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家华：建国以来中国大陆人口政策的变化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作出了今后大陆“普遍二胎”的决定，虽然执政党的决议要作为国家政府的政令还要有一个程序要走，但中国大陆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实行三十多年以后，基本要告一段落了。

大陆的“独生子女”只是全部“计划生育”的一个分支，而计划生育实行了已经有五十多的历史了。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国和国成立以来，人口政策发生过几个阶段的变化，本文不去探讨这些政策的对错成败，只是从百姓的角度，从自身的所见所闻谈一谈六十多年来国家对人口政策的变化而已。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国内大规模的战争结束了，国家得到了建设发展的条件，人民获得了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建国初期国家基本是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一方面是建设国家对劳力的需要，一方面是要应对国际战争的兵员储备，还有一个是当时全面学习苏联的心态。原苏联在二次大战中损失了大量的人口，战后男女比例失调，劳动力严重缺乏，所以自斯大林开始，苏联鼓励生育，还对生育十个子女以上的给于“英雄母亲”的称号。印象中1953年出版的《新名词辞典》收录了苏联的这个词条，给于了详细的褒扬性的解释，记得上小学之前，城市街面上总是碰到怀孕的、怀抱婴儿的妇女，那时生育子女也是蛮光荣的事。

直到58年，随着国内医疗水平和生活生平的提高，这个时期国内人口数量快速增长。马寅初先生看到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带来的隐患，提出了“新人口论”而被划为右派。后来有人说错批了一个人，中国增长了几亿人。不过当时的医疗水平有限，生活好了，又没有大的天灾人祸，即使把“计划生育”提前到57年的话，也不会使大陆减少几亿人的。

随着58年“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国内粮食供应不足，国内的一些基本建设项目下马，不得不动员城市职工回乡以减少政府对粮食供应和职工的安排，此时政府也感到了人口过多的压力。周恩来总理在亚非十国出访期间回答外国记者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提问时，坦承回答中国政府正在考虑“计划生育”的问题。在1966年“文革”前的那个阶段，大陆上的“计划生育”集中在晚婚和生育子女数量方面。记得周恩来总理提倡先立业、后成家，并且接见了晚婚的模范，同时提倡一对夫妇只要两个孩子，两胎的间隔以四~五年为好。当时的婚姻法规定大陆上男到二十岁，女到十八岁就可以登记结婚，不过要结婚登记必须要所属单位领导批准开出介绍信来，天津的单位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男女的年龄加起来要超过五十岁才可以的。城市的街道，也有专门的社区人员担任“计生”人员。当时的政策还是比较温和的，以宣传为主，同时也发放一些计划生育器具。这个时期人口数量没有统计，应该增长数量有限的，记得在61~63年城市街面上难得看见几位孕妇的。虽然当时属节粮度荒，但对孕妇们还是有些额外照顾的，糖、鸡蛋在票证上多给一点，城市中的牛奶也是先供应哺乳期妇女和婴儿。按中国的习惯，谁家有了小孩总是喜事，亲友们总会送上食品 - 一般是鸡蛋 - 表示庆贺，可是鸡蛋要过年过节才会给上一斤半斤，送礼等不上就只有去自由市场高价去买，我曾亲见在天津市妇产医院门前看见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妇女为了送喜礼和卖鸡蛋的小贩子为了七角一个还是八角一个争吵的面红耳赤。

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一两年时间，因为各级地方政府大致处于瘫痪，“计划生育”没有人认真去抓了，在宣传力度上有所降低，可能某些地方出生率有所提高，但现在没有看到相关的统计数据。

我是在1968年10月下乡到黑龙江国营农场的，记得在70年之后，农场对“计划生育”工作是分重视的，抓得力度很大，但是当时的政策水平不是很高，出现了许多过激的做法，当时允许二胎，对于已生育过二胎以上的，农场要求夫妇中必须要有一个去做绝育手术，估计这是上面某级的要求，不然不会偌大一个农场都是统一的做法，基层单位的计生人员一般也是工会之类的妇女委员兼职的，为这种事把街坊邻居得罪光了也犯不上的。当时“计划生育率，绝育率”对基层部门也是有指标要求的，为了达标，除去宣传以外也有经济上的惩罚措施，也有的以检查身体为名，借机作了手术为实的例子。

由于对于“计划”的理解不同，也出现了非常刻板的事，我所在的小单位，有位原籍安徽的大学毕业分配来农场的大学生和一位城市知青相处几年后要结婚了，为了能报销那笔路费开支(丛黑龙江到安徽的往返车费大约也要一个多月的工资了)，他们决定先回安徽结婚，回农场后再登记。回到农场后，计生人员发现女方怀孕了，是在回农场之前还没发给“准生证”开始的，这样是破坏了“计划生育”政策，孩子出生了，但不给准生证，上海话说就是“小囡养好了，户口不给报”。小孩的户口报不上，没有粮油供应，也缺了一个人的那份饲料地。农场的粮食供应也是按规定的，职工每人每月粮食定量在45斤，但食油只有半斤，婴儿粮食不愁，但一家三口人只有一斤油也是忒少了，同时农场职工吃的鸡蛋是靠自己饲养的鸡，鸭，饲料田少了，鸡蛋也就少了。小夫妻也很委屈，本来请假理由就是回去结婚的，就为了孩子早出生了个把月，就落个破坏了国家政策的大帽子?大约拖了近一年，夫妻各自在单位做了个“深刻的”检查，这段户口风波方才了结。从七十年代初直到我78年离开农场，这段时期农场中生育三胎的极少极少，还是基本做到了“一胎少了，二胎正好，三胎多了”的。

大约在80年左右，国家的有关人士提出了“独生子女”的议案，当时国家的计划生育领导人是陈××，宋×等。为什么此时提出这样一个改变周恩来时期已被接受的政策?估计是由于“文革”期间，经济增长远低于了人口的正常增长，“文革”结束后，知青返城，造成城市就业形势严峻，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政府安排就业压力空前增大，为了推行“独生子女”，当时也作了大量的宣传，比如说：过去养儿防老，现在养儿防修;生男生女都一样，移风易俗，要男到女家……等等。对于“独生子女”的前景，记得有位人士说：中国坚持“独生子女”一百年，就可以把总人口降低到三亿五千万(此话基本是原话，但完全是原意)。这段话从当时的其他宣传材料上看，提出三亿五千万的概念是出于与美国的比较。美国是世界最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中国相对还是贫穷的农业国，中国和美国的国土面积相差不多，所处地球纬度差不多，国土气候类型也差不多，可美国的总人口是三亿上下，中国是她的三倍以上。所以中国把总人口降下来是有利于让人民的生活水平赶上美国。不过奇怪的是这段话以后没有见谁再说过，也没有媒体再报道。(就象侯宝林、马三立几段讽刺性相声，从现有记录中消失了，好像他们从来没说过一样)

为了推行“独生子女”，有关部门作了许多工作，动员已婚夫妇自愿领“独生子女光荣证”，对愿意只生一个子女的男女双方由各自单位发给一定的补助(大约每人每月2.5元);在思想领域，把“计划生育”树立为“国策”，“计划生育”等同“于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有利于“优生优育”等等。同时，对必须实行“独生子女”的也逐渐明确了对象。对少数民族不实行该政策，对特殊群体也允许生育第二胎(比如第一胎有病的)，我所在的黑龙江对赫哲族，鄂伦春族还鼓励他们增加人口。“独生子女”的各项条文也逐步完善起来。

中国的家庭在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的初期，确实减少了小家庭的家务负担，人均收入也有了增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有的效果也不像预想的那么好。例如第一胎有先天性不足的允许生二胎，实际上是增加隐性遗传缺陷基因者的比例，长期下去，国家民族“优生优育”的期望不能实现。从“独生子女”的几十年现实看，由于一个家庭只允许一个孩子，自然是父母，以致爷奶全力呵护的对象，当作“小皇帝”一样的待遇，天津人俗话说的，顶在头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独生子女容易以自我为中心，生活能力、劳动观念得不到锻炼等，这也是环境造成的，比如有的小学要求学生们作教室卫生，本意为的是从小培养劳动观点，但是爷爷奶奶们心痛孙子孙女，自己带着苕帚抹布去做替工。“独生子女”容易成为温室中的花果，鲜艳，但不茁壮，经不得风雨。

“独生子女”不利于社会的年龄结构，子女-父母-爷奶、姥姥、姥爷呈现的1：2：4的结构比例，中国社会会迅速老龄化，进入老龄社会，中国的经济发展还不能普遍实现社会福利，老年人的赡养就成了问题。上海是大陆上社会福利最发达的地区，对于老年人的养老还只能做到2%社会化养老，8%社区养老，90%家庭养老。没有年轻人，那么这90%的家庭养老由谁承担，如何承担现在并没有成熟的方案。有报道，某社区老人四年时间没有人看到，当警察，街道人员共同打开房门，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堆白骨;农村的留守老人死去多日才被人发现的也时有报道。当然现在提倡“孝道”可这些宣传总给人不接地气的感觉。

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于“独生子女”的弊病已有不少人作了探讨，也提出了改变的意见，但每次都回受到相关部门坚决的回绝，和“专家”们的驳斥。几年前，北京的一位政协委员程××还提出，中国减少人口会节约世界资源的观点。实际上“独生子女”政策近年也有了微调，原来的双方独生子女夫妇可以生二胎变为单独二胎，但坚持独生子女方向(即继续减少中国大陆的总人口)并没有改变，而程××的“雷锋精神”更是叫人匪夷所思。

关于人口问题，许多国家都遇到，国外研究，每个家庭生育2.1个子女，这个国家能维持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社会财富还是由劳动产生的，不管怎么延长退休年龄，社会的主要劳动力还是在青壮年人，没有劳动力社会就无法进步，毕竟无论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都是靠机器人来做的。

房地产业的发展是大陆经济的一个增长点，现在二三线城市普遍空房率高，人口老龄化，房地产这个泡沫迟早要破灭的，经济的损失不言而喻的。现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劳力缺乏，许多企业春节放假以后找不到工人，只好提高工资报酬，这样企业生产成本大增，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下降。

如果中国大陆现在就是人口结构合理的三亿五千万人口，也用不着去追求十三亿人的数量，但是现实已经是十三亿人一定要追求三亿五千万的目标必然要带来持续的痛苦与牺牲，俄罗斯有过一位“休克”总理(谢××)，他预想挺好，通过“休克”‘的阵痛，使俄罗斯进入市场经济，国力提升，实际效果恰恰相反。

对于现行政策的改变，最大的阻力是来源于相关行政部门，这和77年恢复高考制度时发生过的十分相似。当然维持现状不变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弱了，对于两三年以前，网上有人以：“哪个骗子说的，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调侃传谣入刑的规定，有关部门只是以沉默对应。

现在中共中央作出了普遍二胎的决定，并不是取消了计划生育，而是大体恢复到周总理时期的政策，应该说这是理智的，能够保持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