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家蒋介石如何读传统兵法？

文|黄道炫

摘自《蒋介石的日常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已获出版社授权，标题系编者所拟

以黄埔军校校长起家的蒋介石，半生戎伍，军事色彩极为强烈。在长期的戎马驱驰中，蒋介石精研传统兵书，力图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汲取养料。从黄埔军校开始，蒋在军事教育中就将传统兵书作为重要内容，此后更时时注意，屡屡提及。面对传统兵书这一庞大体系，蒋在诵读、消化之余，也力图善为运用。其练兵和军事训练中对传统兵书内容多有借鉴，而在当年的多事之秋，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军事重心的改变，其关注的兵书也会随之变化。体味蒋介石对传统兵书的借鉴、运用，对了解蒋介石军事观念乃至中国传统军事思想，均具一定意义。

热爱传统中国兵书

传统中国兵书是蒋介石重要兴趣之所在，一生经常反复把摩，研读不已。其中，读得最多、谈到也最多的首推《孙子兵法》。就台湾出版的其个人《全集》粗略统计，当中提到孙子和《孙子兵法》达85次之多，仅次于孔、孟、曾国藩居第四位。从黄埔练兵到晚年在台湾实施军事训练，《孙子兵法》始终是他的重要参考书。他高度评价孙子和《孙子兵法》，认为：“讲到我国古代的军事哲学，要推孙子兵法为最精微”；强调：“孙子、吴子，更是研究战争科学与组织战争的基本书籍。所以我不惮烦复的申说，就是要大家特别注意这几册古书，以求其确有心得才好。”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为春秋末年齐人孙武所撰，是现存最早的兵书，全书约5900字，共13篇，分别为“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等，其中“计篇”主要论述战略运筹和战争谋划问题，是全书的灵魂。因此，蒋介石虽然对《孙子兵法》引用甚多，涉及其多个篇章，但最重视的是“计篇”，尤其强调其所提出的“五事”的军事原则。

所谓“五事”，即军事战略的五个要素，蒋介石称：“我国最早的战争原则，要首推孙子所讲的‘五事’（正确地说，这五事就是作战的基本要素）；这五事，就是‘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蒋并用近代的语言分别将五事解释为：要明确作战的目标——主义，利用天时，判别地利，提高将领作战能力，严明部队纪律。“五事”概括了军事战略的基本原则，蒋对“五事”的阐释和强调，证明他已经把握了《孙子兵法》的核心内容。

作为一个近代军事家，蒋介石对军事战略中的精神力量比之技术谋略更为重视。所以在强调“五事”的同时，蒋进一步以《大学》的“危、微、精、一”及“定、静、安、虑”为“五事”的军事战略提供精神、心理的支援。强调战争的指挥者和参加者必须具有高度的精神修养，明了生死、仁忍之辨，这样才能够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以这一精神力量与军事战略结合产生的军事行动，就不仅是一种科学的战争，更是一种艺术的战争。晚年他将其总结为：“现代战争，是科学的战争，——但是指导战争的最高境域，是属于科学以上的，那就是说，战争非但要求其科学化，更要求其艺术化。”

除《孙子兵法》外，蒋介石一生广泛涉猎中国传统兵法典籍，如《吴子兵法》战国时卫国人吴起撰，今本约5000字，共6篇。、《司马法》又称《司马穰苴兵法》，旧题司马穰苴撰。穰苴，春秋末年齐国人，因任大司马职，故称司马穰苴。、《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又称《李卫公问对》，是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论兵的言论辑录。李卫公即李靖（公元571~649年），唐初军事家。、《尉缭子》战国时梁人尉缭所撰，今本共24篇。、《三略》又称《黄石公三略》，黄石公即传说于圯上授张良兵书的老人。该书估计成书于西汉末年，是中国第一部专门从战略上论兵的兵书。、《六韬》旧题周吕尚撰，吕尚即姜子牙，估计为战国时的著作。分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6卷。等，这六本兵书和《孙子兵法》合称为“武经七书”，是宋代以前中国军事著作的代表，蒋在向部下讲演兵法时，对这些著作均有提及。此外，他经常阅读的还有《孙膑兵法》《诸葛心书》《揭宣兵经》等，戚继光、曾国藩、胡林翼等的治兵语录也是他的床头书。黄埔练兵时，他将《六韬》《孙子》《吴子》及戚继光、曾国藩、胡林翼等著作列为重要选读书目，同时参照移植戚继光“连坐法”在黄埔军中推行实施，谈道：“从前中国练兵的人，如明代的戚继光，他是拿二十分来计算练兵成绩的……二十分之二是甚么？就是‘连坐’。”1920年代末，在重印戚继光练兵著作时，蒋高度评价戚继光和曾国藩、胡林翼等，称许：“戚元敬氏《纪效新书》及《练兵实纪》，为孙吴而后言兵者最切实用工作。有清一代，曾知兵者，莫不奉此为治军准绳；咸同之间，湘乡曾氏，益阳胡氏，尤取法乎是，而竟湘军之功者也。余从事军旅，荏苒数载，于戚氏遗书，寝馈与俱，心得之益，独深且多。”显示其对曾、胡的高度重视，蒋生平编撰的唯一一本军事著作就是黄埔时期手订的《增补曾胡治兵语录》。

结合现实运用兵书

蒋介石对传统兵书的兴趣，当然是和现实需要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中国是个战争频仍的国家，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治乱循环的过程中，大量的战争伴随了历史的进程。传统兵书从长期战争的经验中提炼出相当多的战略战术原则，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上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作为军人，蒋介石对兵书有着本能的兴趣，兵书是他丰富军事自身素养的重要源头之一。

蒋介石留日期间，主修军事，但振武学校本具速成性质，所学也多属军事基础，蒋介石从中获益尚属有限。他自己回忆，在军事学方面，真正入门还是1914年：“是年余于军事学研究，觉有心得，举凡士官学校之课程，皆聘日人小室教授而实习之。”此后，他对曾国藩等极感钦佩，除人格修养外，其练兵实绩也为蒋所注重。1920年代，当蒋介石负责练兵、主持黄埔军校时，他最为重视，向学生、部下提及最多的是《曾胡治兵语录》。《曾胡治兵语录》由蔡锷编辑，是曾国藩、胡林翼治军、作战的言论选录，其中还包括选编者的大量按语，编辑于1911年。全书共分12章，前10章谈治军，包括“将材”“用人”“尚志”“诚实”“严明”等，后两章谈作战，包括“兵机”及“战守”。该书包含了近代的作战经验，曾、胡又是白手起家的练兵好手，加上蔡锷的精彩点评，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蒋介石对书中强调的严格练兵、选将，治兵应恩威相济，“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等观点都多所强调，而书中推崇的“慎”“稳”的战略战术方针对蒋介石本人的军事思想也有重要影响，他曾就战略战术问题发表看法说：“战术上要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将战略战术的重心放在守上，这和曾胡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1924年，为向军校学生推荐该书，蒋又为该书增补“治心”一章，改题为《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发给黄埔军校人手一册。

1930年代，蒋对《曾胡治兵语录》的重视一如既往，指示“《曾胡治兵语录》一定要看，其中‘兵机’和‘战守’两章，格外要用心研究一番才好”。在“剿共”战争中，蒋尤其强调该书的作用。1933年10月，他在南昌行营讲《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列举了应读的12种军政书籍，其中就有《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曾国藩剿捻实录》。针对红军擅长利用地形展开游击战、伏击战的特点，他特别推荐对利用地形作战有深入阐述的《孙吴兵略问答》，强调：“这本书的内容，虽不如孙子十三篇范围之广，但是已将十三篇中最要紧的‘九地’篇，作最精要的阐述，特别是现在我们在江西剿匪，这本书所讲的原则，格外用得着，所以我特别提出来要大家研究。”

这一时期他提到的传统兵书范围更为宽泛，尤其当抵抗日本侵略进入其视野后，对戚继光军事著作的强调引人注目。戚继光是明代抗倭大将，他训练、指挥的“戚家军”在抗倭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蒋介石在1930年代内忧外患、面临日本侵略巨大压力的环境中，对戚继光表现出非同一般的重视，和这一层背景应密切相关。他告诉部下：“戚继光所著的《练兵实纪》，人家亦以为这是几百年以前陈旧的东西，到现在当然不适应。哪里晓得，我从前在黄埔，就是根据这本书所讲的原则来训练一般学生，结果收了现在这样的效果。现在这本《自卫新知》，是我去年在崇仁总指挥部所得到，而拿来翻印的。我觉得以现在中国的环境和国情而论，要抵抗帝国主义而努力自卫争存，就要照这本书所讲的道理来做。”可见，蒋是把戚继光的著作和抵抗外敌联系在一起的。蒋所提到的《自卫新知》，原名《洴澼百金方》，旧题惠麓酒民（袁宫桂）编。该书汇辑历代防御战略、战术及其得失的有关评论，从制器、练兵、清野、积贮、预备、方略等不同方面阐述了战争准备的具体方法，有一定参考价值。1930年代中期，蒋对该书一再推荐，十分重视，亲自将其更名为《自卫新知》印行下发，希望“有军事与政治之责者，知所取法，而裨于攻守绥戢之前途。更名曰《自卫新知》，盖仍取医家营卫之旨，神明变化，依古法而不背于时宜耳。”抗战时期，他在给部下的讲演中也数次强调：“自卫新知这部书，不仅是练兵的要务，可说完全是教练民众讲求自卫切实有效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使民众照这样做到，再因时因地加以改良，我们抵御外侮的力量，不知要增加多少倍！”

抗战爆发前后，又有一部和用兵有关的著作进入蒋的视野，此即论述赈济、救荒方略的《康济录》。从这部关于民政的著作中，蒋希望属下学到动员民众的道理，如他在抗战爆发前向部属推荐此书时所说：“如果我们能够以教兵的方法来教民众，使民众都‘军事化’，都有组织，而可以听指挥，运用自如，就可以发挥莫大的力量。敌人侵入我们的土地，我们就一定能将敌人消灭……我们能将这许多民众加以组织和训练，教成军队一样，随时可以运用，那末，无论敌人的武器怎样精良，武力如何强大，都打不了我们！”1937年7月，在开办庐山暑期训练团期间，蒋指示陈诚将《康济录》等书分发给学员，人手一册。

抗战甫一爆发，蒋介石要求：“各省政府应立即转令所属各县长，赶速召集各县村长，予以三日短期训练。就按照中正所撰的这本抗敌战术汇录与《自卫新知》《康济录》等书，和他们扼要讲述，告诉他们组织民众，严查保甲，指导自卫，防止间谍汉奸的活动，以及防空、防毒等办法。”抗战行将结束时，蒋又指出：“根据历史的经验，大战之后，必有大疫大荒；因此，我们各将领在这大战行将结束之际，不能不讲求预防的方法，而要研究预防的方法，就必须参考前贤的著作，借镜历史的教训……有两部书也值得大家研读的：一部是《康济录》……另一部是《自卫新知》。”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蒋对传统兵书确实是精研不已，并根据形势发展力图从中吸取可用的营养。

继承传统兵书中的时代印痕

传统兵书诞生于中国传统社会，既有有益的成分，也有其时代的印痕，如盲目忠君观念、迷信思想、将士兵工具化的非人道倾向。在熟读传统兵书同时，蒋介石相当程度上接受、继承了这些观念。他大力宣扬盲目的献身精神，强调尽忠，视被俘为可耻，这既有他那个时代的特征，也有蒋个人的思想特色。他要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强调军人要“不怕死，亦就是要死中求生，方才可以真正不死；就是为了主义而死了，亦是同生一个样子的”。黄埔一期生冷欣回忆：“蒋公的训教，直抵死关，声声言死，予人当头棒喝，使受教者无所规避，目不转睛地正视死亡，以先烈为模范，而逐渐将死亡意义提高至一升华境界。将死亡的阴森与冷凄，化为光辉与可亲，反使死亡具有一种庄严壮丽之美。”这应该是蒋介石当时练兵思想的真实反映。从培养官兵的绝对效忠态度出发，在多次的讲演中，他反复告诫部下：“如果杀不到敌人，或反将被敌人俘虏或已被俘虏的时候，我们就用这把剑来自杀，以保我清白之身，还之于我们的父母、上官和国家，不让敌人来侮辱……我们一定要明了这个意义，随时要有杀身成仁的决心。”

颇能显示蒋介石对儒家精神承继态度的是，蒋介石在谈论、推荐传统兵书时，往往将其和孔孟学庸联系在一起，而且以后者作为前者的范导。如庐山训练时从军政角度讲《科学的学庸》；晚年在台湾对属下将领从哲学及精神修养角度讲《孙子兵法》，讲“危、微、精、一、中”和“定、静、安、虑、得”等。这些，虽然表明其对孔孟学庸、宋明儒一系思想的熟悉，但以儒家精神范导其兵学思想，颇有难得要领之感，而对一般将领大谈儒家的义理之学，也难免对牛弹琴，远不如直接就战争谈战争来得实际。蒋介石谈兵书，讲军事，和他一贯的言行风格可谓一脉相传。当他指导属下将领读书时，既告诉他们“将书本上所讲的道理与自己实际的经验和阅历互相印证”的大道理，同时像“一本书拿到手，在未看正文之前，应当首先将卷首之序文绪言和目录先用心看完一遍”这样具体的方法也悉心指导，但效果正如他自己所言：“这几年以来我们革命军一般官长有一种最不好的习气，就是不注重研究学问，一天到晚，只想升官发财，大家都视学问为无用，以研究为多事，一切马马虎虎，过去就算，所以结果弄得不学无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正如盲人骑瞎马，感觉一切没有把握，前途危险，自信丧失。”

大陆时期，蒋介石对国外军事著作也有涉猎。他后来提到：“就我个人的军事思想来说，有两部书给我的影响最大，一部是巴尔克战术，这部战术书，是德国一个普通文人所著的，而并不是出于有名的军事家之手，但是德国一般军人，都对这部书非常尊重，几乎奉为宝典，所以日本初译巴尔克战术书的时候，是保守秘密，禁止出售的。第二部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这部书在日本初译的时候，亦是秘密的，他们每一军人，亦都视为宝典，并且公认这战争论的重要，是与我国孙子兵法有同等地位。当时我在日本，对这两部书，特别设法觅了来，都先后看了数遍。尤其是巴尔克战术，总看过六遍以上……愈读愈觉有味，终至不忍释手，就是在战场上，也要随时披阅，其引人入胜如此。可惜我所最爱读的这两部书，都是圈点过几回的，不幸于民国八年，在福建永泰作战时，完全遗失了。”作为驱驰于战场的军人，自然，对拿破仑等大军事家蒋也不会陌生。1920年代末，蒋在日记中专门论及拿破仑和毛奇战略的区别：“拿翁之战略，为阵地前之开进，毛奇之战略，为阵地中之展开。世之争噪，相尚不已。余以为战略无一定之式，应以阵地前之开进为主，而不能偏废阵地中之展开。故两式应并用不背。有时则阵地前之开进，或用阵地中之展开，不能拘泥也。余去年在鲁则用两翼展开，且越其固城不攻，是以阵地中之展开，乃以毛奇为法乎？然而平时主师拿翁之战略也。”不过，总体看，与对传统兵书的极力推崇比，大陆时期的蒋介石对外国兵书关注相对较少。

1949年退台后，蒋介石加强对西方军事著作的研究，专门组织翻译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并细加研读：“听读克氏战争论战略一般原理之部，更觉剿匪期间战略错误之可耻，惶愧无已，拟将失败经过制成回忆录。”1952年年初，他预定的该年阅读书目有：“甲、菲特立二世著作；乙、亚历山大战史；丙、拿翁战史；丁、克氏战争论；戊、欧洲史。”《蒋介石日记》，1952年1月1日。西方历史和军事理论著作成为他研习的重点，这和他这一时期总体上更加强调吸收西方思想是相应的。不过，即便如此，其对中国传统兵书的信任从未动摇，1952年，蒋介石在向高级将领发表长篇讲演时，告诫其必须牢记《孙子兵法》所谓“道、天、地、将、法”五事，强调：“现代战争的原则，虽然‘须依兵器及装备而发生变化’，但是总离不开这五事的范畴。我今天所以要提出这‘五事’来，并加以阐释的意思，乃是要你们在研订战争原则的时候，不可忽略了这‘五事’里的基本要素，就是道（主义）天（时间）地（空间）将（精神）法（纪律）五项原则。”实际上，这也几乎是蒋介石发表的最后一篇长篇演讲，中国传统兵书在其心目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客观而言，和对中国传统思想具有相当体认一样，蒋介石对传统兵书的熟悉程度也非同一般，其半生军事成就和这一点当不无关系。至于后来在与中共交手时的败北，原因复杂、头绪繁多，远非单纯军事方面所可概括。而且，兵书固然可以帮助人们丰富军事知识及谋略，但具体到各人的理解和运用，却还是存乎一心。

参考文献：

《蒋介石日记》。

蒋介石：《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

蒋介石：《先总统蒋公全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4。

蒋介石：《庐山训练集》，新中国出版社，1947。

蒋介石：《蒋委员长训词选辑》，委员长侍从室编印，1935。

《黄埔丛书》第1集《精神教育》，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25。

《蒋中正条谕陈诚暑期训练团分送各书籍如康济录等书应早预备印行》（1937年7月3日），“国史馆”藏蒋中正文物档案：020200017047。

冷欣：《黄埔军校五十周年纪念感言》，《战史论集》，台北，华冈出版社，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