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共建国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几点反思

现在一种普遍的说法，即认为中共建国的进行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是成功的。但我认为，中共建国后仅几年就进行全国生产资料公有化运动，在本质上是对现代工业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反动，其后果至今还在对中共领导经济发展的观念发生重大影响，其思维惯性甚至仍在误导着中国眼下经济发展的方向。因此，对当年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全面的历史反思，从中找出违反经济规律的种种根源，是非常必要的，对眼下的中国经济发展也许有重大的历史镜鉴作用。中共建国初期，中国是一个落后的、传统的农业大国，现代工业经济只占国民经济总值的百分之十左右。这样一个国家要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显然需要一个自然的、漫长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个发展阶段按其经济规律的运行，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成并占统治地位的过程。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根主要支柱——资本的形成和现代市场的形成，是以资本的私人占有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依托的。在这样一个国度，面对这一不可抗拒的自然经济规律，如果突然宣布用行政手段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铲除现代资本经济造就的市场网络，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这就像突然从中间截断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强迫它改道一样，其结果必然是被迫改道的河流在狠狠惩罚了改道者后重返自已的河床。本人不是经济学家，也无从从经济学的层面剖析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后中国经济发生的各种变化及其规律，这里只能从宏观的角度简略、皮毛地分析一下这条被迫改道的河流的基本历史走向，以及它为什么必然会重返原先的河床。

一、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和其历史本质的问题

建立现代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必由之路。而在一个还没有摆脱传统小农经济的农业国，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则更是首要之重，重中之重。可以说，不先解决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无论发展什么工业，都是空谈，何况作为现代工业支撑的重工业。但是，用什么方式完成这个资本积累呢?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本质所在。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共还没有正式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设想提出来，当年中共核心集团中的二号人物刘少奇曾设想过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资本积累的具体途径。

1950年，他在一份手稿中专门谈了中国的工业化问题，他认为，在完成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以后，第一步，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第二步，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立重工业;最后，就要在已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大发展轻工业。(《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一第406页)就是说，先通过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为重工业积累资金，等重工业建立起来后，再反哺轻工业和农业。这里有个问题，即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是优先发展哪种工业，其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仍是从农业、农民开始。刘少奇的这个设想从路径上来说，是和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的工业化道路是吻合的，也是符合中国的实际状况的。如果在不实施“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取消工业化市场的前提下沿着这条路径走下去，那么中国的工业化会更快更健康地发展，也会少走许多弯路。

但是朝鲜战争扭转了中共领袖工业化的思路，出于战争的需要和国家安全、新建政权巩固的需要，中共决定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完成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其资本原始积累的路径便和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资本积累路径大相径庭。就后者而言，是以促进农民生产更多的农副产品和其产品更大程度的商品化来提高农民的货币收入，以扩大他们对轻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而在这种消费需要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轻工业，则成为重工业发展的自然需求，而轻工业赚取的利润则为重工业的发展积累了资金。可见，在这条路径中，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积累，是由轻工业的利润转化而来的，而轻工业的利润则是从以农民为主体的国民消费中得来的，而国民消费之所以能支撑以生活消费品为主体的轻工业的发展和壮大，则是以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前提的。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然而，如果优先发展重工业，那么在重工业的资金积累和农业生产之间就缺少一个把农副产品转化为货币资本的重要的中间环节，这样，惟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暴力或行政手段直接从农民那里剥夺了。为完成工业发展的原始积累而剥夺农民，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工业史上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急剧扩张下的暴力剥夺，典型是十五世纪末到十九世纪英国贵族的圈地运动。

英国的圈地运动是由于毛纺工业的兴起和羊毛价格的上涨，诱使贵族用盗窃、掠夺等手段强行圈占农民土地，把农民的耕地变成牧羊场。圈地的后果是大批农民的破产，或沦为流浪者、乞丐，或被迫进城成为资本的雇佣劳动者。同时，在英国政府的干预下，个体经营的小农经济被蚕食，土地或并为大农场，或为资本所经营，从而转化为现代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这种方式的原始积累虽然充满血腥和暴力，但仍然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框架中和在资本主义市场规律的策动下进行的，英国政府虽然进行了插足，但也只是顺应和加快了这个自然过程，而不是试图逆转这个过程，因而它的最终结果则是建立了和现代工业化相适应的现代资本主义农业，其本质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

另一种则是苏联斯大林的方式，即国家以剥夺或控制生产资料的方式消灭私人资本，取消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把农民赶进集体农庄，用强权和行政网络强行控制各个经济领域生产、消费的每一个环节，从而达到直接用行政手段调拨、统筹资金、生产资料、产品完成资本积累的目标。用这种方式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虽然会取得一时的明显成效，但其本质上是违背人类近代经济发展的自然本性和规律的，因而是不会长久的，是必然要走回头路的。下面简略剖析一下第二种方式究竟在哪些方面违背了经济规律。

二、短缺经济及其原因

农副产品、各种必须的生活资料、生产原料、机器等生产资料以及人力资源不经过市场交换而由国家在统一的计划内进行集中调拨，以优先发展国防工业和重工业，这种做法尤如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虽然一时能够奏效，但必然造成短缺经济，形成跛脚走路的局面。中共在建国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具体步骤是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实为155项)工程为核心的，其内容分布如下：国防工业44项，其中航空工业12项，电子工业10项，兵器工业16项，航天工业两项，船舶工业4项;冶金工业20项，其中钢铁工业7项，有色金属13项;能源工业52项，其中煤炭工业25项，电力工业25项，石油工业两项;机械工业24项;化学工业和轻工业共10项。

可见，这156个项目如能顺利完成，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骨骼就能初步建立起来。应该说，这一百多个骨干项目建设的时间跨度横穿整个五十年代，基本上是成功的。尤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似乎并没有打破社会经济发展的平衡，农业和轻工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准也有了相应的提高，而重工业本身的发展也达到甚至超过了预期的目标。如一五计划期间，全国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3%;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9%(其中工业增长约18.7%，农业增长约3.8%)，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9%。(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一第417页)

中共是幸运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获得的成功，有如下几个历史原因：1、在三年经济恢复期间，中共已聚集了相当的财力;2、苏联的援助，至少在技术、设备、资金上给予了强有力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支撑;3、国内发展重工业的需求;4、国家对各种生产要素的调拨空间和余地较大，其渠道也并非清一色的行政手段;5、在50年代的前5年，中共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没有全面完成，市场仍起着作用，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还没有被完全控制;6、中共领袖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实施，考虑较全面，尚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留有充分的余地。

但是，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完成，生产资料市场已被完全和变相取消，农民也全部被组织进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不仅生产资料而且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也完全被纳入了国家严密的计划和控制之中，用行政手段调集各种生产要素优先发展重工业，几乎成了信手拈来，随心所欲的举手之劳。

它必然形成的逻辑是：第一，必须取消一切中间环节，直接从农民手中获取或占有发展重工业以及相应的城市经济所必须的粮食和农副产品，由于农业经济本身就很落后，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产出极其有限，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和占有，留给农民的部分只需能够最低限度地维持他们的生命即可。怎样才能让他们服服帖帖地服从命运的安排呢?就是剥夺他们个体的生产资料，把他们一切生产活动组织到集体中去，从而能够严密地控制他们的产出和分配。

我们知道，在现代工业的社会背景下，农业符合规律的发展理应是由市场的培育完成的。在农村生产资料仍保持私人所有和自由市场存在的双重前提下，农民产出的农副产品通过市场交换形成商品化的程度越高，农民的个人所得和其消费水平也就越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也就越高，农副产品的产出也就越多、越丰富。就是说，农民充裕的私人劳动空间、自由的市场交换和不断增加的货币收入是粮食和农副产品产出不断丰富的源泉。而剥夺农民个体生产资料和取消农民进行农产品交换的自由市场，在分配上将其产出十占其六甚至十占其八，这无疑使农民的生活水准被长期限制在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上，无疑萎缩了他们追求个人、家庭富裕、幸福的活动空间，窒息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实质上就是堵塞了粮食和农副产品产出不断丰富、增长的源泉。

因此，在中共对农村生产、分配严密的行政控制下，在国家以发展重工业的名义对农民的产出进行直接剥夺和占有的情况下，粮食和农副产品的短缺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就形成一个二律背反：中共发展重工业的要求越迫切，投入越大，对粮食和农副产品的需求就越大，对农民产出直接调拨、占有的比例就越大，同时对农业经济的投入就越少;而留给农民生活资料的比例越小，国家对农村的投入越低，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就越低，农民的产出就越低。而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产出越低，其短缺就越严重，对重工业、轻工业及其城市经济发展的制约就越严重。这种恶性循环到五十年代末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58年的大跃进和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使全国农民一窝蜂地去“炼钢”，大片农林被砍了，地也荒了，连农民的锅碗瓢盆也被强行搜走炼了“钢”，在农村产出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国家对农副产品的直接掠取和占有却在急剧上升，其恶果就是数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工业不得不大踏步后退、收缩，最后连现有的城市人口也养不活了，大批城市市民被下放农村，将他们吃饭的负担转嫁给雪上加霜的农村。可以说，即使在常规发展态势下，凡在农村实行集体化、国家以直接调拨、占有农民产出的方式发展工业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其粮食和农副产品的短缺几乎是无一例外的通病。

第二，尽管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口口声声说要协调好发展重工业和发展轻工业的关系，但在国家掌控一切生产资料、并按计划调拨生产要素的情况下，中共要做到并做好这一点是根本不可能的。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协调发展和共赢局面，只有在生产资料的市场互动中才能实现。在重轻工业两者之间根本没有生产资料市场的情况下，国家在以行政手段直接调拨、协调一切生产要素时，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向重工业倾斜，或者向轻工业倾斜。就像一共有五个苹果，你给重工业三个或四个，那么轻工业只能得到二个甚至一个，反之亦然。因此，当中共决策者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时，轻工业被冷落、被延缓以致严重滞后的局面也就不可避免了。而轻工业发展的萎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工业消费品的严重短缺，意味着人们虽生活在工业时代但其生活水平却长期处于低迷、落后甚至“原始”的状态，也就是维持生存的最低的原生状态。这一点，下面还要详细说。这个通病，在20世纪建立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无一例外地存在过，至少在这些国家工业化的初、中期存在过。

三、永久性的比例失调

1956年所谓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中共建国初期的五种经济成分，只剩下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原先对国营企业的直接计划、对合作社和私营企业的间接计划和对部分私营、手工业、社员个体经营的市场调节过渡到对社会生产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管理;国家市场和自由市场并存过渡到了对工农业产品流通实行国家垄断。但是，就在中共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建成之时，也是这个体制的各种弊端暴露出来之时。比较典型的有：财政资金和各种生产要素的调拨权、分配权、管理权、计划权高度集中在中央，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一筹莫展;国营商业仍然保留对企业采取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就使一部分工厂不像原来自销的时候那样关心产品的质量，妨碍了一部分工业品质量的提高和花色品种的增加;国营批发公司上下之间大部分实行自上而下的派货，使商业部门向工厂订货的品种规格减少了。

国营批发公司发到各地的商品的品种和数量，也难免发生一些不合当地需要的情况，因而发生一些这里积压、那里脱销的现象;市场管理办法限制了私商的采购和贩运，使农产品、农副产品实际上成为由当地供销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独家采购，而没有另外采购单位的竞争，供销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对于某些农产品、农业副产品没有注意收购或收购价偏低的时候，这些农产品和农业副产品就会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二第33至34页)

这些弊端引起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注意，尤其其时发生的苏联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等人对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困惑和疑虑。1956年2月至4月毛泽东在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委办室的汇报后，于4月25日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指出，经济关系，核心是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毛泽东说，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他明确指出，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怎么稳固，几十年后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同上，第10页)

可见，在判断发展重工业和发展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方面，毛泽东和中共领袖们是相当清醒的：没有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为重工业提供积累资金，重工业的发展是不稳定的，是不会又快又好的。但是，重、轻、农之间的互动发展和双赢局面以及它们之间比例关系的协调、和谐，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国家对投资比例的兼顾和协调决定的，还是由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依托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决定的?对于这个问题，中共领袖集团中最优秀的经济专家陈云首先意识到了。但是，作为一贯主张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本主义自由的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对象的中共领导人，陈云不可能作出后一个回答，而他又无法回避私有经济和自由市场在推动重、轻、农按比例发展中的作用，他惟一的办法就是搞折衷主义。

在1956年秋中共八大上，陈云把自己反复调查、思考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提交大会讨论。这个构想归纳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同上，第54至55页)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在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包括商业之间发展比例问题、产销、供需之间的平衡问题、个别企业生产的有计划和全社会生产的无计划问题，究竟靠什么手段来解决?如果需要使用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来解决，那么这种调控是在仍然保证基本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的前提下实施，还是在国家掌控基本上的社会生产资料、取消基本上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前提下实施?一句话，如果生产比例、供需平衡的国家调控仍要借用价值规律、市场法则方能奏效，那么陈云的折衷就无济于事;相反，如果对经济发展平衡的国家调控只需在投资比例上改改数字就能奏效，那么陈云的折衷又是多此一举，大可不必。

事实上，以为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取消生产要素市场、国家按照计划配置资源安排生产，就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比例失调和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仅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幻想。市场经济虽然产生产品过剩、经济危机，但通过国家运用经济杠杆进行宏观调控，可以把这种失衡降低到最低限度，且可以自行愈合;而计划经济虽然表面上没有产销、供需失衡，但它内在的比例失调却是永久的，不可能自行愈合的。道理很简单，即使在严密的计划经济框架中，国家用行政手段掌控的各种生产要素也是按照经济法则、价值规律折射自己的运行路径，而不是按照计划表格、政府意愿被人任意糅合的。

比如，在建国后的整个毛泽东时代，尽管毛泽东本人也意识到发展农业、轻工业和发展重工业的辩证关系，中共也曾多次协调农、轻、重的发展关系，但却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轻、重的比例失调问题，没有解决经济短缺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这种国家调控是纯行政性质的，失去了市场因素和经济法则的基本依托。

再拿苹果做例。原先，国家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在投资总额只有10个苹果的情况下，把其中的7个给了重工业，两个给了轻工业，一个给了农业。结果出现比例失调：农业和轻工业严重滞后，也拖了重工业的后腿。现在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改变投资比例，对苹果重新分配：重工业只给4个，轻工业和农业各给3个，期望轻工业和农业在一个生产周期后各用这三个苹果生产出6个苹果，即产量翻一番。然后轻工业和农业各留4个苹果用于发展再生产和提高农民职工生活水平，各拿出两个苹果支援重工业。

但立即产生了问题。第一，对农业的投资虽然增加了两个苹果，但成倍增加的投资，并非如投资者所想能同样收获成倍的回报。由于农村生产体制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及集体劳动、统一分配、国家统购统销的方式窒息了农村生产力最大限度的释放，国家对农业3个苹果的投资能得到4个苹果的回报就不错了。这4个苹果中的一个苹果作为各种税收交还国家，两个苹果是生产成本，还有一个苹果作为农业生产的利润。但这一个苹果的利润不可能全部作为农民的个人所得，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要作为扩大再生产的集体提留、各种农村公共事业的支出等，最后剩下的，才能分配到农民个人手中。可想而知，分配到农民个人手中的苹果，此刻已经少得可怜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再要求农业支援重工业，除了国家用行政手段继续从农村直接调拨粮棉和农副产品外，已别无选择，而直接调拨的结果，就是把农民刚刚得到的苹果再拿回去。

第二，再看轻工业。国家投资3个苹果，轻工业能否产出6个苹果的产品呢?只要原料设备齐全，应该不成问题。但要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这6个苹果的产品只有全部卖掉转化为货币后，国家从其利润部分拿走两个苹果的资金投放重工业，才能成为可能。怎样卖掉这些产品呢?由于轻工业生产的绝大部分是日常生活用品，因此其增产部分必须在消费者对这些生活用品需求相应扩大的前提下才能转化为货币。但消费者此类需求扩大的前提又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个人货币收入的增加。可是，恰恰在这个关键环节上又出了问题。上面已经说过，国家虽然对农业加大了投入，但农业的产出并没有相应增加，分配到农民个人手中的部分又微乎其微，农民的货币收入实际上没有增加或增加得极少，或增加的部分中又有一些被国家用指令性生产计划及统购统销等方式重新拿走(这种情况在当时农村司空见惯。比如规定某地农村每一农户必须每年向国家交售两头生猪，且价格由国家统一规定，通常很低，如果交不出或只交少一部分，就必须拿出现金或其他产品抵消“指标”)。

就是说，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一个庞大的、起着决定性影响的消费群体，如果他们手中的货币收入没有增加，就意味着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购置他们所需要的生活日用品，轻工业产品增产部分中的大部分就面临着积压。那么，其他消费群体又如何呢?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各行各业的生产经营体制都由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一统天下，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文艺团体等全部上层建筑都由国家包了起来，无论是工矿企业的职工还是国家机关的干部、事业单位的人员，所有这些人的工资都是按照国家指定的标准发放的，不仅标准很低，仅够维持温饱和最低生活水准，而且大家相差不多，且长年累月不见增涨或增涨得极慢极少。

国家之所以要把人们的生活消费严格控制在一个极其狭小的空间和一个很低的水准，说到底就是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基本国策决定的。一方面把个人消费限制在最低限度，可以调拨更多的生活资料用于发展重工业，另一方面对个人生活消费严格控制的任何放松，比如加大工资增涨的速度和幅度，都意味着推动消费者对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需求的扩大，都意味着国家必须而且不得不相应扩大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都意味着国家工业发展方向的扭转。这一切，当时的毛泽东和中共领袖是不愿意看到的。在毛泽东时代的20多年中，只要是从国家那里拿工资的人，他们的工资数量基本上是冻结的，即使增涨，其幅度也是微乎其微的。在这种情况下，轻工业产品增产部分因为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没有相应增加，有可能基本卖不出去，或者大部分卖不出去(就业基数的扩大能带来消费空间相应的扩大，但如果不提高个人的消费能力，这种空间的扩大是平面的，缓慢的，没有纵深的，不能起决定性作用的)，这样，轻工业的发展除了回到原来的规模或极其缓慢地增长，已别无选择。

第三，可见，在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前提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其代价必然是牺牲农业和轻工业，是农、轻、重比例的永久性失调。如果像毛泽东设想的那样企图通过加大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重来解决比例失调和农业、轻工业严重滞后的问题，那么势必进入一个无法破解的二律背反：真要让农业和轻工业得到毛泽东设想中的发展，就必须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主要支撑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消费者消费能力的扩大为前提，而中共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以国家用行政手段按指令性计划直接调拨生产要素的方式实施的国策，又是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取消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把全体消费者的消费水准长期压缩在一个极其狭小的空间为前提的。这就像美国小说中的那个第二十九条军规，骨子里是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当然，毛泽东的设想只是说说而已，第二年他就反其道而行之，一个大跃进，一个大炼钢铁，就把他自已的承诺全部推翻，而陈云的所谓“构想”，就仅剩下构想而已了。

四、计划经济的盲目性

表面上看，国家用行政手段掌控全部生产要素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是解决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根本措施。尤其在确定经济发展的具体目标后，这种措施更有成效。比如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定为目标，只要把各种生产资源的配置人为地向重工业倾斜即可。然而，在对社会经济发展内涵和自然法则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人为的经济计划盲目性更大，它无法和社会经济肌体内在的“生命信息”和“基因图像”相吻合，因而它能使整个工业化进程迷失方向。

比如，中共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决策基本获得了成功，其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的目标也已达到，但这个完整工业体系的内部结构和生命组成和国民经济内在的发展要求和规则恐怕并不吻合，甚至大相径庭，这个看似成功、完整的工业体系甚至是一个迷失方向、发育不良的畸型儿，它发展到极致，必然要和社会经济的内在要求发生严重的冲突。拿国防工业作例。国防工业是国家安全所必须的，它的产出和回报体现在无形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实力上，并没有直接的市场回报。因此，国防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究竟占多少，这个比重是否科学，是否和社会经济发展保持协调，至关重要。如果比重太小，会影响国家安全和国家的国际地位，但如果比重太大，则增加积累影响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常规发展形成障碍。

当然，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国防工业的比重都是由国家掌控、决定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决定国防工业的比重是以不影响人民消费水准正常增长为参照标准的，即以不影响全体消费者购买力的正常增长为前提的，而市场消费，则是购买力消长的晴雨表。但是，在所谓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决定国防工业的比重却没有相应的参照物，只是按照国家的投资计划决定，其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极大，往往因比重过大已经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常规递增，但决策者还茫然不知。因为国民消费水准同样是由国家用行政力量严密掌控的，它根本不能准确地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常规指数，也就失去了参照作用。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国防工业和军事工业在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后被迫转为民用工业，已充分说明毛泽东时代国防工业的比重已经严重超标，早已成为国民经济常规发展的障碍了。

再说发展重工业。建国初期，重工业比重在整个工业中太小太弱，要铸造国家现代工业体系的骨骼，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确不行。在建国初期的国情下为实现工业化目标，国家动用行政手段调拨生产要素，以完成重工业所必须的资本积累，的确能取得显著的成效。但这只能是权宜之计，而不是长久之计。这一点，似乎当年的陈云等中共领袖已经意识到了，他们预料到国家用行政手段直接调拨生产要素发展重工业势必削弱农业和轻工业，但这一步又非走不可，所以提出了“紧张平衡”的概念。(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二第66页)

但在工业化骨骼建立起来以后，再为发展重工业而发展重工业，即仍然把发展重工业当成工业化的惟一目标，那么重工业的发展就真的要迷失方向了。这个时候，应该考虑重工业投资的来处和重工业产出的去处，即重工业的根是否深植在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土壤里，而不是高踞于这种需要之上的空中楼阁。说白了，就是重工业发展的根基必须扎在农业、轻工业以及和人民消费水平相适应的公共事业的发展对其产品的需求上，而不是盲目地毫无意义地堆积在那些没有相应回报的基本建设的过分扩张上。就是说，农业、轻工业以及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国防工业和为提高国家实力的某些高科技工业除外)必须直接建立在公民个人消费的需求之上，重工业的发展又必须建立在农业、轻工业、社会公共事业(外加一定比例的国防工业、高科技工业)对其产品的需求上。在这样一条自然的工业化发展链条上，不仅各个环节发展的方向和具体路径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且这些环节的资金来路也得到了相应的解决。

比如轻工业、农业包括部分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资金，直接来源于广大消费者购买力的增长，而重工业发展的资金来路，除一部分国家财政投资外，至少大部分来自于自身产品满足农业、轻工业和部分社会公共事业需求后产生的利润。试想，在这种良性的经济循环中，重工业的资金积累还需要国家动用行政手段调拨生产要素来解决吗?其实，毛泽东时代建起的重工业体系是在盲目投资和被迫收缩的反复失衡中形成的，是在这种反复失衡造成的国家财力物力人力的巨大浪费中踉踉跄跄一路走过来的，而它最致命的弱点，即它的模式、内部结构、和运行肌理与农业、轻工业发展及国计民生迫切需求的社会公共事业建设是两张皮，是中共计划经济纸上指标的产物，是脱离人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这个现代工业化进程最根本的目标的畸形儿，因而当改革开放不久重建市场经济以后，它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几乎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如今已变得面目全非了。当然，中共运用行政权力掌控的生产要素周期性地进行投资的热情并没有消减，由此产生的周期性的比例失衡仍在延续，这一点后面再讲。

这里剖析一个典型的案例，或许能说明上面的问题。在工业化进程中，钢产量在衡量工业化水平中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核心的指标，在重工业中尤其如此。但是，一个国家的钢产量应该是其工业结构和综合发展基本平衡的产物，如果抛开钢产量与之血肉相连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倾国家大部财力物力人力一味地追求钢产量，以为只要钢产量达到一定指标，就等于整个工业化进程达到了相应的水平，这样的做法如同削足适履，自欺而已。而毛泽东偏偏就是这样想的，而且这样做的。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以及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表示，苏联要在工农业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十五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跟许多国家党的领导人谈了话。他从英国共产党领导人那里了解到英国当时年产钢2000万吨左右，再过15年能达到3000万吨等情况，于是他代表中共提出，中国要在钢产量方面十五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毛泽东回国后找有关部门进一步了解英国工业和经济发展的情况，肯定了赶超英国的指标。

在毛泽东旨意下，当年12月上旬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李富春等人提出了几个主要工业产品在15年赶超英国的问题。其中钢的产量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达到1200万吨左右。这些指标大都超过了中共八提出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标。但是，在毛泽东反保守、反右倾的斗争从党内一路走来的情况下，毛泽东对这样的指标也不满了。继1958年1月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后，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不断升温，国民经济的各项主要指标也在毛泽东“不平衡是绝对的规律，相对、暂时的平衡也应是革命的平衡、积极的平衡”理论中不断飙升。

根据南宁会议的安排，国务院提出、一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了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其中各项指标大幅度上升，钢产量就要求比1957年增长17%。同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批评“反冒进”和“大跃进”继续加码，进一步敲定了在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基础上，二十年赶上美国。按照会议精神，批准了根据各地区、各部门在南宁会议后的新计划制订的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大幅度提高了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第一本账中的各项主要指标，其中钢产量的指标是700万吨。

然而，还不到两个月，这个指标又要变了。从5月上旬到下旬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后，紧接着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把1958年的钢产量提高到800至850吨。不到一个月，这个指标也不能令人满意了。6月18日，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认为1958年的钢产量可以达到1000万吨，并提出了工业生产以钢为纲的口号。第二天，毛泽东索性提出了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两天后，冶金部向中央报送的《产钢计划》提出，1959年的钢产量可以达到3000万吨，1962年的生产水平可以达到八九千万吨。6月2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赶超英美，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就是说，在八大二次会议结束不到一个月，钢产量指标比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指标翻了近两倍。(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二第205页)

指标的如此变幻，已是信口开河，如同梦呓，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倾全部国力付诸行动，要把这荒唐的梦呓变为现实。当年，在“钢铁元帅升帐”的口号下，为中国和世界工业化历史留下千古笑柄的所谓“全民炼钢”运动掀起了“高潮”。“高潮”完全是在中共十分拿手的政治动员和政治运动的方式中掀起来的。请看，当年7月，在钢铁产业生产的劳动力还只有几十万人，8月底，增至几百万人，9月底，猛增到5000万人，10月底，又增至6000万人。年底，则多达9000多万人。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占到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左右。小高炉、土高炉的数量也多得惊人。7月底，有3万多座，8月底，增至17万座。9月底，猛增至60多万座。10月底，达到了几百万座。

不但工厂、公社，而且机关、学校和部队，到处建起了土高炉，办起了炼铁场。就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的院子里也造起了小高炉。如此荒唐的胡闹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首先，造成了国家财力、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到年底，虽然宣布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包括浮夸虚报的数字)，生铁产量达1369万吨，完成了毛泽东的心愿，但其中“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合格的铁也只有900多万吨，其他的钢铁质量很差，有些则完全是废品。用小高炉和土高炉炼铁，成本也高得惊人。一吨生铁的成本费，大高炉在100元左右，小高炉和土高炉则高达300元左右，而国家的调拨价才150元。为鼓励群众炼铁，国家从9月1日起将小高炉生铁调拨价提高到每吨200元，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据后来统计，仅1958年炼铁补贴一项，国家财政的支出就高达40亿元，超过当年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一。

此外，为土法炼铁，还滥开滥采了煤炭和矿石，砍伐了大量树木，毁坏了不少铁器，这也是一笔巨大的损失。河南省大别山区的有些县，林木被砍伐殆尽。四川省长江上游的林区被毁林木达几十万亩，加剧了水王流失。”其次，导致了基本建设规模和职工队伍的急剧膨胀。“为完成钢铁生产的高指标，不但钢铁工业本身的基本建设规模需要扩大，与钢铁工业有关的煤、电、运输等部门的建设项目也要增加。因此，1958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基本建设投资额由1957年的151.23亿元增加到279.06亿元，增长84.5%;积累率也相应由1957年的24.9%猛增到33.9%。过高的积累，一方面挤占了消费，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超出了国家在原料、材料、能源、资金、设备等方面的承受能力，使不少基建工程迟迟不能完工投入使用。据统计，在1958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和和上年结转的项目中，建成投产的仅有28项，大中型建设项目投产率由1957年的26.4下降为10.7%。……职工人数一年之内增加2000多万人。”第三，造成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衡。1958年，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54.8%，其中重工业产值增长78.8%，而农业总产值仅增长2.4%。在工农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957年的25.5%猛增到35.2%，而农业总产值则由43.3%陡降到34.3%。……轻工业生产也由于为钢铁工业‘停车让路’，而大幅度下降。”(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二第213至214页)

对1958年大跃进及大炼钢铁运动，中共官方史学家们的反思把它归结为毛泽东等人为追求经济建设的高速度，错误地把战争年代的人海战术、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的方式用在经济建设上，因而违背了经济规律，遭到了惩罚。这当然不错。但还是表面现象。这里还应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皇权专制时代，虽然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政权对社会的经济生产活动进行严密的行政控制，但用政治、行政权力掌握几乎全部生产要素随心所欲地组织大规模的经济活动，恐怕还很罕见。当然，以皇权直接调拨国家财力、物力、人力以及各种资源大规模地修建皇宫皇陵等供君主官员享乐方便的建设项目，还是屡见不鲜的。其中也有一些是属于社会公共事业的，如水利、桥梁、道路等等。

在这一点上，中共和毛泽东委实是一个极端的例外。问题的要害就出在所谓“消灭私有制”上。当所谓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实际上国家就在法律意义上掌控了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同时也就意味着国家不经过市场调节就可以任意动用和调动社会的所有生产要素、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特别是在进入工业化进程时，这种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极容易造成如下失误： 一，盲目的投资冲动。这种盲目性是有来由的。当国家集权掌控一切生产要素时，对掌权者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诱惑。它能使人产生这样的幻觉，似乎只要用权力这根魔杖把所有生产要素进行随心所欲的点化和组合，就能实现人的意志创造惊世骇俗的经济奇迹。如上例所述，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拔高钢铁产量的指标，正是被这种幻觉所诱惑。产生这类幻觉是人性的弱点。当一个人觉得自已“拥有一切”时，产生类似的梦想和狂妄通常是难以避免的。特别是对一代急于建功立业的“帝王”来说，当他真的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一切”时，更是如此。

二，在私有制被“消灭”的情况下，即使国家从综合平衡角度出发实施的有计划、按比例的投资，也极有可能产生令人迷惑一时的泡沫经济。在基本失去市场需求引路和市场调节的情况下，政府决策者虽然也在像模像样地制定各种经济计划，进行各种各样的经济预测，但对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内在需要以及这些需求如何科学协调，他们主观上并不清楚，经济的启动和发展主要还要靠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一轮一轮的投资。但各种指标的投资项目如同放飞的风筝，必须有地面的牵引才能最终找到自己的归宿。一旦线断了，那些风筝飞得越高，就越危险。

再用大炼钢铁举例。当国家倾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资钢铁工业时，钢铁产量急剧飙升，而钢铁生产也同时带动了相当一批配套项目的膨胀，如电力、煤炭、运输、建材等。但钢铁产量成倍增长，如何“消化”它们呢?特别是为了给钢铁生产让路，许多不大相干的项目停建或缓建，这些项目本来的用钢计划也实现不了，除了工农业和国防工业正常的用钢以外，为了给多余的钢铁找出路，就大力发展机械工业吧。于是又是一轮投资高潮接踵而来。建厂房，买设备，生产各类机械产品和工作母机。一时围绕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进行的各类相关项目迅速膨胀，经济建设搞得热热闹闹，工业总产量也快速增长。但是，机械产品的出路也出了问题。由于国内主要项目都围绕钢铁和机械工业进行，其他项目都为它们让路，处于萎缩状态，所以也无法“消化”过量的机械工业产品，这样，过量的机械产品在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出口)“消化”后仍有大量积压的情况下，国家不得不收缩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而与之相关的一个庞大的配套产业链也被“殃及池鱼”，被迫收缩，或停产，或转产，或被兼并或被分流。一时热闹的经济泡沫开始破灭，在短时间内急剧飙升的经济产值开始跌落，国家在收缩中产生的大量的浪费，只好由老百姓来承担。这就是投资的“风筝”因断线而不能最终落地的悲剧。

当然，这样的悲剧并非毛泽东时代的专利。只要国家掌控着一定的生产要素，并能用行政权力在市场调节之外调动这些生产要素，投资的盲目冲动和“断线的风筝”就不可避免。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各地大搞经济开发区，形成了各级政府空前未有的投资冲动，结果产生了几年令人眼花缭乱的泡沫经济后不得不收缩，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三，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作为资本的私人占有者被高额利润的诱惑所驱使，也会产生盲目投资的冲动，也会因此出现生产过剩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但市场调节的作用和平均利润率之手会很快让盲目投资的资本家掉转船头，自发调整投资方向。同时，即使是资本家盲目投资的领域，也是市场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比较旺盛领域，他们投资的方向并没有错，只是大家蜂拥而上，导致投资过度而已。而且资本家在反复接受盲目投资的惨痛教训以后，会更加谨慎，也会更加注重研究市场，注重社会需求的科学调研，把握投资方向。

资本主义世界在20世纪下半叶以后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之所以降低，除了国家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以外，资本家对市场规律认知度的提升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在国家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因而失去生产要素市场和自发的消费品市场后，政府的投资就是在没有市场需求指引下的盲人摸象。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取得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平衡，就必须解决放飞的风筝如何牵线落地的问题。我以为，首先要解决生产资料生产的投资项目的落地问题。

仍以其中的重工业为例。国家投资重工业，首先要解决重工业产品中用于国防工业、军事工业、高尖端科技工业的出路问题。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只需要科学、合理地确定国防、军事、科技工业在整个重工业发展计划中的比重，并保证这个比重不从根本上影响国民经济的综合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的稳步提高即可。这个比重一确定，那么重工业中对这一部分基本上没有市场回报、并与人民消费增长无关的项目投资多少，怎样投资以及投产后产品的出路等问题就可一并解决。

其次，重工业中除去国防、科学工业剩下的部分项目，就理应为满足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社会公共事业等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而投资。但这种错综复杂的综合需求应怎样测算呢?或者测算的依据是什么呢?只有一个依据，即整个社会在一个时期的消费基数及这个基数的增长幅度。就是说，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是由全社会的消费基数及其增长幅度决定的。或者说，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指数和社会消费基数为主要降落地，不仅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和社会公共事业等主要投资项目的产出有了稳定的着陆地，而且重工业(包括各类基本建设项目)中除去国防工业、尖端科技等部分剩下项目投资，其产出也有了稳定的着陆地。

至于社会消费基数及其变化怎样测算，那是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事，无非是从各行各业职工货币工资增长的幅度、粮棉、农副产品增产以及商品化程度给农民带来的货币收入的增长幅度、社会就业基数扩减等方面进行统计。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发展只有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才以掠夺农民土地和最大限度剥夺工人阶级的生活资料为主要手段，但在资本主义现代民主制度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反抗可以通过合法程序在同一部宪法框架中和平地进行，资本家不得不改变以无限度地剥夺剩余价值来追求高额利润经营策略，转而以逐步提高工人工资(在许多情况下是被迫的，或者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或者在工人阶级中造就新的中等阶级等手段扩大整个社会的消费基数，从而达到扩大资本规模、追逐高额利润的目的。

这样，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主要方向，就不像以往人类历史中任何一个专制社会那样，始终摆脱不了国家统治者和生产资料占有者以无止境剥夺被统治者和无生产资料者(包括少量占有生产资料的自耕农、个体手工业者)为目标的社会发展方向，而是以不断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消费水准，从而创造一个高度繁荣的消费社会为社会发展的主要路径。也正因为资本主义发展从根本上扭转了航向，才挽救了自已，免于重蹈专制社会在经济崩溃和阶级的暴力冲突中覆灭的历史覆辙，同时也免于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颠覆的悲剧。

当然，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工业化初始阶段，资本的原始积累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积累中采用剥夺大部分社会成员生活资料的手段也是正常的，其效果往往也是显著的，但再说一遍，这仅是权宜之计，是不能长期使用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工业化进程只有走向以提高整个社会消费基数和全体人民消费水平为主要目标和主要路径的发展轨道，才能进入真正的良性循环。而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共的决策者始终没有把全面提高人民消费水平和整个社会的消费基数放在第一位，因而工业化的进程始终不得要领，国民经济的发展始终处于比例失调和不平衡状态，短缺经济始终得不到解决，虽然国防工业或某些尖端科技工业因国家不计成本地投入大量财力物力而发展得比较迅速，但整个工业化的水准因人民消费水平长期在低位徘徊而同样地长期在低位徘徊。当然，这些结果还不仅仅是投资比例失调或投资目标失误的问题，更本质的问题则是出在体制内在的机制上。因篇幅关系，此文不讨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