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全：1937～1949年中共节庆中的中华民国国旗

  原题为：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命运：1937～1949年中共节庆中的中华民国国旗

[摘 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基于统一战线的政治框架，中华民国国旗作为国家统一象征的政治符号被中共引入根据地。因其象征意涵，中华民国国旗备受中共重视，被使用于诸多节庆活动中。然而，终因国共双方政治决裂，中华民国国旗在中共根据地逐渐隐退。纵观1937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国旗在中共根据地节庆中风云变幻的政治命运，既可以窥探到政治符号自身内在的演化规律，又能感觉到中共驾驭复杂政治局面的超高智慧。

[关键词] 政治符号 中共革命 抗日根据地 节日 国旗

在中国政治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政治符号是“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既是权力实践的产物，又是权力运行的服饰，更是权力行使的手段”[1]。它包含的内容极为宽泛，有表象个人或国家的相片、旗帜，又有象征观念或精神的标语、仪式。由于政治符号蕴含着某种政治信息，又象征着某种政治意义，常常被政治力量视为一种操控权力的工具加以使用，其中具有民族国家象征内涵的国旗更是备受重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象征中华民国的国旗亦诞生。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定为中华民国国旗。此后，中华民国国旗作为象征国家权力的政治符号被弥漫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成为各种政治力量申明政治立场或宣示自身权威的政治标志。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华民国国旗的研究已有相当数量的成果，主要聚焦在民初国旗制式、中国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汪伪政权等政治力量上，鲜有最终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国国旗之间关系的考察。[2] 透视这种关系，既可以观察到中华民国国旗在政治斗争中的坎坷命运，又能感受到中共借助政治符号展演权力时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鉴于此，笔者尝试以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根据地和华北根据地为地域分析中心，考察1937～1949年间中共在节庆活动中中华民国国旗的使用情况，希冀梳理出中共借助现代政治符号建构革命政权权力象征的变化过程，从而提供一个观察中共在革命中进行政治权力技术运作的微观视角，这对全面理解中共革命或有裨益，对拓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视野或有启示。

一、引入

中共诞生初期，早期领导人便注意到了国旗的象征意义，在游行、示威中时有使用。中华苏维埃时期，囿于国共政治路线和阶级利益，中共在控制区域并未使用象征国民党集团统治的中华民国国旗，设计和制定出属于自身意识形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旗帜，在各种场合加以使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相继改变各自政策，重新携手，一致对外。按照双方合作的相关协议，在中华民国组织框架下，中共及其武装力量被纳进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体系中。此种政治情势下，中华民国国旗被中共引入根据地，作为中共服膺国家统一的符号被边区政府使用在节日的庆祝活动中。

据目前搜集的相关史料来看，笔者难以判断中华民国国旗首次出现在中共根据地的时间，稍能确定的是全面抗战爆发第一年内中共根据地国旗使用并不普遍，只有代表中共自身形象的党旗被使用在各种政治场合或纪念活动中，如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肤施商谈共同抗日问题时，中共党旗就被使用，与国民党党旗交叉悬挂在会谈地点门口。[3]。该时期无论是陕甘宁根据地，还是各地方根据地的主要机关报中都没有发现中华民国国旗使用的事例，这在某种程度上或可说明此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关系并不顺畅。直到1938年延安庆贺七月节时，这种局面才发生了变化。1938年7月，延安市各界筹划举行纪念抗战周年和中共成立十七周年纪念周活动，7月6日“商人日”时，延安街头挂满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同时延安各界纪念抗日阵亡将士大会筹备处发出通知，命令7月7日全市各机关、各团体、各学校、各部队一律降半旗致哀。[4]随后而至的中华民国国庆日——“双十节”，中华民国国旗被再次使用，西北青救会还在开大会前，组织全场向中华民国国旗敬礼。[5]到了十月革命纪念日，中华民国国旗不仅被普遍悬挂，还成为大会议程中的重要环节：向国旗敬礼。[6]可见，中华民国国旗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节庆活动中使用的现象愈来愈普遍，这表明国共之间的政治关系逐渐理顺，也意味着代表中华民国的国旗逐渐获取了中共根据地内部的认同。

受延安的影响，华北各地方根据地相继引入和使用中华民国国旗。在太行根据地，1939年7月，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召开“七一”纪念大会，开会前举行升国旗仪式。[7]11月，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召开纪念十月革命大会，不仅在会场悬挂国旗，连主席台上都悬挂着国旗。[8]在晋察冀根据地，1940年7月，晋察冀二专区召开“七七”抗战纪念大会，会前升旗鸣炮，仪式极为庄重。[9]在晋西北根据地，1940年12月，晋西各界举行“双十二”纪念运动大会的会场悬挂国旗。[10]可以看出，伴随着统一战线政策的施行和深入，不管是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根据地，还是华北各地方根据地，在节庆活动中都引入了中华民国国旗，且使用的现象逐渐增多。

同时，对于中华民国国旗所象征的政治意义，中共也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给予充分地尊重。如1940年5月，中共在一份内部文件《政治情报》上刊出指示，认为中华民国国旗是孙中山先生创立民国，以全国人民所公认的，代表中华民国的旗帜，是中华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是目前统一战线的旗帜，认为尊重中华民国国旗就是在爱护国家民族的忠诚，指令党政军民学各机关学校团体必须按法定尺码自制国旗一面，还要求各级机构凡遇到各种纪念日、公开集会，均须挂国旗，凡举行进行示威，须执国旗。[11]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每逢节日庆祝活动，边区政府、群众团体都会悬挂、使用中华民国国旗，这使得中华民国国旗作为一个现代政治符号逐渐深入到中共根据地中。

伴随着中华民国国旗的引入，象征中共意识形态的党旗明显受到此种政治形势的制约，无论是使用场合和区域，还是使用时限都发生了变化。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中华民国国旗普遍使用于各种节庆、仪式和场所中，而中共党旗逐渐淡出。据相关资料统计，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新闻报道中关于中共党旗使用的情形极为少见。这种情形到了抗战胜利才有所变化：为庆祝抗战胜利，延安各界二万人集会，会场悬挂了党旗。[12] 此种情形在时任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的报告中也得到印证。据谢伟思描述：“延安是一座满城旗帜飘扬的城市。每星期天，都照例把旗子高悬起来。旗子当然是中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没有看见国民党的党旗。而且也不用共产党的红旗。”[13] 虽然中共党旗淡出了根据地的节庆活动，但并不意味中共放弃了组织的独立性，只是在如何使用中共党旗表征独立的问题上，延安的态度甚为谨慎，此表现实由特殊的政治局势、统一的政治局面所致，也体现了中共避免旗帜使用带来国共摩擦的担忧。

二、使用

中华民国国旗作为民族国家象征符号引入中共根据地后，便被边区政府广泛地使用于各种节庆活动中，即使处于国共摩擦冲突不断的政治局面中，也没有发生改变。比如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骤然降温，中共对国民党进行了激烈的、大规模的舆论谴责，但是中华民国国旗仍旧被用于根据地的各种纪念日庆祝活动中。3月，太行区民兵举行“三一八”大检阅，会场悬挂国旗。[14] 5月，太行区工人召开“五一”庆祝大会，各家各户的门楣上都悬挂着国旗;[15] 7月，太行辽县桐峪镇各商户为纪念“七一”，普遍悬挂国旗;[16] 晋西北各界在纪念“七七”大会时，全场举行升国旗仪式。[17] 9月，太行129师举办纪念“九一八”运动大会，会场悬挂国旗。[18] 10月，延安各界召开“双十节”纪念大会，不仅有升国旗的仪式，还有全体向国旗致敬的举动。[19] 11月，延安边区参议会选择在十月革命纪念日开幕，会场悬挂国旗。[20] 显然，国共关系虽处于紧张的状态中，但象征中华民国的国旗并没有退出根据地的节庆活动，且不仅被使用于边区政府政治层面的各种活动中，还逐渐向根据地社会层面延伸，出现家家户户悬挂国旗的现象。甚至，升国旗、向国旗敬礼等几乎成为节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程序，这足以申明中共将中华民国国旗视为根据地权威的决心。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合作呈现破裂态势，但是中华民国国旗仍未退出中共根据地，反而形成了在政治协商建国的期待及抗战胜利喜悦中被普遍使用的状况。1945年“双十节”，延安全市通衢街道，遍扎彩牌，国旗飘扬;[21] 张家口组织四万人纪念大会，会前举行升国旗仪式;[22] 晋察区宣化各界举行纪念大会，会场国旗飘扬。[23] 十月革命纪念日，延安全市彩楼矗立，红绿标语鲜艳夺目，国旗迎风招展。[24] 1946年元旦，延安各界欢庆新年，全城屋顶飘扬着国旗。[25] “二七”纪念日，平绥铁路总工会组织纪念大会，主席台上两面国旗交叉悬挂。[26] 元宵节，晋绥各界召开庆祝和平民主纪念大会，大会举行升国旗仪式;[27] 太岳区组织庆祝和平民主大会，阳城各家商号纷纷悬挂国旗;[28] 长治举办庆祝和平民主大会，荫城区各村群众就像潮水一样排着队，打着鲜艳的国旗涌进大街和会场。[29] 可见，不论是中共控制牢靠的巩固区，还是新解放的地区，悬挂国旗俨然是根据地节日庆祝必不可少的元素，不仅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军队工厂等机构节庆时使用国旗，社会群众节庆时也使用国旗。应该说，此时的国旗作为国家民族取得战争胜利的象征，受到边区政府前所未有地重用。

中华民国国旗不仅在紧张的政治局势中被使用，还有着较为宽泛的使用范围。整体而言，所涉及的节日较多，既有政治节日，又有民俗节日;既有重大事件纪念日，又有精英人物纪念日。从使用频率来看，中华民国国旗使用多集中在“七七”、“双十节”、“十月革命”这三个节日，又以“七七”节最为普遍。如果从节日纪念功能来分类的话，这三个节日都属于政治性节日，因此中华民国国旗使用主要集中在政治性纪念日，具有较强的政治功能。如果从节日纪念内涵来看，“七七”节为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纪念日”，“双十节”为中华民国“建国纪念日”，“十月革命”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纪念日”，是与中共意识形态关联密切的纪念日。由此可见，中共在使用中华民国国旗时，并非随意的，或者说并非毫无目的，相反在那些带有民族主义情感、统一战线色彩和国家象征的节庆活动中，中华民国国旗总是被强调且加以使用。

虽是如此，较于上述三个纪念日的使用频率，中华民国国旗从未被中共引入“七一”节的庆祝活动中。“七一”节是“中共建党纪念日”，中华民国国旗在该纪念日庆祝活动中的缺失，这意味着中华民国国旗在被使用时受到了一定的制约，这或可表明中共革命权力与国民党当政的中华民国之间仍存在着微妙的政治关系，或可认为中共从未将中华民国国旗视为最高权力象征引入组织内部。此种认识在相关资料中得到了印证，如据有关延安节庆活动的新闻报道中，中华民国国旗从未在 “七一”庆祝活动中被使用;另据一份关于国旗注意事项的通知显示，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明确规定了可以悬挂国旗的七个纪念日：一月一日，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七月七日，抗战建国纪念日;八月一日，八路军诞生纪念日;九月十八日，东北沦陷纪念日;十月十日，国庆纪念日。[30] 显然，“七一”节并未包括在内。

同时，在诸如庆祝胜利、纪念阵亡将士、检阅大会和运动大会等各种节庆集会上，中华民国国旗总会被使用，还出现了与世界大国国旗一同使用的情形。比如1943年春节，晋西北各界在庆祝废除不平等条约暨苏联红军反攻胜利大会的时候，在会场上空高悬中国、苏联、美国和英国四国国旗。[31] 可见，此种使用方法具有国际视野中的普遍意义，基本上是将中华民国国旗作为国家象征加以使用的，稍有意味的是将中华民国国旗与世界大国国旗平列悬挂的行为，这不仅突出了中华民国的大国地位，也彰显了中共根据地政权作为中华民国区域的合法身份。

此外，中共极力规范根据地国旗使用的行为，颁布法令，进行制度约束。比如对于如何悬挂国旗的问题，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指出：“凡是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商店，在广场上、屋顶上或门前设置有固定旗杆者，每逢星期日及纪念日，均须悬挂国旗，日出时升旗，日落时降旗”，并规定国旗悬挂法：“凡设置有固定旗杆的机关、部队、学校、工厂、商店，悬挂国旗时，应将国旗升于旗杆之顶，使国旗与地平面平行;凡无固定旗杆的机关、部队、学校、工厂、商店、于纪念日悬挂国旗时，应将国旗升于临时旗杆之顶，使旗杆与地平垂直线成四十五度之斜度，悬挂于门前之侧;无论室内室外，凡遇有须将国旗与盟国旗帜或与党旗同时交叉悬挂时，必须将国旗置于其他旗帜的左边;凡遇下半旗时，国旗不置于旗杆之顶，而置于旗杆顶下等于身长二分之一处。”[32] 法令的颁行不仅约束了中共根据地节庆活动中国旗使用时的随意成分，还使“悬挂国旗”由一个必备的集会程序上升到庄严的法律层面，这有力地表征了中共对“中华民国”这面大旗的尊重与敬畏，对民族国家统一服从与维护的坚定与信心，也显现出中华民国国旗这个政治符号在中共根据地中的重要地位。

三、隐退

1946年夏，中华民国政治框架下的统一战线崩溃，国共双方彻底决裂，内战爆发。这种极为糟糕的政治局面严重地侵蚀了中华民国国旗在中共根据地节庆中的尊严，曾经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华民国国旗开始退出中共根据地，渐渐隐去。

1948年12月30日，晋中区党委向各级地委发出指示信，信中说到：“中央12月21日指示谓：在我们的新国旗尚未制定以前，目前各地集会庆祝，不必提倡挂国旗。我部队、党的机关必须时，除悬挂党旗外，不应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旧国旗。至于在城市中的私人、商民或居民当其在纪念日照例悬挂旧国旗时，可任其悬挂，不必禁止，但不要命令其悬挂。”[33] 这封信是笔者翻阅到的关于中共发出停止悬挂国旗通知的最早记录，从中可知：1948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下发了和此封信内容相同的电文，这意味着“1948年12月21日”是中共开始明确表示限制使用中华民国国旗的时间，也是中华民国国旗开始退出中共根据地节庆活动的时间。

1949年1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废除伪宪法、伪法统，并由联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的权力等口号，并以此作为国共和平谈判的条件，从此以后，中共政权开始否定国旗。从2月起，在仪式上悬挂的旗帜则由国旗更换为红旗。[34] 此后，中共解放区内中华民国国旗使用明显受到限制，呈逐渐消退趋势，不论是中共政府组织和政治团体，还是学校团体和军事系统节庆活动中都停止了悬挂国旗。需要说明的是，在解放区社会层面中，尤其在城市，国旗使用的现象仍然存在，对此中共政权采取“不干涉、不提倡”的做法。至于中共为何允许城市商民悬挂国旗，笔者以为除电文中所述：“新国旗尚未制定”的原因外，还应该有南京政府统治时期城市商民逢年过节悬挂国旗已形成惯习的因素，如果中共政权采取明令禁止一刀切的做法，难免徒增开展城市工作的阻力。

与中华民国国旗隐退趋势不同，代表中共形象和革命政权的党旗在根据地开始凸现出来，在使用场合、区域和范围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比如，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摆脱了统一战线政治框架的束缚，开始在各种节庆活动中公开使用党旗。中共党旗的使用范围和领域也呈现扩大态势，渐从“七一”纪念日扩散开来，元旦、“二七”和“七七”等节庆活动中都被加以使用，而使用主体不再限于中共组织，社会群体也开始使用中共党旗，呈现出强烈的社会化倾向。比如1946年“七一”纪念日，晋察冀边区张家口各机关、学校和商户组织纪念大会，会场上悬挂两面中共党旗;[35] 内蒙古各界组织召开纪念大会，会场悬挂中共党旗，民生电业公司也举行纪念会，会场悬挂中共党旗。[36] 1947年“七一”纪念日，太行区的城市中，家家悬挂中共党旗。[37] 1948年元旦，太岳区各界举行庆祝活动，其中阳城东关竹货铺悬挂着中共党旗。[38] 由此可见，1946年后中共解放区各机关、学校、商户节庆活动中皆悬挂中共党旗，各界群众集会会场开始悬挂中共党旗，甚至，有些地区群众集会时甚至将举中共党旗、抬中共党旗作为进入会场的必要程序，此时的中共党旗作为中共独立的政权象征逐渐向社会层面深入。

得益于战场上的有利局面，中共的控制区域持续扩大，中共党旗开始取代中华民国国旗，作为组织的权威、权力的象征被推广，逐渐由党政军系统向社会层面渗透。1948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悬挂国旗的通知，指示各地在节日集会中不必悬挂国旗，倘若党政军机关确实需要挂旗时，必须悬挂党旗。此份通知被中共各级党政军系统逐级传达，直到基层单位，如晋绥行署下发通知：“规定一般的集会、节日不提倡挂旗，我部队及党政机关遇必需时可挂党旗，旧国旗一律停止悬挂，城市居民或私人商店若照例自行挂旧国旗时，暂可不禁止，但不命令其悬挂。”[39] 1949年，沙河县委宣传部布置春节工作，专门提出年关挂旗问题，指示：“今年挂旗可以挂党旗，青天白日的旧国旗咱们不提倡挂，如果老百姓挂咱们不干涉。”[40] 整体而言，1948年底后中华民国国旗基本被剔除出中共党政军系统，在中共根据地隐退，而中共党旗则取代中华民国国旗成为公开而合法的权力象征在解放区传播开来。

四、结语

象征性是政治符号的一个基本特征。政治符号正是有了象征意涵，才具备了政治价值。随着国家所处生存环境的变化，中华民国国旗愈益成为表达民族国家情感的政治符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体现出重要的政治价值，备受各种政治力量的重视。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基于统一战线的政治框架，中共将中华民国国旗引入根据地，且使用于各种节庆活动中。此举固然是中共所处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一种需求，也是中华民国国旗具有国家统一象征资源的特性使然。这种特性的存在，使得中华民国国旗在根据地得到了尊重，不仅在宽泛的场合和活动中被使用，即使遭遇到国共摩擦不断的政治局面时仍被积极使用。可以说，中华民国国旗作为中共服膺国家统一的表识，无论是在整合资源、政治动员、塑造意识形态等方面，还是在国内、国际政治舞台上树立中共形象，都有着较深的政治象征功能，诚如一位学者所言“符号为统治提供合法化游说，……为统治提供意识形态的水泥、黏合剂。”[41]

政治性是政治符号的一个本质特征。政治符号的首要在于政治性，任何形式的政治符号都与政治力量密切相关，甚至命运相连，因此政治符号总是与政治任务、政治策略和政治情境连接在一起，随其变化而变化，深受政治局势的约束。虽然抗战时期中华民国国旗被视为民族国家的合法象征在中共根据地被广泛使用，但因背后主导的政治力量不同，其并未被作为根据地最高政权象征引入属于中共自身意识形态的“七一”纪念活动中，从未进入中共组织内部。解放战争时期，终因国共双方战场较量，中华民国国旗在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严重威胁，不再是国家统一的表识，而成为国民党建国的政权象征，于是完全展示自身政权形象的中共党旗开始凸显出来，被使用在各种场合和庆典中，而中华民国国旗逐渐在中共根据地隐退。至战争后期，拥有富足政治和军事优势的中共毅然地摒弃了中华民国国旗，将中共党旗作为根据地解放区最高政权象征深入到乡村社会。随同国民党的命运，中华民国国旗在中共根据地不得不迎来生命的终结点。

纵观1937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国旗在中共根据地节庆中风云变幻的政治命运，既可以窥探到政治符号自身内在的一种演化规律，又能感觉到在变化莫测的中国政局中中共驾驭复杂局面的政治智慧。

[1] 胡国胜：《政治符号：概念、特征与功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72页。

[2] 主要成果有：赵友慈的《从汪伪政权的“国旗”问题看汪精卫的汉奸嘴脸》(《历史教学》1992年第1期);李学智的《民元国旗之争》(《史学月刊》1998年第1期);张永的《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日]丸田孝志的：《国旗、领袖像：中共根据地的象征(1937～1949)》(载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341页)和《日伪政权与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时间与象征》(载于陈廷湘主编：《“近代中国与日本”学术研究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10年版，第166～199页)。此外，陈恒明的《中华民国政治符号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有所涉猎;陈蕴茜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略有谈及;

[3] 具体参阅程栋等主编：《图文20世纪中国史》(第四卷)，广东旅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8页。

[4] 《从“七一”到“七七”纪念周的最后三天》，《新中华报》1938年7月10日，第2版。

[5] [日]丸田孝志：《国旗、领袖像：中共根据地的象征(1937～1939)》，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25页。

[6] 《延安万余民众举行大会庆祝十月革命及中共六中全会》，《新中华报》1938年11月10日，第3版。

[7] 《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纪念中共成立十八周年》，《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7月5日，第1版。

[8] 《十八集团军总部十月革命纪念大会》，《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11月15日，第1版。

[9] 《二专区各界纪念抗战三周年》，《抗敌报》1940年7月18日，第1版。

[10] 《晋西各界纪念双十二团结抗战》，《抗战日报》1940年12月18日，第1版。

[11] 《尊重国旗》，《政治情报》第2期，山西省档案馆藏，A217-03-09-01。

[12] 《延安各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日报》1945年9月6日，第1版。

[13]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30页。

[14] 《太行山武装起来了》，《新华日报(华北版)》1941年3月27日，第2版。

[15] 《太行工人欢声雷动万人聚会庆祝“五一”》，《新华日报(华北版)》1941年5月5日，第1版。

[16] 《万众同庆“七一”》，《新华日报(华北版)》1941年7月7日，第4版。

[17] 《晋西北各界纪念“七七”四周年》，《抗战日报》1941年7月7日，第3版。

[18] 《一二九师运动大会“九一八”开幕》，《新华日报(华北版)》1941年9月17日，第4版。

[19] 《国庆三十周年延安盛况空前》，《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1日，第3版。

[20] 《延安盛大群众集会》，《解放日报》1941年11月6日，第3版。

[21] 《延市热烈庆祝国庆》，《解放日报》1945年10月11日，第1版。

[22] 《张市举行空前盛会》，《晋察冀日报》1945年10月12日，第2版。

[23] 《晋察区及宣化各界热烈庆祝双十节》，《晋察冀日报》1945年10月14日，第2版。

[24]《延安两万群众集会热烈庆祝十月革命节》，《解放日报》1945年11月8日，第1版。

[25]《延市各界欢庆新年》，《解放日报》1946年1月2日，第1版。

[26]《昨日“二七”23周年，张市工人盛大纪念》，《晋察冀日报》1946年2月8日，第2版。

[27]《隆重庆祝民主和平大会》，《抗战日报》1946年2月20日，第1版。

[28]《阳城万人庆祝和平民主》，《新华日报(太岳版)》1946年2月19日，第1版。

[29]《元宵节在长治》，《新华日报(太行版)》1946年2月15日，第4版。

[30]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通知：关于悬挂国旗应注意事项》，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182页。

[31] 《军民举行庆祝废约暨红军反攻胜利大会》，《抗战日报》1943年2月25日，第1版。

[32]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通知：关于悬挂国旗应注意事项》，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第181～183页。

[33] 《关于悬挂党旗问题给各地委的信》，山西省档案馆藏，A47-01-10-04。

[34] [日]丸田孝志：《国旗、领袖像：中共根据地的象征(1937～1939)》，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31～332页。

[35] 《张家口欢庆“七一”》，《晋察冀日报》1946年7月2日，第2版。

[36] 《内蒙各界召开大会;紧张活跃大会》，《晋察冀日报》1946年7月3日，第2版。

[37] 《全区党向人民公开了》，《新华日报》(太行版)1947年7月19日，第2版。

[38] 《本区各界元旦祝捷》，《新华日报(太岳版)》1948年1月5日，第1版。

[39] 《通知：停止悬挂旧国旗由》，山西省档案馆藏，A90-01-21-05。

[40] 《有关过春节注意几件事的通知》，河北省档案馆藏，520-1-131-6。

[41] 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尔的文化社会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