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文波：饶漱石与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风波

  1953年9月16日至10月27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是继夏季财经会议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1953年7月，中组部部长饶漱石签发了中央的会议通知。通知说：兹决定于8月20日以后(具体时间俟中央财经会议结束各地负责同志返回后另通知)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主要议程为：(一)关于抽调干部到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重要厂、矿工作的问题;(二)关于加强对干部的管理问题;(三)关于审查干部的问题;(四)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的问题。此外，还要研究一下关于干部的培养训练问题。参加会议的人员为：各中央局、各局组织部长、干部处长;各省(市)委组织部长。望根据上述议程搜集材料，准备意见。建国初期党的组织建设出现的问题，集中地反映到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由于意见不一，争论得很激烈。中央组织部内部的不团结倾向，更加剧了矛盾。组工会议像财经会议一样，节外生枝，再起风波。

一、“名单”问题引起饶漱石与安子文的争执和矛盾

1953年前，中央组织部的部长由彭真兼任，但中组部的工作实际上一直由副部长安子文主持。1952年底，中央任命饶漱石出任中组部部长。1953年2月，饶漱石正式到职，这是他第二次出任中组部部长。

1953年3月间，安子文未与饶漱石商议，私拟了一份“有薄无林”的政治局名单。这个事件至今仍有许多谜团未解开，但可以肯定的是，授意安子文拟定名单的人不是高岗，也不是刘少奇。饶漱石知道此事后极为不解和不满。在夏季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和陈正人(建筑工程部部长)在与饶漱石谈话时提了些对中组部的意见，如“安子文同志敌我不分，组织部用人不当等”，饶漱石本来在“名单”问题上对安子文就有看法，听了高、陈等人这些话之后，更增加了他对安子文的不满。在7月22日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饶漱石抓住组织部工作上的某些问题和安子文的个别缺点，对安子文进行了指责。安子文不服，两人发生了争吵。当晚，安子文向刘少奇告状说，饶漱石把他们四人划成了一个圈圈，并企图在财经会议上斗争他并想把他赶出组织部。饶漱石得知后非常愤怒，认为安子文“挑拨是非，制造分裂”。刘少奇劝告饶漱石冷静，不要向安去追问，也不要为此事再进行争吵。饶漱石对刘少奇表示：“安说我有宗派我可以不管，但他说我把他们四个人划成一个圈圈，我一定要在组织部内弄清楚”。 在7月24晚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饶漱石向高岗当面质问“名单”的事，一时传言纷纷，酿成不小的风波。

8月17日和18日，中组部召开部务会议，以检查官僚主义不彻底为题，检讨中组部的工作。饶漱石与安子文的矛盾又一次爆发。事情起因是，1953年春天，中央组织部派党员管理处处长王甫、办公厅主任赵汉到山东考察了解开展新“三反”运动和农村整党的情况，传达刘少奇提出的整党六条标准;对这六条标准，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持有不同意见，王、赵二人认为无法开展工作，在征得安子文同意后返回北京。安子文听了汇报后，不向饶漱石反映，却直接去找刘少奇、周恩来汇报。这使得刘少奇认为向明有骄气。(林蕴晖：向明“反党集团”冤案始末，《领导者》2014年3期)在部务会上，饶漱石批评安子文这样做严重违反组织原则，责问安子文为什么事先不向他报告?安子文强力反驳。饶漱石气愤之下，在会上再次追问“名单”问题。

“名单”问题再次引起风波，纸里包不住火，中央不得不做出处理。9月21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安子文擅自拟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各部负责人的名单，并在两个中央委员(指高岗、饶漱石)中征求意见，这是错误的，这样做可能影响中央同志之间的团结，决定给安子文当面警告处分，委托刘少奇、饶漱石面告安子文。(《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169页)对于如此重大的政治错误，这样轻微的处分结果的确出乎意料。毛泽东强调，“名单”的事到此为止，不许扩散。但名单问题并未能平息，它持续发酵并促成了高饶事件的爆发。

中组部检讨会之后，刘少奇对饶漱石做了批评，坚决禁止饶、安再争吵下去，安子文也告假修养。于是这场争吵在组织工作会议开幕之前停止下来。饶漱石集中精力准备组织工作会议。为了避免在组织部内再发生冲突，饶漱石向中央所提出的组织工作会议建议，只主张就中央已经批准的文件进行讨论，不主张检查组织部过去几年来的工作。同时，为避免与安子文再发生误会，在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饶漱石始终与各地到会的代表未作任何单独接触。但事与愿违，在会议领导小组名单的问题上，饶漱石与安子文再度发生了争吵。当饶漱石与安子文一起到刘少奇处研究领导小组名单时，安子文提议中组部副部长李楚离、龚子荣(李、龚与安子文、薄一波等60余人曾被国民政府逮捕囚禁于草岚子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应参加领导小组，饶漱石则认为他们可以不必参加;最后刘少奇根据饶漱石的意见批准了领导小组的名单。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有：刘少奇、朱德、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杨尚昆、钱英、饶漱石、安子文及6个中央局的组织部长。在名单宣布后，在组织部正副部长接头会上，安子文当面向饶漱石表示说有同志对此名单有意见。饶漱石赶紧辩解说名单是刘少奇宣布和批准的，他本人也赞成李、龚二人参加领导小组。(饶漱石：关于我的错误的进一步自我检讨，1954年2月23日)这件事使饶漱石非常尴尬和恼火，认为安子文说话不择场合，别有用心。

有“苦行僧”之称的饶漱石一方面被疾病所困忧(1952年患病治疗后神经系统留下了后遗症)，更为他与安子文的关系而烦恼，精神上出现一种病态。在一次与刘少奇商谈工作时，谈及组工会议，饶漱石忍不住又发牢骚，说刘可能对他有误会，过去对他估计过高，如今又把他估计过低，而且刘少奇在处理饶、安矛盾时，在组工会领导小组会上冲动、发脾气也使饶漱石很难堪。安子文用人不当，故我不分，将来迟早要出毛病。这样下去，自己在中组部难以放手工作，只能谨慎小心……不久，饶漱石又将自己的心思，向毛泽东吐露，当时毛泽东如何表态，就不得而知了。(景玉川：《饶漱石》，第131页)

二、毛泽东指示中组部要检查过去的工作，展开桌面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组织工作会议前饶漱石向中央所提出的会议内容，只是就中央已经批准的文件进行讨论，并不主张检查组织部过去几年来的工作。这不符合毛泽东的意图。为动员全党从组织上切实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毛泽东要求对中组部的工作进行一次检查，对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开展“桌面上的斗争”，消除其在组织部门的影响。

在9月12日的预备会议上，安子文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检查一下中央组织部工作，并要各地酝酿准备。会后，安子文同志曾个别问郭峰：张秀山(东北局第二书记)带来什么意见没有……他要郭峰打电话征求张秀山、陈伯村(旅大市委书记)的意见。(王恩宝：关于东北局组织工作-----访原东北局组织部长郭峰)安子文还几次亲自打电话给张秀山。安子文说，毛主席有指示，这次会议，中组部要检查过去的工作，要听取大区的意见。他一再劝说张秀山，你多年做党的组织工作，一定要对组织工作提出意见。张秀山听说毛主席让提意见，就认真考虑了。之后给安子文写了封信，信中讲了八条意见。因为是安子文征求她个人的意见，所以这八条意见没有经过东北局讨论，张秀山只是将书面材料给东北局常委张明远和东北局委员、沈阳市委书记凯丰看了，他们提了点意见。(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9月13日上午，刘少奇召集小组会议明确了组织工作会议的内容，并指出第一次组织会议是基本正确的，有某些不妥当的提法已纠正，或在此次会上加以改正。刘少奇也谈到要检查中央组织部工作问题。9月23日，在小组会上，饶漱石再次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一再指示，对中组部工作上有何问题都应坦诚提出，摆在桌子上，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安子文也再次着重说明要大区认真酝酿，准备对中组部的检查意见。(郭峰：关于我与张秀山同志在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发言的经过情况，1954年4月25日)

在此期间，东北局组织部长郭峰三次到高岗处汇报请示工作。第一次是9月10日上午，郭峰在去参加预备会的途中绕道到高岗处汇报请示。高岗对郭峰的到来感到奇怪，问他来干什么。听郭峰介绍完意见后表示：“我们东北不要讲了，有些问题讲了也解决不了，我们不要提意见了，让别的大区提吧。”几天后，郭峰第二次来见高岗，这时高岗也已经知道毛泽东有明确指示，要利用这次会议检查中组部的工作，所以，他的态度有了转变。他对郭峰说，中央确实有精神，要认真检查中组部的工作，所以，你要好好准备，提意见不要顾忌，不要有私心，要以党的利益为重，要敢于提意见。但提意见要有根据，不要被人家抓住小辫子。高岗还分析说，6大区中，估计华东、西北有可能提意见，华北和西南不会提。中南在两可之间。(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160页。)9月底，郭峰收到张秀山、陈伯村对中组部的书面意见。10月2日，郭峰到高岗家里，把张秀山的意见内容向他谈了一下，并提出有些已经改正的问题(如工人阶级问题)似乎不应再提。高岗第二天就要到南方休假，有点心不在焉。当郭峰谈到安子文再三要张秀山来京参加组织会议时，引起高岗注意，他立即把书面意见拿去翻阅。这时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来谈工业计划问题，高岗便将张秀山的书面意见给王鹤寿看，并说秀山尽提些大问题。王鹤寿看后也提到有关纪律等问题，不应谈。于是，高岗向郭峰说：“告诉秀山，他最好不谈，我看这次会议展不开，可用大区与会同志名义谈，要把这些材料深刻加工，有把握的就说，没有把握的不说，不要乱扣帽子，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就会立于不败之地”。(郭峰：关于我与张秀山同志在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发言的经过情况，1954年4月25日)

在收到毛泽东关于“中组部要检查过去的工作，要听取大区的意见”的指示后，华东局山东分局也积极准备会议材料。对于安子文此前关于“利用冬季农闲季节，集中力量，以整党工作为中心……”的有关指示，山东分局有不同意见。山东分局收集了有关整党的材料及王甫等在山东进行考察的情况汇报，于9月26日以分局名义写信给中组部。

三、张秀山、郭峰在大会上的发言引起很大反响

1953年10月4日，刘少奇亲自起草签发了《中央关于请张秀山参加第二次全国组工会议的通知》，通知说：“东北局并转张秀山同志：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现尚在开小组会议，预定在10月8日以后开全体会议，出席者百余人，除讨论若干具体工作问题外，并拟检查最近时期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望张秀山同志于10月8日以前来北京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五册，279页。)

10月初，张秀山打电话给郭峰，说他将到北京参加粮食会议，书面意见暂不必转给安子文。10月9日，张秀山到京参加粮食会议。10月10日，组织工作会议开大会，听取安子文关于组织工作的检讨发言。10月11日、12日两天，会议代表酝酿讨论，然后准备会上发言。关于组织部过去几年来工作的检讨报告，是由安子文个人进行准备的，事先未经集体研究和讨论。各地同志对此报告提出许多批评。(饶漱石：关于我的错误的进一步自我检讨(1954年2月23日))东北地区大多数与会者对安子文的发言不满意，认为缺乏政策性、思想性。东北区小组讨论安子文发言时，张秀山到会看望参加会议的同志。郭峰向张秀山汇报了大家对安子文发言的意见，再次建议他最好不讲;要讲的话，也要少讲些。张秀山表示同意，并说要找安子文谈谈。10月13日晚，领导小组讨论大会发言问题时，提到张秀山的发言。饶漱石说：秀山已同子文谈过，就不准备在大会上讲了。我已同意秀山不讲了。刘少奇说：我听子文同志讲，秀山同志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让他在大会上讲讲嘛。

13日晚上，毛主席召集参加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各大区负责同志开会。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问张秀山，听说你要到组织会议上发言，讲些什么?张秀山把安子文和刘少奇要他去发言的情况，和他已同安子文谈的几点意见作了汇报。毛泽东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谈谈。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303页。)

10月14日上午，张秀山给少奇同志处打电话，秘书说少奇同志正在休息，未能见到。下午开会时，张秀山见到刘少奇，说：主席让我先给你汇报一下，是否把我的发言往后推一下。刘少奇说，就先讲吧。

张秀山说：几年来，中央组织部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尤其是安子文同志积极努力地工作，成绩是很大的。因为安子文同志要我提批评意见，所以对工作成绩不多讲，只提出五点意见——这些意见，已和安子文同志面谈过，本来不想讲了，后来主席和少奇同志还要我讲一下，因此提出来，请大家研究。也许这些意见是不对的，请大家批评。张秀山的五点意见是：一、1950年前后，中央组织部对于党员可否剥削这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曾发生过动摇。当时中央组织部的答复是错误的。二、关于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问题，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中央组织部也曾发生过动摇。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曾提出“中国革命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这次会议后，各地区及军队中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只是在毛主席亲自批示后，才解决了这一争论。三、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四、对保障党的组织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对于一些曾经在革命严重关头脱党、退党、叛党，而在革命高潮时又回到党內来的分子，以及对中央一级机关和各地的某些高级机关任用这些人时，处理得不严肃。中央组织部对革命胜利后，投机分子、脱党、退党、叛党分子侵入革命队伍，没有足够的警惕，有时反而轻易地信任这些人。这就是说，有些敌我不分，五、安子文同志对接受新事物迟钝，对党內问题是非不清，即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的界限不清，甚至颠倒。张秀山讲完之后，在小会议室休息的时候，刘少奇过来对张秀山说：“你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这在以后适当的会议上，我要作自我批评。”安子文也表示张秀山讲的这些问题基本正确。(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在当天张秀山及其他各大区同志发言之后，饶漱石感觉这些发言有事实，有分析，有建议，没有乱套大帽子，因而感觉满意，并认为这个会议比财经会议有进步。当天晚上8时半，饶漱石到毛泽东处谈话。晚10时，刘少奇来毛泽东处汇报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情况。

10月15日下午，郭峰在第二次全国组工会议大会上发言。郭峰的发言分为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对安子文发言总的评价。说：安子文同志个人的检讨对我们也有教育意义。但是从发言的根本方面看，是不够令人满意的。这个发言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检查工作的前提，没有检查的标准，因而也就难于辨别是非，也就必然缺乏思想性、政策性，质量不高。另一部分，郭峰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东北地区小组的看法和意见。一是关于中组部如何保证与贯彻党的政治路线与党在经济恢复时期各项任务实现问题;二是关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如何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三是中组部在工作业务指导上，或多或少存有脱离当前中心任务，而孤立静止地进行工作的现象。郭峰发言中涉及反对富农经济和是否允许党员有剥削行为问题的原话是：“在对农村整党要求上，也没有及时地提出防止与反对富农思想的影响，直到‘三反’、‘五反’时期才为中央指出与各地实践所补正。又如在是否允许党员有剥削行为的这样原则性问题上，正如张秀山同志发言所指出的子文同志在思想上是模糊不明确的，是有错误的。”(王恩宝：郭峰关于受“高饶事件”牵连问题的看法)郭峰发言最后说：总体说来，中组部几年来，成绩很大。但要从保证党的总路线的贯彻及恢复时期各项任务的完成和为下一阶段做准备上来检查，我们认为是有严重缺点和某些错误的。最根本的问题是由于在组织工作的政策思想指导上，对党的总路线，对恢复时期党的组织工作任务存在着不明确和模糊的地方，甚至有些右的观点，或者说是政治责任心的问题。(王恩宝：关于东北局组织工作----访原东北局组织部长郭峰，《百年潮》2011年第11期)

山东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赖可可等人在大会发言中也对中组部的工作进行了批评。赖可可在发言中，批评了安子文关于“利用冬季农闲季节，集中力量，以整党工作为中心……”的提法。赖可可的这个发言事出有因。原来，山东局代理书记向明事先不知道中央安排今冬整党的事。早在国庆节之前就开始布置今冬明春的大办水利工程，并且业已报告了华东局。组工会议期间，有同志动员向明说服赖可可就山东定在今冬大办水利的事在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意见。向随即与赖商量此事。赖表示为难地说，既然华东讲了，山东就不必讲吧!向明说，华东的讲话是支持山东的，山东怎么可以不讲呢!赖屈从而去。向、赖都没有想到组织工作会议会发生一场“两大两小”向中央发难的惊天动地的事件。向明更没想到由此创下了滔天大祸。”(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深切怀念向明同志》，第181-182页。)

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刘晓在大会上发言中也批评说：“安子文同志的右倾，组织部的右倾，表现是多方面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就有严重问题。”刘晓进一步说：“……安子文同志甚至背着党中央，背着毛主席，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同志们哪，有党以来闻所未闻哪!简直吃了豹子胆了!不经过党中央，不经过毛主席，居然大笔一挥，谁可以进政治局，谁不可以进政治局，他一个人就可以拿方案。在一个圈圈里的便封官许愿，不在一个圈圈里的便排挤打击。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不是有人授意?我看这是一种反党行为：这是企图篡党夺权!”(张聿温：《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187页。)

张秀山和郭峰等人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很大反响。讨论时，华东、西北、东北代表的意见基本一致，华北坚决反对。张秀山和郭峰的发言都涉及到关于组织不纯问题，张秀山更明确提到中组部对中央一级机关和各地的某些高级机关任用“脱党、退党、叛党分子”问题“处理得不严肃”，这些话显然触怒了一些人，特别是有过特殊经历的人，因而引起极大震动。双方争吵得很厉害。

四、毛泽东重提学习《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

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这次组织工作会议，但他对会议的情况非常关注，掌握的很清楚。毛泽东要求中办主任杨尚昆将会议的进展情况随时写书面汇报。

10月17日晚，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到毛泽东处汇报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开会情况。鉴于会议上分歧较大，毛泽东提议大会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

在18日的领导小组会议上，刘少奇说：“……会议进展得不够好，出了偏差。中央认为，问题出在中组部内部不团结、有矛盾上。因此中央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也就是饶、安的矛盾问题。”饶漱石与安子文各自述说自己的看法与意见，两人再次发生争执。饶漱石认为安子文对自己不尊重，他虽然身为组织部长，部里的事却“插不进来”。争执中饶漱石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的秘书来了这么久，也不给他安排支部。”秘书陈麟章此时担任记录，听了这话，心想饶可能记错了，在征得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同意后，陈麟章站起来，说：“我说明一下，饶部长可能记错了，我来了以后，赵汉同志给我编了支部。”这段小插曲肯定使饶漱石有些难堪。但事后饶没有因此而难为陈麟章。(景玉川：《饶漱石》，第129页)刘少奇在主持领导小组会议的过程中，对饶漱石进行了严厉批评。

10月18日晚，刘少奇、胡乔木向毛泽东汇报了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情况。10月19日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刘少奇汇报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本日开会情况和中央组织部内部的争论问题，并进行讨论。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饶漱石、习仲勋、杨尚昆、胡乔木出席会议。饶漱石在会上说，刘少奇在处理他与安子文的关系上“感情用事，把问题扩大了”，并说：“如果少奇同志发言不谨慎，这个领导小组会要出问题。” (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 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决定：一、中组部内部争论问题，应本团结方针，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加以解决。二、领导小组会停会两天，以便饶漱石、安子文、刘少奇准备结论性的发言。三、大会上不再提组织部内部争论问题，而应强调团结。四、在领导小组会和大会上刘少奇、饶漱石、安子文同志的发言，均交书记处先阅。20日晚上，毛泽东再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问题。刘少奇、邓小平、习仲勋出席会议，至10时又有朱德、杨尚昆、安子文、李楚离、龚子荣参加会议。会上，安子文、李楚离、龚子荣均表示同意中央的团结方针，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并保证今后在饶漱石领导下把工作做好。10月21日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饶漱石、习仲勋、杨尚昆、安子文、胡乔木出席。会议传阅刘少奇、饶漱石、安子文准备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草稿，并决定领导小组会于22日下午3时开会，请朱德、邓小平、李富春、习仲勋到会并作简要发言。((《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82-183页。)

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杨尚昆：“请将《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印成单张，于今晚或明天发给组织会议的各同志，请他们利用停会的两三天时间，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使他们在刘少奇同志及别的同志在大会上讲话讲到这个问题时，已经有所了解。此事在今日下午领导小组开会时，请告诉刘、饶及胡乔木同志一声。同时可多印一点(可印一二千份)，发给北京的干部，并由总党委通知各部门、各党组，要他们阅读和讨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结束语中对布尔什维克党所经过的历史道路作出的6条基本总结，曾是延安整风运动时规定学习的十八个重要文件之一，主要内容为：消除机会主义、对妥协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毫不调和，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采取革命态度;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打垮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如果党陶醉于胜利而开始骄傲起来，如果它不再注意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它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公开地老实地及时地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当不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者。

在当天下午举行的领导小组会上，饶漱石、安子文先后发言，做了自我检讨。刘少奇也做了讲话，他说：中组部过去3个月的争论，“使得许多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使得中组部很多同志惶惶不安，在外部也发生了一些影响，这当然是工作上的损失”;“对于这个争论，我也是有责任的。我没有在事先对双方做充分的工作，没有对双方充分交代清楚，使双方有充分的相互了解，我对双方的帮助都不够，这是我应检讨的。”

10月23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了刘少奇、饶漱石、安子文10月22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后，于晨3时批示杨尚昆：“请将刘、饶、安三同志在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用打字打十多份(校对勿讹)，准备交各中央局、分局组织部长各带去一份，你处存二份，今日下午我进城时交我一份备用。星期六可以不开会。”毛泽东在刘少奇的讲话稿末尾加写一段话：“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是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在饶漱石的讲话稿末尾加写一段话：“目前在全党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是能够担负这个伟大光荣的任务的。”

10月27日，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闭幕时，刘少奇在讲话中对自己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党员发展成为富农如何处理等问题上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对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问题有一种不妥当的想法，所以在处理富农党员的问题上，可能在和个别同志谈话的时候，说了一些不妥当的或者错误的话，应该说，所有说的不妥当的或者错误的话都应该取消和修正。在其它问题上说的不妥当的或者错误的话也可能不少，刚才邓小平同志讲“走火”，大概我这个“走火”不会比邓小平同志少。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是说的不妥当的或者错误的都应该修正或者取消。我想我们应该采取这样一个态度。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论是评批别人，或者批评自己，都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错误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扩大。所以我今天除了检讨以外还有一些说明。还有一些其它的问题，会议以后有机会再讲，这里不多讲了。”(刘少奇：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10月27日)

习仲勋、邓小平在讲话中均表示：对党内的这样一些问题，应该按照毛主席在党的建设、党的作风方面所规定的原则处理，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清是非，达到团结的目的。如果这样做了以后，有的人还坚持错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分散主义思想，甚至搞宗派，那当然就要开除他的党籍，因为党是有原则的，党内不允许这些现象存在。(《邓小平文集》中，第141页)

饶漱石在闭幕会上做了题为《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而斗争》的总结报告。报告稿事先经过了毛泽东审阅和修改。饶漱石在报告中说：全党的团结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就是贯彻党的总路线和完成党的总任务的最可靠的保证。 我们党是团结的，这种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一致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党纲、党章和党的正确路线的基础上的，是团结在党的中央和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之下的。在党内，不论是哪一种干部，不论是在哪一个部门工作的干部，也不论是在哪一个地区工作的干部，都应当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都应当照顾大局，关心整体，密切配合，共同努力。骄傲自大是错误的，狭隘本位、不顾大局也是错误的。我们党的组织部门和作组织工作的同志要在党内大大提倡团结精神，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消除一切妨碍团结的东西。这应看做是此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所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我们只有不断地对党内各种违反党的总路线的错误倾向，即反映到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思想斗争，并加以克服，才能取得党内政治上、思想上的完全一致，才能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才能确实保障党的总路线的贯彻。为了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必须及时揭发和纠正党的工作中和同志中的缺点和错误;为了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还必须及时揭露和清除一切混入党内的阶级敌人。联共党史结束语的第四、五两条就是说的这两个问题。但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务必严格加以区别，绝不可混淆起来。对于混入党内的阶级敌人，应当采取坚决斗争的方法来达到加以肃清的目的;而对于同志的缺点和错误，则应当遵照毛主席指示的原则，从团结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情况，本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适当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