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小桐：井冈山地区的党史叙述

上周，我作为调研团的一员参加了所在单位每年例行的井冈山实践调研活动。为期一周的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凑，团队连返于高校、农家、革命史遗迹、博物馆之间，对井冈山革命老区开展了细致入微的调研活动。在整个活动中，我重点关注的并不是井冈山革命老区的历史遗迹，而是井冈山革命老区人民的党史叙述。

所谓历史叙述通俗来说是指对历史的追忆与表达。通过对历史叙述模式的分析，我们往往可以考察政治、文化与历史三者之间的三角关系。通过本次调研活动，我着重从两个维度对井冈山地区的党史叙述进行了分析，分别是：井冈山地区中年知识分子的党史叙述;井冈山地区农民的党史叙述。

一、井冈山地区中年知识分子的党史叙述

J大学L教授和C教授着重为我们团讲授了中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史。有意思的是，在一个知识分子尽可能远离“官方话语”的年代，两位55岁左右的中年教授的党史叙述却与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紧密相联。但是，两位中年教授在叙述党史的过程中又尽力保持学人应持有的的学术话语体系，尽可能将自己的语言放在学术话语范围内，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矛盾。我举个例子。L教授在讲授中将“中国共产党”简称为“我们党”而非价值中立的“中共”，并将中共在井冈山地区的斗争史放在“拯救人民史”的维度叙述。历史地看，中共在井冈山地区两年半左右的革命史其实是一段较为被动的“自我拯救史”。攻占城市的失败使中共被迫上山以实现自我保存。在食品补给和军事补给极为匮乏的情况下，中共只有通过分田动员等基层动员形式才能实现自我拯救。至于“拯救人民”，“解放百姓”其实都还是难以实现的。由此可见，L教授的党史叙述很难被称之为学术叙述，而是一种政治化了的叙述。但吊诡的是，L教授又极力想将其党史叙述放在学术话语的范围内。L教授在讲授过程中非常重视学术依据，他会为自己的论断做学理追踪，罗列史料依据。这样看来，L教授的党史叙述又不纯粹是论断化的政治叙述，而是政治化了的学术叙述。同样，C教授的叙述和L教授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通过他一句评价毛泽东的结论就可以看出。C授在评价毛时说：“当然，毛泽东作为伟人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期间也犯过错，但错误是微小的，不足以影响他的伟大。”

如果在过去近现代史学术并未被科学化、合法化建构的年代，L、C二位教授的叙述风格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保;如果L、C二位教授可以靠红色话语来获得经济利益的话，二位的叙述也可以理解成一种被伪装的叙述。但事实上，近现代史学研究在今日已相对远离了政治高压。虽然并不完全逍遥于政治之外，但近现代史研究者全然不必如此自保。作为大学教授，二位也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通过如此党史叙述去谋取红色经济效益。由此可见，L、C二位教授的党史叙述是一种相对本真的叙述，而非伪装的。

通过对L、C二位教授党史叙述的分析可以看出，井冈山地区中年知识分子的党史叙述是一种游走在历史与政治之间充满张力的叙述。革命意识形态强大的历史惯性深刻影响着这些井冈山地区的50后、60后学者，让他们在党史叙述中无法摆脱革命意识形态的束缚。但与此同时，现代学术话语与体例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又迫使这些学人要想办法将党史叙述科学化、学术化。这种历史与政治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在以L教授、C教授为代表的井冈山地区中年知识分子的党史叙述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

二、井冈山地区农民的党史叙述

我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当地很多村民的家里都张贴着毛主席像。这个像与普通的毛画像不同，是一种被宗教化了的画像，毛在画像中如佛一般。画像前放着香炉，周围写着祈福字句，家家户户俨然如拜神一般“拜毛”。这种图景和中共倡导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产生极大冲突。如果农民真的“听党的话”，崇拜共产党，崇拜毛泽东，那么农民们应该按照中共倡导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来崇拜。但事实上他们选择了完全相反的宗教化崇拜。这种矛盾引起了我对本地村民党史叙述的极大好奇。于是，我腾出了大量时间与几位井冈山本地农民聊天。在聊天过程中，当聊到中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史时，一位30岁左右的青年农民说：“毛主席就是神，在井冈山时期是，建国后是，现在还是。”我进一步问他：“请问您是否了解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领导革命的具体过程?”“我说不太上来，但是我们这里传说着这样一个故事。说前几年，有个人从湖南开车路过井冈山，到井冈山当晚车子突然莫名无法发动了，怎么修都不行。结果这个人就在井冈山住了一晚，第二天车子自己就恢复正常了。你说是不是很神奇?这就是毛主席的力量，让开车的必须在井冈山过一晚，表达对毛主席的敬畏。”另一位老伯说：“小伙子你知不知道那块毛主席的读书石?神奇着嘞!有灵气的，到时候你要摸摸看。”

很显然，井冈山地区的农民对党史史实的了解极其粗浅，党史叙述在他们口中往往会成为一种神话叙述，而且这种叙述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祭神、拜神等宗教色彩浓厚的叙述模式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尽管中共有着强大的意识形态渲染力，但在井冈山地区依然很难撼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对农民的影响力，似乎传统伦理文化是“皮”，而中共渲染的意识形态是“毛”。井冈山地区农民的党史叙述让我开始重新思索中共革命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这一问题。也许对于广大根据地农民来说，他们的精神世界是空白而脆弱的，中共轰轰烈烈的共产革命在他们头脑中也许只是一种简单的“换神逻辑”。我们在考察中共对特定地区农民影响时，也许把重点放在中共是如何塑造自身在农民中“神化”形象的会有趣更多。

通过分析井冈山地区中年知识分子的党史叙述和农民的党史叙述，我发现中共意识形态既强大又脆弱的一面。这种意识形态强大到足以绵延几十年，影响到当地学人的历史叙述话语，让人不禁感慨“革命尚未冷却”;但另一方面，这种意识形态又脆弱成了一种依附于中国农村传统伦理文化之上的“毛”，让人不禁遐想：皮若不存，毛将焉附?这种矛盾又进一步让我思索，中共研究者很有必要做一个新的尝试，那就是把中共的政治、历史分析纳入到整个中国文化视域内进行考察，也许我们会得到一些更有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