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如何进入北大的？

本文摘自《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汪兆骞 著，现代出版社，2015年9月

曹元培与毛泽东的初相见

1918年秋，正是金风送爽的时节，24岁的布衣青年毛泽东，在他的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后到北大当教授的杨昌济的引荐下，走进北京大学。那时北大中西合璧的红楼刚刚落成。毛泽东手持哲学教授杨昌济的亲笔信函，敲开了红楼一层东南角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门，递上恩师杨昌济的推荐信。看了信，李大钊打量了这位身穿蓝布长衫、高大的青年——他面如朗月，眉宇间有一股勃勃英气。

杨昌济的信，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是他的学生，是已读过五年半的师范高才生。此次来京，专为二十几位湖南学生办理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他本人无意赴法，想到北京大学找一份工作，借机“旁听”一些课。

谈话中，李大钊得知眼前这位眉目俊朗的毛泽东因身无分文，暂借宿杨昌济教授家，便有些同情，询问他想谋什么工作。

一直有些局促的年轻人，告诉李大钊：“干什么粗活儿都行，既可得工资，又可抽空听些课。”

李大钊听罢，笑了：“堂堂师范高才生，干粗活儿，大材小用了。”

李大钊旋即带毛泽东走进校园里一座有校警站岗的明清时的大院落。告诉毛泽东，他们去见蔡元培校长。毛泽东自然知道蔡元培的大名，更有些紧张不安。

李大钊让毛泽东在客厅稍等，自己推门进了校长室。不多时，李大钊笑着出来，对毛泽东说，他可以见蔡校长了，并表示自己还有个会，不能再陪他，扬扬手走了。毛泽东推开门，见名扬海内的蔡校长，正伏案批阅文件，听见开门声，抬起眼微笑地目视他。那目光是宽厚仁慈和睿智的。毛泽东走向前，深深地向校长行了大礼，那一刻，他的心充满了敬畏。

蔡元培让他落座，一边起身为他沏茶，一边温和地让他谈谈自己的情况。

毛泽东想了想，告诉蔡先生：几个月前的1918年4月14日，他和蔡和森、何叔衡等年轻人，在长沙创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一些有抱负的年轻会员，怀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愿望，响应蔡校长、吴玉章在北京发起的号召，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

毛泽东一口湖南腔，蔡元培认真耐心地倾听，渐渐眼中流泻出欣赏赞叹的神色。他插话问，那为什么你不去法国勤工俭学呢？

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新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是极为必要的。而同时，也要有人留在国内，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知之甚少，假若我把时间花费在国内，研究问题，可能对本国更为有利。

蔡元培不住地点头，他记住了这位高大的布衣青年，于是抻出一张八行笺，写下他对这位年轻人的安排：

守常先生大鉴：

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一个书记的职位，负责整理图书和清扫房间，月薪八元。

蔡元培即日

毛泽东接过来看时，眼泪突然涌出眼眶……

上面的叙述，是主流媒体的统一叙述。胡适以亲身经历，颠覆了这个重要历史细节。

图源网络

毛泽东任图书管理员乃由杨昌济安排？

1959年，大陆正经历饿殍遍野的大饥馑。1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度过自己冷清的寿诞时刻。在台湾台北胡适的家中，留秘书胡颂平吃饭时，谈到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自然也谈到毛泽东。胡颂平问：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老泰山杨昌济举荐的吗？胡适说：“不是，毛泽东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位青年上书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生怕生事，把它烧了。当时的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毛泽东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胡颂平就问，是否先生介绍他入图书馆的？胡适说：“不，当时章行严（章士钊）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士钊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毛泽东介绍进去的。”

不过，毛泽东自己说，是杨昌济介绍他到图书馆工作的。鉴于此，我们只好存疑了。

毛泽东回到鼓楼后面的豆腐池九号杨昌济家时，太阳已偏西。长方的小院里的那株枣树上，尖尖的马牙枣，已染上淡淡的红色。老师尚未回家，杨昌济豆蔻年华的女儿杨开慧给他开了门。毛泽东将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杨开慧，她那深邃明亮的眸子里，荡漾着喜悦。那时，这对年轻人已经相爱……

“新人”毛泽东：加盟“新潮”计划

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是每天坐在一张书桌前，登记前来看报刊的人员名单。阅览室很宽敞，他总是把那里的许多桌椅清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到这里来阅览的，有不少名流和学者，他们都是在登记簿上签了自己的姓名后，静静地走进阅览室，埋首于浩瀚的书报之间。渐渐地，他认识了他们。

一个星期天下午，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俞平伯、汪敬熙等一批年轻有为的北大学生，签下名字后鱼贯而入。他们利用星期天阅览者人少的机会，围坐在一起。毛泽东很感兴趣地注视着这群和他年龄差不多却已蜚声文坛的年轻学者。从他们清晰的谈话中，知道他们是商量办《新潮》杂志的诸多事宜，讨论办刊宗旨，研究创刊的稿件。

在豆腐池九号杨昌济家，毛泽东已听自己的老师说，傅斯年、俞平伯等向校长报告，组建“新潮”的计划。蔡校长很支持这些意气风发、心怀大志的大学生，亲自为《新潮》题写了刊名，还批准每月拨两千元大洋办刊经费。对此，毛泽东愈加钦佩开明的蔡元培校长。

傅斯年似心中早有成竹，提出三点办《新潮》的宗旨：一是批评的精神，二是科学的主义，三是革新的文辞。俞平伯等人支持傅斯年的意见。他说，《新潮》当是《新青年》的同盟军，一起向即将出笼的北大旧势力的大堡垒《国故月刊》开火。《新潮》刊名英文的意思便有“文艺复兴”之意。

他们的讨论，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联想起今年4月创办新民学会时他提出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主张，遂不由自主地插入讨论。众人一齐打量这位操着湖南土话的管理员，眼神里泛着冰冷。倒是傅斯年与毛泽东先打了个招呼，又向众人介绍说，毛泽东这位工友在《新青年》发表过文章，也是有为青年，众人才礼貌地点点头。

《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汪兆骞 著，现代出版社，2015年9月

《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图书简介

本书是第一部关于民国清流、一代大师们的长篇集体传记和史诗力作。

民国六年至民国十六年（1917至1927年），中国呈现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相比肩的思想最活跃、文化最灿烂的局面。继承了传统“士”担当精神的一代民国清流，“以天下为己任”，为民族自尊、学术自尊，在风云动荡的时局中扮演着先锋角色。他们学问超绝而又狷介不羁；相互间道义学问相砥砺，却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不断被分化，一时间龙吟虎啸，各领风骚，折射了一个大时代的风起云涌、雪雨阴晴。

本书第一次系统地讲述了那些特立独行的民国文化大师们在思想、学术、政见、工作和生活各个层面，互相交流、碰撞、交锋过程中的友谊、恩怨、是非、因缘与分合，生动地再现了他们在近代中国的重大转折时期的生活图景，刻画了他们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文化品格，忠实讲述了他们的伟大与卑微，崇高与缺陷，描绘了一轴无比辉煌的民国文化巨星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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