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之声：批判俞平伯——一场“标准”的学术清算

1952年9月，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出版，立即在学术界产生反响。1953年5月《文艺报》载文向读者介绍和推荐了这部著作，并对《红楼梦研究》的学术价值作了完全的肯定。然而，1951年毛泽东发动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果然产生了效果，知识界、学术界开始产生变化和分化，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开始用毛泽东提倡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观察事物了。1954年9月，国内学术刊物《文史哲》发表了两名青年知识分子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所谓资产阶级唯心论进行了批判。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但是，《人民日报》以“小人物的文章”和“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由拒绝刊登这篇文章，只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文艺报》转载时加了一条编者按，对文章的观点基本持否定态度。

可见，文化界、学术界甚至包括《人民日报》这样的中央党报的“同仁”们并没有深刻吸取批判《武训传》的教训，依然按惯性思维办事：学术问题在学术范围解决，不要牵涉到政治。毛泽东的意图再次碰壁，他被激怒了。当年十月，按捺不住的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再次挑起事端：“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事情是由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如果说，电影毕竟是大众娱乐媒体，属于浅层次的外围文化载体，那么这一次毛泽东发难的矛头就是直指文化界的心脏——学术界了。“五四”运动以来，发起白话文运动的胡适，堪称能和鲁迅比肩的中国当代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在中国当代文化界、文学界、学术界的权威地位恐怕没有几个人比得上。而胡适及其在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界的地位，正是毛泽东一块最大的心病。其一，中共在大陆取得政权时，胡适没有留在大陆，反而跟蒋介石跑了，对毛泽东来说，这是非常没有面子的事，使他十分恼火;其二，“五四”以来，胡适在政治上始终亲蒋疏毛，他提出的“少谈论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曾引起过他和中共创始人之间的激烈的争论，从此和中共结下了宿怨。同时，胡适始终坚持所谓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对共产主义一直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这些都是毛泽东难以容忍的;其三，胡适走了，魂儿却留在了大陆。在当时大陆的思想文化界和学术界，虽然有周扬、郭沫若等一帮文化人为中共支撑着局面，但他们哪里比得上一代宗师胡适，胡适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包括相当一部分大陆知识分子)众望所归的领军人物，尤其在学术界，胡适的思想仍然占据着难以动摇的统领地位。这是毛泽东最不愿意、也最想彻底扭转的局面;其四，在中国当代文化格局中，尤其在思想文化和学术领域中，中共方面实在无人能和胡适比肩，也无人取代胡适的权威地位。只有用“霸王硬上弓”的精神暴力来铲除胡适在大陆的影响了。

收拾胡适，毛泽东正愁没靶子，俞平伯恰巧就把靶子给送来了。石昌渝在《政治介入学术的悲剧——对一九五四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思考》一文中提到了俞平伯和胡适研究红楼梦的历史渊源：《红楼梦研究》是“作者对自己三十年前旧作〈红楼梦辩〉的修订。〈红楼梦辩〉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五四’运动时崛起的新红学的奠基作，它们打破了旧红学索隐派主宰红学的局面，使红学在学术之林中获得立足之地。”那么，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所谓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主要罪名是什么呢?石昌渝写道：“一九五四年加在俞平伯头上的主要罪名是‘胡适派唯心论’，构成这罪名的内容主要有两条：一是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二是说《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这罪名其实是莫须有。《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即所谓‘自传说’，的确是胡适所主张的。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根据可靠的版本和可靠的历史材料，考定《红楼梦》著者是曹雪芹，对于曹雪芹的事迹家世和著书的时代，都有重要的发现。胡适在这考证的基础上，认为《红楼梦》写的是曹家的历史，贾宝玉就是曹雪芹。”

接着作者为胡适和俞平伯作如下辩解：一、胡适的“自传说”是针对红学研究的“索隐派”提出的，旧红学的索隐派在《红楼梦》字里行间钩沉索隐，有的说贾宝玉影射的是清世祖顺治皇帝，有的说是影射纳兰性德，全是凭空猜测，胡适的“自传说”显然要比索隐派们科学得多。二、俞平伯的红学研究虽然受了胡适的启发和影响，但他的观点并不能和胡适同日而语。其实，俞平伯并不赞同胡适把小说和信史混为一谈的“自叙说”，相反，他认为《红楼梦》只是作者根据自已的身世和丰富的生活经验创作(虚构)出来的一部文学作品。三、俞平伯评价《红楼梦》“怨而不怒”，只是指创作手法和创作风格，并非指作品的创作思想和创作主题。

敢于为俞平伯翻案，石昌渝的文章显然发表于改革开放之后。但是，有必要为俞平伯作上述辩解吗?学术就是学术，在学术争论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自由的，他们的观点无论对错，都应受到应有的尊重。而学术论争的正确与否，其仲裁者既不应是学术界的某些权威，也不应是某些行政长官，更不应是执掌统治大权的某些政党、政治团体和他们的头面人物，而应是时间和历史。可见，从石昌渝为俞平伯的辩解中，我们依然看到大陆知识分子在建国几十年中所受到的思想禁锢和精神奴役的累累伤痕。

正像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样，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同样是毛泽东在党内的伙伴们和文化界、尤其是学术界的人们所无法料到的。因为毛泽东的想法超出了约定俗成的常识。这里用不着再作太多的陈述，石昌渝一段简短的回顾就能概括了：“这场批判运动的爆发，出乎学术文化界的意料之外，却在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情理之中。运动之初，文化界的领导人在下达毛泽东的指示的同时，几乎都作了检讨，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摆在面前竟没有察觉，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如果不是中胡适唯心论之毒太深，就是阶级斗争观念太淡薄。著文批评俞平伯、从而引爆这场运动的李希凡、蓝翎，也没有料到事情会如此发展。从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对刘少奇的批判中，我们知道，当时像刘少奇这样的中央政治领导人对这个运动也没有思想准备，更没有料到这个批判最终会导向他的头上。”

然而，这仅是开始。紧接着，是对胡风文艺理论和思想的批判，还有五十年代末对马寅初人口论的批判等等。石昌渝评价道：“一九五四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是建国以后政治第一次大规模地介入学术。这一场被纳入政治轨道的学术批判运动，不仅对其后红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导致了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术品格的失落，学术失去了自身的目的，沦为政治的附庸。这一场批判，既是被批判者的悲剧，也是批判者的悲剧，对于红学，对于中国的学术，更是一个悲剧。”

其实，在学术领域里这种粗暴的践踏还不仅局限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也不时发生。比如苏联米丘林和美国摩尔根在遗传学理论上的分歧，在苏联和中国的学术界都引起过争论，都被斯大林政权和毛泽东政权粗暴地干涉过。还有在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古城墙的保护问题上，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理论就受到过批判，毛泽东还当面训斥过梁思成(美国R特里尔所著的《毛泽东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毛挑衅地对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说：推倒城墙是好事，这位知识分子看到北京的城墙被破坏，痛心地流下了眼泪。拆牌楼是件好事，毛固执地高声说。很明显，他不只是要推倒几座旧城墙，他是在与他认为不合时宜的世界观作斗争。”第316页)。

“和他们不合时宜的世界观作斗争，”这句话是说到点子上了。这实质上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在知识分子中，所有有关人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真理的追求者在发现真理的过程中，都有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而经过他数十年的潜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在发现真理的过程中科学、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该是他本人创造、总结出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么就产生两个问题，一个，是不是所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真理，都应该在马克思的所谓科学、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之下才能发现?另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他们对扭转、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束手无策，但在夺取政权之后，全国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在这种情形下，是否要用强制性的方法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取代所有知识分子们原有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这样，可以从根本上造就一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以取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人类一切文化领域、知识领域、学术领域中的所有阵地。

马克思如果活着，看到上述这段“怪论”肯定会勃然大怒。他会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辩证法绝对不是他本人独创出来的灵丹妙药，它本身就自发地存在于人类漫长的认识历史之中，他不过是把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点化或总结出来而已。提出运用正确世界观、方法论才能发现真理的问题是十分荒谬的，在人类认识世界的漫长历史中，每一个真理的发现，都伴随着几个甚至更多的错误，实质上，人们是在自发地运用正确和不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极其复杂的混合过程中一步步接近真理的，随着人类对自我认识过程了解，他们同样会一步步接近科学的世界观和认识方法，并把这种世界观和认识方法总结出来，以便在今后的认识过程中尽量少走弯路。马克思还会嘲讽地说，他永远不会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强加给任何人，他的学说和他的无数先辈的学说一样，只是人类认识史中的一个片断而已，等待着历史、实践的检验和后人的评判。

马克思也许想像不到，他的徒子徒孙偏偏就会把他的世界观强加给别人，而且胃口出奇地大，要强加给其治下的几百万知识分子。当一个民族的几百万知识分子被强制性地去学习某种统一的政治理论、哲学观点和思维方式，并被指令性地用某种“钦定”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进行所有学术领域的科学研究时，去左右他们各自独特的、自发的、自主的、与任何人都不同的认知过程时，会出现怎样一种局面呢?这样的局面在中共建国后20多年的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最后十年的文革时期，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这是一种万木凋零、万马齐喑的局面。因为它违背了人类认识、思维、发现过程的根本规律。在人类的认识史中，科学领域和学术领域的探究和发现永远以个体行为为主。一个科学家，一个学者，他的世界观、立场、观点、方法是在其本人长期的研究探索中自发形成的，是和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水平、社会环境以及他本人的成长经历、生活情境、个人际遇、个性习惯融为一体的。每一个科学家和学者都有自己独特的观察问题的方法和立场，他们受到什么样的理论影响，欣赏、接受什么样的哲学，采取、借用哪些学术前辈或科学同仁的方法，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是他们在自己的认知过程中凭着兴趣和需要自行取舍。在这一点上，外部强制性的干涉是极其荒谬的，只能起到背道而驰的作用。

比如，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在长期的个体探索中形成的理论体系，是他们数十年精神劳动的结晶。可以说，对于这种哲学，没有任何人能比他们更洞悉烛微，更能掌握，更运用自如了。因此，当恩格斯凭着其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运用他本人创造出来的哲学观点和世界观写作《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书时，是那样游刃有余、得心应手、妙语迭出、精彩绝伦。这里，恩格斯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立场、观点、方法在自然科学知识领域里进行的探索、剖析、阐述、论证，的确入木三分，独树一帜，具有极高的认识价值，在学术水平上也达到了至高境界。可以说，恩格斯的这类著作，为世人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科学、学术领域中自如运用的杰出范本。可惜，范本只有一个。这个范本，是恩格斯卓尔不群的经历、阅历、知识积累、思维深度、感悟能力、精神视野的结晶，是他独一无二的认知过程的成果。在这个范本中，恩格斯对他本人参加创造的哲学世界观臻至化境的运用，只属于恩格斯本人，恐怕难有第二个人能达到同等境界。

同样，对于恩格斯同时代或后来者中的任何一个思想家来说，无论他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所进行的探索，只要他不是在探索和思维本身中自觉地意识、感悟、领会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能更便捷地接近真理，或者说他还不能把这种哲学思想融化到他的思维血液中去，他就不可能也不习惯像恩格斯那样面对学术问题。相反，如果强制性地指令他学习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并要求他按照这种哲学观点和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那么，面对他熟悉的学术领域，他立即会抓瞎，会无所适从，会谬误百出，会坠入迷宫而找不到北。如此一来，他不仅在原有的学术领域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的“辉煌”，反而会倒退到“再也无所建树”悲凉境地，甚至连原有的才华、激情、想像力也会丧失殆尽。

这样的悲剧，在中国20世纪50至70年代知识分子中发生的还少吗?其实，在人类认识史上，任何一位思想家和精神文化创造者尽管在世界观和认识方法上都有各自的误区和谬误，这些误区和谬误虽然对他们本人的思想成果造成了很大甚至致命的局限性，但是，只要他们能够在个体思维、感悟、认知的融洽环境中自主地、自由地汲取、排斥、整合、探究，他们就能够在自己的精神视野范围最大限度地发挥才华和创造力，产生出相当的成果。这一点，无论对杰出的还是一般的、知名的还是无名的思想探索者们都是一样。因此，在人类认识史中极少数特别杰出的思想家，虽然他们的哲学观点和认识方法有着很强的通用性和普世价值，但他们绝不可能在同代或后代的思想者中不断地复制自己。

不错，他们的精神遗产会被一代代传承下去，但是，在他们后来的传承者中，其中每一个人只有在自我个体的自主思维中领会、感悟到这种哲学和方法的确能和他的认知方式融为一体、不可分离时，这种传承才能成为现实。而且，这种“传承”绝不是生吞活剥，原样拿来，而是像摄取食物那样既有吸收又有排泄，并经过消化变成传承者自己的富有个性特色和新的内容的思想成果。因此，对先辈和导师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成果和认识方法进行传承的每一个传承者来说，其传承的方式和内容都是不一样的，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大量掺进了自己的东西，或者标新立异，创造出另一套面目全非的新的哲学、新的世界观。人类认识史的长河正是通过一代一代这样的个体思想者自主的、千差万别的、与众不同的认知过程汇总而成，推陈出新的。

对毛泽东来说，建国后要对所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要把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立场、方法统统换上马克思主义的，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来取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其目标，就是让所谓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占领社会意识形态的一切领域。而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发难，就是他着手实施这一“伟大目标”的尝试。只是这样的“伟大目标”太狂妄、太霸道、也太愚蠢了，它竟然想拦腰切断人类认知的滚滚长河，让这条长河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道，这样狂妄的计划也只有斯大林、毛泽东之类的现代独裁者才能想得出来，并且狂妄地去做。但做的结果如何呢?其实，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毛泽东实施这个“伟大计划”的实际效果和他想像中的理想境界是相悖而行，谬之千里。

如批判《红楼梦研究》是毛泽东的狂妄计划在学术领域中实施的发轫，它的实际效果是这样的：1、向正在从事各项学术研究(主要是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领域)的知识分子(当时以建国前形成的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为主)发出一个信号，必须改换门庭，必须用当权者认可的哲学理论观点进行学术研究，研究成果必须符合当权者定下的标准。这个信号，迫使他们面临三种选择：其一，遵命行事。上面已经说过，由于在学术研究中每一个人都形成了自已独特的认知方法，这种多年积累形成的思想方式是其学术研究的载体和灵魂。如果强行指令他们抛弃这种认知方法，去学习另一种他们根本不熟悉、不认同、不吸收的认知方法，无异于中止他们学术生命，或者弄出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其二，干脆放弃研究，保持沉默，消极对抗，得过且过;其三，不怕威慑，我行我素，继续以自己的认知方式进行学术研究。

基本结果是：一少部分学者为了政治上的生存采取了第一种选择，远离他们原有的学术水平弄出了一些御用的、不伦不类的东西;大部分学者采取了第二种选择，以牺牲学术生命为代价，获得最基本的生存空间，用沉默或“打哈哈”来应付来自四周的政治压力，以保持自己独立的精神空间;只有极个别人采取了第三种选择，下场是当权者“枪打出头鸟”，这些人“离经叛道”的学术思想一露头，当权者就就如法炮制，让他尝尝当年俞平伯的滋味。如马寅初发表他的“人口论”、梁漱溟坚持他的“农民理论”都吃足了苦头，直到他们再也不敢乱说乱动、他们的思想理论再也找不到发表的市场为止。总体效果：建国后留在大陆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学术生命(以文史哲类为主)基本中止。

如果说，中共建国前已经有所建树的知识分子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里尚有自己一段自由的、自主的、自发生成的、完全属于个体的认知过程和思维方式，那么，对于建国后接受中共思想熏陶或由中共培养出来的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当然，当初李希凡、蓝翎撰写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时，也是从他们自主的、自然生成的认知过程出发的，是他们初涉学术研究潜心思维的成果。也就是说，在文章发表之前，作者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产生浓烈的个人兴趣而接受其熏陶，并撞击出运用或模仿马克思本人的观点、方法猎涉其所关注的学术问题的创作冲动，从而经过个体努力和探索获得属于自已的独特的思想成果，这个过程依然是属于个人的、自由的、自主的、独特的认知过程。只要这个过程不被人为地割裂和扭曲，只要这个过程对每一个从事科学、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来说还允许完整地进行和存在，只要从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任何一种思想成果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和自由地公开发表，那么即使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科学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还是能够得到保障的。

然而，事情在文章发表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先是以“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和“小人物的文章”为由受到压制，这从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在学术领域中，以“学术权威”为等级，层层压制低等级和无名之辈的学术成果，这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但小人物的声音能够自由公开地发表或公之于众，能够平等地向权威挑战，这在制度上弥补和保障了学术领域人人追求真理的自由。但是，在中共的领导体制下，学术领域压在“小人物”和最低等级头上的不仅有学术权威，而且有政治权威，而后者比前者的压制更甚，且不容许任何不恭和挑战。实际上，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吸纳进党内的一批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在建国后，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掌管了思想文化部门的行政大权，同时也成了学术领域的“领导”。这些人集学术权威和政治权威于一身，养成了一身颐指气使，发号施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气，成为文化界、知识界的独裁者、土皇帝。如郭沫若、周扬、林默涵之流，就是这样的文化权威加“政治领导”。

在这种双重权威的压制下，知识界低层和无名之辈要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或者“出人头地”，往往是非常艰难的。不过李希凡和蓝翎还算幸运，他们的文章毕竟在《文史哲》上发表了。只要还有发表文章、公开观点的自由和保障，这两个小人物还可以继续他们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自主的“认知过程”，只要这个自主的认知过程不中断，他们在红楼梦的学术研究上还可能取得更丰硕的成果。然而，他们自主的认知过程很快被一个更大的人物中断了。这个大人物就是毛泽东。毛泽东通过执政党的最高权力核心发出信号，支持两个小人物的学术文章，使他们一夜成名。毛泽东以支持他们的学术成果为出发点，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发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批判运动，其目的倒不是冲击中共体制内部形成的对学术领域的“双重权威”的领导机制，也不是解放处于知识界下层无名之辈的受到重重压制的学术追求，以求从制度上实现真正的学术自由和学术平等，而是要给那些学术界中所有不听命于他的号令、不服从于他的思想的“权威们”和“大人物”以当头棒喝，让这些权威和“大人物”们从此刻骨铭心，痛定思痛，永远听命、顺从于比他们更大、至高的政治权威。而两位“小人物”的文章，恰恰成了毛泽东信手拈来的破门砖、打狗棍。试想，只因偶尔成了“一国之君”的打狗棍而一举成名的两个“小人物”，除了继续做这根打狗棍，他们还有别的选择吗?而做了皇帝的“打狗棍”，他们原先那种自主的、独立的认知过程还能继续下去吗?

事实上，从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思想文化界一场接着一场的政治批判运动，使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再也无法自由、自主地形成自已独具特色和个性的学术研究道路和思想理论方式，学术自然发展的生态环境被彻底破坏了。和“新中国”一起诞生的年轻的知识分子面对每一个学术研究领域(除了哲学社会科学、文化文艺类，还有相当一部分自然科学类)，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他们来说，每一个敏感的学术问题，都可能是一颗地雷，他们的研究就像猜斯芬克司之谜，只要猜不中谜底，就会立即招来“杀身之祸”。当学术研究必须把人身安全、政治生存和取悦当权者当作第一要义时，这样的学术研究还能追求到真理吗?

《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刊登的《沈元：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讲述了当时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悲剧，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沈元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因偷偷翻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被打成右派，60年代初摘掉右派帽子，被亲友引荐入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很快，沈元就以出色的才能和勤奋的写作而崭露头角，他的多篇很有造诣的学术论文发表，并连续被《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转载。尽管沈元的论文紧跟“党”和时代的要求，不敢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所谓“唯物历史观”一步，在政治上无可挑剔，但他在学术上声名大噪对当时一片荒芜的史学研究领域是一股强大的冲击波，令一群在学术上毫无建树或建树甚微的青年知识分子嫉火中烧，如坐针毡。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必欲置沈元死地而后快的不是研究所的领导和同仁，而是他的母校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类。他们状告沈元系右派出身，对他的学术成就不该如此抬举。学术部和研究所的领导倒想保他过关，但告状者不依不饶，一直告到毛泽东那里，最后由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出面打招呼不要再发表沈元的文章。告状者指责沈元的主要理由是他利用当右派的空闲潜心读书研究，而他们却因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没有这个机会。让右派占了便宜显然不公平，在政治上也绝不允许。文革中，沈元因被追逼批判无处藏身而投奔苏联驻华大使馆未遂，以叛国罪被枪决，年仅30岁。可见，毛泽东在学术界发起的一次一次政治运动不仅是用硬刀子杀人，而且在用软刀子杀人。一群知识分子因学术荒芜和精神折磨而不断被扭曲的病态心理，致使他们对同类学术成就疯狂的嫉忌和摧残，就是一把更残忍更锋利的软刀子。沈元不是毁于自己文章中可能出现的不合时宜的观点，而是毁于同类们不依不饶的嫉恨，说明当时中国大陆的学术界是怎样一种万木凋零、同类相残、血风腥雨的氛围了。

中共建国后，毛泽东一再强调要对所有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立场、方法取代中国旧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立场、方法，要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的统领学术阵地。然而在具体操作中，毛泽东口口声声要知识分子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原版，而是毛泽东本人的“主义”，或者是毛泽东个人理解和制作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具有共同信仰的共产党人可以为夺取政权的共同目标结合起来，可以做到同仇敌忾，团结一致，但是，除了闭起眼睛盲从，党内每一个人对他们的鼻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其理论的理解都是不同的，尤其对党的领袖们来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版本，这些版本当然有交叉重叠，但绝对不会完全相同。而毛泽东的版本不仅和马克思、恩格斯包括列宁的个人版本有着天壤之别，就是和他在党内的伙伴们也迥然不同。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学术的悲剧主要是由毛泽东的个人“版本”带来的。

在美国传记作家R.特里尔眼中，毛泽东只是一个读过师范的“半知识分子”。当然，毛泽东复杂而不同凡响的个人成长经历是不能用一个“半知识分子”加以概括的，何况毛泽东阅读甚多，猎涉甚广，且知识渊博，才华横溢，一个普通的高级知识分子是远远不能和他相比的。但是，纵观毛泽东复杂的人生经历，他的“个人版本”至少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就读于当时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毛泽东的最高学历，在今天看来最多是一个中专生。但学历层次不高，并不是毛泽东对高学历或学者型知识分子心怀嫉恨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恐怕还是毛泽东所经历的至少两回刻骨铭心的屈辱。一回，是他初次走出湖南来到北京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时，受到了北大师生的冷落。“在北京大学，毛不是什么长沙才子，而只是靠两只苍白的手整理书刊的雇员。毛回忆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往来。'……毛通过他的签名簿认识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流政治和文化问题，’他伤心地回忆道：‘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管理员讲南方话。”这倒也罢了，更让毛难以忍受的是毛泽东曾经受到大学者胡适的当面羞辱。“在北大的其他场合，毛的地位也同样低，只有在缄口不言时他才能去听讲座。一次，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胡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他得知毛是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激进面洒脱的教授拒绝与他交谈。”(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42至43页)。

还有一回，毛泽东受到的刺激更深。毛泽东带着部队上井冈山后，党中央实际上仍被一群学者型的知识分子控制着。他们中的大部分至少还有着如下背景，或者留过苏，或者留过法。而毛泽东既没留过苏，也没留过法，还只是一个中专毕业的小学教员出身。当毛泽东在井冈山捣估出越来越大的动静，并开始形成自已的理论成果时，那些把持中央、在上海滩上吃洋面包喝洋牛奶的“领袖”们自然是不服气的，“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这个论断使毛泽东受尽磨难，好几年都抬不起头来，其内心受到的屈辱和伤害可想而知。而这两回屈辱的遭遇，均和毛本人的低学历和没有留过洋有直接关联。毛泽东远没有李世民的肚量，而根据中国数千年来权力斗争的法则，凡从较低社会地位或文化层次上来的当权者们基本都有睚眦必报的心态。对学者型知识分子的傲慢、目空一切的本能反感和刻骨嫉恨，深深地植入了毛泽东的潜意识中，只要有机会，这种嫉恨就要释放出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是毛泽东愤世嫉俗之言，而文革期间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召集教授们考试，让他们出尽洋相，则是毛泽东突发奇想的恶作剧。

二、毛泽东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这不假。但在毛泽东的所学中，自然科学和经济学即使不能说是空白，也令人不敢恭维。毛泽东的所学，基本上是围绕他的兴趣核心形成的。他的兴趣核心是什么?是“改造社会，志在天下。”改造社会，说明毛泽东是一个革命家和实干家，他的所学，必须围绕“革命”和“实干”这四个字转;“志在天下”，说明毛泽东并不是一般的革命家和实干家，他有“领袖群伦，一统江山”的伟人气魄和政治雄心。而在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伟人气魄和政治雄心就会不可避免地演化为帝王情结。因此，毛泽东一生关注的核心，实质是“政治权力”四个字，这和中国历代专制社会的统治者没有什么两样，但毛泽东围绕这四个字的所学，却不可与昔日帝王同日而语。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上，毛泽东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不甚了了(否则他就不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干出人民公社、大跃进那样的蠢事)，但对其中的阶级斗争理论、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在阶级斗争中建立统一战线的理论却耳熟能详，“运用”起来得心应手。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毛泽东并非没有兴趣，但他学哲学并非想在哲学理论上有所建树，而是拣实用的拿来。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就是对“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怪论的痛斥，就是为他的“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正名和寻求理论根据。毛泽东偏爱中国古典文学，但不是泛爱，他喜欢游民造反的《水浒传》，喜欢群雄争霸的《三国演义》，甚至喜欢《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但对“风花雪月”的《红楼梦》却隔膜得很。

他对中国的古诗词情有独钟，但对白话体的小说、散文、现代诗歌不感兴趣，因为前者简约精辟的文字、曲折幽深的意向和文字间巨大的想像容量正好能抒发他那艰深高远、气势磅礴的“帝王”情怀，他也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中国古典诗人;而后者——却被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那一帮文人把持着，在这帮活着的“文霸”面前摆显，岂不班门弄斧，自讨没趣。毛泽东是一个杰出的中国史学家，他熟读中国的二十四史，精通历代优秀典籍，各类历史掌故更是信手拈来，津津乐道。然而，毛泽东研究中国历史所关注的核心，则是历代王朝内部纷繁复杂、刀光剑影的权力斗争规律、帝王驾驭的权术谋略以及此胜彼败的经验教训，并且能够“立竿见影，活学活用”。总之，毛泽东绝对不是做学问的人，他在哪一个领域的所学，要达到真正的“学术”水平，真是难上加难。然而，毛泽东在如何把他的所学运用到他那惊天动地的事业上，则鲜有人能比，因此他可能比其他人更精通他的所学，更能领会所学的本质和奥妙。

三、和中国少数几个有作为的皇帝一样，毛泽东作为一个实干家的另一面，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梦想者，一个完美主义者，一个坚信权力可以改变一切、创造一切的权力迷信者。改天换地，建功立业，惊世骇俗，永垂千古，是中国这一类帝王政治功利的终极目标。而标新立异，异想天开，好大喜功，则是他们“通用”的个性。因为中国帝王手中的权力太集中了，太大了，太神奇了，也太虚妄了，简直可以成为一柄点石成金的魔杖。这柄魔杖对人的野心、幻想、想像力的激发和诱惑是难以阻挡的。毛泽东早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五四运动前后，他成了湖南有名的学生运动领袖。在这期间，目睹军阀政府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人民的疾苦，毛泽东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更坚定了。

但是，关于打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政治信仰，则是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才最终确立的。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为什么对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的传统文化如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儒学持如此决绝的全盘否定态度。不错，当然和五四运动对他的影响有关，五四运动是反孔的，甚至是全盘反孔的。然而，毛泽东的否定和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中那些领军人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是有根本区别的。后者在否定(这种否定是含混的，有所保留的，各抒已见的。如首倡白话文的胡适运动不久后就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身体力行，钻到故纸堆里去“整理国故”了)之后，总想用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和理论取代孔孟之道对人性的摧残束缚，而毛泽东对这种纯粹“个人的解放”不感兴趣。

打碎一个旧世界，当然要建立一个新世界，而在这个新世界中，取代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的决不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也决不是个体人性自由张扬而产生的思想文化的自由泛滥，而是由创造这个新世界的新兴革命阶级来主宰精神世界，由这个阶级创造出来的适应新的社会的新的精神文化、伦理道德体系取而代之。旧世界要打碎得彻底，新世界要创建得完美，这种决绝的社会变革信念虽然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相去甚远，但却一直蛰伏在毛泽东的潜意识中。实质上，这种信念根植于中国历代有作为皇帝的“大一统”的帝王情结，这种情结相信凭着政治权力不仅可以一统天下，而且可以把整个社会推倒重来，除旧布新，世界大同，使“换了人间”成为现实。这种大一统情结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在一些帝王的思想意识中萌生，终于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帝业中得以实现，并在后来的一些历史闹剧中得到重演。而毛泽东这种大一统情结的理论依据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它的现实来源则来自于毛泽东在其本人的革命实践中政治地位一路攀升，终于到达定于一尊的至高境界。这种中国传统式的大一统情结顽强地根植在毛泽东的潜意识中，并在他成为中共的实际领袖后每每左右他的重大的政治决策，这一点，毛泽东本人是有较清楚的意识的。否则，他为什么把自己的政治统治的理念归结为马克思加秦始皇?

其实，即使对那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领袖们来说，在处理人类或民族文化遗产问题上，每一个人的方式都会迥然不同，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版本。打个比方，就像对俞伯平《红楼梦研究》和“小人物”的批判文章引发的争议这件事来说，马克思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他或许在占有详细资料的基础上对被批判者书中的所谓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作出敏锐深刻的剖析，同时对批判者浅薄、幼稚、甚至荒唐地运用他的主义进行辛辣的讽嘲和不留情面的纠正，他会感叹他播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他甚至激怒地声明他所知道的一切，就是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而换上恩格斯或许会有另外一个别开生面的结局。恩格斯会兴致勃勃把《红楼梦》细细地研读一遍，然后写出一本才华横溢、学术水平极高的书评。书评中，他当然会对被批判者和批判者双方的观点、方法的失误之处甚至史料的虚实真伪提出中肯的、令人信服的批评，但更重要的是他会以一个杰出的文艺评论家和鉴赏家的眼光，对《红楼梦》的历史价值和艺术魅力进行独到的、深刻的、纵横捭阖的挖掘，从而在红学史上留下独树一帜的里程碑和一笔弥足珍贵的学术财富。

这样的事让列宁碰上了怎么办?我想，他会像毛泽东一样，热烈支持两位小人物的文章。但只要不是政治形势所迫，他基本不会在学术界发动一场政治运动来教训像俞平伯这样的“冥顽不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反，他会告诫年青的新的一代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48页)列宁会由此生发开去，进一步开创和完善他首倡的关于用无产阶级文化取代资产阶级文化的理论。那么，斯大林会怎么办?当然先把俞平伯和一干支持他的人抓进大牢，然后在文化学术界来一次清洗，最后他如高兴的话，会奖给两个年轻人各一枚斯大林勋章。

可见，相比而言，毛泽东的方式是颇为奇特的。在初创社会主义国家阶段，用全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全方位地取代所谓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文化，是他追求乌托邦之完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但他既没有耐心也没有思辩能力像马克思、列宁那样，在对待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问题上，先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和哲学方法上正本清源，以求指导实践，也根本不可能像恩格斯那样写出学术专著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提供卓越的范本，又不甘心像斯大林那样快刀斩乱麻，只好借助于“小人物”的学术文章当作梯子，登高发难了。

其实，毛泽东就像唐吉诃德，迎战的是一架他根本就不能战胜的风车。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数百万知识分子，他们多年形成的属于“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以及由这种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掌控的中国全部历史文化遗产、从西方传播过来的所有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成果、以及由他们自身开创性的科学研究和思想探索形成的当代中国的全部智力资源，这就是毛泽东面对的在历史风力中高速运行的风车。要想让风车按照自己的意志朝着梦想中的乌托邦方向运转，凭毛泽东本人的学识，犹如蚍蜉撼树，自不量力。

自然科学，他一窍不通;社会科学，他只熟悉马列理论中关于社会革命的部分，而其中的经济学、哲学，他只懂皮毛，擅长实用，往往为我所需，信手拈来;史学，他懂得中国的，并且对其中的隐秘部分颇为精通，可惜鲜有系统的学术研究，而他每每从中国历史中“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同样多为“值得注意”的实用，很难登上学术的大雅之堂;文学，他懂些古典文学，还能呤上几首古典诗词，其艺术造诣也不错，但他对现代文学和世界文学却陌生得很，就总体文学造诣来说，恐怕比不上中国历史上几个著名的皇帝文学家。

但是，除了政治学和军事学以外，文学艺术是毛泽东惟一涉足较深并提出纲领性方针的领域。毛泽东口口声声动员知识分子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立场、方法进行科学创造、文学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并把这种世界观、立场、方法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惟一的尺度，但这种尺度究竟是什么呢?是否是马克思本人的尺度呢?毫无疑问，在毛泽东的想像中，理应是这样。他希望大批的知识分子立场根本转变过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繁荣数倍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他希望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探索和科学创造的每一步，都和他的思想节拍一致，都和他所领导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相协调，他希望马克思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能催生出知识分子更加旺盛的创造力，从而使建立在旧社会文化废墟上的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园地百花齐放，空前繁荣。但这样的理想境界只存在于毛泽东的想像之中，一遇现实，立成泡沫。

首先，让知识分子改变多年形成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并要他们立刻用新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创造出更加丰硕的科学文化成果，无异于水中捞月，缘木求鱼。这一点，上面讲过了。其次，毛泽东的同僚尤其是他下面管思想文化方面的官员，是根本无法实现毛泽东的乌托邦梦想的，他们必须尊重常识，然又为自保不得不执行毛泽东的指令，两难之中，只有虚张声势，敷衍应付，草草过关。第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立场、方法这个尺度，实际上是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抽象物，毛泽东自己也拿捏不准。作为“半知识分子”的他，几乎在社会科学的大部分、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里，都无法“率先垂范”，拿出运用这个尺度进行科学创造学术研究的范本，又如何让别人去掌握运用这个尺度呢?

当然，在文学艺术领域里他有一个纲领性的范本，即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作为文学艺术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立场、方法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具体尺度，并可生发开去，成为一切思想文化、科学探索领域里的尺度。只可惜，“讲话”的精神和马克思、恩格斯、包括列宁(以及俄国苏维埃时期一些杰出的布尔什维克文艺理论家们)本人的文艺理论相距甚远，只能说“讲话精神”只是毛泽东思想的尺度、或者毛泽东本人的尺度。事实上，纵观中共建国27年的每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政治运动，都是从文化艺术领域里发轫的，而运动中要求文化人改造思想转变立场的惟一尺度，恰恰就是“讲话精神”。讲话精神究竟是怎样一种尺度?它真的能引领中国的文学艺术包括科学文化走向繁荣吗?历史已给出了答案，它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广大知识分子精神创造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斯芬克司之谜，而用这个尺度丈量建国后27年的文学艺术发展步伐和全体文化人创作智慧的结果，就是只剩下8个样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