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为什么不喜欢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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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自身系统长期无效运转时，人们就会迷失于其他系统的运行方式。
2、膜拜的心理一旦产生，便会失去自我判断，连胡适鲁迅也不例外。
3、正确的目的，要用正确的手段实现。徐志摩不喜欢苏联，正是因为“怎么干”的问题。
1925：“联俄仇俄”中的徐志摩
文/刘容天、商昌宝
1925年，正当国民革命的实践进入高潮之际，一场关于“联俄仇俄”问题的讨论迅速震动了知识界，一时间，大量知识精英加入讨论，纷纷表达自己对苏俄问题的见解。这场讨论以“苏俄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外交上应否联俄”、“内政上应否学俄”为中心论题，在促进知识分子理性认识苏俄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作为讨论主要发起人的徐志摩，更是对这场讨论抱有超出“仇友赤白”等具体问题之外的希望：他希望人们可以一定程度地摆脱国民革命舆论宣传的影响，把眼前急迫的苏俄问题“独立的从头想一个透彻”；希望受政治威胁的“萎瘪”的思想界可以拿出些“真思想的精神”，以此来对眼前的形势作出再判断。
如果回到历史现场，可以发现，这场讨论如徐志摩所倡导，的确基本做到了以理性价值为指归，用参与人的话来说就是：“联俄仇俄”讨论大体上是一场“没有被党派的成见完全禁锢着”的“理论洗练”。但这在当时那个“毁坏学者”的时代又必然会导致对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怀疑和消解，预示着被革命参与者“武力制止”的危险。
事实上，正是贯穿于整场讨论始终的“启蒙主题”与“革命主题”的矛盾张力，才使得徐志摩不顾现实利害地发起讨论、捍卫启蒙，才使得这场讨论具有了思想史上的重要的样本价值。
一、“联俄仇俄”大讨论源起与历程
1925年10月，徐志摩接任了《晨报副刊》的主编工作，“也真巧，我才来，问题就跟着到”，徐志摩当头就碰到了“应该联俄还是仇俄”这个问题。很快，一场关于“联俄仇俄”的讨论就在徐志摩与刘勉己的发起和组织下展开了。由于这场讨论所探讨的问题是“中国将来的国运问题，包括国民生活全部可能的变态”，所以一时引来大量思想文化名人，如梁启超、李璜、钱端升、丁文江、陶孟和、陈翰笙等先后加入讨论，表达自己对苏俄问题的认识。
自10月6日晨报《社会周刊》刊登《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开始，至11月29日《晨报》馆被焚讨论被迫终止，“联俄仇俄”讨论以《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为主要阵地，引来“直接间接参与讨论之报刊无虑数十家”，形成一场震动当时思想界的大讨论。
这场讨论发生在从新文化时期向北伐时期过渡的“激变”时代，它所发生的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及其折射出来的知识界取向的转变、分化，无疑是值得深切关注的。
早在巴黎外交失败，国人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公理战胜强权、民族自决等“十四条”感到普遍的失望和受骗之后，苏俄政府就迅速抓住了中国“救世主形象”的空档期，于1919年7月25日发出宣言称，将放弃所有帝俄时代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的特殊权益（实际上并未实行），此举赢得了全国上下广泛的“亲俄”情绪。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苏联又成功地与国民党人达成合作，并指示中共也加入了国民党，从而通过“国民革命”的组织宣传，在中国点燃了“反帝国主义”的怒火，这更使得爱国青年普遍具有了“亲俄”倾向。这种趋势到了这场讨论开始之前有增无减。
但是，“苏俄热”并未打消所有人的疑虑，还有一些学人对苏俄很不信任。尤其是在苏俄出兵外蒙支持其独立、逮捕并处死在俄中国侨民、继续占据中东路、延宕中俄会议等事件发生后，部分知识分子更是开始质疑苏俄的动机。这是部分人开始称苏俄为“赤色帝国主义”的原因，也是部分国人如“醒狮派”（按：又称“国家主义派”）主张“仇俄”的原因。于是，“联俄”、“仇俄”两种相逆的潮流在此时正相冲突，这不仅是当时的思想背景，也正是引起本场讨论的直接导火索。陈启修的那篇开题之作《帝国主义有赤色和白色之别吗？》正是为抵消“醒狮派”的这种言论，并使人放下戒心，进一步地“以苏俄为友”而作。
“联俄”、“仇俄”两种态度的正相冲击的确是引发讨论的一个方面，而且也是许多研究者共同关注到的一个方面。但事实上，根据徐志摩的几篇讨论前言如《迎上前去》、《从小说讲到大事》、《从苏俄回讲到副刊》等文章来看，导致他发起这场讨论的不仅是，或者主要不是上述两种对俄态度的冲突。徐志摩所关注的事实上还有一个更为关键，且迄今未受到重视的命题，那就是——以国民革命为现实载体的“革命主题”、“救亡主题”对现代知识分子所坚守的“启蒙主题”的挤压。
《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消息刺激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伴随着对政府及现存政治的整体失望，大量知识青年不能再满足于“不谈实际政治”的思想启蒙运动，他们纷纷走上街头过问政治。“五四运动”之后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这一下子就使得“全国学生组织起来了，中国出现了一股史无前例的社会改造力量”，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在观念史图像中被认为是“告别文化运动，走向政治参与”的标志。加入到这股“谈政治”潮流当中的不仅是青年学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和胡适也先后放弃新文化运动“读书人不议政不为官”的普遍主张，加入到社会政治的实际改造过程中，不过陈独秀选择的是急进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而胡适提出的是缓进的“好政府主义”的解决方案。
而在经历了短暂的多种方案“混流并进”的局面之后，各地学生组织进行的乌托邦式的“新村运动”（包括“工读互助团”，“新村”等一类自食其力的实验）很快归于失败。而1922年8月王宠惠主阁的“好人政府”本因吴佩孚的支持而上台，但不过三个月就因直系内部的矛盾而下台。对曾经非常尽力地为“好人政府”提建议的胡适来说，打击最大的可能还不是王内阁的垮台，而是王等在台上时已并不真能实行胡适等人提出的建议。对此，胡适不得不承认说“此时谈政治已到‘向壁’的地步”所以“只有另谋换一方向努力的办法”。
学生的“新村运动”的失败以及胡适等人缓进的政治改革主张的失败，从事实层面上支持了当时青年学生的新体悟：“我从此觉悟，要拿工读互助团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不可能的。要想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来改造社会的一部分，也是一样的不可能的。那么怎么样呢？就是：改造社会要用急进的激烈的方法，钻进社会里去，从根本上谋全体之改造。（施存统）”接受过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青年再次做出回到急进的改造社会的决定，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代表着此时的中国已经为方式十分激进的列宁主义的风行准备好了土壤。
而到了1923年国民党接受了苏俄的输出革命，并以“联俄容共”的政策开展了“国民革命”之后，“中国整个政治运作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而且提示了武力解决的可能性。”这个“根本的改变”既适应了“新村运动”失败后知识青年普遍认识到的“必须用大众的社会革命取代个人的社会改良”的经验教训，又为这种“大众的社会革命”的成功提供了不同于原有松散的政党组织的新型的整合模式和组织模式，这显然为当时知识青年提示了包括救亡问题、结束军阀混战及改革政治问题在内的中国一切的问题可能通过“武力革命”得到“根本解决”。随后是青年知识界大面积的赤化，并有许多青年纷纷奔赴“革命策源地”广州。
伴随着革命话语在国民革命之后的加速形成，为了实现“救亡”以及“政治革命”目标的新文化青年很快就被苏俄式的极权主义体制和孙中山等人的思想局限带到了“启蒙主题”的反面——首先，启蒙精神以“人”为最终目的和最高的价值尺度，因而努力争取“个人的自由”和人权的保障。孙中山却片面强调民族和国家，并以民族和国家的名义要求人们放弃个人自由。他主张自由“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国家，要这样做，便要大家牺牲自由。”而根据金观涛、刘青峰在《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一书中，运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进行研究后发现：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获得较多肯定的“个人”、“个人主义”、“自由”等词汇，在进入到1920年代马列主义的革命语境之后，不仅使用次数减少，而且被认为是“一种阶级的意识形态”，“负面用法较常见”，如追求“自由”就成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一种放纵的生活态度”，而本为“肯定个人的自主要求，强调人的基本自由和利益”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更是被当作“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必须加以根本性地批判。 其次，在组织方式上，拥有铁一样纪律的党和队伍正是以军党一体化的极权体制和对领袖的绝对服从为前提的，这既说明了以苏共为样板改组后的国民党远非一个现代型政党，又可看出其对启蒙价值中“民主”原则的背弃。
而在现实的革命斗争投射到思想文化领域，思想成了政治斗争的武器之后，思想界、出版界的运行方式同样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陈独秀直接否定了“自由意志”（即“思想独立性”）的存在，他把上层建筑的理论斗争（其实很多时候只是观点的正常的多样性）直接对应为现实斗争中的党派之争，并最终归结于阶级之争。如上文所说部分知识分子直呼苏俄为“赤色帝国主义”一事，陈独秀当即给出论断：“‘赤色帝国主义’这一名词，是欧洲帝国主义者造出来离间一切被压迫民族与国家和苏联联结的方法，现在中国有些反革命分子，也跟着学舌，真是‘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且不说“赤色帝国主义”一词在事实层面有无嫌疑，单从陈独秀的话语逻辑就可看出，其对于异见以及怀疑是绝不容忍的。“在中国当代革命观念形成以后，强调对立面斗争的革命导致进步，‘革命’作为其中正面一方，亦代表事物发展的方向。这样一来，‘反动’就代表矛盾双方斗争中阻碍进步的一方，它一定是反革命。”“观点不一致”即是“反动”，而“反动”则意味着犯了“反革命”罪，必须加以消灭，这就使得关于革命的理论宣传成为“不容质疑”和“压倒一切”的声音，而个人的思想、言论自由以及理性的自主也就因之成了一句空话。
事实上，在讨论发生当时“联俄”、“反帝”早已成为只许征引解释，不许批评研究的宗教式教条，所以即使有“炮手”之名的张奚若也只能坦言：今日是人人对于苏俄问题“不敢有所表示的时代”。而徐志摩在讨论之初强调“思想的尊严和独立性”的同时，也曾喟叹：“单这一句话，别看说出口容易，就包含极大的危险与责任。为了这一点不让步，苏格腊底斯老头就得吞毒药，勃罗诺进火焰去，加立里窝受刑讯，最近罗素坐监牢。”这从一面来看自然是南方革命势力达成社会共识、统一思想意识的大进展，但是从另一个方面它又是“救亡主题”、“革命主题”对“启蒙主题”的无限制挤压。而且在思想定于“革命”一尊之后，迫于政治压力不敢动用自己知性的盲信、蒙昧出现了，出版界、思想界的“萎瘪现状”出现了，五四新文化启蒙之前的反智倾向也自然而然随之“复辟”。
了解了这一背景，我们便可明白，为什么徐志摩在发起讨论的前言中会多次提到对“国内思想界萎瘪现象的愤懑与羞恶”，并可以知道徐志摩所说的：“这‘敢想’是灵性的勇敢的进门”，在当时的激进的世风下，意味着什么。
“我要来察看，我要来检查，我要来清除，我要来颠仆，我要来挑战，我要来破坏”。就在徐志摩决心继续运用新文化运动中常见的大无畏的理性精神去审视一切生活领域的时候，陈启修、张奚若的两篇讨论“苏俄问题”的文章很快引起了时人的广泛关注，于是徐志摩快速地抓住这个尖锐存在的问题发起了一场基于启蒙价值要求的讨论，并再一次倡导思想的自由和个人的理性，以期恢复个体的自由、理性精神，重现思想界多元并存的状态。这就是徐志摩发起这场讨论的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也是更为关键的一方面原因。
仔细阅读讨论文章不难发现，随着时间的推进，整场讨论前后出现了三个讨论焦点。其中第一个焦点是由陈启修 的《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引出的“苏俄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陈启修的文章主要为了驳斥醒狮派称苏俄为“赤色帝国主义”所作，他先从学理上对帝国主义进行限定：帝国主义专指“资本主义的最盛的及最后的濒死的一个阶级”，由此可知要判断苏俄是不是赤色帝国主义国家，“是要看苏联是否是一个财政资本的国家……我们若知道苏联资本非常缺乏，是要待外国资本输入的”就会发现把苏俄称作赤色帝国主义“简直可以说牛头不对马嘴” 。面对这样的论证抱朴不能赞成，他答复陈启修道，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苏俄已成“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帝国主义就是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所以国家资本主义的赤俄，当然免不了帝国主义的色彩”。梁启超与抱朴观点相近，不过更加动情，“天真烂漫的青年们！听啊！你信仰的共产主义，教你信仰的人却并没有信仰！马克思早已被丢在茅厕里了”，苏俄现在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国家资本主义的侵略压迫，还要比私人资本主义加十倍百倍千倍！”“他（指苏俄）是帝国主义的结晶，他是帝国主义的大魔王”。见及此，刘勉己马上起而反对，他由苏俄已经毁灭了私产制度出发，说道“苏俄尚不失为共产主义的国家，并且还是世界上试验中的唯一共产主义国家”。这个论题还引起钱端升、胡石青的响应，他们两人在这一问题上观点相近，都认为苏俄在政治上有侵略中国的事实，无法洗清帝国主义的嫌疑，“不能把政治的帝国主义摈出于帝国主义范围外边”。在这样的论证下，苏俄有无政治侵略之实，苏俄是不是“平等待我”就成了“联俄与仇俄”的决定因素。
这样使得理论问题一转而为事实问题，讨论进入第二个焦点问题——“外交上应否联俄”。这个问题是整场讨论的核心所在，参与讨论者大多对此问题作出回答，代表意见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以张奚若、李璜、陈均、陈翔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苏俄“避帝国主义之名，而行侵略主义之实，何等可畏！”，接着他们又列举了苏俄一系列侵略事实，如“抛弃宣言（加拉罕宣言，引者注），继续占据中东路；唆使蒙古独立；中俄会议延不举行；最近之擅捕华人”，“在可能范围中，并接济内地军火以长内乱”等等。面对这些指控，陈启修、陈翰笙、刘勉己等纷纷为苏俄辩驳，认为苏俄毕竟是共产主义国家，不行经济侵略，这就比英日帝国主义危害小些，“即使能为鬼，也不厉害”，它的侵略行为，都可以依法逐步制止。
接着陈翰笙又从“国际政治”、“中俄经济联系”、“苏俄对我态度”、“国内政治乱象”等四个方面论证了“联俄”的必要性 。独立于联俄与仇俄两种观点之外的是胡石青、陶孟和等人的反“亲善主义”，他们认为不应有“联哪个国”的思维，因为“联谁就先受谁的处分”。他们主张对俄实行“外交政策”，可与之建交，“但我们要留心，我们不能依赖”。
徐志摩在前两个问题上并不持有观点，他主要的关注点是确立这场讨论的规则：“副刊是完全学术性的，因此政治战略的口号是不应得侵入它的门墙的”，《晨报副刊》也“绝不是任何党派的宣传机关” ，这就使得讨论的思想内容基本建立于政治利益之外。另外，因为副刊难免受报馆正张的影响，徐志摩郑重承诺“《晨报》本身的主张我绝对不与闻”，“《晨报》主人有一天干涉我的时候，竟许就是我解职的时候”，所刊文章要的只是“忠实的思想，不问它是任何的倾向”。总之，“思想的尊严与独立性，是不能让步的”正是由于徐志摩对言论自由、思想独立的顽强坚守，这场讨论在当时国民革命的强大宣传力量之下，依然局部地恢复了人的思想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革命的“反智倾向”面前重新确立“理性自主”的启蒙原则。
在参与各方对联俄仇俄问题认识日清之时，刘侃元和张慰慈又将讨论引入更深层——“内政上应否学俄”，这个论题不仅在这场讨论中成为焦点，在后来的两场余波里也都是中心论题。诚如刘侃元所言，“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外交政策的选择上，还是在内政改革的方针上。这方针是第一义，那选择是第二义”。究竟应不应该学俄呢？刘侃元、张慰慈以及后来的胡适、张象鼎等人的结论是肯定的，刘侃元所说“学俄”具体是指外交上“做俄国式自动地宣言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努力，内政上，“先行全民参与的国民革命，革命后‘取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为制度’以‘国家的力收回一切私有归国有’” 。胡适的“学俄”则因见到俄国人“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四项已足使我们愧死。”这样的赞许自然是基于他此刻“重在行动”的新立场，与他写新诗讴歌“干！干！干！”有异曲同工之处。
而反对学俄的主要有徐志摩、丁文江、常燕生等人。其中常燕生的观点最为一针见血，“我说苏俄之最可怕者：即在以其专制之榜样暗示于青年，使青年……不但不为专制主义之敌，反而成专制主义之拥护者，其结果则促进民族死亡而已” 。
事实上，这场“联俄仇俄”讨论从其参与范围来看，主要涉及的是知识分子，虽然与北洋政府进行的“反赤化”运动基本同时，但不是一回事。按其观点来分类，可以说是较为多元的：其中赞成“联俄”、支持“革命”的为一派，持激烈的“仇俄”态度但支持“革命”的为一派如“国家主义派”，持激烈的“仇俄”态度但反对“革命”的为一派，还有持各种温和态度的一派。各种温和态度包括：赞成“联俄”及“革命”但不主张在中国进行“共产革命”的，持此说者主要有刘勉己、张荣福；主张对俄行“外交政策”，不行“亲善主义”的主要有陶孟和、胡石青；还有的对于“联俄”与否，“革命”与否持中立态度，但不主张照搬“苏俄革命”，至少不主张革命将“个人自由”完全挤到一边，持此种观点的主要有徐志摩。
而从讨论的大体走向来看，当时最为流行的国民革命党化宣传的观点自始至终未占到压倒性优势，而且随着讨论的持续进行，一种态度温和理性的共同话语渐渐形成。这既表现在讨论后期大量较为理论化、态度较为调和的文章的大量出现，又表现在激进两极的观点有逐渐趋中的倾向。这一方面代表着国人对苏俄认识的更为全面和深入，另一方面在激进世风的影响下，也隐伏着被革命青年误解为进行“反宣传”的危险。
二、理性和平——徐志摩的基本主张
徐志摩真正进入“联俄仇俄”问题的讨论，是从第三个核心论题开始的。他的主张散见在他所发表的《刘侃元先生来件前言》、《列宁忌日——谈革命》、《〈一个态度〉的按语》、《关于党化教育的讨论——答张象鼎先生》等文章当中。集中起来大致有两点具体主张：第一是理性对待苏俄革命，第二是尽量减少以致避免革命中的牺牲。
前文提到刘侃元在讨论中大力倡导在外交上“做俄国式自动地宣言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努力，内政上，“‘取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为制度’以‘国家的力收回一切私有归国有’” 。徐志摩对这种观点在外交和内政两方面作出了如下针锋相对的回应：“刘先生似乎在他想望的热奋中把长江看做了田沟，以为一抬腿就可以跨过去的……刘先生劝我们学习俄国，比如说，他意思我们只要学会俄国人的夸口，列强就会对我们低头，一句话可以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只有利益，没有危险，刘先生十分的相信。我不敢这样乐观……对内刘先生主张实行共产，苏俄式的共产……如其论外交刘先生把长江看成了田沟，这里论内治我怕刘先生简直把太平洋又看成田沟了。什么，只要中央政府宣言一切财产收归国有，我们赶上了、‘学成了’苏俄，从此天下太平再没有事了？并且刘先生相信对内与对外一样，中国人好在性格温驯，到处好说话，在苏俄拿几年的血战，饥荒，与普遍的破坏换来尚且还不定靠得住的境界，中国人可以上承揖让的遗风在反掌间实现。刘先生，你理想中平和的革命，不流血的革命，是梦，是梦，太是梦了。”
徐志摩的这一番驳论在当时左倾激进的文化语境之下，是振聋发聩的。因为近代国人在民族危机的面前，个个都盼望中国强盛，而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正提供了一个“由弱变强”的典型案例，所以苏俄式的革命对任何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都具有打动人心的作用。但是正如徐志摩所看到的，对苏俄革命的向往很可能只是一种高尚、纯洁、浪漫的革命冲动，但是单靠情感上的冲动、向往是不够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在想望的热奋中把长江看做了田沟”之后，很可能也因此对现实的革命斗争中的“残酷”和“弊病”毫无预判。徐志摩后来总结道：“我们并不存什么成见，左或是右，我们想纠正的是两种我们以为同样是非逻辑的感情作用的态度，就是（一）因为崇拜俄国革命精神而立刻跳到中国亦应得跟他们走路的结论，（二）因为不赞成中国行共产制而至于抹煞俄国革命不可磨灭的精神与教训。”
徐志摩参与的另一场广为人知的“舌战”是发生在“联俄仇俄”讨论结束后数月，他与胡适之间关于“苏俄问题”的一番争论。
前文提到胡适在游俄三日之后，曾写信赞许苏俄“有理想、有计划、有信心”地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并由此引发与徐志摩的论争。徐志摩肯定胡适赞许苏俄”能干“、“肯干”的那部分，但重点是进一步“怎么去干”的问题。苏俄经验是否值得学呢，徐志摩将他的“理性对待苏俄革命”主张具体化为一套完整的研究方法，“第一，苏俄悬着的‘乌托邦理想’在学理上有无充分的根据，在事实上有无实现的可能；其次，认清了他们的目标，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研究他的方法的对不对，这经程中所包含的牺牲的值得与否；再次，苏俄的政治实验是否有普遍适应性。”。
面对这些问题，胡适逐句老实回答，有分歧处也只在以下三点。
一、对于学理根据，胡适颇显咄咄，“什么叫做‘学理上的充分根据’？…这个世界上有几个制度是‘在学理上有充分的根据’…资本主义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国家主义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政党政治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这个认识不能不说是由胡适知识构成缺失所致，资本主义制度自然有学理上的根据，它始于英国自由主义，更确切地说资本主义制度是以17世纪洛克（John Locke）和弥尔顿（John Milton）等人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和以18世纪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为基础的。而苏俄社会主义悬着的“乌托邦理想”，也不是没有学理根据，“只是这学理依凭的不是人类的经验理性，而是盛行于欧陆的建构主义理性。它是按照某种预设的逻辑做一厢情愿的推演，然后建构出一个纸上的‘黄金世界’，从而使人为之无谓奋斗。”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除了前工业社会的社区观念之外，社会主义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来源，那就是具有超现实性质的新教理想。徐志摩意识到这种学理依凭的不完全是现实状况，而更多的是情感性的建构，固而怀疑它有无“充分根据”，对此学理问题此时胡适无法解答。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胡适在学理上缺乏清醒认识，后来才会把“苏俄式的社会主义”与英美的“自由主义的社会化”一再混淆。更准确地说，这其实是由于“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广义性而引发的。
二、对于“方法的普遍性”，胡适这样答复，“什么制度都有普遍性，都没有普遍性…我们如果肯‘干’，如果能‘干’，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这又是不据学理不择方法地“干”了，这在道德情感上或许并无错误，甚至是紧跟当时“重在行动”的世风的，“但在思想上还是不能发生力量”。
三、徐志摩之所以坚定地认为苏俄模式不足学，其决定因素还是对于狄克推多（按：专制）的警觉，而这一时期的胡适却为了学习苏俄“大规模的政治试验”而对“狄克推多”做了较大的保留，而且胡适认为苏俄可以通过新式教育实现“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民治制度”，所以眼下的这段时间的“一党专政”是短时间的“训政时期”。既然苏俄式社会主义的最终“结果”是社会主义民治制度，其实完全可说是与欧美“自由主义的社会化”殊途同归。而徐志摩却基于苏俄的文化专制、党化教育、对待反革命的手段等方面指出苏俄是“中世纪政治的一个反响”，并答复胡适称，“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这不是等于说由俄国式共产主义过渡到英国的工党，或是由列宁过渡到麦克唐诺尔德（当时英国首相）吗？真共产派先就不感激”。其中提到的“俄国式共产主义”和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涉及了一个“社会主义”在思想史上的流派分化问题，从学理角度来看，两者在19世纪末期早已截然分离，徐志摩认为两个有着原则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不可能互相过渡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而胡适认为两者殊途同归，其实未充分关注到两种“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关系。
徐志摩的第二个具体主张带有一些和平主义倾向，他主张强调减少革命中的牺牲。如果说徐志摩的第一个主张还引起一番争议的话，那他的第二个主张简直无人问津了。胡适说，“你这是孩子气” ，陈毅在辩驳中说，“为了一般民众, 自己完全不能沉默…不能不起来奋斗”，因此愿意自我牺牲，这是起码的革命“觉悟”。此后便无人再提此事。但徐志摩每当发表关于革命的见解，总不忘重复“血海的滋味，换一句话说，我们终究还不曾大规模的尝过” ，“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 ，或者追问“难道就没有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路径不成？”。
徐志摩对“大规模的牺牲”表现出如此地“忌惮”，既是与他自身的人本主义的理念相关，也与他在1925年接手《晨报副刊》之前的游俄经历有一定关联。
徐志摩在抵达向往已久的莫斯科后写道：“（在革命之后）原来的俄国，专制的，贵族的，奢侈的，淫靡的，ancien regimv(按：法语，旧制度)全没了，曳长裙的贵妇人，镶金的马车，献鼻烟壶的朝贵，猎装的世家子弟全没了，托尔斯泰与屠及尼夫（按：今译作屠格涅夫）小说中的社会全没了。” 面对这场巨大的人世变革，徐志摩不禁恐惧：“竟许那看来平静的旧城子底下，全是炸裂性的火种，留神！回头地壳都烂成齑粉，慢说地面上的文明！”
一切“全没了”之后，人们的生活是不是实现了革命前的梦想？不仅不是，而且面临的是经济上的极端贫困。从火车站的月台上观察，“褴褛的小孩子，从三四岁到五六岁，在站上问客人讨钱……不但在月台上，连站上的饭馆里都有” 。从火车站附近的商铺来看：“对面街上有一山东人开着一家小烟铺，他说他来了二十年，积下的钱还不够他回家。” 从行人的穿着上看，“要寻一身勉强整洁的就少”，即使是大学教授，也一样极不体面，“他的衬衣大概就是他的寝衣，他的外套……大概就是他的被窝，头发是一团茅草再也看不出曾经爬梳过的痕迹，满面满腮的须毛也当然自由的滋长。”望着眼前的一切，徐志摩不得不承认：“惠尔思（按：今译作韦尔斯）先生在四五年前形容莫斯科科学馆的一群科学先生们，说是活像监牢里的犯人或是地狱里的饿鬼。我想他的比况一点也不过分。”看到街上的行人衣衫都如此破旧，徐志摩竟开始为自己的穿着感到窘迫，因为自己的“獭皮大帽”和“海龙领的皮大氅”在那样的人丛当中既像是“唱戏似的走了板”，也很可能被人红眼说是“波淇洼”（按：资产阶级，当时的苏俄不允许资产阶级的存在）。徐志摩对这种“晦气是本色，褴褛是应分”而衣着宽裕却要被指责的“反人性”的评价标准感到担心和气愤，他说：“什么习惯都打得破，什么标准都可以翻身，什么思想都可以颠倒，什么束缚都可以摆脱……将来我们这两脚行动厌倦了时竟不妨翻新样叫两只手帮着来走，谁要站起来就是笑话，那多好玩！”
而在文化方面，徐志摩在来苏俄之前就听闻苏俄政府因托尔斯泰的书代表波淇洼的人生观，与苏维埃的精神不相容，宣告将托尔斯泰的书完全毁版。所以他到了苏俄之后，就各处打听托尔斯泰的消息，在拜访到托尔斯泰的大女儿之后得知：现在的“书铺子里他的书差不多买不着了，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道施脱奄夫斯基（按：今译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班作者的书都快灭迹了；我问她现在莫斯科还有什么重要的文学家，她说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徐志摩毕竟是一个诗人，即使在主持“联俄仇俄”讨论的过程中他也不断进行诗歌创作和小说的翻译工作，所以他对同是文学家的托尔斯泰，有着十二分的关切和感同身受，但徐志摩担心的还不仅仅是书被毁版，因为据他自己说：“那天陈通伯说笑话，他说这来你们新文学家应该得格外当心了。要不然不但没饭吃，竟许有坐监牢的希望。” 依今天的后见之明，这种忧心当然并未成真，但它反映出来的当时部分新文学作者心中的那份“恐惧”却是真实又发人深省的。这对于文学作者意味着忧心和恐惧，而在一般读者那里，则意味着部分个人自由的丧失：“假如有一天我想看某作者的书，算是托尔斯泰的，可是有人告诉你不但如他的书再也买不到，你有了书也是再也不能看的——你的反感怎样？” 而这一切在当时的苏俄正是现实。而且不仅如此，有时市民的正常的文化生活，竟然还会因为中央执行委员会里一位要人的去世而停顿：“他出殡整个莫斯科就得关门当孝子，满街上迎丧，家家挂半旗，跳舞场不跳舞，戏馆不演戏，什么都没了……我住了三天差不多什么都没看着。” 经历如此惨重代价方才赢得的革命，竟使一般市民的生活至于此，徐志摩在来之前大概是想象不到的。
事实上在前往苏俄之前，徐志摩与同时代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对苏俄革命抱有极高的崇敬和向往之情。
就在此前的1924年，徐志摩还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中热情地赞美苏俄的革命精神：“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 而如徐志摩自己所说，当罗素批评苏维埃之时，徐志摩还立起为苏俄辩护：“早几年我胆子大得多，罗素批评了苏维埃，我批评了罗素，话怎么说法，记不得了，也不关紧要，我只记得罗素说‘我到俄国去的时候是一个共产党，但……’意思说是他一到俄国，就取销了他红色的信仰。我先前挖苦了他。”但是这次的苏俄之行，徐志摩在近距离地观察、感受苏俄之后，却意外地发觉出：“实实在在”的苏俄与“纸上”、革命者“口中”传扬的“新俄神话”完全不同。
而这其中最给徐志摩带来直观刺激的就是苏俄革命所引发的彻底的破坏和那大规模的血海，据苏联人口统计学家鲍里斯·乌尔拉尼斯估计，苏俄自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夺权成功，到1922年红军胜利击溃了领土上的所有反对势力的军队，这场内战共造成死伤一千五百万人。在经历如此惨痛的代价之后，苏俄革命成功了，但它许诺的“天堂”却不曾实现。徐志摩总结说：血色莫斯科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它让人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得泅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但徐志摩亲眼见证了泅过“血污海”的苏俄并未到达“天堂”，而是人民生活的贫困低下以及文化生活的专制萎顿，那“血海”的提早实现的合理性究竟有无充分的根据？巨大的流血牺牲对于苏俄革命的发起者而言也许远非本意。但作为后来人，毫不吸取教训，只凭一腔意气，还去天天呼唤那许是“无谓”的“血海”，这或许正是徐志摩在革命大潮中强聒不舍的一个原因。但或许这也正是徐志摩天生不是革命家的缘故,因为正如鲁迅所说：“倘是革命巨子, 看这一点牺牲, 是不算一回事的。第一是自己活着, 能永远做指导, 因为没有指导,革命便不成功了。”
由此观之，徐志摩整日挂在口上的，“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 绝非虚妄，而他所追问的有没有“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路径”，也并非一句轻巧的“老生常谈”，而是通过丰富的具体事例分析得出的前人的切肤之痛。但由于当时社会关注重心已由文化转向现实政治甚至战争，这个主张一出世就被革命的主流声音挤到角落里了。
三、守护启蒙：徐志摩的本质诉求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鲁迅作于1933年表现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新文化同仁们在1920至1923年这三年间风流云散之后，自己内心寂寞苦闷、却不忘初衷的诗句，用在1925年的徐志摩身上也是贴切的，虽然徐志摩并不是通常狭义所指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手”，但是通过对徐志摩在讨论中的具体文本进行分析后不难发现：在徐志摩反复申述思想自由、执着捍卫“个人”的权利底线以及坚持运用理性反思革命等行为的背后，确实清晰地显示着启蒙主义的立场。
甚至可以说，“启蒙主题”与“革命主题”的矛盾张力正是贯穿徐志摩发起的“联俄仇俄”讨论始终的深层理路；同样的，守护启蒙也是徐志摩不顾现实利害地反对接受苏俄输出革命、反抗当时思想界“萎瘪”、“混浊”状态的本质原因。
徐志摩早在《欧游漫录》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就曾提到，他之所以不能认同苏俄模式的根本原因：“这回我自己也到那空气里去呼吸了几天，……我的确比先前明白了些，为什么罗素不能不向后转。我怕我自己的脾胃多少也不免带些旧气息，老家里还有几件东西总觉得舍不得——例如个人的自由”。而在另一篇文章中徐志摩更明确地指出：“我个人怀疑共产主义，怀疑党化教育，也就为顾恋一点点的私人自由。”正是出于对个人自由的“单纯信仰”，徐志摩“不能不向后转”，也正是出于对个人权利底线的关心，徐志摩敏锐地发现了苏俄革命中的潜藏的“狄克推多”，并自然地联想到正在“以俄为师”的中国国民革命，他警惕地说道：“假如这部分里的个人自由有一天叫无形的国家威权取缔到零度以下，你的感想又怎样？你当然打算想做那时代表国家威权的人，但万一轮不到你又怎样？”而等到徐志摩欧游归国，并对苏俄的文化政策、党化教育政策、对待反革命的态度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思考之后，徐志摩更加肯定地认为以革命的意识形态“统一人生观”并取缔“思想自由”的苏俄正是中世纪“‘不容时期’——Age of Intolerance”的重演。进而在启蒙的价值体系内指出，在“十月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的帷幕下政治压倒思想，群体压倒个体，专制压倒自由的现象已经乘机复活——“苏俄是中世纪政治的反响。”
虽然革命运动在当时某些人的认识中有着特殊的必要性，而苏俄革命正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可效法的典型，但是由于意识到接受苏俄输出革命可能对个体带来的巨大灾难，徐志摩还是在《血——莫斯科游记之一》、《刘侃元先生来件前言》等文章中两次三番地说：“我们要救度自己，也许不免流血；但为什么我们不能发明一个新鲜的流法？既然血是我们自己的血，为什么我们就这样的贫，理想是问人家借的，方法又得问人家借的？不错；他们不说莫斯科，他们口口声声说国际，因此他们的就是我们的。那是骗人，我说；讲和平，讲人道主义，许可以加上国际的字样，那也待考，至于杀人流血有甚么国际？你要是躲懒，不去自己发明流自己的血的方法，却只贪图现成，听人家的话，我说你们就不配，你们辜负你们骨里的髓，辜负你们管里的血！”
在徐志摩的文章中，他并不对“革命”进行断然否定，而是很多时候也流露出对“真革命”的向往。事实上，“救亡主题”、“革命主题”与“启蒙主题”未必天然对立，而“革命”也未必就要意味着无限度地挤压启蒙运动和自由理想，更不应该把牺牲“个人自由”当做最时新的宣传口号，而使专制主义乘机复活，它甚至要以启蒙和自由为基石。所以徐志摩说：“就中国论，革命总应得含有全体国民参加的意义；我们要革的事情多着哩，从我们各人穿衣服说话做文章娶亲一类事情革起，一直革到狭义的政府，我们要革我们生活里思想里指点得出的恶根性奴性，我们要革一切社会性道德性不公道不自然的状况。”
这样一种在保全基本的个人自由的同时，又能以个人为切入实现具体进步目标的和缓方式的革命，既有减少牺牲的可能，又显示出徐志摩的观点认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然承接。
但是在当时由于社会关注重心已由文化转向现实政治甚至战争，徐志摩的这个主张一出世就被革命的主流声音挤到角落里了，广大的革命青年更是对这种落后的个人主义的改革社会的方式抱以根本否定，并对徐志摩进行了简单不客气地批驳：要明白“一个人不能完成社会的改造，决不能完成自己。要完成自己只有从抛弃个人主义做起”。并且严肃地告诫他：不要“坐在资产阶级的坟墓上，坏了你一世的聪明！”
见到多数青年受宣传影响不再动用自己的知性，完全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定去思考问题，“说的话大部分是借来的”，不明白个人努力的意义是什么，徐志摩坚定了自己的启蒙信念——认识你自己，这是“个人努力与民族努力唯一的最后的目标”，这是“不变更不晦色的目标”，“这是终点不是起点”。于此，徐志摩表达了坚决、清晰、鲜明的启蒙主义理念，他相信“德谟克拉西（民主）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含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显然，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这也表明尽管思想启蒙日渐式微，仍有徐志摩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认定了这不热闹的小径走去”，从这个意义上看，在1920年代思想启蒙的阵地上鲁迅、胡适并非孤军奋战。
这一条小径不仅是“不热闹”的，竟许还是艰难危险的，徐志摩不可能不知道处在人人对革命问题“不敢有所表示的时代”，坚持用启蒙主义反思、矫正革命的“不合时宜”；事实上他不仅知道，还明确意识到了发起这场讨论可能带来的危险，但是徐志摩又认定：“等到你发现了一个理想在你心身的后背作无形的动力时，你不向前也得向前，不搏斗也得搏斗，到那时候事实上的胜利与失败倒失却了任何的重要，就只那一点灵性的勇敢永远不灭的留着，像是天上的明星”，为了启蒙信念这个单纯的信仰，即使明知这个时代的危险，明知现实的利害，徐志摩仍要“敢想”，仍要“认清眼前的现实”，仍要反抗“在苟且中鬼混，一样的只知私利”的“怯懦”。这除了可以反映出徐志摩对启蒙价值的肯定之外，另一方面更显示了徐志摩牢牢地抱住他的理想的那份“愚诚”。
同时在现实层面上，如果对革命中潜藏的问题知而不言，那么他访苏归来时最担忧的情况：“个人自由有一天叫无形的国家威权取缔于零点以下” ，“他们（指苏俄人）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之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得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极有可能成为现实，革命理想中的民主、自由、和平的新时代难免再一次落空。所以，就在革命运动将思想启蒙挤向边缘之际，徐志摩与刘勉己一同发起了基于启蒙立场的理性批评，他要求“各个人凭他自己的力量，给现在提倡革命的人们的议论一个彻底的研究，给他们最有力量的口号一个严格的审查，给他们最叫响的主张一个不含糊的评判” 。这自然是为减少革命中“无意识的牺牲”发出的人本主义的号召，但这在救亡、革命压倒启蒙的时代显然是不被接受的，尽管徐志摩一再强调思想的独立与尊严，愤怒的群众还是用火烧报馆的形式结束了这场讨论，激进的革命者更是将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称作“善于反宣传”的“反动舆论蟊贼”，警告徐志摩“不必闲无事把笔尖儿深深的往毒液里浸透了再来写” ，若不及时收敛“将来或遭更奇特的危险，也未可知的” 。
革命群体不可能理解徐志摩热情唤起时代与他一起进行“理性自主”的尝试是要解决革命过程中已经出现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等问题（这个动机不在革命主题当中，超出了革命群体的价值体系和理解的同情之外），认定他是受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军阀政府指使进行反革命的“宣传”（这才是革命主题中可以提供的解释）。并在情感的烈性压抑理智的情况下，白日纵火焚烧了《晨报》馆。当然，他们的过激行动并不能磨灭徐志摩等知识人坚持启蒙的意义，事实上，他们的盲目、非理性使他们致力的“首都革命”沦为打砸活动的同时，也反证出坚守理性启蒙的切要。
不仅是感情过甚的群众，就是胡适、鲁迅等启蒙阵营中的重要人物在这一时期对徐志摩的立场也多存误解，颇有一番批评。胡适在1926年游俄三日之后，非常赞许俄国人“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他动情地说“我们这种醉生梦死的民族有什么资格批评苏俄！！”既然没有资格，那徐志摩等人对苏俄的反思自然是“狭窄的成见”，他劝告徐志摩说，“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们的‘武断’也是不好的。”鲁迅则是对徐志摩《欧游漫录》中表现出对托尔斯泰之女的同情提出了批评，“俄国大改革之后，我就看见些游览者的各种评论。或者说贵人怎样惨苦，简直不像人间……我想，这大概都是对的。贵人自然总要较为苦恼，平民也自然比先前抬了头，游览的人，各照自己的观点说了一面的话，……（殊不知）俄皇的皮鞭，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从这段文字背后可以发现鲁迅对苏俄的阶级专政是给予了理解和同情的。
胡适、鲁迅等启蒙者表示出来的对“苏俄革命”的同情， 使得同是启蒙阵营中的徐志摩在这一时期格外孤立。连胡适也要主张重在行动了，连鲁迅也要容忍专政了，他们的新变化或是当时激进之风的另一种折射。在那个激变的时刻，仿佛只有徐志摩这个“赤子”，才拒绝向现实做任何妥协，才会“抱残守缺似的争什么自由” ，才会坚持着用启蒙立场去反思、批评革命。徐志摩的思想在当时虽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换个角度看，仅仅被视为浪漫诗人的徐志摩，却恰恰是最清醒的，他的自由思想也是最为珍贵的，正如纪德所说“一个伟大的作家……本质上是反附和主义的，他逆潮流前进。”
尽管不被时人理解的徐志摩是孤独、无奈的，但他对启蒙信念的赤诚，却十分富于力的美，用胡适经常引用的易卜生的一句话说就是：那个最孤独的人，就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孤独的徐志摩像是一面镜子，凸显了特定历史时期知识界的思想误区，例如那个一贯以思想深刻著称的鲁迅此刻偏执了，那个被标榜自由主义精神之父的胡适那时迷失了，更遑论陈独秀、瞿秋白等革命参与者，他们也只有到了晚年才经历了思想的否定之否定，重新回到五四启蒙的立场上。另外，徐志摩这面思想镜子，也预言了革命后隐藏在“根本解决”的幕后问题，那些问题果然被应用于现实实践，也终于导致中国的历史进程的沉重代价。在人们痛心疾首不迭时，在人们回看历史深处时，徐志摩的身影在无可争议的事实面前立时伟岸起来。应该庆幸并肯定的是，徐志摩“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思想洞察力和判断力，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上留下了光彩照人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