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非：探访廖沫沙的故乡

   童年记忆难得磨掉，“文革”伊始，街上的大字报和漫画铺天盖地，火药味异常浓烈，“三家村”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每天收音机播出无数次。一首童谣曰：“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我一直不知 “三家村”这个词是谁发明的，很久后见过一本清代通俗小说《何典》才恍然大悟，当年每天大量使用的“牛鬼蛇神”和“鬼话连篇”等词也出自这本小书。

深秋季节，我去长沙一带做田野调查，突然想起廖沫沙的故乡就在长沙以东，离市区约卅公里，从前叫干杉乡廖家垅。我很佩服他的风骨、才气和爽朗幽默的气质。他的夫人在回忆录里说：“廖家祖屋在山峦怀抱之中，坐南朝北，屋前屋后有水塘，那时族里老人断定，廖家会有人去京城做大事。”去干杉乡的路上听出租车司机说，不晓得廖沫沙是谁，廖家垅已消失，遂在半途上的㮾梨镇下车，这里离市区更近。我在浏阳河畔走走瞧瞧，遥想旧事，又去山上的陶公庙溜达，当年廖沫沙在此读书，山川依旧，斯人已去。

廖沫沙(1907—1990)原名廖家权，出生于父亲在无锡的驻防地。受到湘军影响，湖南农民将当兵看作惟一好出路，有了钱可回乡买地盖房。父亲出身贫苦，读过半年书，也外出当兵，参加过甲午战争、抗击八国联军，退伍时是下级军官。廖沫沙出生时父母四十出头，想将儿子培养成“读书人”。他五岁回长沙上私塾，在廖家垅读过初小，以后父亲去㮾梨镇租地耕种，他转往陶公庙念书，开始读《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大部头古典著作，佩服好人，痛恨坏人，如不喜欢曹操，喜欢鲁肃。廖沫沙的母亲出身贫苦，富有同情心，虽然自家困窘，对讨饭的人很好，时常施舍饭菜或铜元。他也同情贫苦同学，带点吃食总是与别人分享。在长沙师范学习期间读了郭沫若的新诗，改名廖沫沙。1927年“马日事变”后参加党的地下活动，被列入黑名单，辗转去了上海，数年后加入共产党。他一直从事进步新闻工作，三次被国民党抓进监狱。抗战初期在长沙编辑《抗战日报》，无经济收入，妻女三人悲惨地死于贫困。十年后，他与《华商报》女记者陈海云结婚。

建国之初，廖沫沙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任统战部长，工作之余写出大量讴歌社会主义新中国、匡正时弊、反对歪风邪气的杂文，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散文笔力深厚，纵贯古今，具有很强的思想性。他写文章非常快，有时《北京日报》记者来家里约稿，让客人稍候，很快就写好了，晚上见报。他爱读书，特别是文学书，每天读至深夜。

但是，勤奋的读书写作给廖沫沙带来巨大祸患，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开始，意识形态领域大批《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他只好不断“检查”，接着牵涉进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风波中，报纸上不断出现穿凿附会、罗织罪名的文章。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表了《评“三家村”》，全国报刊奉命转载，邓拓、吴晗和廖沫沙在《前线》杂志上发表的数十篇短文遭到猛烈批判，几天后“文革”爆发。他遭受几百场批斗，接着被关进监狱，多次遭到毒打，牙齿没了，苦熬了八年多，侥幸活下来，出狱后被送到江西的林场劳动三年。“文革”结束后，廖沫沙被允许回北京治病，但已失去了住房。他是“三家村”惟一幸存者，很多人来医院看他，他说，我是一个小人物，“四人帮”把我抬高了。1979年，“三家村”冤案终获平反，人民出版社立即将《前线》杂志刊登的“三家村札记”结集出版，鲜花重放，得到很多读者的喜爱。

廖沫沙的杂文具有深刻的历史沉思，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生活阅历使他能以犀利笔调去揭穿现象后面隐藏的本质。他在杂文里赞同郑板桥的教育观，“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今天看来仍有深刻现实意义，“好人”少了些。他晚年时说，自己的杂文是投枪、匕首、银针、手术刀。他的作品在国外受到重视，美国一些大学的中文博士课程中，“三家村”列作一讲。1986年北京出版社推出四卷本《廖沫沙文集》，1992年海南出版社出了一本《忆廖沫沙》，许多朋友吐出肺腑之言，著名记者高汾在文章中评价他“来也干净去也干净”。他的藏书已捐给长沙县图书馆，照片文物捐给了湖南省博物馆。

我在㮾梨镇的河边溜达，河里的小帆船来来去去，思绪飘渺，想像渔人的辛劳生活，也想着别的事，短暂思索所得似乎超过平时的几年十几年。廖沫沙在历史关头选择了革命道路，一生坚守执著信仰，是怎样做到的?可以看到，他在幼时读古典的过程中逐步形成明辨是非曲直的见识及坦荡胸襟，养成浩然之气，与重视教育、进步思想传播广泛的地域、时代背景分不开，这些是故乡给予他的。

我读过一个旅美考古学家的散文集《我在故宫可能大门》(三联书店2011年4月 版)，P6提到一件事：“据说‘文化大革命’后，一些劫后余生、大难不死的湖南名流在迁京的湖南餐馆曲园里聚会。当‘三家村’硕果仅存的人物廖沫沙先生步入正厅，看到许多同乡故友仍旧健在，便故作惊讶地调侃道：‘哦，还有这么多的湖南人，看来还可以再搞得一次文化大革命!’”

开玩笑的一句话，却含着岁月沧桑和历史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