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选基，见证拨乱反正的老人去世了

先从11月28日《南方都市报》头版的一条讣告说起：“挚爱叶选基因病于2015年11月26日凌晨00:55在广州离世，享年75岁。”

有的俊杰可能要问了，叶选基先生是何人？

先来看看公开资料：叶选基，广东梅州市梅县区人，父亲是叶剑英元帅的弟弟叶道英，前妻为开国上将吕正操之女吕彤岩。香港国叶集团主席。曾任中信香港集团总经理，正天科技集团控股公司董事长。

对新中国的历史来说，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粉碎“四人帮”和拨乱反正的岁月里的“第一证人”。从1950年代末到1987年叶剑英去世，叶选基一直生活在叶剑英身边。粉碎“四人帮”后，叶选基在第一时间通过吕正操女儿吕彤岩将消息告知邓家。当时仍未解放的邓小平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历史无法假设，但是很难想象，1976年以后的中国历史，若没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会是怎样——“四人帮”不覆灭，谈何改革开放？举荐胡耀邦，力主邓小平复出，解放老干部，讨论真理标准，建立经济特区，修改宪法，共和国开始新长征的每一关键时刻，总能见到叶剑英的身影。

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叶选基撰文回忆叶剑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经历时，他特别声明：“我所知、所闻、所为，是因在那特殊历史时期和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中，自觉与不自觉卷进去而知、而闻、而为的。”

斯人已远去。让我们通过叶选基对叶剑英的讲述，回顾那段扭转乾坤岁月中鲜为人知的故事。是为纪念。

原作者 | 苏永通 实习生/陈霄

页面制作 | 刘昊

本文原载于2008年12月18日《南方周末》，系列报道“改革八贤”之一《叶剑英：最后十年 满目青山夕照明》，文章有删节，欲读原文，请点击页面左下角“阅读原文”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成员相继被隔离控制，没有一颗子弹一滴血，10年狂热的“文革”以最小的代价结束。

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是其中最核心的人物。代总理华国锋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掌握着军队指挥权，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掌握中南海警卫部队。

叶剑英的特殊作用在于，能将被打倒的老干部，与华国锋、汪东兴联合起来，他们共同促成了这次重大行动。

粉碎“四人帮”后，叶选基在第一时间通过吕正操女儿吕彤岩将消息告知邓家。当时仍未解放的邓小平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邓小平尽快复出，尽管是人心所向，但若非叶剑英的力促，恐怕更为艰难。

叶想方设法支持邓重新出山。他在许多场合赞扬邓小平治国理政的能力。他说：“中国可以没有我叶剑英，但绝不可以没有邓小平。”他还当着徐向前、聂荣臻、王震等将帅，称邓是“老帅们的领班”。

在邓尚未正式复出时，经政治局会议同意，中办与叶办商议为邓送文件，暂以王守江的名义查收。

在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胡耀邦当总书记期间，叶剑英一直是政治局排名第二的常委，位次高于邓。他后来曾提议，政治局常委排名，把邓放在自己前面，但邓坚持排位不变。

邓小平非常尊重年长7岁的叶剑英，在邓复出后，两人交往频繁。

邓复出后，很多具体事务，逐步由邓来掌管。

粉碎”四人帮”之夜，叶剑英支持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

叶的资历当然足以胜任。1971年林彪出事后，叶开始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叶实际上成为尚在台上的最有实权的中共元老——这也意味着他将担负重要使命。

但也有人认为，叶支持华只是权宜之计——因为华的思想不正确，早晚得下。叶在中共革命家中以智谋著称，在战争年代，他主要负责总参谋部工作，被称为“叶参座”，毛曾赞叶是“吕端大事不糊涂”。

1980年底，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起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检讨党的思想路线，华国锋成为一个焦点。

华被认为顽固坚持“两个凡是”，所犯错误还表现在邓小平复出和个人崇拜等问题上。

这次会议十分漫长，政治局连续召开9次会议，长达25天。华坚持为自己的思想辩解。后来叶剑英的讲话起了关键作用。

叶检讨自己“周公辅成王”，有封建思想在作怪，“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这体现了他自我批评、勇于担当的人格风范。

叶肯定华的贡献，他说，讨论华所犯错误，对起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非常重要：“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4年来的 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

华听后不再辩解。这次会议作出让华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议。

王守江回忆说，在华国锋淡出后，华仍经常来看叶。此后华国锋又连任4届中央委员，出席党的中央全会，安静地度过自己的政治生涯。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时间长度是三中全会的七倍，是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这个预备会是叶剑英提议召开的。

叶剑英称赞这次会议是“党内民主的典范”。听会的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于光远曾回忆，会议畅所欲言，指名道姓批评的话，在简报中都如实地登了出来。

而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叶剑英发表了至今看来仍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一篇讲话。

叶精心准备这个讲话。之前由党内秀才们起草过一个讲话稿，由于没有事先征询叶帅的意见，与叶帅想讲的有很大的距离。最后，由他口述，女儿叶向真负责执笔，刘诗昆参与，经多次修改，重新拟定了一份讲稿。

与秀才的稿件最大的不同是，新的讲话稿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指出“四人帮”的本质是封建法西斯，强调民主和法制。这是叶帅反思“文革”的结 晶。讲话分三个主题：一是领导班子问题；二是民主与法制；三是学习与解放思想。而贯穿其中的思想，是民主。叶连续说了三个“只有发扬民主”，叶还引用列宁的一句话：“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

“任何个人要完全做到有知人之明，完全做到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这只有依靠党、依靠党和国家的健全的民主集中制才有可能。”

叶剑英长期指挥军队，也曾主政一方，不过，1978年2月，叶剑英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作为“文革”后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有了新的历史使命：让这个国家走上法制轨道，让社会恢复规则与秩序。

1980年，他直接主持中国宪法的最大一次修改，这是一个艰难的工作。

建国后先有1954年宪法，但在1975年被改得面目全非，比如强调“继续革命”、“全面专政”，而且打乱党政关系，各级革委会成为各级人大的常设机构，地方革委会还可以任命法院院长，检察机关职权则由公安机关取而代之。

经过两年多的讨论和修改，且经历全民讨论，1982年，新宪法通过。叶剑英称，“82宪法”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

从“文革”的废墟中走出，叶委员长领导的立法机构任务繁重——自1949年已近30年，中国的法律几乎仍是一片空白。“人大常委会如果不能尽快担负 起制定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责任，那人大常委会就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尸位素餐，那我这个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就没有当好，我就愧对全党和全国人民。” 叶剑英说。

在他担任人大委员长的4年多时间里，人大通过了14个法律，其中包括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组织法，还有刑法、刑诉法等基本法律。此外，人大常委会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条例和决议。

叶强调，法律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才能修改，而不能被任何领导人个人意志所左右。

叶不仅关注立法，还提出司法独立性问题。“检察机关和法院，在自己的工作中一定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事实真相，一定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这样才能完成自己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有一批大无畏的不惜以身殉职的检察官和法官，这样才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威严。”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而从时间上看，对外开放要早于改革。早在三中全会之前，军事科学院二号楼已经能闻到对外开放的味道。叶剑英在这里频繁接见来自港澳和外国的知名人士。

即使三中全会之后，来自港澳和外国的知名人士到北京，并不是“想见谁就能见到谁”，但他们大都见到了叶。

这些都是非官方式见面。他这样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做的是朋友间的民间外交、人民外交，不上电视，不登报纸，跟其他领导人有很大区别。很多照片都是秘书拍的。

在当时的中共最高层中，叶剑英有着较多的“海外关系”。他出生于华侨家庭，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又曾是蒋介石部下。

而鲜为人知的是，叶带兵解放了广东，至1954年前，他一直主政华南，中共华南局之下设港澳工委，负责领导中共组织在港澳的工作。庄世平、马万祺、柯平、柯麟、何贤（何厚铧之父）等人，均曾在叶剑英领导下工作，他们都是港澳的商企名人。

当国门重启时，海外人士又找到了叶剑英。作为党内德高望重的元老，即使只是只言片语，都显得非常重要。

霍英东进大陆投资之初，曾遭遇阻力。当时，港英当局对其并不认可，而中共在香港的统战对象主要针对上层人士。叶向真回忆，父亲当时说：“英国人有英国人的标准，共产党有共产党的标准，霍英东在封锁时支援国家建设，是有贡献的，我们不能用英国人的标准对待霍英东。”

“红色资本家”荣毅仁“文革”后第一次见到叶剑英，是在1978年初。

传记《荣毅仁》记录，1978年底，叶曾说过：“你说要开放，要引进外国资金，你共产党，人家不一定相信你……还要考虑用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来开展工作，要民间的，不是政府机构。政府机构不好，人家怕你共产党。”

此后的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举办“五老火锅宴”，请荣毅仁等五位工商界人士商谈。

1979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叶选基本人也进入中信工作。叶剑英秘书张燕回忆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十个字，叶帅挥毫写了三遍。

中信成立当天，叶剑英、王震、乌兰夫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体董事。第一届董事会成员中，有江泽民。

对于对外开放，叶剑英基于个人切身的经历，基于对“文革”、对极左的痛切反思，非常支持，身体力行。

“文革”前，广东——叶的故乡，成千上万人偷渡香港，深圳海域经常可见溺水者的尸体。即使“文革”结束，“逃港潮”依旧持续——这对叶是一个刺激，1979年，7万多人沿着几条公路成群结队拥向边境线，最后外逃约3万人。

叶向真回忆，“我至今还记得，每当父亲看到这些情况报告，心情很沉重，经常独对四壁，沉默不语，一位身经百战之元戎，甚至为此落下眼泪。他说，出现这样的‘逃港潮’是被生活逼出来的。许多人在这边缺吃缺喝，生活困顿，而港澳那边高楼大厦，还欢迎去，为何不去逃生？”

港澳地区，早就是另一番景象。1961年，叶剑英、聂荣臻从海军基地坐船到拱北，叶剑英拿起望远镜远眺澳门。

1979年2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和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汇报了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叶催促他们赶快向邓小平汇报。叶向真回忆：“父亲知道，经济搞不上去，民不聊生，人民没出路，在这种弊政下，还想保持自己的政权，那是不可能的。任何政党，当你违背民意的时候，说再多的漂亮话，老百姓都是不满意也不接受的。”

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特区”设想，其实是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实践。

1979年，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叶与邓在听取广东省汇报时，即要求他们尽快拟出经济特区条例，1980年8月，《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获叶领导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即使完成“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之后，改革者们仍面临巨大压力，他们找到叶剑英。

1983年4月，正在广东考察的副总理谷牧，听闻叶在中山疗养，便要求联系见面。这个时候的叶疾病缠身，一个多月前，他正式提出不再连任人大委员长。

其他人被要求回避后，叶问谷牧：“听说你最近的日子不好过？”

谷牧点头。“租界”论、“李鸿章”、“洋务运动”等说法给他带来巨大压力。

叶继续问：“听说你遭围剿了。我们有些同志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何不允许你在经济开发区搞试点？”

没等谷牧回答，叶又接着问：“谷牧，你有料搞定吗？”

谷牧没听懂这句广东话：“您说什么？”

叶说：“我问你顶得住吗？”

谷站起来：“我一定把特区干出个名堂！”

叶说：“那就好，那就好！记住，如果再遭围攻，你顶不住了，就来电话。我叶剑英立即调飞机飞回北京，旗帜鲜明地支持你搞改革开放！”

1984年，小平视察特区，改革者们的压力得到解除，险些夭折的特区安渡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