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元川：我第二次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林彪死了，我的麻烦少一点了。但是要让毛主席来给我改变地主子女的身份，是绝对不可能的，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是一定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怎么办?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等待他的去世了。用毛主席的话说 “人总是要死的”，尽管毛主席亲笔添加“万岁”，要求全国人民天天祷告“万寿无疆”，但是他是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和唯我主义者，他还是相信“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我的命运是不是会获得一点改变。

然而，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样简单。毛主席的尸骨未寒，他最忠实的四个信徒，所谓“四人帮”被抓了起来，在我看来，那是多大的手笔，那是毕其功于一役，直捣黄龙府，直捣他的老巢，直捣他的根基，直接铲除他的土壤，我认为比斯大林死后处决贝利亚的水平高多了。紧接着的清理“四人帮”，又把地主子女作为“四人帮”的社会基础进行清理，像我这样参加过几天造反派的人更是首当其冲。

1977年3月24日，把我第二次关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第二天全公社召开万人大会，揭批“四人帮”的残渣余孽，有几十个人捆到台上斗争，我是其中一个。当时流行挂黑牌，我的牌子上写的是：“投机倒把”四个歪歪扭扭的字，也没有加上“份子”一词。我酌量，看来还不是大的政治问题，需要沿着他们的思路去引申发挥，切不可与“四人帮”那杀头的事情上去靠。开斗争会之前，被斗争的人一摆溜儿集中在棚屋里，有从县公安局看守所押来的在押犯，一直被捆着，我们从学习班押来的人还没有捆。大会要开始时，公安局一位叫王刚的股长一声令下，全都捆了起来。有几个由王刚指名道姓往死里捆，我只是象征性的捆了一下。我想，可能是王刚认识我二哥，他们是政法部门的老同事。但是，当索子捆住我自由的双手时，我鼻子一酸忍不住眼泪直往下落，我自从出娘胎后，虽然经过无穷的打击，被捆绑还是头一遭啊!被捆的同伴认为我给他们丢了脸，一位从县公安局看守所押来的在押犯瞅了我一眼说：“汉子人，值价点，头砍了才是碗大个疤!”说这话的人是一个生产队的队长，与另一个生产队争水发生械斗，把他抓起来。他这样一说，我更伤心了，他们是贫下中农，都能够坚定不移地站在当局的对立面，对当局的倒行逆施持反抗的态度，我算什么回事。我们几十个人捆在台下，面对的是黑压压的人群。说归说，从那天以后，蹇街五队这块偌大的晒场，再也没有见到过聚集过那么多的人群，因为那时是记工分，每个社员为了取得这活命的工分，不去不行。过了两年，包产到户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从此走上了农民自己做主的不归路，没有人再有这样的能力，把我所在的这个公社(后来换回了国民党时代沿袭下来的乡、镇等名称)的黎民百姓，不费吹灰之力驱赶到这个晒场上。

当我回到被关押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同来的有一位带着行李，他就是王刚发令往死里捆的其中一名，四十开外年纪，大字不识，祖宗三代贫农。管学习班的要他写交代，他请我帮忙时，我才弄清楚啥也不为，只为跟生产队长顶嘴，骂了一句：“你干不了让别人干，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这就触犯了天条，被戴上“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帽子。当时华国锋主政，搞什么抓纲治国，“农业学大寨”搞得如火如荼，这顶帽子太好戴了。我问到他一些具体细节时，他说，派到生产队来的学大寨工作队整他的理由是，他“掐”生产队长。我企图用恐吓、威胁、质问、教训等词语来表述他的意思，都遭到他的拒绝，我也觉得表述不准确。这个“掐”字可为难我了，我不知道这个字啊，幸好我离家时在带一本书的问题上，作了周密的策划，这一次关进去，不知道何日才能出来，犯讳的书太多，我想起一位朋友说过阅读字典的事，我茅塞顿开，没有比带字典更好的主意了。字典派上了用场，我用“qia”第一声来找，找出来“恰”、“卡”、“掐”、“洽”、“葜”、“袷”、“髂”七个字，企图从中找出一个音同义同的字来，没法儿，用普通话的发音来框定宾川方言太难了，但他始终坚持，一定要把这个“掐”字写上。我想，本来就是莫须有的罪名，不能让整人的人找到口实，我只好从这七个字中选取了这个“掐”字。虽然有一定动作，好在是一个动口不动手的案情，定不了案的。

为此我还请教了同在学习班的罗祯祥，他是我大哥的同学，一个把着头、二名的高才生，据说有一次到大理参加知识竞赛，八所中学的精英汇集榆城(大理雅称榆城)，他获得演讲冠军，还进行了一项现场比赛，谁读书最多?各自报上书名后，由担任裁判的老师随机抽样，询问人物、故事、情节，结果战胜了一外位来自鹤庆，夺标呼声甚高的同学。他后来怎样了?中共建政初期，他被吸纳到银行工作，因为不能戒掉吸食大烟的恶习，被开除工职，好在他的家庭属于贫下中农这个范畴，吸食大烟的恶习不改，就为这，华国锋的“抓纲治国”，也把他抓了进来。以前，只是听我大哥说起他的学识，这一次殊途同归碰在一起，算是领教了他丰厚的文学基础知识。关于“掐”字，他同意我的处理方法。他纠正了我几个读错了的字，经我查字典而得到证实。他还教了我几个大家平时挂在嘴上，但不知道怎样写法的字，如木匠弹墨线时的奓墨的“奓”(zha)，虽然有点“孔乙己”(鲁迅小说人物)，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但又不能不佩服他的博闻强记。他还有一个绝活，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世代更迭，每一个皇帝他背的烂熟。我称他大哥，他叫我老弟，牢笼里苦相逢，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他为自己吸食大烟而感到幸运，他的理由是，以他的才能，在国民党政权里谋一个乡、镇长没问题，因为吸食大烟躲过一劫，中共建政后乡、镇长全枪毙了，他说得很幽默：“背脊上冒火烟”。在共产党政权里，“三反”“五反”就开除回家，免了后边的“肃反”、“反右”、“文革”，所以到现在，也没有戴上“右派”、“反革命”、“坏份子”的帽子。他自鸣得意地说：“我的问题就是吸食大烟。”仿佛吸食大烟是他的职业，与我的“地主子女问题”似有异曲同工之妙。根据他对历次运动的经验，他严肃地对我说，据他偷听到的消息，我的问题是“四人帮”帮派问题，至于其他人三教九流、偷鸡摸狗，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是啊，在共产党看来，只有跟政治沾边的问题才会是大问题。他跟我讲：“文化大革命我也参加了，一个生产队全都是‘大联合’，你不参加没有工分呀，那些蠢猪，摇点笔杆子哪是‘六.二三’的对手，‘六.二三’贴两张大字报，他们就就猫下塘子——抓不开，高中生、大学生搬出来也对付不了，都知道我的文才高，求我帮忙，我可是要一升米或者一升包谷，才给他们写一张。大家都知道我吸食大烟，只好照办。”我作为他的老弟，语重心长地说：“吸食大烟毕竟有害身体，有害家庭，那么昂贵的费用，老婆孩子怎么承受得起。”他说：“这老弟就有所不知了，大烟那么昂贵，哪吸得起，都是反复拌上头痛粉。”唉，各个行业有各个行业的门道，经他一说我恍然大悟。

进学习班的人不少，三天两天又进来一个，也有升格的，公安局的警车开来，戴上手铐送到县看守所，一般就不会再回来了，无论如何要给你判上三年五年。这无疑对其他人有极大的震摄作用，每遇到这种情况，都是一次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教育的绝好机会，抓走的都是不坦白的例子。最凄苦的是，一位公社医院的会计，论辈分我叫他表叔，听说帐目不清，有贪污嫌疑，也送进学习班审查。我对此大惑不解, 帐目不清就清帐呗，有嫌疑的人都抓进学习班，那要抓多少人。罗祯祥作了这样的诠释：“严刑拷打，直到犯人甘愿招认其所从来未犯过的罪行。”呵，原来是这么回事。后来这个人死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的说是病死的，有的说是整死的，我看可能是二者兼有之。我苦思苦盼毛主席去世后的变局，却把我划归他的余党。这又为什么?罗祯祥说：“老弟，你太幼稚了。华国锋的执政纲领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任何一种主义，一旦在历史上产生了影响，就会有无限的灵活性，任人解释了。宗教式的狂热，急功近利的冒进，僵死的教条主义，我们看得还少吗?抓你我这样的人最省事，哪个上台都会这样做。老弟，你来日方长，不要想不开，在这大的格局下，根据物极必反的规律，你也许会有出头之日。”

入夜，我躺在地板上辗转反侧，摆在我面前的路有上面所说的那么多条，我究竟会走哪一条，不知命运会把我抛向何方。但我警告我自己：千万不要寻短路啊!

人们说，黎明前有一段时间特别黑暗。要不是华国锋抓纲治国，抓着我治着我，也许我还不会体会得那么深切。按学习班负责人徐麻子的说法，抓的是坑蒙拐骗偷，治的是吃喝嫖赌抽，抓谁不抓谁是由他确定的，只有我是另类，是县局打电话叫他管。也不竟然，我在炼洞教过的学生王继明，跟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就不沾边嘛!当他扛着席子被窝跨进这道门槛时，我全然记不起他了，那时他还是七、八岁的娃娃。当他叫我老师，告诉我他是王继明时，眼前顿时浮现一个睿智的炼洞河边少年的形象，在我教的这个班上，他总是把着第一名考。说起王继明，他是宾川四大财主之一的王月三的嫡孙，与我大哥结拜弟兄的王家楷是他的叔祖父，他的父亲王度与我大哥同学。他的爷爷伏击征粮队打死大军七人，制造了著名的拈花寺血案，他的一个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叔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居然成功逃亡泰缅边境。够了，这样的家庭背景，能有什么好果子吃，王继明念完小学就被踢出校门。他走了和我一样的路，来到一个叫官通的小村庄上门。这个村庄太小，为了落实华国锋抓纲治国的战略任务，硬要摊派一个人到学习班，搜肠刮肚，找了王继明做替罪羊。理由是盘点小菜挑到市场出售，被列为投机倒把，你说荒唐不荒唐?

师生见面分外亲切。华国锋的势头来得挺凶猛，要求遍墙遍壁刷上大标语，有点像文革初期毛主席搞的红海洋，但不同的是这一次是白海洋，用石灰刷在土墙上，这叫因地制宜。徐麻子是中国大陆最后一批天花的受害者，因为比他年纪小的麻脸，量你找不出来。他本来是一个农民，文革中造反，得到公检法一位老干部的赏识，被吸收参加工作，随着所谓“四人帮”帮派势力清理在云南地区的深入，伴随公检法那位老干部的出局，他也被剥去那身黄狗皮，重新回去捏锄头把，这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他早就听说我擅长写写画画，为赶这个时髦，安排我去乱画墙壁，要我找一个助手，我选择了王继明。于是，老师和学生，每天提着石灰桶，遍墙遍壁去写“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揭批四人帮”、“狠抓阶级斗争”标语。写着写着，还写出一点小名气，宾居公社的派出所也居然要调我去他们那里写。那天是洲城街天，一绳子捆去西门外示众，这已经习以为常，不足为奇。回到学习班还未坐定，一个被学习班囚徒取名为“短嘴猪”的民兵，奉命押解我去宾居公社派出所，是徐麻子没有交代清楚，还是故意这样干，“短嘴猪”把把我捆得紧紧的，押上了去宾居公社的路。十几里的路够漫长了，开头一段要经过我居住的村庄，正是春耕生产时节，引来全村男女老少驻足观望，人们议论纷纷，以为我的法犯大了。妻子和正在上学的孩子，虽然不在现场，但消息不胫而走，他们听到会多难过啊!本来同窗的难友已经把去写字的消息透露给我，我恳求“短嘴猪”不要捆我，“短嘴猪”非如此不能体现他的存在价值，事情过去了多少年，人们还不时提起这件事，连去写字也被捆着去，一方面说明我受迫害之深，一方面说明群众专政之残暴毒辣。随着我知名度的提高，在“短嘴猪”的一生中也算是干了一件伟大的事。本来，家里就处在饥饿线上，靠我做点手艺来维持，现在把我抓起来，那就更困难了。由于学习班还达不到监狱的层次，要家里送饭。孩子背着书包给我送来的不是大米饭，是蚕豆，可以想见妻子和孩子受着怎样的煎熬。有一天，孩子摔了一跤，一粒一粒的蚕豆摔得遍地，孩子哭了，我强忍住泪水，安慰着孩子。孩子是在毛主席去世之后开蒙读书的，我在他的书包上用白色颜料印上“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引来同学们的羡慕，如今他背着这个书包给关在学习班的父亲送吃的。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什么，留下了永远不能修复的记忆。每当我们想到这些痛苦的往事，我们会从迷惘中醒悟，是不是骄傲了?是不是放纵了?作为一个警钟，不能只是自己在内心里敲敲了事，要天下人一起敲，通过敲，来确定产生痛苦的土壤，究竟有没有清除的必要。

当“短嘴猪”把捆着的我，交给宾居公社派出所所长陈体能时，不但没有得到表扬，反而挨了一顿臭骂：“叫他上来写字，你把他捆起搞什么，谁叫你捆的!” “短嘴猪”自知理屈，灰溜溜的走了，陈体能也没有挽留他。倒不是陈体能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上村下营的，出于良知，说了两句公道话。这一说不打紧，过了两年，我二哥回到法院，我也当了医生，陈体能已调回县公安局，他来找我二哥玩，恰巧碰上我，他说：“你们弟兄现在好了，当面或背地，在过去的年代，我们也没有整过你们。”旁观者弄不清他说些什么，但我知道，这是他代表经历过浩劫的有良知的中国人发出的心声。这不应了“今天留一线，明天好相见”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么?

说实在话，在为陈体能写字的那几天，到是吃了几天饱饭。在学习班的日子里，除了跟罗桢祥作过认真的交谈，对于其他人我是知之甚少，都是道听途说。即便是道听途说，也能够看出下层民众生活在怎样的水深火热之中。一个家庭有三个人关进学习班，那是弟兄仨，他们的父亲叫李渊，洲城北门人，贫农。李渊膝下有七八个儿子姑娘，这三个只是其中一部分。一种看法认为，李渊太穷了，整天如黄狗骂青天，把一家大大小小骂过来，儿子们听不下去，只好走上偷窃的道路。但我不这样认为，李渊子女多，生活困难，但是个个气大饱力，却弄不够糊口，责任不在李渊，责任在于扼杀人类本性的分配制度，说简单点就是我说的把全国农民拴得死死的工分制度。饥寒起盗心，只不过李渊的几个儿子胆子比别人大一点。在我的记忆里，李渊参加过造反派，不是蛮不讲理的人，他主要是出于对公社、大队干部欺压百姓、鱼肉乡民的不满。到了他参加过的这一派倒霉的时候，他的三个儿子拿出来做祭品，也就不足为奇了。

学习班里被关押的基本上都是男公民，但有一个女公民，洲城南门的小玲，这个人远在二十年前我就认得，我们每天从校本部去分院食堂吃饭，都要经过钟鼓楼两次，小玲和他的母亲在钟鼓楼下摆一个小摊子，卖一点瓜子花生。母女俩是城镇居民，母亲患眼疾，被小市民蔑称为“痄眼巴”，小玲的称谓自然成为“痄眼巴囡”，所以，小玲死了多少年了，我从来不知道她姓甚名谁，也没有人去考证她姓甚名谁。然而，小玲却长得出奇的俊俏，高挑的个儿，勾魂的大眼睛，也许是长得太漂亮了，三十老几还没有婚配，但和她姘居的却大有人在。她又为什么被弄进学习班来呢?说是放高利贷，听到这个词我太陌生，她一个小摊小贩，能有几个钱，无非是借钱给人家收了几文利钱。罗桢祥给她写过交代，经罗桢祥一说，我才明白个中道理。交代的重点是与张三、李四、王五私通的详细情节，放高利贷已退居其次。明眼的读者可以看出，操生杀掠夺之权的徐麻子在打甚么鬼主意。你想，一个奇丑无比的麻脸，恐怕难得有机会玩上小玲这样漂亮的风流娘儿，以小玲的处境与谁睡不就那么回事，毛主席赞颂得无以复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徐麻子们大开绿灯，即便他们剥去黄狗皮，手捏锄头把，也永远不会忘记毛主席的大恩大德。

随便举几个小例子，按法制和人权的观点看问题，在被囚禁的学习班成员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应该享受那样的待遇。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太难理解那个时代。公民触犯世界公认的法典太难太难，因为你本身已经生活在一个大监狱中。

经过学习班的捆绑批斗，然后是结案，结案前有被没收的东西要核对一下。我的东西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水笔零件，监督核对的公安特派员看着就烦，我却发现了闪光点，县印刷厂杨厂长给我开的证明也折叠着放在里面，趁特派员不注意，纸条已经从我的手里成功地转移到我的口袋里。这是我的核心罪证，此时我庆幸在交代中没有白纸落黑字，提到这件事情。也许办案人员在转来转去中早忘了，我也不会光光头再去找刺篱笆钻。如果说生活中有奇遇，这恐怕要算一桩。

按徐麻子的说法，我们这些“四人帮”的社会基础、残渣余孽算是被斗倒斗臭了，于是被释放回生产队，这下总算得安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