年的红卫兵也因被成批下放农村，对今后的出路极为忧虑、苦闷。人们渴望社会生活回到原来的秩序，回到正常的状态。而邓小平顺应民心的整顿，还远没到位便中途落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恰恰是逆民心而为，反潮流而动，它激起了人们内心强烈的不满和愤怒。这种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的情绪，一旦找到一个渲泻口，便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这个渲泻口终于形成了，这就是悼念总理的活动。林彪集团粉碎以后，周恩来成了党内“保守”力量的代表。他力荐邓小平接替他的位置，全力支持邓小平的整顿，加上他在整个文革期间所担任的独一无二的“调停人”的角色以及他个人近乎完美的道德形象，在当时独特的历史政治环境中已成为全国广大民众心目中无可替代的政治偶像，并成为他们心中那股压抑、愤怒情绪的寄托。“左派”们越是整周恩来，民众心中的逆反情绪就越强烈，对周恩来的崇敬就越执着。周恩来含冤去世，民众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而借悲痛的渲泻来发泄对“左派”及其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已势在必然。“左派”显然觉察到悼念总理活动后面潜伏的巨大的政治危机，他们试图采取“堵”的方法，用舆论和强权把民众的这股情绪硬压下去，结果适得其反。

1976年1月14日的《人民日报》事件(当天发表的《大辩论带来大变化》一文中企图以清华大学的所谓教育革命转移民众对周恩来去世的悲痛)，2月的重庆解放碑大字报事件和北京传单事件，3月的杭州事件(马天水大字报)和贵阳大字报事件，上海《文汇报》事件以及更为严重的南京事件，连成一根被点燃的导火索，终于引爆了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4月4日，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群众多达200万人，无数的花圈挽联形成了悲痛的海洋，人们演讲、朗诵、张贴诗词、标语和悼念文章公然声讨“左派”，实际上已自发形成一个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显然，这个运动弄不好便会引发更大的全国性的政治动乱，这对于一个专制政权的任何一个当权者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

当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天安门群众的悼念活动作如下定性：“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并决定采取“清理花圈、标语、抓反革命”的措施镇压运动。重病中的毛泽东批准了政治局的决议。4月5日清晨，，中央采取的措施和前来广场继续悼念的群众发生了冲突，事态进一步激化。当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和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冲突。他说：“昨晚政治局连夜开会，大家认为，天安门前发生的事不是偶然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有邓小平、邓纳吉支持。会议讨论要处分邓小平。会议还决定，将天安门前的花圈烧掉，要吴德在广场上讲话，通过了他的讲话稿。”

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报告，表情究竟是否像作家纪希晨描绘的那样：“毛泽东静静地听着汇报，喃喃自语：“那样多人为何跑到广场上去呢?”他神色疲惫地闭上了双眼，久久默默无语。后来，又攸然睁开眼睛，缓缓地说：“就按政治局的意见办吧。邓小平不是纳吉，对他还要做思想工作，要让他写检查，一遍不行就写两遍、三遍。总之，他要认错，要把问题讲清楚。对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打击——君子动口也动手嘛。”如果作家的叙述属实，那么毛泽东所说的这一番话至少说明他当时的大脑还是比较清楚的，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已经丧失了判断力，已经完全被“四人帮”控制和操纵。连政治局都认定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幕后操纵者，是当代“纳吉”，但毛泽东却否定了这一点，对邓小平仍抱有“挽救”的希望，这说明毛泽东已陷入了巨大的矛盾和痛苦之中。难道毛泽东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要跑到广场上去吗?他难道不清楚人们悼念周恩来的那种强烈的逆反心理的来由吗?虽说中国大地上对他的极端的个人崇拜并没有怎么降温，但群众普遍的情绪已经不是那么容易驾驭的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爆发，说明了他风糜10年畅通无阻的超常规的革命运动，已经和被运动了10年的群众的厌倦、逆反、渴望常规秩序和生活的情绪发生了强烈的冲突。

面对这场惊心动魄的冲突，毛泽东当然不会退让，他也没有退路了。他支持“左派”们镇压了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并再一次亲手把邓小平打倒在地。从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四五”运动后毛泽东寥寥数字的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愤怒和理智交织在一起的情绪。4月7日，听取毛远新汇报的毛泽东针对人民日报有关稿件说：“要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发表。把发生的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

他对天安门广场事件亲自批示道：“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连表达都支离破碎、力不从心的毛泽东此时仍不愿放弃他那掌控一切的权力，他提议，让已代总理的华国锋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并提议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当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做出了两个决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上述资料均引自《尘封岁月》第三十章)在处理邓小平的问题上，毛泽东总算手下留情，没有把邓一棍子打死。这两个决议的微妙之处，就在于敲定了毛泽东生前最后几个月党内核心层的权力分配格局，并对毛泽东去世以后党内权力斗争的走向和结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毛泽东生命走向尽头的最后岁月，他不得不考虑对历史对自己的“盖棺定论”问题，不得不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进行认真的回顾和反思了。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在病榻上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王海容，感慨万分地说：“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于是，此时仍非常自信的毛泽东自己为自己定了论：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见纪希晨《尘封岁月》第552页)

毛泽东对自己一生如此评价，可见他对这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何等地看重。这就产生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如果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的政治动机来看，文革的实质其实是通常意义上的“君臣”的权力之争，是因为怕刘少奇在党内的势力尾大不掉、为保住自己在党内的最高权力而采取的激烈的政治行动。其实，刘少奇当时对毛泽东在党内的位置并无野心，他也没有在党内从事任何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对毛泽东实施夺权。只是因和毛泽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以及他本人在党内的威望，在客观上形成了和毛泽东“分庭抗礼”的态势。就一代“帝王”的私心而言，因刘少奇“怀璧其罪”就把他往死里整，是不道德的，卑劣的，问心有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切理由和理论，都是虚妄的，虚伪的，经不起推敲的。但事实上又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

上面说过，中共核心层内任何重大的权力斗争都是以路线分歧为依托的，是先有思想理论上的分歧，然后才是权力上的较量。毛泽东和中国皇权时代任何一个君主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确实有自己的信仰、信念、理想，以及由此产生的一整套所谓的思想、理论、路线。从打倒刘少奇的政治需要生发出来的所有近乎完整并冠冕堂皇的理由，虽然牵强附会虚妄无稽，但也绝不仅仅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词”的政治功利式的，它的确包含着毛泽东的政治信仰、政治信念以及他本人对历史的深入思考。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发动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对毛泽东本人的权力来说，已无实际的政治意义，只是毛泽东为把自己的信仰、信念、理论在党内传承下去所进行的象征性的政治动作而已，他想以此奠定他身后全党的政治斗争方向，当然只是梦幻式的一厢情愿。因此，评价毛泽东，尤其是评价毛泽东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应该对毛泽东晚年的思想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