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红卫兵抄家战果:四百亿人民币黄金百万两
所谓红卫兵抄家“战果”确实十分惊人，无比“辉煌”：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挖出所谓“阶级敌人”1.66万余人，破获“反革命”案犯1700余宗，从城区赶走“牛鬼蛇神”3900多万人。红卫兵抄家时，还私自批斗、抓人，甚至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死。“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展出了将近两年于1969年初宣告结束。这也是迄今为止不少人参加的一次极为特殊的展览会。从世界范围来说，也是极为罕见的……
“林办”指示
1966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指本文作者丁大华）和几位部队政工干部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连夜乘专车从天津奔赴北京军区大院，第二天又马不停蹄赶到北京展览馆“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以下简称“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筹备处报到。
据筹备组领导传达：林彪听到关于“红卫兵”抄家“辉煌战果”的汇报，感到非常满意，办好“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是按“林办”指示，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直接指导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指示，展览会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包括各中学)、北京军区、公安部共同牵头，组织各院校红卫兵、解放军、公安部及北京市公安局、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200余名骨干参加筹备工作。
举办这个展览会，就是要借展示所谓“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特别是抄家的“辉煌战果”，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向深入。
在“文革”初始阶段，由首都红卫兵掀起的所谓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运动”立即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所谓“破四旧”这个词语，最早出现于1966年7月4日清华附中《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中。对红卫兵极为荒唐的行动给予高度评价。由此，“破四旧”运动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及全国城乡。
据统计，仅1966年8月18日后的一个月内，北京市被抄家的达11.4万多户，被赶回原籍的有85198人：上海市从8月23日至9月8日，红卫兵共抄家84222户。到9月下旬，天津市红卫兵抄家1.2万户。
头顶“内战”压力猜政治“谜语”
举办如此大型政治性展览，是一项政策性极强、涉及面极其广泛的政治任务，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筹备工作。但是，按照“林办”指示和一些虽然担任展览会领导要职，却从未接触过展览业务的年轻人的想象，这个展览会似乎只要集中精力突击，拼上两三个月，凑齐材料，码放好展品，便可望在1967年元旦前后对外展出。但事实上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政治斗争条件下，要想筹办这样大型的、“高精尖”的展览会，其困难程度和潜在的政治风险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顶住愈来愈疯狂的“内战”压力，走出猜“政治谜语”的怪圈，随时掌握瞬息万变的斗争“风向”，吃透和准确把握当时一天三变的所谓“中央精神”，使展览会不会偏离“大方向”，不致犯“政治路线错误”。但既然“一天三变”，又有谁能“吃透和准确把握”？
鉴于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各派政治力量斗争有如暴风骤雨，空前激烈。参与展览会筹备工作的北京军区和公安部门的领导，本来就心惊胆战，人人自危，“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除手持毛主席语录，随时准备高呼“高举”，“三忠于、四无限”和“向红卫兵小将学习”的口号之外，谁也不敢轻易公开表态。“上边”更是三缄其口，虽然作出一定要办好“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的原则指示，在经费物资极端紧缺的情况下破例“保证供给”外，对筹办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要求往往顾左右而言他。实在躲不开的“请示”，便泛泛传达一些“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决支持红卫兵、“要相信红卫兵”会“自己解放自己”、“不要带框框”、要“放手让红卫兵小将们自己大胆去干”、“不要担心出问题，天塌不下来”、“要让红卫兵抄家展览会震动全世界”等官话、空话、套话，根本拿不出具体意见。
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一方面，多数参展红卫兵无不以“造反”大出风头为乐事，只要看到什么不顺眼的事，动辄“揪出”、“打倒”、坐“喷气式”、“批倒批臭”，决不赊账；连当时参展的、看似“金刚不坏之身”的“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解放军也未能幸免其难。以致连当时一位平时少言寡语不苟言笑的部队年长政工干部，也硬被没头没脑地扣上“严重脱离群众”和“藐视造反派”的帽子，在小范围内挨了批斗。
大饱“眼福”
那个时期，我们在数以百计的大专院校和基层单位看到了不少堆积如山的抄家“战果”。如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看到被查抄的冯友兰、翦伯赞、尚钺等人的书籍(其中大量是古籍线装书和文物古董)、带有所谓“封资修”性质的私人用品；著名历史学家尚钺收藏和使用的几十把扇子也成了修正主义“罪证”。在文联看到从著名作家田汉、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以及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荀慧生、白芸生家中抄出的字画和艺术品等等。
当时，一些重大抄家事件大都能反映到展览会中来。在接下去的调查中，我们逐渐发现，许多所谓“抄家”大案要案，要么是夸张事实，要么就是捕风捉影。一次，听到当年参与杀害李大钊的一名凶手被群众揭发并抄了家，我便立即找到居委会“造反派”深入了解情况，结果发现这些群情激昂的“造反派”只是听说院内一户主人解放前曾在第一监狱当过伪警察，现正被群众揪斗。就穿凿附会、添枝加叶地认为他曾参与杀害了李大钊。但我粗略估算，李大钊遇难时此人只有七八岁。“造反派”连他当狱警的具体时间职务都没有搞清楚，所谓参加杀害李大钊的罪行，纯粹是无中生有的揣测。还有个“造反派”揭发的绰号“小台湾”的“反革命”大院，据说里面还曾有国民党“党支部”和特务活动。结果一了解，“造反派”只听说这院一户人家有本解放前的旧画册，其中有光复台湾的画页而已。像这种捕风捉影、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屡有发生。
在筹备工作中的一大收获是观看了大量“红卫兵”抄家、批斗的原始记录片。记得前后大约连续看了一个星期，每天上下午都连续观看好几个小时，由于画面内容千篇一律，到后来也见怪不怪了，一天下来，看得人头昏脑涨的。
“耀眼”的历史缩影
这个几乎占据了北京展览馆全部展厅的大型展览会共分为4个展馆：第一馆，“红卫兵运动的蓬勃兴起”；第二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第四馆，“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其中，第一馆和第二馆分别展出了红卫兵运动的发生、发展和所谓“破四旧”运动的“辉煌成绩”。
展览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那里展出了大量珍贵的抄家物品，如珠宝珍玩、古董文物、玉石翡翠，各式各样的钻石、宝石饰品以及其他奇珍异宝。我父亲在解放前曾从事过珠宝古董业，他3次来“红卫兵抄家战果馆”参观，曾不无感慨地说：可不得了！都是些货真价实的一流珠宝啊。有好多宝贝只听说过，没见到过实物，这回可算大开眼界了。
抄家展品中，有4件一套宋代钧窑“洗子”。每只直径30厘米左右，由外贸部派专人每天专车送展，当晚撤回。我假装外行说这几只破“碗”连吃饭都不方便，干嘛看得这么紧。负责看护寸步不离的一位长者惊得目瞪口呆，反问我，你猜猜这4件“钧窑”能值多少钱。我说撑死了也就两三千块吧。他把嘴一撇，指着洗子底部尚未完全消除的“东”字一角，神秘地说：我告诉你吧，这原本是清宫东宫的珍藏，是国家一级国宝，现在到香港市场至少能卖人民币100万！能买88辆“解放牌”大卡车(多年后在香港拍出4000万港元的一串翡翠项链，在当时出口售价仅40万元)。
宣武区“丞相胡同”原来住有6家“丞相”级的人物，他们在抄家中无一幸免。其中仅在抄出物品最多的一家“丞相府”中，“红卫兵”抄走的文物古董、明清家具等各类物品就装满17辆解放牌卡车，仅古籍就足足装满3卡车。据说，这家人是历史罕见的京城显族，其祖上仅在明、清两代就均有人做过兵部尚书，还有人当过驻俄罗斯大使等高官。远的不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其家门口因悬挂德国国旗而未遭劫掠。日本侵占北平，因驻华司令官久闻其名，千方百计进行拉拢，而未受骚扰。解放后，其家庭要员又是彭真市长的座上客，曾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节(这也成了彭真“文革”中一大罪状)。在其家中曾抄出三眼顶戴花翎和本应由清朝政府保存的中印边界走向定位重要地图(这张地图上清楚地标明根本没有英国殖民者强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副本。据说当年中央档案馆只有记录，但未找到原件。周总理1958年号召民主人士捐献文物古董以支持国家博物馆事业，还特别提到有关中印边界地图等资料。
“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展出了将近两年，于1969年初宣告结束，我是从始至终的参加者之一。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参加的一次极为特殊的展览会。从世界范围来说，也是极为罕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