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向真：我亲历的文革十年（十二）

        十二、进厂学徒

老三届中学生在文革进入第三年时陆续离开校园、步入社会，出路无外三类：工农兵。那时人人争当解放军，穿上军装吃上军粮众人向往，人称“光荣花”;留城不离家，免被发配边疆乡下，中签般令人羡慕，人称“幸福花”;整批送到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兵团农场，超强劳作艰苦卓绝，但有固定工资可拿，人称“朝阳花”;最惨当属农村插队，一撸到底工分微薄破衣烂衫形似叫花，人称“苦菜花”。

其实老三届文革第二阶段，我们刚步入社会最初几年，那批中学生一水变成“苦菜花”，光荣也罢，幸福也罢，还是向日葵般地在兵团、在乡村做苦工，哪个没有一肚子苦水?比如我们49中68届进工厂的那批人，老高一的19岁，初中生我们刚满16岁，进厂依始就不分男女地从事一线重体力劳动，加班加点是寻常事，吃苦受累被欺负只能逆来顺受。我挑重要的介绍一些进厂后自己经历的人和事：

1969年3月5日，93名北京49中学的初、高中生被分配进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做学徒工，不叫参加工作，叫“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意思是中学生有点知识，比臭知识分子略微好一点，但必须回炉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在上山下乡浪潮中，老三届中只有66届和68届少数学生留城进了工矿企业，结束了游手好闲的“红色闯将”生涯，能留城自食其力了，哪个不是感激涕零迈进厂门呢?

进厂先办新学员班，政治调门和学校一样高，都要绝对服从，心无旁骛奋力苦干，当时借用毛语录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明白这点后我们开始劳动体验，拿粗砂纸将一根根锈蚀严重的铁条打磨出亮光来，又脏又累没人敢吱拗一声。接下来分配工种，我被分到组装车间钳工一组，师傅名叫王知仁，七级钳工，组里的技术大拿，人特厚道。回想进厂十多年，王知仁等优秀工人师傅引领了我，帮我从一个半生不熟的少年逐渐成熟坚强起来，同时我也用自己的特点影响感染过周围的一些人，请允许我用具体实例描述工人的各类形象。从我自己说起吧：

钳工一组车间守着工厂北大门，离厂部办公室很近，车间厂棚外面是大钢板铺成的室外工作台，一架威武高大的龙门吊穿梭往来，见有工人上到驾驶室上层，激起我的好奇心。到钳工组第一天下午的公休时，趁工友们进车间喝水休息，我赶紧走出车间，见四下无人，快速沿着狭窄曲折的铁梯子爬上龙门吊的最高处极目远眺，有人发现了冲我大叫，招来不少人一起冲我高喊“危险危险，当心漏电，赶紧下来”。双井一带当时是京郊工厂区，实在没啥好风景，却闻到焦化厂排出的浓烈臭气，失望之余在一片惊呼中我慢慢退到地面，大组长和我师傅声色俱厉对我好一通威戒。行文至此，老于我笑了，一鼓作气登上龙门吊最高处极目远眺，闻一鼻子臭味，挨一顿刺棱，心里却满是喜悦，算是我的童年收官之作。

进厂后，18岁时我到照相馆拍过一张小照片。注意，我的短发是同组女电焊工秦师傅帮我剪的。

2007年11月18日徐唯辛教授的《历史众生相1966-1976》画展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展出，盛况难忘。在徐唯辛(根据上面那张拍于1971年初春我的一张小照片)画的文革时的于向真油画前，画家与画中人合影。感谢徐唯辛教授以非凡的勇气、辛勤的创造，绘制了一大批震撼人心的人物肖像画，这一系列文革亲历者(包括发动者)经画家再创造后，以穿透历史的气势引领我们反思那场巨大的灾难。

     经龙门吊一事，我安分许多，勤勤恳恳跟着师父干活，不仅卖力，还尽量有眼力架儿，师傅不善言谈，我尽量干好每一种活计，还要求自己做到他需要什么工具或零件，师傅不张嘴我立马递过去。做徒弟我不把自己当外人，很乐意往师傅家跑，师傅师娘生了四女两男全家八口挤在广渠门一间不大的屋里，大女儿王雪丽和我同龄同届，她在公交车上当售票员，我俩聊得来。曾有两次周末加班我因家远来不及回皇亭子，就跟师娘、雪丽姐妹挤在一个大床板上，侧着身睡一夜，旁边小床上王师傅打一夜的鼾声我们都不当回事，俩男孩子打地铺睡在白天家人吃饭时才支起的折叠桌那块小空地的地铺上，我夜里上公共厕所得特小心才能不踩到哥俩。我跟师父一家相处得很好，师娘疼我，家里做点好吃的，会让师傅用小饭盒带给我一份。有一次，我师娘实在续不上粮菜，悄悄找我借两块钱应急，开支后赶紧让闺女先送钱给我。许多年后，雪丽提到过这事“我爸(王知仁师傅)跟我妈(我师娘)不依不饶的”。

机械行业学徒年满三年出师，第一年月收入16元，第二年18元，第三年21元，出师后工资34元，评上二级工40元，然后只能等到啥时候企业给职工普调工资，才有可能升一级涨几元钱，我从1973年到1979年才长了一级，工资多了7元。工人的收入非常低，每月15日发薪水那天，车间门口都会排起长队，师傅们的孩子一大早就来排队，拿着爸爸的小图章在工资表上盖了章、领了几十块钱，就像兔子似的飞快跑回家去，让妈妈(师娘们多数都没工作)赶紧去买米面买油买菜。那时我厂工人家庭平均每月只有6到8元钱，超过这个数的家庭，即便有困难也领不到月底的互助会借款。工友们自行车出毛病了自己修;家里用的衣服架以及各种能自己做的用品，统统用厂子里的铁丝等材料做成，能省一分绝不多花一分钱;连理发也是互相帮着解决，大家每人掏几分钱买把推子、剪子，用完后赶紧锁到柜子里。您想想那时的领导阶级工人老大哥们，日子过的有多紧巴呀!

出了龙门吊的意外，王师傅对我遵守劳动纪律管的很严，并时常提醒注意安全，但不热心教我技术，他曾跟与自己最要好的工友刘宝文师傅说过：“小于迟早会离开车间。”不久我被调去医务室，刘师傅才告诉我。但我不喜欢医务室的工作，央求组长和王师傅把我要回车间接着当工人，好多人不理解我。我和组里工人师傅们相处融洽，也有人不喜欢我，有人怕我那股子倔劲。

进厂不到两个月，一天下班后，我在工厂宣传栏看报纸和通知，一张张看过去走到尽头回过身，见同组一人迎面靠近我，怪模怪样嬉皮笑脸朝我伸过手来，水泥墙宣传栏近旁停放着一大排组装好的拖斗车挡住视线，路过的人看不到这里，所以那人放肆地试图轻薄一把。哪知11岁父母就远走高飞，当起小管家的我可不是好惹的，啪地一下打歪了伸过来的胳膊，接着一拐胳膊肘狠狠将他往旁边一推跑了出去，此事我没声张，但很长时间不给他半点好脸，那人再也没惹过我，慢慢我原谅了他，彼此相安无事。这种事有过三、五起，同样以横眉怒目毫不软弱，一回合就把没安好心的家伙打个措手不及、永不敢犯。动不动想占女孩便宜，活该自讨没趣!

相同态度的女工并非我一人，我之前的团小组长赵润兰也同样倔强，没人敢欺负她，她并不秀丽，选的丈夫很理想，组成了美满的小家庭，想起赵姐我就开心。有女工因一时胆怯结果吃了大哑巴亏，同组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工，样貌挺好看的，因有个小毛病——爱占点小便宜，结果吃人家嘴短，新婚之夜被丈夫赶到院里哆嗦了一夜，后来两口子总干仗，很不幸，当然用现在的观念衡量，她丈夫才缺德。

我们三通用，文革中出过一件匪夷所思的爆炸性传闻：49中一名高中女生，我们那期新学员培训班任班长的那个学姐，因为受到军代表兼厂革委会主任老门(后面我会专文介绍他)的器重，被分进令人羡慕的维修车间电工组，“紧车工慢钳工溜溜达达是电工”么。天方夜谈的稀奇事在1970年实实在在爆发了：电工组总共才十几个人，党员占多数，为发展新党员，居然4人与这个女徒工有染!此事如同氢弹爆炸后的冲击波，疯传全厂乃至机械局机关每一个角落。

我很努力，但也并非没有负面评价。比如不愿意邋遢，工装上的油泥我习惯擦掉或经常换洗，有褶皱随手用湿布擦平;爸爸夜间改写文稿有喝茶习惯，我从小喝爸妈的剩茶根儿，自己挣钱后买过几两茶叶末，放在更衣间明显处，工友们谁喜欢就抓点“咱也沾光沏点茶喝”，毛八分钱的小事也能招致不满，年终总结会上，有人批我“小徒工居然喝茶”，入档案的鉴定书上赫然写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抄写的人悄悄告诉我，我当即找到大班长质问：“一月挣16块钱，我怎么资产阶级了?”大班长说：“班委也有人说你喝茶，工装数你干净，怕脏怕累当然是资产阶级。”我据理力争，“班长您心里明白，脏活累活我总抢在前面，加班加点从没落空，省吃俭用买一包茶叶末还是全组共享。您要不给我改过来，对得起天地良心吗?”大班长投降了，“好好，我马上让人给你改过来就是。”我也不知道改没改，反正我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剩下的随他去。

70年我入团时，会上一片赞扬，突然我们钳工一组的党小组长发言，先肯定几句又说“小于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强，党性不足，个性十足。希望入团后提高无产阶级觉悟，克服小资产阶级作风。”我半起身想反驳，被身边的团支部组织委员两手摁住，她抢着说：“好啦，咱们表决吧。”不知那天没人阻拦，我怎样为自己辩白?那次我获得多数票入了团，迅速当上团小组长和团支部宣传委员。人家真没说错，我确实个性较强，不具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雅量，后来我拒绝入党也是因为我不认同文革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身上有啥缺点我自己心知肚明，确实不喜欢别人当众拿我刻意保持的“特点”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