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堂：文革时期党内三大集团辨析

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然而，五十年前的1965年，正值“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中国共产党这个高度团结统一的领导核心，竟然分裂为一个正派集团和两个邪恶集团——老干部集团和林彪、江青集团。

早在“文革”之前，位于中央高层的老干部集团就被毛泽东污称为“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或“当权派”集团。为了摧毁这个曾经由自己组建起来的庞大集团，毛泽东又新建和扶持起林彪、江青两个“极左”集团，正是借助这两个集团，他老人家力排众议，精心组织，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一场空前浩劫。

幸而天不亡我，邪不压正。经过十年“文革”，林彪、江青两个祸国殃民的邪恶集团反倒先后覆灭，而党心党魂所在的老干部集团则历经磨难，浴火重生，中国共产党重新归于团结统一。这是党国之幸，人民之幸!如今转危为安久矣，就让我们“勿忘历史”，回顾那时党内三大集团的残酷较量史，以期惩前毖后，而戒“文革”遗风。

一、一心建设国家的第一集团：老干部集团或曰“当权派”集团

此处所谓第一集团，不妨也叫老干部集团或“当权派”集团。团长先后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主要骨干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张闻天、朱德等十大元帅、粟裕等十大将、任弼时、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彭真、陈云、陶铸、谭震林、李富春、陆定一、李先念、邓子恢、滕代远、李井泉、乌兰夫、薄一波、姚依林、万里、宋任穷、王稼祥、杨尚昆、王任重、萧克、张鼎丞、吕正操、李维汉、王震、胡耀邦、习仲勋、杨献珍以及高岗、饶漱石等成百上千名开国功臣，其团性最强者为刘、周、邓、朱德、叶剑英、陈云等人。

不幸的是，从六十年代开始，毛泽东变得越来越不属于这个集团，越来越不满意这个集团，终于把这个集团的大多数人都搞掉了!

我们知道，这个集团是党的精英，它形成于延安整风时期，党的“七大”至解放后的“八大”时期，几乎等于共产党的全部班底，代表着党的主体、主流、正统或正宗，代表着党心、军心和民心;集团的“团性”就是共产党的党性，是党的灵魂所在、国脉所系;其权力机构就是国家的各个权力机构。集团成员掌握着党政军大权，阵容强大，战无不胜，先后击败了党内的张国焘集团、王明集团;击败了党外的国民党集团、胡风集团、章罗(章伯钧、罗隆基)右派集团;击败了日本侵略集团、美帝侵略集团、苏修反华集团、印度军事挑衅集团等，其威震天下，功勋卓著，建立了新中国。他们是共和国的元勋，个个身居要津，因而后来被称为“当权派”，其权力已基本没有上升的空间，最多只是在既得岗位上，脚踏实际，一心建设新中国，改善人民生活。那时的中国共产党高层，空前团结统一，空前勤奋务实。

然而，解放不久，这个集团内部迅速分裂出“高岗、饶漱石集团”。起因是解放初期，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按客观规律办事、循序渐进的工作方法越来越不满意，高岗认为自己取代刘、周的机会来了，于是他和饶漱石等人，仗着有毛支持，分别进行了某些非组织活动，结果遭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揭发，很快被毛以“高、饶反党集团”的罪名清除出去。

可以看出，“高饶事件”几乎是纯粹的权力之争，不是如何建设新中国的“政见之争”，因而无关于国计民生。真正的问题出在“大跃进”的第二年——1959年;助纣为虐的林彪集团也是从此开始滋生的。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集团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急于求成，毛、刘等主要领导人表现出严重的“极左”思想，明显造成巨大损失。对此，最高领导集体本来程度不同地有所认识，特别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批评和纠正来自毛泽东倡导的“极左”路线。老实说，这几位是最有党性和良知的国家领导人，他们比较了解中国实际，因而常常具有比较适中而不是“极左”的政策主张和措施。

但作为“一把手”的毛泽东，把刘、周、邓、陈等人的正确主张，看作是向他的权威挑战和把他架空的具体表现。于是，他祭出“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右倾投降主义”以及“折中主义”等大帽子，一下子就把对方置于比蒋介石还坏的无产阶级对立面，全国人民能不群情激奋、起来打倒他们吗?

在指控刘少奇等人“右倾”的同时，毛和他的极端追随者则更“左”了。为了贯彻自己的“极左”路线和对付刘少奇的“右倾”集团，毛泽东重用林彪、江青等人，组建和扶持了两个“极左”集团，这就是林彪集团(“枪杆子”集团)、江青四人帮集团(“笔杆子”集团)，此先按下不表。

且说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第一集团中同样具有党性和良知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即“彭黄张周”及其所代表的一批高级干部，对1958年以来“大跃进”式的建设方法提出严厉批评，这是正确且正当的，但却被毛、刘、周、林及贺龙等人加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罪名，彻底击败!畏于毛泽东权威的高级干部和“全国人民”几乎全都“顺风倒”，坚决支持毛的错误决定，纷纷讨伐彭德怀等人的逆耳忠言，继续大张旗鼓地开展“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结果三年之后闯下大祸!

两年之后，发现“大跃进”问题的人越来越多。1962 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毛的接班人、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人也像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一样，对“大跃进”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并着手纠正政策和工作中的错误，以尽量减少损失。但由此与毛结下梁子，分歧越来越严重，竟被毛泽东视为“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最后完全成为“文革”期间毛统率下的林彪“枪杆子”集团和江青“笔杆子”集团打击的对象。

其实，“文革”所打倒的这个“走资派”或“当权派”集团，乃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队伍，他们是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而处心积虑要打倒他们的林彪、江青集团才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不顾百姓生活的人民公敌!

且说“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像庐山会议上打击彭德怀一样，更加借助林彪及其军队力量，以打击和摧毁刘少奇为首的“当权派”集团。他先抛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认为这个老干部集团“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一贯右倾保守，跟不上新的革命形势，甚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从此对他们越来越不满、越来越不信任，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要彻底打倒他们!他老人家说到做到，毫不手软，致使这个功勋卓著的老干部集团溃不成军，最后只剩下委曲求全的周恩来等人，苦苦撑持，勉强维持国家局面。

二、一心要夺大权的第二集团：林彪集团或曰“枪杆子”集团

林彪集团的名誉团长是毛泽东，而团长则是林彪，其主要骨干有黄、吴、叶、李、邱及谢富治、江腾蛟，后期还有陈伯达及林立果、周宇驰等人。“文革”中，这些人的党性完全丧失，只剩下小集团的“团性”，而团性最强的要数林彪和叶群。该集团主要借重甚至把持的权力机构是中央军委、军委办事组和谢富治掌握的“专政”机关公安部;下面的执行机构则是他们和江青集团发动起来的无数“红卫兵”队伍及各行各业的造反派组织。

客观地说，这个集团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自第一集团，个个不乏赫赫战功。他们直接掌握着军权，是真正的“枪杆子”集团，但人数不多，同光明正大的第一集团相比，可谓是一个善于搞阴谋诡计的“小集团”。他们的资历和地位与第一集团相当而略逊，因而其权力地位还有上升的空间;文革期间，他们干劲十足地打倒大批老干部之后，上升的空间更大，心情也更迫切，一心要夺大权;尤其是林彪、叶群、林立果一家，眼睛竟只盯着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作为法定“接班人”的林副统帅，竟要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为此还费尽心思，阳奉阴违，鼓吹“天才论”，公然讲“政变经”，可谓成于斯而败于斯。

毋庸讳言，林彪集团首先是1959年毛泽东为对付“彭黄张周”集团和以后主要为打倒“刘邓陶”集团而有意扶持起来的，它是毛一意孤行、抗击“当权派”集团的强大军事后盾。这个集团产生之后，果然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并按毛的意图，大量打击迫害老干部;同时一举两得，乘机排除异己，夺权自高，拥兵自重，地位不断上升。

林彪的策略在于极力吹捧毛泽东，林彪的机会和目的在于借“文革”制造混乱，以便乱中夺权。他按照向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夺权的圣上意图，不断煽动“红卫兵”和军内外造反派，冲击国家机关，层层造反夺权。

1966年，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5·18”讲话，杀气腾腾地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我们的党，紧紧地掌握着枪杆子，始终没有离开过枪杆子，……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如此杀气凛然、寒光逼人的讲话，足令第一集团的“他们”胆战心惊!而借机杀戮的林副统帅，俨然洪秀全当初支持的韦昌辉之徒。

“5·18”讲话之后，林彪还嫌夺权运动不深入、不广泛，1967年1月又公然煽动说：“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于是，举国夺权，上到国家主席，下到村支书、小学校长，统统成为打倒对象。

在煽动全国夺权的同时，林彪集团身体力行，一直在乱中夺权。林彪公开讲话说：“要学习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军权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他把军权视为最重要的私人小集团财产，在军委和各军兵种中不断安插同党，培植亲信，扩大自己的实力。

1967年8月，先后担任军委秘书长和军委办公会成员的黄克诚、罗瑞卿、谭政、肖华、肖向荣、张爱萍等人，经毛批准陆续被打倒，毛主张不再设立军委秘书长。林彪为了趁机安插亲信，提议设立军委办事组，说是“军委办公会议名存实亡，要有一个机构处理日常事务，按照主席的意思不设秘书长，就叫办事组好了”。毛泽东表示同意。

于是，成立军委办事组，次年3月25日，代总长杨成武被打倒后进行了改组，黄永胜任组长，吴法宪仍为副组长，成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以后又增加了谢富治等人，皆为林彪的亲信干将。他们只听命于林彪，其权力非常之大，一度竟取代了军委常委会，控制了军委权力。

但林彪也好，军委办事组也好，他们的威力无不来自毛泽东的支持。1968年3月28日，毛和林、周一同接见刚刚改组的新任军委办事组负责人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时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林彪说：“把它悬空起来。”毛说：“军委办事组要订个制度，至少一周到林彪同志那里汇报一次工作，一次谈一两个钟点。有事无事都要去，除非林彪同志身体不好。过去我们两个处在第二线，让他们(引者注：指当权派集团)去搞，他们也不汇报，搞封锁，实行隔离，隔离不反省。”4月1日，吴法宪宣布：军队重要文电，今后不再抄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等军委常委。从此，这些第一集团的老帅们，被彻底剥夺了领导权，不断遭到打击迫害。呜呼，没有毛的纵容和支持，林彪和他的军委办事组敢这样猖狂吗?办事组能取代军委常委会吗?

毛在扶持林彪集团的过程中，大体有最关键的四步曲：

一是1959年8月用林彪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使蛰伏多年的林彪走上前台。林彪则投桃报李，无论错对，皆唯毛马首是瞻，公开场合处处不忘对毛的极力吹捧;在不断神化毛的过程中，林的政治地位和威信得到极大提升。

二是1965年12月毛事先通过江青试探过得知，在未来“两个司令部”的决战中，全面能力深得刘少奇、邓小平、朱德、贺龙欣赏的总参谋长罗瑞卿，不会站在他和林彪、江青一边，于是毛林联手，突然将罗瑞卿打倒，为林彪直接掌握军队排除了障碍。

三是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由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的唯一副主席;1968年3月24日，林彪、江青勾结制造了“杨、余、傅事件”，通过毛将代总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突然打倒。第二天，林主持改组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任组长和总参谋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至此，基本由林彪亲信“黄吴叶李邱”组成的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会和中央军委。

四是1969年4月党的“九大”党章确定林彪为毛主席的唯一“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而此时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将，除了林彪一人外，整死的整死，关押的关押，无一人掌握实权;在位的周恩来等老干部集团无一人能与林彪抗衡，林彪集团的权力和地位达到了顶点。

然而物极必反。九大以后，羽翼丰满、急于接班的林彪集团野心膨胀，据说日益侵犯毛的权力和安全。1969年10月18日，林彪事先没有报告军委主席毛泽东，就向总参谋长黄永顺下达了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立即进入战备状态，此即所谓林的“一号令”，这意味着副统帅可以不经过统帅同意，直接指挥全军进入临战状态!回想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二号人物”刘少奇一声号令，150万干部下乡蹲点，其威望之高、权力之大，使毛产生了微妙的感受。现在又一个“二号人物”犯类似的“大忌”，毛泽东颇为震惊和不满，林彪的末日不远了。

1970年8、9月的第三次庐山会议上，毛利用他所直接掌握的江青集团和周恩来为代表的第一集团，突然把林彪集团的理论家陈伯达打倒，同时重重敲打了林彪夫妇及其同伙。林彪、叶群惶惶不安，一年之后这个集团彻底覆灭，军委办事组也随之被撤销。

三、一心搞乱全国的第三集团：江青“四人帮”集团或曰“笔杆子”集团

如果说林彪集团是一个“枪杆子”集团，那么江青“四人帮”集团则是一个没有丝毫开国功勋的“笔杆子”集团。这一对“二杆子”集团的名誉团长都是毛泽东，而团长则分别是林彪和江青。但在审判“四人帮”的特别法庭上，江青却直言不讳地说：“林彪集团的头子是林彪，我们这个集团的头子不是我，是毛主席。”不能说江皇后的说法没有事实根据，但就专一性和标志性来说，江青无疑是该集团的“实际掌门人”。其主要骨干有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康生及王、关、戚、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人;前期还有陈伯达，后期甚至还有乔冠华、王海容、唐闻生等人，但团性最强的当数王张江姚“四人帮”。这个集团本来还想拉拢党内四号人物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但陶、王二人本质上属于第一集团的开国功臣，不屑于与文痞们同流合污，结果双双被打倒。

不消说，这个年纪轻轻的“笔杆子”集团，显然是一个“政治暴发户”，它只有本集团的“团性”而没有共产党的“党性”;该集团直接听命于毛泽东、江青夫妇，他们有一个最有权威的机构，就是毛亲自提议设立的“中央文革小组”。别看它只是个没有正式编制的临时“小组”，但它竟然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为毛泽东“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体或核心!更严重的是，它拥有煽动全国 “红卫兵”和广大工农兵起来造反的权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致使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几乎无一幸免。

且说“文化革命小组”原是毛泽东1964 年7 月提议成立的，当时就叫“五人小组”，由彭真(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康生(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五人组成，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主要职责是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负责领导文艺界整风和学术批判等“文化领域的革命”活动。但这个“五人小组”原本属于第一集团的老资格成员，除了康生之外，多年的党性修养和人类良知，使他们为人处事只知求实认理、尊重实际，而不太迁就最高长官的错误意图，因而工作越积极越不合上司口味，结果当然前途不妙。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于1966年的《5·16通知》，但毛泽东最明显、最上心的“文革倒刘”意图却表现在1965年。这个时候，谁能领会并积极拥护这个意图，谁就能青云直上;谁要违背甚至抵制这个意图，谁就被打翻在地。

1965年是“两个司令部”决战的前夕，毛泽东选定文化战线为突破口，寻找战机，为发动“文革”做准备。在毛的支持下，江青的文艺活动十分活跃，她选准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攻击目标。其真实意图在于通过批判吴晗，揭出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通过揭“三家村”，揪出“彭罗陆杨”;再通过揪“彭罗陆杨”，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意图!

作为“第一夫人”的江青，还有毛泽东正在“偏师借重”的“亲密战友”林彪夫妇，对这个从文化战线下手的“伟大战略意图”，十分了解，难怪他们能够“步步紧跟”、冲锋陷阵;打谁保谁，弹无虚发!正是为执行这个“伟大战略意图”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在毛泽东的卵翼下迅速形成和发展壮大!

为拿吴晗开刀祭旗，江青向以“左”著称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求助(1965年4月9日柯暴死于成都)，柯庆施推荐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张又推荐了1957年“反右”时就以写“攻击性”文章引起毛泽东注意的“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

在毛和江青的策划下，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发表，胡说《海瑞罢官》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是一株毒草”，“流毒很大”。毛泽东批准出单行本并要全国报纸转载。但广大读者，尤其是文艺、史学界专家，对这篇捕风捉影、随意上纲的“大作”既震惊又愤慨，纷纷著文反驳。彭真下令《北京日报》、《人民日报》不予转载姚文，已经严重激怒了毛泽东和江青。

与此同时，按照那个“伟大战略意图”，江青串通林彪夫妇，编造罗瑞卿所谓反对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反党篡军的罪行。1965年12月8至15日，毛在上海紧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走出“扫外围”的第一步——把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大将突然打倒!林彪由此获得了更大的军事实权。

与此同时，彭真领导的五人小组针对姚文元文章在文化界引起的大讨论，起草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经政治局常委讨论并向毛汇报之后，1966年2月，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党。这份文件指出，不能将学术讨论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毛泽东对此甚为恼火，尖锐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对彭真、陆定一及“五人小组”极为不满。

与此同时，江青瞅准时机，征得林彪同意，在上海召集刘志坚(总政副主任)、李曼村(总政宣传部长)、陈亚丁(总政文化部副部长)三人，召开了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然后拉上陈伯达、张春桥，搞了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文件——《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首次系统地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宣称建国十七年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因此必须“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是直接指向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的利器，毛泽东感到这个文件很中意，遂亲自修改，在原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一语，使江青这个毫无军职而插手军队工作的打手师出有名。4月10日，这份《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作为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全党，为发动“文革、倒刘”的必要性提供了“现实”依据。

与此同时，毛授意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聚会于上海锦江饭店，起草了一份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一是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彭真领导的“五人小组”，设立新的“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二是列举“二月提纲”10条罪状，逐条批判，提出一套“极左”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三是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号召全国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夺取文化领域的领导权。

与此同时，江青策动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笔杆子”，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黑店”展开猛烈批判，而批判者的真实意图在于把矛头直接指向这三人身后的彭真和北京市党政系统。

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问题，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二月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草案，提交5月4日至26日在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标志着文革正式开始。

由刘少奇主持的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合法化，但毛没有参加会议，而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竟参加了!会议除了按照毛泽东指示正式通过了“5·16通知”、林彪作了“5·18讲话”，还撤销了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加上前面蒙冤的罗瑞卿，成功揪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三家村反党集团”!毛的秘书田家英、中央党校校长兼书记杨献珍，也被列入“彭罗陆杨”一党，他们作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外围”和左膀右臂，被一举打掉!5月18日邓拓自杀;5天后田家英自杀。从此，被打倒、整死的干部、知识分子不计其数。据1980年9月最高法院统计，仅刘少奇一案受株连而造成的冤假错案就达22000多起，被捕判刑28000多人，受牵连被“革命群众的铁拳头”就地专政的各级干部、知识分子甚至普通百姓，何啻千百万!

年轻读者须知，正是这篇“5·16通知”和林彪“5·18讲话”、陈伯达起草的《人民日报》“6·1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8月5日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四篇最重要的“檄文”，煽起了“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大规模的残酷斗争与任意杀戮由此开始!

且说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被撤销后，毛指定新的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组员也由其“组阁”。陈伯达知道“第一夫人”的份量，便跟江青商议名单，拟定康生为顾问，副组长为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尹达、穆欣、陈亚丁(总政文化部副部长，不久换成部长谢镗忠)，共13人，得到毛泽东批准。1966年8月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又决定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其成员共14人。以后又补充了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等4 人，使正式成员变为18人。不久，其中的10人竟被清除，只剩下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及王、关、戚等8名“大左派”，而其核心人物和“实权组长”则始终是“江青同志”。

1966年8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住院。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宣布：“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从此，江青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成为仅次于毛、林、周的“中央首长”;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同义语，“中央文革”竟与“中共中央”并列。江青率领文革小组与林彪集团合作，在一年左右的时间，竟将第一集团打得所剩无几!中央文革所做的坏事可谓罄竹难书。

1967年2月，通过反击“二月逆流”，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刘、邓、陶、贺龙、彭德怀已被打倒，朱德、陈云“靠边站”，刘伯承年老体弱，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等“二月逆流黑干将”正受批判，剩余的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林、周、陈伯达、康生五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有谢富治一人，中央政治局处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实际上代替了中央政治局。于是，出现了一个叫做“中央文革碰头会”的领导机构，由周恩来牵头，成员包括当时“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关、戚等8名全体成员，加上军委办事组黄、吴、叶、李、邱、谢富治、汪东兴、李德生、温玉成等全体成员。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明显分为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两派，不断进行互斗，周恩来从中协调，常常左右为难。有恃无恐的江青及其同伙经常无理取闹，甚至直接向周恩来开火，当面批评他的所谓“折中主义”或“右倾保守主义”，可谓疯狂至极。

如果说，林彪集团的资历与第一集团相当而略逊，其权力地位还有上升的空间，那么江青集团的成员除了康生，解放初期地位都很低，不过科处级小官而已，远非第一、二集团高干可比，但因之其权力地位上升的空间也最大，有着无比诱人的前途远景。只要找到靠山，他们会迅速成为最大的“政治暴发户”。比如，解放初期，姚文元刚刚当上一名科员，王洪文才准备参军，江青也才是一名副处级文艺干部。但到1966年，江青一跃成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实权在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党的总书记之上;“九大”时，江青、姚文元已成为政治局委员;“十大”时，不到38岁的王洪文更是后来居上，不仅成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甚至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央军委常委，也像刘、林一样要做毛主席的“接班人”。

四、一场造神运动的必然结果：神圣的“共主”、是非标准和力量之源

林彪、江青集团都是毛泽东有意扶持起来的，他们的权力、地位和能量首先来自伟大领袖毛主席。无论是“文革”前打倒“彭黄张周”、打倒“彭罗陆杨”，还是“文革”中打倒“刘邓陶”、打倒“杨余傅”、打倒贺龙和“二月逆流”诸君，没有毛主席点头批准和背后支持，他们什么都做不了。毫无疑义，毛是三个集团的“共主”和力量之源;毛支持哪个集团，哪个集团就神气十足;毛不满哪个集团，哪个集团就前途不妙。

那么，什么原因使毛具有如此神奇的能耐?答曰“造神运动”使然!

毋庸置疑，毛泽东的智慧、才干、功绩无人匹敌，他从前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一次又一次伟大胜利，由此赢得党、军队和人民群众高度信任与爱戴。全党拥护他、服从他、歌颂他、崇拜他，这本来是好事，可事情一过头就出问题。

早在延安时期，刘少奇就突出宣传毛泽东。庐山会议后，刘更以前所未有的调子呼吁要搞对毛的个人崇拜。1959年9月9日，刘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的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的。”“党要有威信，无产阶级要有威信，如果没有什么个人的威信，怎样建立得起来?”“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绝不次于马克思、列宁的领导，假如马克思、列宁生在中国，我想他们领导中国革命也不过如此。”如此执着执拗地吹捧毛泽东，养虎遗患，可谓开了“造神运动”的先河。

林彪对毛的吹捧更是登峰造极。1959年，庐山之巅，林彪奉承最高领袖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将大饥荒轻描淡写地说成“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大跃进的错误之因“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林彪的高论令灰头土脸的圣上大喜过望，毛立即下旨将其传达到全党!

文革中，林彪、江青集团更是极力吹捧毛泽东、制造个人迷信，掀起空前的“造神”运动。1966年，林彪在其炮制的“红宝书”再版前言中，一开口就来了个高八度：“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段连毛后来都“受不了”的吹捧被谱成歌曲，每天响彻云霄!

更有甚者，林在“5·18”讲话中放言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此言一出，毛泽东更加神圣不可侵犯，毛的句句话是真理和圣旨，对毛的态度成为划分革命与反革命、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标准;中央一线与毛意见不一致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陈毅、陶铸、谭震林、邓子恢、陆定一等人，一下子被置于被批判甚至打倒的境地。

神既然被造出来了，就要绝对服从，否则等于自取灭亡，刘少奇、林彪不就死于他们亲手塑造的神威之下吗?粉碎“四人帮”的依据，其实也是来自毛对他们的严厉批评。可见，造神运动的结果，使毛泽东成为三大集团神圣的“共主”和力量之源，成为鉴别干部和评判是非的标准。没有林彪与他统领下的军队绝对效忠，没有林彪殚精竭虑成功的“造神运动”，没有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对毛的极端迷信与个人崇拜，毛很难掀起席卷全国的“文革”狂飙。

毛既然成了“永远正确”、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无不相信的神人，那么他说打到谁就打到谁，一切荒唐之举皆凭其一句话就能办到。这就是“5·16通知”及“炮打司令部”等“红色恐怖”指示一发，举国闻风而动的秘密。

当毛决定要打倒第一集团的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贺龙及“二月逆流”等一大批老干部的时候，第一集团尚未被打倒的成员，尤其是作为第一集团克星而扶持起来的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三方密切合作，全力向第一集团的“走资派”展开夺权斗争，不费吹灰之力，便如期摧毁了“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当然，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互斗也是尖锐的。在打倒“刘邓陶”特别是“九大”之后，毛利用两个集团发动“文革”和“倒刘”的使命本来已经完成，“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但两个集团之间排除异己、争权争宠、明争暗斗却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尖锐。江青集团是“笔杆子”集团，其力量完全来自毛泽东支持;而林彪的“枪杆子”集团，掌握了很大的军权，相比之下，其危险性远大于前者。因此，毛一直站在“笔杆子”集团一边，“扶江抑林”。尽管林彪是毛泽东写在党章里的“亲密战友”，但事实上，江青乃是比林彪还要亲密的“亲密战友”。据戚本禹近距离观察，“毛、江关系一直很好，感情甚笃，直到晚年，尚为如此。”(戚本禹接受余汝信访问时的谈话)假如没有毛在后面撑腰，一个婆娘几个秀才，怎么会有摧毁全党、搞乱全国的能量?假如没有毛的庇护，以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在党内外的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江青“四人帮”几个毛毛虫绝不是对手。

由于有毛的神威支持，江青集团锐不可当，不仅足以对付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集团，也成为抗衡林彪集团的劲旅。林副统帅尽管对飞扬跋扈的江青、张春桥等人非常恼火，但并不能把对方怎么样，而且还常常不占上风，甚至很快走向覆灭。

1971年9月，从林彪集团灭亡到毛泽东逝世，正是十年“文革”的后五年。政坛上只剩下以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集团和以周恩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干部集团。左右两个集团共同组成“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但毛主要站在“四人帮”集团一边，不断通过“四人帮”敲打周、叶和复出的邓小平等人。

例如，1973 年11至12月，毛指示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批周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周、叶修正主义路线”，江青说这次批周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1974年“批林批孔批周公”，继续有计划地对周进行政治迫害;1975年大批“经验主义”，8月又借“评《水浒》批宋江”，影射周、邓是所谓“投降派”，以致9月20日周恩来在被推进手术室大门的一刹那，用尽平生力气发出最强烈的抗议：“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1976年初，周恩来含冤逝世;4月，邓小平再次被打倒;7月朱德逝世，唐山发生特大地震;老干部集团在位的代表只剩下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等人，但党的生命一息尚存!两个月后，毛泽东逝世，胡作非为的江青“四人帮”集团一下子失去权力来源。二十多天后，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老干部集团，顺应党心、军心、民心，一举将祸国殃民达十余年的江青“四人帮”集团彻底粉碎!党和国家的权力完全掌握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手里，中国共产党从此拨乱反正、重新走上团结统一的健康轨道。

五十年后的今天回顾往事，痛定思痛，我们仍然有几个问题需要深思和明了：

1、党的历史上先后出现以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毛泽东是这些“左倾”错误的严重受害者。1927年11月，毛被瞿秋白主持的党中央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以后又受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和打击，被撤销了除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以外的一切职务。但他也与这几次“左倾”错误路线作了顽强斗争，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才扭转“左”的局面，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可以说，三十年代毛泽东由反“左”起家，但为什么后来变得越来越“极左”?

原因之一是权力易手、地位发生了变化，当年处在下级地位、不断受到上级为难的毛泽东，后来成了绝对的上级。处在上位的领导往往急于求成、对下要求严苛，做法难免比较“左”;而处在其领导之下的同僚，难免对其错误政策提出某些善意批评，这些不同意见或善意批评往往被当作“右倾”表现，这使毛感到“右”的思想危险无处不在，于是在高层内部不断开展“反右”斗争，林彪、江青两个“极左”集团就是在这种斗争中被扶持起来的。

原因之二是“左”显得“很积极”，“右”则等于“保守”和“不积极”;积极的一方很容易指责对方“不积极”，不积极的一方则不好批评别人“很积极”。因此“反右”容易“反左”难，怪不得在毛执政的几十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连串“反右”部署，而鲜有扎扎实实的“反左”举动，致使“左祸”肆虐很久。

原因之三是“反右”往往有最正当的理由，可以站在革命道德的制高点上，理直气壮地攻击诸如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及“右倾翻案风”，就连“极左”的林彪后来也被定性为“右倾分裂主义者”或“右倾逃跑主义者”。

原因之四是一个政治集团的最高领导，通过“反右”，可以排斥异己、消灭不同意见，何乐而不为?因此“反右”与权术相结合，实为最方便、最管用的整人之利器，结果越“反右”自己越“极左”，又何怪焉。

2、“文革”的重要节点都与文化(文艺)直接相关，例如拉开“文革”序幕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彭真“五人小组”起草的“二月提纲”批判;对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的批判;对田汉《谢瑶环》的批判;《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笼;姚文元等人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猛烈批判;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等等，无不拿文艺界开刀。姚文元、戚本禹等人的文章，看似普通文艺评论，实则是为打倒吴晗、彭真，进而为打到刘少奇做舆论准备。那么，刘邓及“彭罗陆杨”都不是“文化人”，为什么旨在打倒他们的运动叫“文化大革命”?换言之，为何要从文化或文艺领域下手?

这得从六十年代毛刘关系的破裂讲起。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与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等人隔阂公开化，江青窥测动向，伺机向毛提供“炮弹”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这很合毛泽东口味，此后毛借机发泄不满，多次对文艺界作了猛烈批评，而且一次被一次激烈和严厉。

1963年9月27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去的戏总是那一套，帝王将相，小姐丫环，保镖的是黄天霸，搞这一套不行。”11月又说：“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主义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12月12日，在中宣部的一个内部刊物上，毛再次批示说，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毛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又严厉批评说：文艺界各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为此，毛提议成立了由彭真负责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展文艺界再次整风活动。但两年之后的1966年，毛仍然很不满意，决定撤销“五人小组”，打到彭真等人，成立实际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把“文化革命”变成了轰轰烈烈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文化革命”与 “文化大革命”是两个含义完全不同的概念)。

毛连年对文艺界的严厉批评，逼得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不断检讨，穷于应付;也为江青参与社会活动、施展才华提供了机会。江青遂以文艺为起点，举起文艺革命的旗帜，在政治上出头露面，大张挞伐。首当其冲的是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上纲上线”，进行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

1963年5月6日，江青和柯庆施策划，授意张春桥、俞铭璜在《文汇报》发表长达13000字的《“有鬼无害”论》“檄文”，猛烈批判北方昆曲剧院演出的昆剧《李慧娘》和“三家村”之一、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热烈赞扬《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无害论》。这是“文革”的导火索之一，也是江青初露锋芒的“第一枪”。

1964年6月5日至7月21日，文化部在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江青出席了大会，并在6月23日周恩来召集的演出人员座谈会上讲话说：“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毛对江青的这次讲话批示说：“讲得好。”可见，江青的言行完全合乎毛的思想意图，毛对此非常满意!

此后，江青在毛的有力支持下，再接再厉，亲自组织和授意姚文元、戚本禹等文化打手，连续提供诸如《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重磅炮弹”，炮轰刘少奇的“外围”彭真及北京市委。1966年4月出笼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矛头直接指向刘邓，宣称建国以来的文艺界“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被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出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刘邓及“彭罗陆杨”等中央一线主要领导人当然要负责任，尽管他们都不是“文化人”。

由此可见，所谓“文化大革命”，实为毛及江青等人借 “文艺问题”说事，以图“炮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革命”。再说，自古以来，从文化或文艺领域下手，搞“文字狱”，置大臣于死地，也是最方便、最有效的整人手段，这与该大臣是否“文化人”无关。明初宰相胡惟庸、清代大将年羹尧、本朝功臣彭老总、贺老总、罗瑞卿、“刘邓陶”以及“二月逆流”诸君，乃至“高饶”及林副统帅，皆非“文化人”，但他们最先不都是在文字言论上被发现“有严重问题”的吗?

3、“文革”为何会爆发?根本原因在于“帝制社会”权力不受法律约束和人权没有法律保证，以致强势者胡作非为而不受限制，弱势者惨遭迫害而无处伸冤。而在真正的民主法治社会(民治社会)，诸如“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等骇人听闻之举，绝不会发生。

4、这场无法无天的“文革”运动何以会在1976年突然结束?说来令人发笑，只因执意支持这场运动的伟大领袖个人生命突然结束了!假如“庆父不死”或多活若干年，文革和“四人帮”集团绝不会在这一年结束，而百花凋零的老干部集团能否战胜还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