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后需多维度看周恩来

写下这个标题，我认为多少有点冒险。

如同看待毛泽东一样，如何看待周恩来，现在也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无论怎么说，都会得罪一批人，或者是得罪一大批人。但是，我想冒冒险，因为我的历史和他的历史有24年的重合，也有很多感官的认识，我希望记录下这些认识。

年轻时的周恩来

周恩来离开整整四十年了，从当年的全民崇拜到今天的众说纷纭，我倒认为也是进步。正像一杯酒，放了四十年之后，品起来就醇厚的多。

看一个人，贴的近了，反而看不清楚，如果离开一段距离，不但看正面，也看侧面，还要绕到身后去看后面，也会全面的多。

对于载入史册的人，更是需要这样多维度地去看。

1976年1月8日到2016年1月8日，周恩来辞世40周年了。

现在我仍然记得四十年前，尽管周总理已经病了很久，大家都知道他不久于人世了，但是，当寒风带来噩耗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惊呆了。

我当时也是流下很多的眼泪。

十里长安街送总理

一月的北京，寒风刺骨，但是出殡那天，十里长安街，路边站满了送行的人们，风的刺骨，远远不如周总理去世刺痛人们的心。

那都是自发组织起来的人群，他们含着泪，静静地等着灵车的驶过。

四十年前的纪念已定格为历史

四十年过去了，那个画面，似乎还定格在我的眼前。

就在这一年的清明节，成千上万的人不约而同地聚到了天安门广场，对已故总理的缅怀成为了很多素不相识的人们共同的纽带，悼念周总理一束束鲜花和一首首诗篇，又成为了投向“四人帮”的匕首。

有两首诗可以作为代表，一首是柯岩写的《周总理，你在哪里》：

“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你在哪里呵，你在哪里?

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你的人民想念你!

我们对着高山喊：周总理———

山谷回音：“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革命征途千万里，他大步前进不停息。”

我们对着大地喊：周总理———

大地轰鸣：“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你不见那沉甸甸的谷穗上，还闪着他辛勤的汗滴……”

我们对着森林喊：周总理———

松涛阵阵：“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宿营地去上篝火红呵，伐木工人正在回忆他亲切的笑语。”

我们对着大海喊：周总理———

海浪声声：“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你不见海防战士身上，他亲手给披的大衣……”

我们找遍整个世界，呵，总理，你在革命需要的每一个地方，

辽阔大地，到处是你深深的足迹。

我们回到祖国的心脏，我们在天安门前深情地呼唤：

周—总—理—

广场回答：“呵，轻些呵，轻些，

他正在中南海接见外宾，

他正在政治局出席会议……”

总理呵，我们的好总理!你就在这里呵，就在这里。

———在这里，在这里，

在这里……

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在一起，在一起，

在一起……

你永远居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

你永远居住在人民心里。

你的人民世世代代想念你!

还有一首是当时在天安门广场流传甚广的一首五言绝句，据说是一个名叫王立山的人写的：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我不厌其烦地把这两首诗抄在这里，是因为当时这是很多很多人耳熟能详又非常喜欢的诗，代表了怀念，也代表了战斗。

那个时候，怀念的力量转变成为战斗的力量，很大程度是来源于周恩来的魅力。

在中国当代历史上，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四十年过去了。如果说，四十年前的一杯酒，我们品尝到了它的浓烈，那么，今天我们再品这杯酒，更多的，是它的醇厚。

四十年前，我们评价周恩来，是完人，无论他的信仰，他的品质，他的能力，甚至他的相貌，都是无人可以比

肩的。

那些在寒风中伫立等待灵车驶过的人们，现在也许有人会把他们归入“脑残粉”一类，但是，当时的的确确是出于真心。

1966年9月,周恩来等接见来北京串联的各界群众和红卫兵代表

当然，四十年里，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文革结束了，改革开放了，经济大发展了，很多史实被披露出来了。于是，对于周恩来这个曾经被看作是完人的人，也有了许多不同的看法。

这杯酒，在时光隧道里开始有了不同的味道，我认为，这才是正确的。

四十年来的他有几人识得？

我不想在这篇短文里全面评价周恩来，不仅是因为篇幅所限，更是因为能力所限。我想说目前争论较多的文革十年。

现在对周恩来诟病比较多的，是他在文革中的表现。前几天，有一个年轻人知道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工作过。就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文革中，周恩来对刘少奇是不是落井下石了?我是这样答复的：

我认为不能这么说。

不错，周恩来在文革中是说了一些今天看来很不正确的话，也做了一些很不正确的事，但是，我们看待任何事情，都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不能脱离历史背景来评判。

文革中的江青与周恩来

其实，还有一个情况是非当事人很难想见的，就是周恩来和毛泽东有着几十年共事的经历，他非常了解毛泽东，知道自己和毛泽东的位置究竟是在什么状态。不顾这种状态而轻率行事，那么自己也不能全身而退，中国的事情只能更糟。

晚年毛泽东与周恩来

金冲及是我的老领导，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副主任，《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的执笔人，1990年，他受邀去北京大学作讲座。在提问时，一个研究生递上一张小条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是不是‘软骨头’?”当时，金冲及反驳说：“不能拿小市民的市侩心理去理解一个政治家所考虑和权衡的事情。周恩来当时能选择的余地有限。如果他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那他就是跟毛泽东决裂。他下台了，国家的经济、外交等那么多事情怎么办?尽量减少或挽回‘文化大革命’损失的事，由谁来做?他选择的可以说是对他最难最痛苦的做法。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不是套话，真是咬紧牙关在撑着。”

《周恩来传》

我原则上认同金冲及的回答。但是，我想修正一点，客观上，周恩来委曲求全对于稳定中国的大局显然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还不能说，周恩来的主观上就是为了大局而委曲求全。用结果来倒推动机，有主观臆测的成分。当然，也没有证据说，他当时就没有以委曲求全来稳定大局的想法。

退一万步说，即使周恩来当时有一种软弱存于身上，我认为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说别的，现在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人，谁的身上没有软弱二字呢，更不用说，有时候，这种软弱只是一种妥协的精神而已，妥协的结果很多时候是好过抗争的结果的。

周恩来本来就是一个善于协调的能手，协调的重要手段就是妥协，几十年周恩来在政治斗争不断的党内屹立不倒，很重要的就是他的善于妥协。

话说回来，如果他没有妥协的精神，他甚至熬不到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而妥协常常被看作为软弱。

工作中的周恩来

软弱，或者说妥协，是一把双刃剑，即使在许多时候表现为长处，在时机不对的时候，在分寸拿捏的不好的时候，也是短处。

谁能时时事事都恰到好处呢?周恩来也不例外。

尽管他利用自己的位置保护了许许多多的老干部，但是作为个案，起码他在保护贺龙的问题上，还是没有很到位。

自然，现在平心静气地来评价周恩来，我不反对对他做出研究，也要评判他的不足，不能再把他看作是一个完人。但是，我仍然认为，要用历史的全面的眼光来看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周恩来仍然是一个能够载入史册的伟人。

这个痕迹是抹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