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锋：扶持与统制——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地区广播事业的历史考察

【内容提要】台湾地区的广播事业起源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此一阶段广播业的发展是台湾地区广播史上不可回避的重要过程。当时，广播作为宣教工具被纳入殖民统治者的宣传体制之中，获得管理当局的扶持;同时，日本为巩固其殖民地位，采取各种措施加强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和教化，广播成为殖民统治者实施思想教化和战争动员的工具而被纳入到统制体系之中。在扶持与统制的双重驱动下，台湾地区广播事业经历了孕育奠基、实验创立、扩充延展、统合强化四个时期，既是现代文明化的成果，又有不容忽视的殖民性。

【关键词】日据时期 台湾广播 发展历程 扶持 统制

【作者简介】张晓锋，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台湾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协同研究员。

【说明】因为微信平台限制，注释无法显示，如需查看请阅原刊。

1895年，清政府兵败甲午战争，被迫割让台湾、澎湖于日本。当年6月17日，日本在台首任总督桦山资纪举行“始政式”，标志着台湾日据时期的开端。与此同时，近代大众传播事业正处燎原之势。其中，诉诸听觉、偏向情感唤起、具有强烈集体动员效应的广播，迅速被殖民政府引入到台湾，但其落地生根及产生的效应，也因台湾社会的殖民色彩而呈现出某种特殊性。

殖民社会的传播事业，是文化和政治、驯化与抵抗等多重线索交织的结果，向来是引人入胜的议题。部分台湾学者曾聚焦于此，如何义麟、吕绍理分别考察日本殖民时期广播电台的建立、收音机的推广及广播对台湾人生活作息的影响，揭示了殖民台湾的广播事业和民众日常生活的复杂性[];陈江龙、王天滨、李昭容、北见隆等，在论著中对此主题亦有涉及，惜停留于描述层面[];柯佳文等人的硕士论文也关注日据时期的广播媒介，但囿于史料，难见深入[]。相较而言，大陆地区学者则鲜少探索这一领域，仅陈扬明等人有过简要的介绍[]，而方积根等关于台湾新闻传播事业的著作竟未提及。[]鉴于此，本文力求通过细致的史料梳理，勾勒日据时期台湾广播事业的轮廓，并对其创建历史、历史背景与本质特征等进行“深描”，以丰富对这段特殊历史的表达。

一、广播的前夜：台湾电信事业及其法规的建设(1895-1925)

早在清政府时期台湾就开始了电子信息传播的探索。鉴于通信工具落后、消息闭塞，晚清的有识之士开始倡设电报。1874年，钦差大臣沈葆桢首倡在台海之间设立电报线。1877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奏准设立台湾电报，后建成台湾府至安平和旗后两条线，设立了台南、安平、旗后三个电报局，成为中国人自办有线电报的开端，也是台湾引入电信科技的肇始。台湾建省后，在首任巡抚刘铭传的主持下，1887年完成中国自主建设的第一条海底电缆闽台海缆，1888年实现台湾南北电报线贯通，设立了澎湖、新化、台北、沪尾、基隆等五个电报局。[]此后，电报成为台湾与外界沟通信息的重要渠道。

日本统治台湾以后，邮政电信事业进一步发展，无线电信稳步推进。起初出于军事需要在各地设立野战邮便局。1895年5月，日本独立野战电信队在基隆登陆，先后在基隆、七肚和台北设置邮便局，并于6月8日开通了基隆-台北电信。[]至1896年3月，野战邮便局几乎遍布全台。至战事稳定以后，改设普通邮便局，由总督府民政局邮便电信局管理[]。1899年，自欧洲大陆飞跃英吉利海峡的无线电报试验成功。1901年，无线电报跨越大西洋从欧洲传到了美洲，从此无线电报事业迅速发展。1903年，台湾和日本之间开始进行无线电报传送实验，后因日俄战争爆发而中止。1910年，隶属淡水邮政局的富基角无线电信局正式成立，开展海上通讯业务，[]后遭台风吹毁，迁至基隆，于1921年更名为基隆无线电信局。[]

及至1920年代初，伴随着世界各国广播如火如荼开启，较早实现现代化的日本也紧随其后。1924年11月29日，社团法人东京放送局设立者总会成立，推举后藤新平为总裁，向递信省提出放送用私设无线电话施设请求并获许可。次年3月22日，东京放送局开始播音，随后大阪、名古屋放送局相继开播。

几乎在同期，广播这一新媒介也逐渐走进了台湾。据记载，1921年起，基隆无线电信局在基隆市公会堂播放上海及香港的广播，供一般民众收听。1922年，收录东京白木屋百货公司播放的实验广播，转送台北递信部，供官员、民众收听。[]1925年2月23日，基隆青年会协调基隆无线电信局，接收大阪正在进行无线展览会所放送的电波，在基隆俱乐部举办了广播收听活动 []当年5月，台北、基隆等地的有识之士准备筹划无线电音放送事业，向总督府交通局提出了台湾广播利用购买组合放送局设置计划，筹划在“始政纪念日”当天尝试放送，但当局以“因其属新规事业”而慎重审议。[]台湾社会民间创办广播的设想未获批准，在此后20年的殖民时期，民营广播也始终未能开办。

从1895到1925年，台湾地区的广播事业处于孕育奠基阶段，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方面，初具规模的邮政电信事业，尤其是无线电信的发展为广播的诞生奠定了良好的物质条件。日本统治台湾次年，总督府设立民政局通信部，总管邮政电信事业，此后经民政局通信课、民政部通信局、民政局递信局的名称更替。[]至1924年12月25日，总督府颁布敕令第429号《台湾总督府交通局官制》[]，将递信局撤销改成立交通局，交通局下有总务课、道路港湾课、递信部与铁道部，并以递信部专掌邮政电信相关业务。递信部的设置为广播事业的产生和管理作好了组织准备，一直延续到殖民统治结束。1925年前，台湾已经建成遍布全台的邮政电信局136个，在基隆、宜兰、台北、台南鹅銮鼻等地建立了无线电信局，在台东和花莲邮便局设置了无线电信机。[]这些日渐完备的电信系统架构为无线电波传输创造了条件，为台湾的广播实验乃至建立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台湾地区颁布施行的电信法规则创造了软环境。在广播诞生以前，日本政府已经颁行了一系列规管电报与电话业务的电信法规。1900年3月13日，日本制定《电信法》，9月9日起开始在台湾施行。[]12日，颁布递信省令《电报规则》和《私设电信规则》[]，后者作为《电信法》的实施细则。1915年11月1日，日本政府颁行的《无线电信法》以敕令抄录并施行于朝鲜、台湾及桦太。[]该法第一条规定，“无线电信及无线电话事业由政府掌控”[]。据此，通讯社和广播电台都处于政府的监督、控制之下。11月6日，总督府颁布递信省令《私设无线电信规则》[]，对无线电信的申请、架设及相关惩处等作了进一步规定。1923年，日本政府颁布递信省令98号《放送用私设无线电话规则》[]，首次明确了“放送”的用途，不过仍以“无线电话”界定之。因为当时日本虽然已经开展了广播的实验播出，但尚未正式开播。该法规定广播电台的设置包括所有硬件设备、波长范围等都必须向递信省提出申请且经过核准之后才能实行。这些法规成为后来台湾总督府管理广播事业的法源，初步奠定了广播作为无线电信重要组成部分的管理框架，也确立了日后台湾广播的公营性质。

毫无疑问，前期的电信事业发展孕育了新传播媒介的技术与文化土壤，吹响了台湾广播诞生的号角。

二、文化的延长：台湾广播的实验与创立(1925-1928)

经过近30年的殖民地化，台湾的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均有很大的变化，技术条件不断改善，文化消费需求大幅提升，再加上殖民政府“同化”和扩大宣传的政治需要，肩负教化使命的台湾广播呼之欲出。

1925年6月17日，“台湾始政三十周年纪念”是台湾广播发轫的契机。当时，总督府交通局递信部在台北市荣町的总督府旧厅舍设置50W小型放送机，并在台北新公园、展览会的第二、三、四会场、万华龙山寺、基隆公会堂等16个地点设置受信机[]，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试验广播，每天上午、下午、晚上各一次。从当时广播节目的内容来看，音乐表演类节目居多，新闻节目次之，此外还有演讲[]。这一方面与“始政三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有关，另一方面也显示台湾广播一开始的娱乐功能并没有被遮蔽。而这些公共收听场所的设置，不仅提供了广播展示的绝佳机会，也显示出广播的文化目的和意义。

事实上，6月15日，即展览会前两天，台湾地区就进行了“预习放送”，《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刊登了《无电送音预习》的报道：

始政三十纪念展览会。其第三会场，即总督府旧厅舍，置有无电送音器，准备已妥。去十五日下午二时，预习放送。首会内地歌妓演奏琵琶，次本岛妙龄芸妓五名，演唱歌曲合以诸乐，其声嚠喨，由送音器引出，宛如亲临其席者，闻开会期中。放送时间，按上午十时至十一时，下午一时半至三时，六时半至九时，计三回。又台北内各要所，亦备有扩声器，使一般听取云。[]

当时的民众对于“无电送音”这一崭新媒体的出现莫不感到新鲜。据记载，设立在台中大屯郡役所新建仓库的受信场所，6月17日第一次试播时收信失败，听众败兴而归;20日第二次试播成功;22日第三次试播时，台中高等女学校及第一小学校有400余人挤满现场，听取了部分新闻和歌曲，同时市役所还对听众讲解了放送原理。[]

此后，台湾广播经历了近三年的酝酿，总督府递信部也多次进行实验广播。1926年1月12日，总督府颁布《台湾广播听取规则》，准许收听东京、大阪、名古屋、上海与马尼拉等地的广播。[]当年6月，日本放送局(JOAK)为了启发和同化殖民地，在朝鲜、台湾、南洋等地分别设立了放送局支部，将日本国内的广播节目以无线电转播。[]10月，台北工业学校展览会，递信部工务课等进行了实验广播。[]翌年2月，递信部又连续进行了几次实验广播。[]与此同时，不少在台日人开始购买收音机，收听来自东京等地的广播，不过由于距离遥远信号并不好。

台湾地区真正的广播起始于1928年。当年夏天，在当时以在台商人为主体的收音机党的敦促下，总督府交通局递信部决定将转播昭和天皇的登基大典作为施政重点，开始改建收听转播站。递信部于10月完成电力1千瓦的播音机，11月1日至3日进行试验广播，呼号为JFAK，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各一小时，晚上9点至11点两个小时。试播效果良好，递信部亦加班加点调整技术信号，终于在11月10日完成天皇登基的实况转播。[]随后，试播广播时断时续，主要以转播日本本土的节目为主。

12月22日，台北放送局举行开台典礼，社会各界名流上百人出席，总督府交通局河原田总长致开幕辞[]，文教局石黑英彦局长在祝辞中指出：

今年是我岛民难忘的一年，因为今年是台湾建立两大文化事业的一年。我所谓的两大文化事业，其一是台北帝国大学的开设。其次是台北放送局的开播。前者是最高学府的建设，后者是社会教化讲座的开始。[]

台湾广播从一起步就被纳入到殖民统治的教化体系之中而获得扶持，而主管广播事业的递信部长深川繁治则直接强调了广播肩负的重大政治使命，他指出：

台湾广播的特色是，第一要让内地文化得以延长，让民众接触到内地重要都市的各种活动，其次则是要将内地语、内地嗜好等传授给本岛人，同时也要让在台内地人了解本岛音乐与本岛人的嗜好，亦即要对促进内台融合有所贡献，另外也要将本岛的文化特色介绍到内地。更进一步，对南支南洋要播放日本音乐宣传日本文化嗜好，这些目标都是台湾岛的使命，因此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为此，总督府在政策上也予以配套。在广播试播阶段的1928年12月19日，总督府颁布府令，规定“交通局以听取无线电话放送事项为目的之实验而设置之私设无线电话，准用大正12年递信省令第98号之规定。”[]明确规定，台湾地区的实验广播管理适用日本政府1923年颁布的《放送用私设无线电话规则》。该府令规定，“凡私人设置无线电信及无线电话，必须取得台湾总督府或递信部长(交通局长)之许可;否则依无线电信法第十六条，可处一年以下之徒刑或千圆以下之罚金”。[]《放送用私设无线电话规则》与《私设无线电信规则》一起，构成了日据时期管制台湾广播事业的两部主要法规。“一开始就把广播的设施、通信，以及内容等，不管硬件或软件，都规定为政府掌管的事项。这样的措施是广播这么急速地发展成为‘国策宣传机关’的原因之一。”[]这些法规的施行，使得广播事业的定位上带有明显的国家工具色彩，同时从内容上也发挥着政治上或统治上的功能。

创立初期的台湾广播基本上是日本人的高档消费品，从1928年至1930年间，台湾人收音机的千人拥有量不足0.5台，而在台日本人则已达到30台左右。[]如此巨大的落差使台湾人难以通过广播获知时事新闻和文化娱乐。这一方面是由于台湾人本身的消费力有限，另一方面也与当时广播的内容有关，当时播出的节目有报道、教养、慰安娱乐等三类，其中较有特色的是《国语普及の时间》《英语讲座》《JFAKどこも新闻》等。[]但这些节目制作与语言上大多考虑的是在台日本人，很少有专门为台湾本地人所安排的节目，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受众的面向，也影响到收音机的普及。

台湾广播终于在1920年代末创立，是外力刺激和内部动因两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世界各国和日本创办和发展广播媒介的潮流客观上助推了台湾广播的诞生。1920年代初，世界各国纷纷开设广播电台。1920年11月，世界上第一个广播电台在美国匹兹堡开播，随后法国、英国、德国、苏联、意大利等国相继开播无线电广播。到1925年，正式开办广播的国家超过20个。据记载，1925年美国、英国和日本在中国大陆设立的私设电台分别为18、15、15处，共达58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各国在无线广播领域的竞逐。再加上日本在其殖民地台湾实施“延长主义”政策，这一风潮迅速波及台湾，技术手段、运营方式等亦为台湾所借鉴。

另一方面，维持殖民统治地位、实施教化的主观意图拉动了总督府发展广播事业的规划。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0年间先后派遣了19任总督，前七位均为武官，施行“绥抚政策”。从1919年到1937年的九任总督由文官担任，这些文官总督在台湾推行“同化政策”，以消弥台湾人的“民族意识”[]。首位文官总督田建治郎在1919年上任时的施政方针中指出：

夫台湾乃构成日本之一部领土，虽然属日本帝国宪法统治之版图，不能视同各国之以殖民地只为其本国政治之策原地，或经济上利源地而论。因此，统治方针，皆以此大精神为前提，作种种经营设施，使台湾民众成为完全之日本臣民，效忠日本朝廷，加以教化善导以涵养其对国家之义务观念。[]

第五任文官总督川村竹治也曾经表示：

将来广播事业建立全国性组织时，全体国民就可以像全家团聚一样一起收听广播节目，届时全国用同一种语言，所谓‘宛如一家人’的理想就可以实现了。宛如一家人的观念必须推广到朝鲜台湾等地，如此一来国家层级的团结就能更加巩固。[]

由上述谈话可以看出，总督府始终将广播作为支撑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作为对民众实施“教化善导”的文化工具、知识普及的文明利器。总督府在经费上也给予支持，并持续提供设备与技术的全面支持。同时，总督府积极鼓励民众装设收音机，开播初期采取免收登记费与收听费的优惠政策。在1926年8月，台湾地区经官方许可的收音机有128台，1927年10月有261台。[]后来，总督府开始颁布收听许可证，至1928年底，经递信部核发的收听许可为3,720张，至1929年1月底为5,665张。其中以台北市最多，平均每11个家庭就有一台收音机。[]总督府的直接介入从最初就确立了广播的公营性质，既是其扶持的对象，亦为其控制提供了便利。因此，台湾广播事业是殖民政府维持统治的必然产物。

紧跟技术的潮流，基于文化延长的目标，总督府大力推动台湾广播的实验，发挥了行政力量的决定性作用，使广播这一新兴媒介迅速走入台湾。

三、“广播时代”的来临：台湾广播的扩充与延展(1929-1937)

在殖民政府的推动下，广播迅速地融入了台湾民众的生活之中。1929年2月，总督府交通局递信部发行的《台湾递信协会杂志》为1928开播的台北放送局制作了一个专辑，该专辑的“卷头辞”题目为“广播时代”，其中指出：

在现代社会凡事若非大众性的事情，其存在价值好像就会变得微乎其微。从此话来看，没有比广播更与时代相称的东西了。正如每天早上不读报纸就会感到少了什么，没有吃到米饭就不能饱足一样，若没有广播让人觉得世界陷入黑暗。今天广播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了。[]

广播的影响与日俱增，从1928年到1931年，台湾地区的无线电收音机数量，一般许可17,525台，废止7197台;官厅许可55台，废止6台，累计达10,377台。[]收音机的快速增长不仅是总督府实行优惠政策的结果，也显示了广播的魅力，反映了民众对于通过广播获得愉悦和获知信息的渴望。但是，“因距离及广播势力等关系，难以完全达成目的。”[]广播的功率大大限制了其辐射面和收听效果，总督府试图藉由广播达成“内台融合”的目标大打折扣。

为此，总督府进一步追加经费，于1929年开始着手兴建电力增强的广播电台，次年3月，台北州海山郡的板桥放送所、淡水受信所竣工，11月，设于台北市内文武町二-三新公园内的演奏所完工。1931年1月15日，台北放送局10千瓦电台正式启用播音。[]从上午10：30起一直到晚上9：20连续播出，各种各样的《演奏》娱乐节目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正午时报》、《时报》等新闻次之，《讲座》、《演讲》等教育节目第三，此外还有《日用品小壳值段》、《天气预报》等节目。[]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台北广播电台发挥其全机能，速报新闻;另设演讲、讲座、详细报告满洲、蒙古情形，宣传拥护日本侵略国策，以资助日本国论之统一。”[]

台北放送局的功率提高后，收听品质明显提升。但由于地处台湾北部，中南部地区的广播信号仍然不够稳定。为了改善南部地区收听状况，总督府决定将台北放送局的原1千瓦送信机移设到台南。1932年4月1日，台南放送局正式开播。当时在台南高等工业学校校内设置受信所1套、中波收音机2部。[]一开始台南广播的信号均由台北放送局无线传输，但常常受天气因素等影响，收音效果不佳或者无法接收，只有在冬季夜间相对较好。因此，每年4月至9月间，台南放送局的节目以自制为主，10月至次年3月则以转播台北放送局的节目为主。[]

台南放送局建成后，由于地形的阻隔，台湾中部地区的收音效果仍不理想，日本政府和中部人士均热切期望实现改变。1934年5月11日台中放送局正式启播，。[]这是台湾地区的第三座广播电台。开播之初，台中放送局连续演出三天节目以志庆祝，并且与台北、台南同步播出。[]台中放送局的成立，大大改善了中部地区的收听品质，也为全台广播转播创造了条件，成为殖民政府宣扬国威的又一喉舌。

在扩大建设放送局的同时，总督府效仿日本设立放送协会专门负责设备和节目的业务管理。1926年8月，日本政府为加强控制，由递信省邀集东京、大阪、名古屋各放送局组建了社团法人日本放送协会。“日本的广播事业从一开始就是在政府强有力的监控之下作为垄断事业发展起来的”[]，这一模式被直接照搬到台湾。“日本放送协会虽非政府机关，但实际上属递信省所管辖，而且全国广播网的架设也是由政府出资，这种非官非民的社团法人机构与登记收费的管理体制不久也同样施行于台湾。”[]1931年2月1日，社团法人台湾放送协会成立，负责办理招募听众、招聘播音员、广播节目制作与播放等事项。[]该协会的经营采用国有公营制，没有商业资金投入。为了维持营运，电台开始征收每月1元的收听费[]。刚收取收听费时广播用户一度有所下降，不过此后维持稳定增长。配合台南及台中电台的设立，台湾放送协会分别设立台南及台中支部，支部下设业务及技术二系，其中业务系主要负责放送、编集和庶务[]。放送协会的设立完善了总督府对于广播业务的运营和管理。

总督府基于政治性考虑，再加上社会大众对于新兴事物的逐渐接纳，台湾的广播事业在二战以前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呈现出三个特点：

其一，初步完成了广播网络的基础建设。随着台南、台中放送局的落成，实现了全岛广播信号的基本覆盖，三个放送局的组织架构维持了较长一段时间。三局之间开始采用电话专线载波的有线转播方式，消除了之前无线转播造成的杂音问题。三局的经费由台湾放送协会统筹，每年由总督府拨款20万元，用于机器工程方面，另有8万元事业费;听众缴纳的收听费约26万元，此外还有售卖收音机的赢利。[]这些经费已经能够较好地保障广播事业的日常运行。截止1936年，全台共有收音机29,494台，千人拥有量从1928年的1.77台增长到5.41台。[]虽然台、日人拥有状况仍有不小的差距，但足以显示了战前广播事业的快速发展。

其二，基本确立了“一体两翼”的管理模式。交通局是总督府下辖的广播事业主管机构，其下则有行政部门递信部局负责广播网络的硬件建设和监理，委托机构台湾放送协会负责日常业务运作管理。1929年3月12日，总督府第9号训令调整递信部的分掌事务，在庶务课下首次增加了放送无线电话业务。[]这是在台湾广播事业诞生后首次明确将之纳入到总督府交通局的管辖范围之中。《台湾放送协会章程》第一条规定，“本社团由台湾总督府交通局委托受理无线电话放送相关事务，以通过无线电话促进本岛文化的向上为目的。(一)收听者的增加劝诱;(二)放送者的辅导;(三)放送节目的制作及发行。”[]该协会的最高机关为理事会，理事长一般由总督府交通局总长担任。虽然台湾放送协会的性质是社团法人，但从这一人事安排可见其所具有的官方色彩，也说明当时总督府对于广播业务管理的政治介入。可见，递信部和放送协会是总督府交通局实施广播事业管理的“两翼”，放送协会更多地扮演了广播业务执行者的角色，但其组织人事、经费来源、节目制播方向仍受制于总督府。

其三，继续明确了广播事业的法律依据。1931年1月28日，总督府颁布府令规定，“于交通局设置之以听取无线电话放送为目的之私设无线电话，准用大正12年递信省令第98号之规定。”[]进一步将广播设置及其收听行为合法化。1933年12月29日，台湾总督府颁布递信省令60号《私设无线电信无线电话规则》，并在台湾施行。[]同时颁布《广播用私设无线电话监督事务处理细则》。前者对广播设备及传输器械等硬件设施进行了规定，后者则对广播节目内容等编辑制作进行了约束。[]这些法规以及前述相关法规，表面上具有法治化的形式，但实质上却具有殖民化的内涵，总督府藉此使自身的广播行为合法化，而为“私设”行为等设置了重重障碍，也对服务“公共或军事”等事项的播出行为提出了要求。

四、“电波当作大炮”：台湾广播的统合与强化(1937-1945)

台湾广播业的拓展，不仅接近了统治者教化意图，也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新选择而备受欢迎。但是，随着战争的到来，台湾广播成为“国家在非常时期最尖锐的思想武器”[]而很快遭到统制。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发动“芦沟桥事变”，并很快将战火推向中国全境。8月15日，台湾海军司令部宣布台湾进入战时体制。广播的重要作用被认识，“把新闻当作炮弹，电波当作大炮，在投下的瞬间，会扩散到世界各个角落并且爆发。”[]因此，战时宣传成为广播发展的主导力量，台湾广播的建设在总督府的扶持与统制中达到一个高潮。

(一)扩建广播网络，加强广播渗透

为强化对岛内外民众的宣传，殖民政府进一步加强广播网络的硬件扩张和统合，具体包括三个层次。首先，实施“二重放送计划”，加强广播宣传。1932年11月12日，被称为“怪放送”的南京国民政府广播电台开播。总督府针对该电台造成的电波干扰，由警务局探讨电波取缔办法，递信部研议扩大电台建设，以形成对抗。[]战争来临之后，总督府认为这种形势更加紧迫，因此提出了“二重放送实施计划”，第一放送由台北、台中、台南三个放送局构成，第二放送则设在台北。1940年9月28日，民雄放送所正式开播，总督小林跻造亲自主持开播式，[]他指出：

台湾的广播事业为达成圣业的一部分，透过广播将皇军的英勇战绩传达给全岛人民，并使人民对时局彻底认识、了解国家政策，以提振国民精神。更重要的是，向海外提供迅速公正的报导。[]

民雄放送所的建立，表面上是为了阻止台湾人民收听南京政府中央电台的节目，实质上则是为了遂行其南进政策的军事及心战用途，向中国及南洋地区发射广播，作为信息中继与再传送的角色，传递诸多军事情报信息，以利于军事策略的推动。民雄放送所在白天广播台北放送局的节目，晚上10点之后则向海外放送，中国南部及南洋都在其收听范围之内。至1942年10月，总督府专门成立第二放送系统，目的在于使台湾人能够彻底了解时局，为战争胜利而努力，因而第二台主要是台语及浅显易懂的日语播放新闻节目，其次有音乐、演艺、国语普及和讲座等节目。[]其中，民雄放送所属于第二系统的电台，台北放送局则同时为第一、第二系统的电台[]。第二放送的设立，使总督府具备了针对岛内外实施电波战的双重系统。

其次，增设嘉义和花莲放送局，增强广播覆盖。1942年8月，500千瓦的嘉义放送局启用，转播日本NHK及台北放送局的节目，隶属台湾放送协会台南支部管辖。1944年4月，地处台湾东部的100千瓦花莲放送局开播，隶属放送协会总务部管辖。至此，全岛性的广播网络建构完成，整个台湾岛可以在同一时间收听同一节目，基本满足了殖民当局依托广播实施思想教化乃至战争动员的需求。

再次，积极推广普及收音机，促进民众接受。为了加紧战争的宣传，总督府不遗余力地鼓励民众收听广播，并由放送协会进一步增设了相谈所。相谈所是日据时期进行收音机推广和听众招募的主要场所，截止1944年6月，直营的相谈所达18处[]，此外还有其他临时性和委托的相谈所。这些相谈所遍及台湾东西部的主要城市，对于收音机销路拓展、鼓励民众收听广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收音机的普及和听众数的增长，为广播承担政治宣传奠定了扎实基础。

(二)强化战时宣传，实施舆论管控

战时的台湾广播主要以官方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战时动员政策的宣扬为基轴，为此，总督府加强了广播宣传的统御和内容的控制。

首先，强化机构设置，统一思想管制。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严密控制台湾的舆论机构，设立了凌驾于递信部和放送协会两大主管机关之上的情报机构，企图把握战争宣传的主导权。1937年7月15日，台湾总督府以“直至事变解决前，不只岛内报纸、收音机、电影等言论机关，地方官厅及地方一般民众也要彻底进行管制为目的”[]，设置临时情报委员会。8月24日，台湾总督府颁布训令，“在台湾总督府设置临时情报部，隶属于总督官房”[]临时情报部在行政上统筹所有的宣传业务，加强对新闻、言论的管制，以达成配合统制言论报导的目的。这是“总督府对于媒体统制加以积极化的政策之转折，也就是准备实施所谓‘情报宣传’政策之开端。”[]1942年1月23日，总督府颁布训令，将临时情报部改组为情报委员部[]，专事新闻、舆论、宣传、民调之权责。同年6月，又改为总督府官房情报课，进一步强化了文化统制、媒体统制的主管机构地位。与此同时，情报机构积极制订舆论指导方针，主要有《极密·对于支那事变的宣传方策大纲》[]《战时国内广播节目制作的基本方针》《大东亚战争决战阶段的对外宣传大纲》《宣传实施准则》《广播舆论指导方针》[]《决战舆论指导方案纲要》[]《放送设施决战态势整备强化纲要》[]等。这些宣传方针的制定反映了日本侵略者当时迫切需要统一舆论、实施战时动员的要求。

其次，突出教化功能，强化舆论管制。在机构设置的同时，总督府加大了对传播内容的管控，主要有：一是增加新闻比例，营造舆论氛围。战前，新闻报导、教育及娱乐三类节目的播放时数维持在4:3:3的比例，但是中日战争之后，为了让民众掌握战况，报导性节目的比重就愈来愈大，大量压缩和减少原先的教育和娱乐节目，增加每天新闻播报的次数，从战前的一天二次，增加到一天五次，到1939年时报道性节目已经接近半数。[]政府希望藉由新闻报道的增加来强化战时舆论引导。

二是增设报道栏目，突出舆论导向。随着战局的扩大，政府控制下的广播电台，重点安排各种与国内外政策情势相关的宣传节目。1941年太平洋战事爆发后变化最大，播报的新闻几乎都是以战局为主，新开辟了《军事报导》《总力战の时间》《今日战况》《一周战局》以及针对特定对象的《战时家庭の时间》《国民学校放送》《少国民の时间》等大量栏目。[]当时的媒体报道几乎是一边倒地宣传日军在战场的胜利，以提振士气，殖民当局试图通过言论管制来引导利于战争和“南进”的舆论导向。

三是开辟专题节目，强化政策宣导。日本政府为了使民众对国家政策更加了解，先后开设《新闻解说》和《特别放送》等专题栏目，由情报部部长确定总督府的官员和学者等，针对全台民众以具有亲和力的方式传达相关国家政策。[]利用广播宣传国策，力求使民众对政策能够彻底了解，期以引发他们的实践。

再次，配合南进政策，推动海外广播。1937年7月16日，台北放送局开播福建语播报时局，该节目是“总督府与军方详细讨论后，破例决定针对仍停留对岸的当地日本人，特别是对台湾籍民”提供情报而进行的。[]此后，相继启播北京语、广东语、厦门语、马来语、安南语和英语新闻节目，以宣传日本在南洋的军事活动。[]1941年后，台湾放送协会的重点就是定时进行海外广播，到1945年战争结束前，台湾放送局还设置客语新闻和塔加拉族语(菲律宾)新闻，进而将南洋都纳入到宣传范围，体现南进政策的做法。[]当时海外广播的重要任务在于干扰和抑制其他国家的宣传，贬低他国形象，试图用所谓的“正确的新闻”奴化民众、美化战争。

历史证明，战争是传播媒介快速发展的动力。战争的扩大成为台湾总督府扩建广播网、实施广播统制的直接动因。

一方面，战争的爆发驱使统治者迫切需要扩大宣传，强化正当性。拿破仑曾经说过，“如果我对新闻界不加以控制，三个月之内我就会下台。”[]日本政府深知新闻界的威力，从殖民统治台湾的初期即对新闻业严加控制，到了战时更是变本加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和总督府借助各种媒介，既对瞬息万变的时局做出即时的反应，又全面进行思想教化、普及“国策”、统一舆论，将之作为推广其侵略思想、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教化阵地，进而潜移默化的影响民众的思想，进而达到战争动员的目的。正是殖民统治者利用此实施宣传教化的意图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助力，一步步促成广播功率的提升和覆盖面的扩大。

另一方面，动荡的时局导致民众信息的需求日趋强烈，逐渐培育了相当数量的广播听众。广播所拥有的声音感染力、无需识字要求等特点，使其具有报纸望尘莫及的先天优势，在战争状态下更是成为大众获取外界信息的最主要途径。

获悉外界时局变化，对于战争动态快速掌握的需求刺激了收音机户数的快速增加。台湾岛内广播听众数从1928年的7864户增长到1944年的99246户，其中台湾居民也从1928年的1507户增长到1944年的44050户。1938年时每千人中有8人拥有收音机，到了1943年时平均每十户台湾家庭便有一台收音机。[]事实上，“如此发达之广播事业，实为全国各省所仅见，亦可见日本对宣传事业之重视。”[]可以想见，广播宣传在当时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

结语、文明化与殖民性：台湾广播事业的文化与政治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发表《玉音放送·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受降典礼，台湾光复。11月1日，国民政府特派员林中等接收台湾放送协会所属各台，并将台湾放送协会改名为台湾广播电台，从此台湾广播进入转型期。

纵观日据时期台湾广播事业的发展，它是所有文化事业中完全由日本人所垄断的事业，在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形塑方面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力，是台湾总督府不可或缺的传媒，也是广大民众了解外界信息的重要管道。到了后期，由于战争的爆发，广播变本加厉地沦落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为侵略战争摇旗呐喊，其历史局限性暴露无遗。“台湾光复之前广播事业，实则充斥日本之军国主义思想及愚民政策之歪曲宣传，鲜有教育民众，开启民智之真实意义矣。”[]概言之，从政治的角度看，总督府发展广播业的根本目的并非服务于大众，而是通过对广播业的控制巩固其在台湾的统治。以当时收音机普及率来看，日本人超过50%，台湾人则不到5%。这种差异表明，虽然广播听众的总量有了不断提高，但是台湾人民的收听权利并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和提升，“台湾民众要透过收音机了解外界大事，可谓缘木求鱼。”[]对一般大众而言，更多的收听行为恐怕是在公共场所里进行的。日据时期台湾广播的不平等性显而易见。

当然，从文化角度看，作为日人在台的现代化建设之一，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广播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日本带来了现代文化知识和现代化的生活形态，给台湾铺设了一层从西方经过日本，移植到台湾的世界近代文明。”[]无心插枊地使台湾广播媒体快速跟上近代化潮流[]。从肇基到扩大，所开展的基础建设、建立的收费制度、累积的业务经验和培育的收听习惯等，均为光复以后的接收和改造奠定了相当的基础，是后来台湾广播事业发展的重要源头。

可以说，日据时期的台湾广播既是殖民政府扶持下的现代文明成果，也是总督府统制下的殖民统治手段，文明化与殖民性是这一特殊时期台湾广播事业的双重特征。廓清这一时期台湾广播发展的历史面貌，对于了解台湾地区遭受的屈辱史，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具有独特的政治和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