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诞辰115周年｜“经久耐用”是他的自我评价
发布时间：2015-10-30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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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作家夏衍的孙女沈芸曾于今年5月在华东师大中文学术刊物《现代中文学刊》上发表《其实，他还是留在了自己的岁月里》一文。10月30日是夏衍诞辰115周年纪念日，沈芸对该稿进行了补充调整，授权澎湃新闻刊发，以作纪念。题目为编者所加。
“闻道人须整，如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这是我祖父夏衍（1900年10月30日-1995年2月6日）在1984年写给宋振庭的信中，戏改了明末清初流传甚广的一首剃头打油诗，以调侃他们共同经历的整人与被整的年代。
他说：“解放之前和明摆着的反动派作战，目标比较明确，可是一旦形势发生突变，书生作吏，成了当权派，问题就复杂了。知人不易，知己更难，对此，我是在六十年代初文化部、文联整风时才有了初步的体会。”这时候，他已经走出了阶级斗争的泥潭，反思的是人性。
“做一名共产党员，首先要具备什么条件？”那是黄苗子1939年夏天在香港向夏衍提出的问题，当时他问得很惶惑，因为他看到廖承志、乔冠华和夏衍他们一起每天忙碌着，为国家民族存亡的远大理想在奋斗，心生羡慕。“首先要具备一个‘人’的条件，才能做共产党员。继而，要做一个‘好人’，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几十年过去了，在黄苗子的心目中，夏衍始终是这样一名共产党员。
五十岁以后的“华盖运”
这位1927年在白色恐怖最黑暗时期加入中共的老党员，后半生却惶惑不断。1984年，他已是耄耋，完成了自己回忆录的上半部——从1900到1949年。这部分，他写的激情饱满、酣畅淋漓，“从前心事都休，懒寻旧梦；肯把壮怀消了，作个闲人。”李一氓送给他的这副集宋人词的对联，正对他的心境，遂书名为《懒寻旧梦录》。
但是在下半部的开篇，便语塞了……他总是频繁地说到三个字：华盖运。虽然，后面的结构已经调整了，不再是按时间顺序，改为以写事件和人物的独立章节。但是客观条件和主观原因，使他最终只完成了《新的跋涉》和《“武训传”事件始末》，显然，时间没有留给他完整讲述的机会，在翻起那段沉重的历史时，即便是身残志坚的他也已经没有了气力。
“我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可是静下来想一想，1930年代在左倾教条主义影响下没有‘立’正；1940年代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惑’了很快能得到纠正；现在进入了新社会，觉得‘惑’的事情反而多起来了……进入新社会，碰到了许多新事物，我深深感到要不惑是很不容易的。”（夏衍：《懒寻旧梦录》）
革命的道路上，不会总是鲜花和掌声。“说实话，要是没有恩来和陈毅同志，我是逃不过1957、1959、1964年这些关卡的”，其实，零敲碎打的远不止，从他一解放主管上海文艺开始，似乎就总是错着步，他抓电影剧本创作，打了一个比喻：“电影题材只有不反共，不提倡封建迷信，有娱乐性的当然可以，连不起好作用，但也不起坏作用的‘白开水’也可以”。结果传到北京就走了样，说夏衍在上海不讲电影为工农兵，反而“提倡”不为人民服务的“白开水”电影。
他在1951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1952年上海文艺界的整风还算是和风细雨的，他被免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调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而接下来1955年的潘汉年事件对他是大重创，此后，他明显的沉闷了。
调到文化部以后，1957年“反右”。1959年，为完成建国十周年的献礼，他抓革命、促生产，在7月份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离经叛道”论。转瞬风云突变，全党展开“反右倾”运动，他成了文化部第一个被批判的对象，险些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3-64年，毛泽东关于文化艺术的“两个批示”，文化部整风，他首当其冲、应声落马，成了被抛出来的大老虎。
其实，波云诡谲的政治风向并不是江青1964年给郑君里透的风：“你再跟夏衍陈荒煤走我就不理你了！”而是更早，大约是在1962年以后。
王光美为随刘少奇4月份出访东南亚4国，到上海置办服装，与江青有过三次谈话：“在这几次谈话中，江青谈得最多的是文艺界的问题。……特别想不到的是，江青毫不隐晦地讲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坏话。她两次声色俱厉地说：‘夏衍是个叛徒，怎么调到北京的？要追查！’她还说：‘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当时听了江青的话我感到很紧张，文艺我也不熟悉，所以就是带耳朵听，没敢多说话。回到北京以后，我把江青谈话的情况和内容详细向少奇报告了。少奇听后说：‘这件事你不要管，由我来处理。”
他补充说了一句：“夏衍是经过周总理提议，中央批准调来北京工作的，不用查。’后来江青回到北京，少奇专门找她谈了一次话，对她进行了批评，是通知她到我们家来谈的。江青接到通知很紧张，因为这以前还从来没有人通知她要她本人来谈话。”（《王光美访谈录》黄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1日出版）
1962年的早春是暖意融融的，“七千人大会”之后，他随茅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埃及开罗参加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3月初经香港回广州，正赶上“广州会议”，听完周恩来的讲话后，搭乘总理专机回京。这种春风荡漾的心情流露在他给巴金夫人写的一封短信里：
“萧珊同志：（全团在穗总结，定四日回北京）
我们于二月二十四日回到广州，一打听，知道您们已经回到上海了。老巴嘱带的小电池，及您要的纪念品，均托我团工作人员黄金祺同志带上，乞检纳。那串珠子，系埃及特产，日里不好看，一到夜里，即闪闪发光，可以夜明珠名之。如日久光渐减，可于日光下曝之，或电灯照之，即复明，供一粲。问好。
夏衍 27/2”
信中的“夜明珠”一段像是在耐心教女儿辈的人，萧珊是1918年生人，加上她天真烂漫的性格，可能在夏衍这样资历的老革命眼里是永远的小姑娘，这一类女性一直是他呵护备至的。另外，最重要的是“广州会议”的气氛令他心情大好。
“但是事实上在这一年夏季，总理和康生同志已经在北戴河对我和燕铭同志对文化部工作提出过批评，但是我们缺乏政治敏感，领会不深，不仅不能举一反三，连指出了停演坏戏鬼戏问题，也没有迅速的认真贯彻。”（夏衍：“1965年1月19日在文化部的检查”）
鏖战在“十七”年中的夏衍始终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直到最后的倒台。很快，政治空气还寒，他就跟前任秘书李子云说：“以后我们不要再通信了……”上海是前哨，是发端。在他1955年调离时，就有人说：“他走了，上海电影方面的事情就好办了。”当时柯庆施找他谈过，希望他留下来进班子，他以“总理调我推不掉”做了挡箭牌，他后来说：“如果我不走，就是张春桥。”这次，柯庆施提倡“大写十三年”，宣布他为上海“不受欢迎的人”。从此，他就在劫难逃了。
从整风到入狱
1965年1月19日，夏衍在文化部全体党员和直属单位负责干部大会上做检查，这是他被免职前的最后一次检查：“我的错误十分严重。我犯的错误，不是某一时期、某个阿题上犯的迷失了方向性质的错误，而是根本性的、系统的、背离了毛主席文艺方向的路线错误。整风开始的时候，由于我对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由于我的错误而造成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所以对整风、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很不端正，应该说是党组成员中态度最不端正的一个。”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篇两万两千多字的检查，感触是很复杂的，一方面，这还是夏衍的理性风格，不失控，不自污，不乱咬；而另一方面，没有了一如既往的简洁，在有些地方文字上困顿、重复，甚至结结巴巴。对于一个以文字为生的文学家、剧作家来说，行文上的乏力足以见得他内心的痛苦。
他不断的挖根子，反省自己出身于没落地主阶级家庭，参加革命只是对旧社会的不满。在留日期间，接触了西方文学，埋下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根源。坚持专家路线，不与工农兵相结合。总之，他的思想没有跟上形势，始终停留在民主革命时期。
“作为一个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有这种错误是不奇怪的，问题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二十几年，作为一个党的文艺领导干部，还依旧顽强地坚持这种错误，顽强地要以这种错误思想来指导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文艺工作，这就是我一再犯错误的最根本的原因。”
曾经被周恩来称赞过“精明能干”的夏衍不见了，他的处境极为尴尬。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周巍峙说：“整风一开始，好像就是对夏衍同志来的。有位党组成员就向我讲过，叫我心中有数。”后来调门一再升高，周扬说：“夏衍同志向来是右的。自由主义自己都承认。右倾是真的，自由主义是假面具。最大资本是卅年代的电影。”
彭真说的更明确：“这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地搞。前面是陈（荒煤）、袁（文殊），背后是夏（衍）、蔡（楚生）。”“老头子根本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文艺战线上存在两条路线斗争……文化部、协会的领导执行的不是党的毛主席文艺路线，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路线，如文化部夏、齐，协会阳、田、邵。”（周扬语）。
这顶大帽子扣下来，离“反党集团”只有一步之遥了。接下来几个月的日子是煎熬中的等待，精神的作用反应在身体上，他的神经性皮炎发作了。
4月7日，他被正式免去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准备到对外文委亚非拉研究所任研究员，他拒绝了做所长的建议，只保留了副部长的待遇，这算是逃过一劫的“软着陆”。
人情冷暖。来接替文化部领导的人当中有一位与他曾经是《新华日报》共事的下级，从上海宣传部副部长调过来接任文化部副部长。见到老相识，他自然是高兴的，热情的伸出了手，可是，对方却冷漠的拒绝与这个犯有路线错误的人握手。这件事，他是一直耿耿于怀的。而整风中批判过他的陆定一、周扬，在9月份召开文化部厅（局）长会议上，仍把他请上了主席台。
“独坐空庭”的日子不是最难过的，批斗游街的日子也扛过来了，然而，更非人的折磨还在后面。他承认“有错”，但不承认“有罪”，即便是“1966年夏天被关在文化部附近大庙，‘革命小将’用鞭子逼着我唱那首‘我有罪、我有罪’的歌，我无论如何也唱不出口”。
在中世纪般的黑暗深处，人性的光辉从来未曾出现过，被抛弃、被背叛、被污蔑……“老实说，在过去我认为正的不一定正，我认为直的不一定直，……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人是会变的，‘人心’是复杂的。有好几个我几十年的‘老友’，居然为了做官而上了贼船。而另一些人，却经受住炼狱而保持了坚贞。”（致柯灵，1979、8、29）
漫漫苦旅中的独木行舟，随时都考验着每个人自己坚守的底线。“屋内空空如也，只有一位还在顽强地呼吸着的老人。……空谷孤松之感”。（金山《回忆片断》）“在‘招待所’八年又半，备经艰险，但我自信清白，对横逆之来，一直以止水明镜之心，坦然处之，因此回家后亲友相见，都说我‘精神状态良好’，也只有这一点，觉得可以告慰于故友的。”（致李灏，1975、9、25）
1938年5月间，夏衍在广州办《救亡日报》。某一天的午饭后，和黄苗子等几个文化人一起去逛六榕寺，六榕寺有一个大铁笼，关着几十只猴子供游客观赏，其中有个人嫌猴子吵闹，就找了个粗树枝，伸到笼子里乱捅一阵，猴子们痛得吱吱大叫，那个人哈哈大笑。当时夏衍就把脸一沉，事后对黄苗子讲：“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丧失掉了，还谈什么为国为民！”
他从来都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这源于他青年时代给自己树立的自我奋斗的方向，成为一个有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做一个能够做点“好事”的“好人”；这源于参加“五四”运动所埋下的“科学和民主”的根：这源于留日期间接触的十八九世纪西方文学中，狄更斯、史蒂文森和契科夫等作品带给他的终身影响及自由、平等的思想启迪。
所有的这一切根源都促使他成为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而且是民主革命时期最骁勇的一名战士。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明显不适应了。而对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他则格格不入。第一次的表现就是1945年对《芳草天涯》的批判，这部戏艺术上的成功给他换来的是一顶“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以后几十年像寺院门前的一口钟一样“逢年过节总要敲打一番”。
当“不断革命”论如洪潮猛兽般汹涌而来的时候，他被残酷地抛到了革命的对立面，文艺黑线的头子，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在经历非人性的地狱般折磨之后，他损目折肢，孤独而坚强的活着回来了！回首那惨无人道的十年，这位坚决不背离人道主义的老中共党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封建法西斯”。
“过去我们往往把‘百家争鸣’实际只归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的争鸣。但三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两家之外的封建主义一家，却一直在顽固地妨碍着我国社会的前进。因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扫清道路，我认为，反对一切形式的封建主义，如家长制、特殊化、一言堂、裙带风，官僚主义等等，同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派性一样，都应该归入我们创作的字样任务之列。”（夏衍在四次文代会上的闭幕词，1979年）
隐蔽战线的统战
在1930年代白色恐怖的上海，一天的夜里。走在街上的夏衍，发现一个穿风衣的人，低着头专注地欣赏商店外霓虹灯一闪一闪的橱窗，那人帽子压的很低，从背影看，身形很像郁达夫。他走上前去拍了一下肩膀，那个人抬起头，原来不是郁达夫，而是瞿秋白。于是，夏衍好奇的问：“你怎么有好兴致在这儿看橱窗？”
瞿秋白轻声地回答：“真正的共产党员，才是关注每一个劳苦大众的。我们的奋斗，是为了让劳苦大众们都能够过上橱窗里的美好生活，创造物质的人，理应有权享受物质。”这段故事，1950年代夏衍写在了黄苗子从东安市场买回来的“瞿秋白文集”的末页，可惜，这本有着珍贵题跋的书在“文革”的抄家中丢失了。
瞿秋白和夏衍，他们属于早期原教旨中共党员，同时又是布尔乔亚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于革命的理想主义浪漫情怀，同时表现在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才情兼备的文化人的双重气质上，两者交相呼应。当然，不止是他们两个人，还包括周恩来和潘汉年，等等。
这是一群精神气质相同的中共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一道别样风景。他们中很多人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大多数最后成了革命的殉道者，或以不同的形式，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瞿秋白临终前写下了《多余的话》讲述着另一个自己，周恩来则用爱好者的方式抒发着自己的艺术情怀。
相比来说，夏衍最幸运，因为他的手里始终握着文艺的这支笔。所以，潘汉年在1955年被捕前，特别的告诉夏衍的秘书李子云：“写文章不能停，要不断写下去。我在三十年代也写过文章，但是后来去干别的，没时间写了，笔一停就再也拿不起来了。你要坚持下去。”
1949年前，对于潜伏在国统区的地下党，有过一个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毛泽东在南京解放后不久批示了新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此批示当时只发给几个大区的负责人。（穆广仁《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2012年4月13日）
夏衍永世难忘白区地下工作的峥嵘岁月，他所改编的电影《革命家庭》和《烈火中永生》，可以看作是一种永恒纪念的方式。江姐的扮演者于蓝回忆说，1963年冬，夏衍正在广州休养，他们用了三天的时间才把手上准备的材料汇报完毕，听后他只问了一句话：“你们怎么不写写江姐？”
当时的剧本，江姐只有两场戏。他说：“江姐有丈夫、孩子，丈夫牺牲了，自己又被捕了，观众是会关心她的命运的，你们应该把江姐当成主要人物来写……这样吧，你们不要打扰我了，我现在就开始写，一个礼拜后就给你们交稿。”
现在回想起来，于蓝仍然感慨万千：“夏衍真的很厉害，他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不到一个星期就把剧本拿出来了。他把江姐和许云峰两个人作为主要人物来写，导演水华看过之后，立刻就决定拍摄了，而且还告诉我不许再提意见。 ”
夏衍专门叮嘱于蓝：“你演江姐，记住千万不能演成刘胡兰和赵一曼”。知识分子地下工作者的形象是江姐区别于其他女英雄的特质，是整个人物的灵魂，这一类革命者正是夏衍的同道和他自己。这部影片拍摄完成的时候，他已经在“文化部整风”中被打倒，所以，编剧的署名是：“周皓”。而江姐则代表着白区千千万万的地下工作者，从大银幕走向了不朽。
夏衍的这一段非凡的经历离不开两个重要的人——周恩来和潘汉年。“夏衍不仅是共产党人，而且是特殊的共产党人——他属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情报系统的重要成员。……当时的上海闸北区委书记康生是夏衍的直接领导人，他对潘汉年说，‘这样的文艺人才放在闸北区搞工运，跑跑纱厂，是可惜。’周恩来调夏衍参与筹建左联后不久，夏衍也成了中共特科成员。从此夏衍有了两个身份：公开的作家身份和秘密的中共情报人员身份。”（刘小枫：《智深而勇沉的革命文人——读《夏衍传》所想到的》）
这段论述中关于“成了中共特科成员”和“秘密的中共情报人员身份”的结论，在没有直接材料证明的情况下，这两处是不符合史实的。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决定将夏衍（沈端先）从闸北街道支部调出 ” 参与筹备“左联”。时间应该是 1929年秋冬，但是他们并未谋面。
那一段时期，夏衍接触最多的中共高级领导人是瞿秋白，中央特科方面的是潘汉年和蔡叔厚。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是情报收集、政治保卫和锄奸，存在时间是1927年—1935年，而夏衍见到周恩来的时间是在两年以后。
1937年7月10日，“七·七”事变的第三天。在潘汉年的介绍下，夏衍第一次见到了神交已久的周恩来。根据夏衍本人的回忆和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周恩来这次是有备而来的，他们对夏衍经过了长期多方面的考察，认为他具备有承担更为复杂工作的能力，具体的说是来自两方面的信息：一、夏衍进入了周恩来的视野很早，周恩来自己说是：“大约在三零年，我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就读过你翻译的小说。”
周恩来在离开上海前，考虑到潘汉年也将离沪赴苏区，就指定夏衍代表中共组织与特别党员杨度保持单线联系；二、是夏衍在“左翼十年”中出色的表现和组织能力。用潘汉年的话就是：“以前的事，恩来同志都知道了。”
周夏的第一次见面决定了夏衍未来几十年的工作方向。周恩来告诉他，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在即，需要像夏衍这样曾经在日本参加过国民党的人，今后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和各阶层、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人做统一战线工作。另外，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要办一张党报。这是夏衍正式进入周恩来领导的中共隐蔽战线参加统战工作的开始，而之前的工作只能算作是外围的被观察阶段，这样理解应该是相对客观实际的。在中共隐蔽战线中，情报和统战是两条线，时有分合，有交叉，但不会完全重合。
在夏衍留下的大量各类文字中，他都在反复地强调自己的工作性质是统战，例如在1965年1月“文化部整风”中的检讨中写道：“在大约有十年的时期内，我主要是做文化界的统战工作，根据大后方当时的具体情况，组织上要我以非党的民主人士的身份和各方面接触，由于我立场不坚定，党性不纯，日子久了，不知不觉地就渐渐把自己看成为一个民主人士。很少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夏衍的交友是三教九流的，周恩来给他的任务就是“勤交朋友”。对此，李克农跟他讲得更加直率：在国统区，菩萨要拜，鬼也要拜。夏衍生前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的说过：“我是帮忙做事，没有加入过组织。”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为潘汉年案平反，陈云在11月9日写信给夏衍，希望他写一篇文章纪念潘汉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信的结束处，陈云特地的加了一句话：“文章只写你所知道的一段就可以了。”
“请恕我执拗”
青年时代，向着理想出发、流亡，千山万水、流离失所、浪迹天涯，一直流亡，直至回到故乡……这几乎是那一代五四之子的宿命。夏衍当然也不例外，五十而知天命。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是“左翼”，到了五十年代成了“右倾”。“十年作吏”是他的外在表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面对层层的高压，他内心守城，步步为营，坚持底线。用《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记述曾经的光荣与梦想，在《林家铺子》《祝福》《故园春梦》和半部《早春二月》中描绘着自己的家国天下，在收藏的“扬州八怪”和齐白石的中国画中寄托着一个自由文人的情怀。他在“整风”的检讨中说，是“革命意志衰退，这就是蜕化变质的开始”，其实更多的是“苦中作乐”。
离家的路是艰难的，回家的路更加漫长。在监狱中，他开始梦回故乡：“在这之前，我从来不失眠，也很少做梦；可是也就在这个时期，一入睡就会做梦，奇怪的是梦见的都是童年时期的旧事，梦见我的母亲，我的姊姊，梦见和我一起在后园捉金龟子的赤脚朋友。每次梦醒之后，总使我感到惊奇，事隔半个多世纪，为什么梦境中的人、事、细节，竟会那样的清晰，那样的详细！我二十岁那一年离开杭州，久矣乎听不到故乡的乡音了，而梦境中听到的，却是纯粹的杭州上城口音。”（夏衍：《懒寻旧梦录》）
1975年的夏天，他拄着双拐回到了亲人的身边，结论是：“犯有路线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恢复组织生活，补发监护、审查时期停发的工资，由外交部养。”
在北京南小街残破的家中，待罪之身的他又写了一遍《我的家史》，因为没有人知道何时才能重见光明。这一次，他是留给家人和后代的，并不准备发表，文字里洗尽了铅华 。
1977年秋，夏衍给邓小平写信，于是，他的“问题”得以解决，这一年正好是他的党龄五十周年。他不再回文化部，组织关系落在了王炳南担任会长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此后，他说：“我再也不做检讨了。”他拒绝了周扬的劝告，坚持要在四次文代会的闭幕式上讲自己要说的话。他的性格中有“顽张”的一面，被造反派怒斥为“顽固分子”。对于他用情至深的三十年代，一步也不肯退让，不止一次地说过：“现在的人不懂三十年代，也不好好研究三十年代”。在诸如“两个口号”的问题上，他从不改变其立场，毫不掩饰地说：“请恕我执拗”！
1985年夏天，他带着全家老小和秘书、司机一起去新侨饭店六楼吃了一顿很正式的西餐，以庆祝他出狱十周年的日子。他这样评价过老朋友们：“一流人物二流堂”，意思是说二流堂在“反右”运动和“文革”中没有自杀和落水的，都是一流的人物。这也像是在评价自己，是好事，是胜利。
1980年12月4日，英籍女作家韩素音从洛桑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自从1962年在开罗看见你并与你交谈以来，我对你就怀有亲切的感情，我想你也是知道的。我视你为一个伟大的人，一个真正爱祖国胜于爱自己的人。我认为你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你为中国鞠躬尽瘁，你是那种两面作战，既要反极右、又要反极左的最坚强的人。我佩服你，向你致敬。我认为你在世间的价值总有一天会被承认的。”他在回忆录里却表示，写文章尽可能“少谈自己”。“经久耐用”是他的自我评价。
夏衍爱猫是出名的。他冬天在广州休假，会突然地说：“想回家了。”周扬问：“为什么？”他回答：“我想我的猫了。”他的“义猫”在他出狱第二天死去的故事流传甚广。在晚年，他只养黄猫。他的猫会刁嘴挑食，吃过进口猫粮后便不爱吃以前的猫饭，他笑，指着它说：“猫变修了，修正主义了。”
他，曾经是“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的人……
（注：作者现为北京中国电影资料馆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