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双有：“大跃进”的错误认真反省了吗？

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无疑是中共建国以来在经济建设上遭遇的一次最惨重的失败。连续三年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强迫命令瞎指挥和大办公共食堂，导致三年大饥荒，使广阔农村十室九空，一贫如洗。亿万农民一提起这段悲惨的历史，无不痛心疾首，恨叹连声，斥之为一场不堪回首的荒唐闹剧!

毛主席曾说过，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比较聪明起来了。但是，我们的党认识到了大跃进的错误了吗?我们对大跃进的错误认真反省了吗?认真改正了吗?

笔者经过一番认真调查研究，经过一番纵横联系，发现我们的党一直没有意识到大跃进错误的根源和错误的本质，一直没有经过认真的反思和纠正，一直是讳疾忌医，遮遮掩掩，继而对大跃进进行高调的歌颂，从而导致了更大的灾难。谓予不信，请看历史。

1959年七八月间的庐山会议，据说原本是为了纠左，即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当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的问题提了一些意见时，毛泽东竟然大怒，开始痛批彭德怀，结果庐山会议成了一窝蜂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会议。

这就让人奇怪：庐山会议原本就是纠左的，彭德怀的“意见书”也是纠左的，都是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的。那两者不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吗?那毛泽东为何要对纠左的彭德怀视为异类，痛加挞伐呢?

原来，两者的“纠左”是不同道、不同心，甚至是不同义的。毛泽东的纠左，是在维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极左路线的前提下的纠左。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连续9个月不断地反复地纠左，讲了很多话，写了很多信，发了很多指示，但都是小打小闹，修修补补，危害最严重的大炼钢铁和公共食堂，却没有说一个不字。更要命的是，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出现的极左问题，只有他才能提出纠正，任何人也不敢提出纠正;谁胆敢提出纠左，就可能被碰得头破血流。

还有，有些人识破了毛泽东一贯心态：倾向左而反对右，左比右好，宁左勿右。你看着毛泽东在循循善诱滔滔不绝地纠左，其实那是很勉强的，是很不情愿的，甚至是言不由衷的，谁若老老实实地照着去纠左，弄不好就会犯错误。所以，尽管毛泽东为纠左弄得口干舌燥，极左大将们依然我行我素，下面的极左狂潮依然四处肆虐。

而彭德怀的纠左，是实打实的、彻底的、迫不及待地纠左。因为他通过长期调查，发现了大跃进的弊端，发现了人民的苦难，所以他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无畏精神，向最高领袖直面挑出大跃进的问题，企望领袖继续大力纠左，救民于倒悬。

但是，就因为这一封信，毛泽东就改变整个会议走向，将彭德怀和一批高级干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继而改变全国的政治走向，在极左横行的全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右倾运动，揪出右倾干部350多万人，揪出右倾群众近400多万人。在“反右倾，鼓干劲”运动的推动下，大跃进的极左狂潮，如同即将瘦死的野马被人鞭打着又踉踉跄跄狂奔起来，一场亘古未有的大饥荒的悲剧即将上演了。

1959年，毛泽东根本没有发现大跃进的严重弊端，还在庐山会议上强力维护大跃进，高调歌颂大跃进，大力推动大跃进。那么，1960年，大饥荒即将来临之时，他发现了大跃进的问题了吗?

1960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当前经济形势，安排当年经济工作，掀起新的大跃进。会议竟然认为，1959年 的“反右倾”运动以后出现了各行各业快速发展的大好形势。有点困难，无非是女人的头发卡子少了一些，肥皂少了一些，是前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小插曲。1月9日，毛泽东在会上说，经过“反右倾”以后，现在的国内形势是极好的。因此会议决定，1960年要继续“跃进”。

1960年至1962年的奋斗目标是，提前5年实现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提出的10年赶上英国的口号，提前5年实现12年农业发展纲要，提前5年实现12年科学规划纲要。

8年的总目标是，尽可能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以大跃进的速度基本上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建设四个现代化，建立完整的经济体系，使我国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在分配制度中逐步增加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因素……

读着这样的材料，令人大为震惊，继而感到莫名的悲哀!1960年初，大跃进的战车正在向失败的泥潭急速地滑去。共产风、浮夸风和强迫命令风已使农村生产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公共食堂的大锅饭里尽是树叶、野菜、草根之类，无数的浮肿病人在病床上痛苦地呻吟，几亿农民饿得头蒙眼花，面带菜色，朝不保夕。对这些萧瑟、悲惨的情景，我们这么多中央大员竟都浑然不知，还在歌颂当前的“大好形势”;最高领袖竟认为“国内形势极好”;困难只是“女人的头发卡子少了一点”的“小插曲”。于是还要继续“大跃进”，完成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大步朝共产主义迈进!

这样的会议，只能加速大跃进的失败，只能给国民经济带来更大的危害，只能把亿万农民往死路上逼!

令人困惑：参加这次会议的这么多中央大员和封疆大吏，难道都是闭目塞听、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者?难道他们都不了解下面的实情?难道他们都眼睁睁看着“反右倾，鼓干劲”的极左口号在继续祸害国家?

答案是否定的。与会的大员们，肯定有不少头脑清醒、了解下情的忠贞之士。但去年庐山会议的硝烟给他们的内心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彭德怀的悲惨下场使他们噤若寒蝉。为了自保，也为了忠于领袖，他们竟然都昧着良心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天塌了有地顶着，人随大流不挨罚，出了问题有最高领袖兜着，我们怕什么呢?

于是，荒唐的一幕出现了!面对那些错误的发言，错误的总结，错误的决议，好多人心里打着小鼓，却无一人提出不同意见，无一人敢提出“非议”，可谓空前的“团结”，完全的“一致”。就像“皇帝的新衣”故事一样，眼看着皇帝赤身裸体，丑陋无比，却没有一人敢点破真相。大跃进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1961年，大跃进的悲剧正在向高潮推进，全国各地案件像雪片一样飞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案头，河南“信阳事件”，安徽“无为事件”，甘肃“通渭事件”等重大惨案相继发生，中央已经多次派出调查人员对案件进行调查核实。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党和领袖是何态度，有何说法呢?

1961年1月，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这次会议，据我看比过去几次都好，大家头脑比过去清醒了些，冷热结合得好了一些。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的多了一些，这次比过去有了进步，对问题有了分析。……河南、甘肃、山东三省问题比较严重(其实安徽、四川、贵州的问题更加严重)原因是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现在情况明就好了，有些地方政权也夺回来了，面貌已经开始一新……

这样的讲话令人哭笑不得!当时大跃进的问题充塞天地，几亿农民在大锅饭旁痛苦地呻吟，几千万冤魂在悲愤地飘荡。我们的领袖竟还在夸耀领导干部的“进步”和“清醒”，认为当时已经“面貌一新”了!“信阳事件”“通渭事件”经过调查处理，逮捕查办了一大批基层干部，大跃进的问题就解决了!

更主要的是，我们查清了大跃进问题的根源了吗?没有。毛泽东认为，大跃进之所以造成大饥荒的恶果，主要是有的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实际上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干着国民党、地主阶级的事情，是国民党、地主阶级的复辟。毛泽东强调说，这是出了乱子(指“信阳事件”等)以后，我们才逐渐了解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地主阶级复辟。凡是三类社队，大体上都与反革命有关。这里边也有死官僚，死官僚实际上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敌人，是地富反坏的同盟军。

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完全脱离了实际(当然有受人蒙蔽的一面)，掩盖了造成大跃进灾难的根本原因：左倾冒险主义、主观教条主义催生的共产风、浮夸风等极左路线。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一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一再检讨，这几年没有很好调查研究，致使“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所以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1年搞成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这种提法历来受到史家的高度赞扬，说是脱离实际的毛泽东开始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开始实事求是了。

但是，如果你回顾一下那几年的历史，你就会发现这个“调查研究”的玄机深不可测。1958年大跃进以来几年间，党中央和毛泽东真的是一直闭门造车、足不出户，不搞调查研究吗?其实绝非如此!大跃进那几年间，是毛泽东召开中央会议最多、外出视察最多、调查研究最多、与人谈话最多、发出号召最多的时段。翻开那时的报道和资料，毛泽东几乎天天在开会讲话，天天在调查研究。毛泽东之所以此时故意检讨自己没有调查研究，现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自有深刻用意。

但不管怎样，全党各级领导在这一年都要下去调查研究，发现大跃进的问题，总是一件好事。我们的理论家对1961年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直持高度赞扬的态度，但往往顾此失彼，以偏概全。谁也没有料到，这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带来积极的正面的作用的同时，又带来了巨大的促使历史倒退的负面作用。

先说正面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到各地调查，首先发现了危害最严重的农村公共食堂问题，他们几乎异口同声代表亿万农民要求解散公共食堂。于是这个曾被毛泽东强力维护、为此不惜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祸害农民三年多的公共食堂顷刻间一哄而散，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虽然说，其实不用这么调查，公共食堂早就该解散了，但不管怎样，利用这个“调查研究之风”促使其全部解散，终究是为广大农民办了一件好事。

紧接着，1961年8月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强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刘少奇主张要后退、退够、一退到底(即退到大跃进以前的状态)制定了大幅度压缩指标的有关工业、农业、教育等方面文件。据史家说，这次庐山会议是制定文件最多、政策改变最大的一次会议，对扭转大跃进的困难局面、使国民经济步入正常轨道，起到了巨大作用。

但是，这次大规模调查研究竟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负面作用。一些高级干部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上报了大量大跃进造成的混乱落后、破坏严重、民不聊生的材料，尽管这些材料完全是实事求是的，没有任何的虚构编造，这些干部也是一腔热血忧国忧民，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但是，却引起了毛泽东的不快和抵触情绪。例如彭德怀的湖南湘潭调查，写了9万字的调查报告，被毛泽东斥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翻案风”;习仲勋在河南长葛用了135天调查研究，写的11篇长篇调查报告，虽一度受到党中央的重视，但却为后来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埋下伏笔;刘少奇到湖南天华深入调查，发现了大跃进问题的根源，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论断，被毛泽东记了一笔账，成了他文革遭难的根源;胡乔木、田家英等毛泽东的秘书到湖南等地调查，回来如实反映了农村的苦难和农民的呼声，结果被毛泽东视为“一贯右倾”，有的竟由此招来杀身之祸……

第二次庐山会议根据调查研究得来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批压缩指标和大幅后退的文件，对调整国民经济有积极意义。却让毛泽东心头沉重而不快。当时他给江青题写了一首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说明他虽然对未来充满信心，但是此刻的心境却是“暮色苍茫”，面前也是“乱云飞渡”。他甚至对江西庐山的工作人员推心置腹地说道，他有三大志愿，一是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以便多做调查研究，了解实情，不做官僚主义者;而是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实地考察，还请一位历史学家，一位地质学家，一位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自己的一生写进去，把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人民去评论。他认为自己的好处占70%，坏处占30%，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是圣人。

豪兴冲天发动大跃进的毛泽东，此刻却情绪低沉，表示要退下来去调查、旅游、写作(表面是真心话，其实根本不可能)。实际上是表达了对这次庐山会议“倒退”精神的不满却又无奈的心情。他意识到了大跃进的错误，却又不愿承认，不想服输。虽然这次会议制定文件最多，意义重大，但可能由于领袖的心情不佳，所以这次会议一直保密，对外不予公布;在文革中，江青发动红卫兵对这次会议制定的文件予以批判，原因就在于此。所有这些，竟然都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有关。

可以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痛击的“三股风”：翻案风、黑暗风、单干风，几乎都缘起于这股“调查研究之风”!并由此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为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笔。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多数论者都认为，这是一次认真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会议，是中央领导带头做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发扬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会议。但是，我们仔细推究七千人大会的过程，毛泽东真的承认大跃进的错误了吗?

他在会上说：“我们这几个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这就是说，大跃进错误的责任，层层有责，人人有份。这实际上是在推脱责任。人所共知，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大跃进的各种极左风潮都是从中央吹起来的，庐山会议批彭反右斗争，是毛泽东一手操纵的，下面的责任是执行得坚决不坚决的问题(谁执行得坚决，危害就严重;谁执行得不坚决，危害就轻)。大跃进的责任基本上都在党中央和毛泽东身上。只要找到了中央的根源，下面的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但此时毛泽东却对中央的责任轻描淡写，自己的责任含糊其辞，却一再说，大跃进人人有责。并大讲“民主集中制”问题，启发各个省委书记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接受别人批评，自己要做好检讨，不然就要“霸王别姬”。那意思很明显，大跃进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下面各省市自治区。

倘若中央真的要检讨大跃进错误的经验教训，就要把1958年北戴河会议的文件拿出来，让大家评论一下;把大跃进中毛、刘、谭等领导人的讲话拿出来，让大家议论一下;把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意见书”以及众人对他的批判和八届八中全会文件，都拿出来，让大家讨论一下，面对大跃进造成的恶果，谁说了什么错话，起到了什么作用，谁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或者把河南“信阳事件”、安徽“无为事件”“凤阳事件”、甘肃“通渭事件”的当事人、知情者、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召集来，摆摆事件造成的恶果，查查造成事件的原因，看看问题的关键究竟是在中央、在省委，还是在地委、县委，还是在公社、大队?究竟是我们强力推行的极左路线造成的，还是地富反坏搞复辟造成的?通过这样的解剖麻雀，具体分析，一切问题的症结不就水落石出了吗?

可是，我们的领袖和中央没有这么做，而是空泛而笼统地说，我们缺少经验，没有知识，办了一些蠢事，犯了一些错误。而究竟办了哪些蠢事，犯了哪些错误，国民经济有哪些损失，人民生活有多大困难，饿死了多少人，这些最需要说明的具体数字竟然没有公布。这就充分说明，当时的中央和毛泽东根本没有承认和检讨大跃进错误的决心。他在七千人大会前夕，找到邓小平谈话：“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毛泽东定下这样的基调，就注定七千人大会不可能彻底纠正大跃进的错误。

七千人大会唯一的亮点，就是刘少奇撇开原先起草的讲话稿，根据自己调查研究的成果，滔滔不绝讲了3个多小时，痛陈大跃进带来的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著名观点，否定了毛泽东习惯用的“一个指头”的说法(即大跃进是九分成绩，一分错误)。指出大跃进这三年，工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而且减产幅度还很大;各行各业不是“大跃进”，而是“大跃退”;吃的、穿的、用的物资极为缺乏，人民生活极为困难……

刘少奇的讲话最为接近实际，和后来“西楼会议”上陈云的讲话一样，成为体察国情、纠正错误、实事求是的典范。为加大调整力度指明了方向。但是却遭到了毛泽东的反对，他对“1962年的右倾”一直耿耿于怀。在文革中，江青说道：“七千人大会，使毛主席憋了一肚子气。”毛泽东也对一外国领袖说：“七千人大会上，已经看出问题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这就说明，在大跃进结束后的1960年代，我们的中央和毛泽东从来就不承认大跃进的错误，也不可能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当时的文艺作品还在歌颂大跃进的伟大功绩，耳熟能详的如“我们走在大路上，三面红旗迎风飘扬!”“总路线，大跃进，公社的红旗插在咱的门上。”等等。

当时的“三面红旗”，人民公社还在延续(当然不是大跃进的)，总路线的口号还在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口号看不出什么错)，这两面红旗人们无法质疑。但是“大跃进”，这场胡乱折腾的荒唐闹剧，这失败的标志，这耻辱的象征，干部们不堪回首，老百姓闻之色变，竟然还要不断歌颂之，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到了文革时期，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操纵下，全国红卫兵在批斗彭德怀、刘少奇，歌颂早已被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的同时，利用中国人民的健忘症，利用盲目的个人崇拜，大张旗鼓不遗余力地歌颂大跃进。下面摘录几段当时评点毛主席诗词时歌颂大跃进的“精彩语言”——

1958年以来，在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国人民干劲冲天，斗志昂扬，大办人民公社，实现了全面大跃进，祖国在一日千里地飞速前进。这一切引起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恐慌。在刘少奇、邓小平黑司令部的怂恿下，以彭德怀为首的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配合帝修反的反华叫嚣，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向党、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动了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这时候，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打垮了他们的反动气焰，撤了他们的职，罢了他们的官，领导中国人民高举三面红旗，继续高歌猛进。中国人民绝对不容许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复辟资本主义，把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成果葬送……

1959年，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三面红旗光辉的照耀下，我国各条战线继续大跃进，凯歌高奏，捷报频传。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这是一幅喜气洋洋的丰收景象。一群群农业战线的英雄们，披着美丽的晚霞，载着黄昏的暮霭，唱着动听的山歌，唱着对党、对毛主席、对三面红旗的颂歌，愉快地下工回家。这是对广大农民冲天干劲的歌颂，更是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歌颂。但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和自诩为海瑞的彭德怀之流，却咒骂人民公社是“奴役制度”，“破坏了家庭”，“办早了，办糟了”;胡说“总路线没有根据”，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脱离了群众的觉悟水平”、是“大跃退”!那就让他们睁开狗眼看看现实吧!……

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我们依靠集体的力量，向地球开战，搬掉了一穷二白两座大山，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劳动人民过上了光辉灿烂的幸福生活。但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之流，却疯狂攻击三面红旗，胡说什么“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大跃进是“跃退”，“使经济临近了崩溃的边缘”;人民公社使人民“饿了两年饭”;他甚至猖狂叫嚣：“所有假象，都要揭露，揭露会出现光明。有人说，揭露，怕变成漆黑一团，如果确是如此，就说它漆黑一团，这是实事求是。”……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秉承旨意，操纵狂妄无知的红卫兵和各种舆论工具，对三面红旗和大跃进进行了狂热的歌颂。在他们的笔下，祸国殃民，导致赤地千里的大跃进，老百姓一提起来就怨恨冲天、惊恐万状的大跃进，竟然成了莺歌燕舞、美满幸福、千载难逢的大唐盛世!

由此我想到，多年来有一种错误观点，说大跃进的主要责任者，是一线领导刘少奇。浮夸风、共产风主要是刘邓刮起来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写信批评大跃进，矛头主要是对准刘少奇的，而不是毛泽东。

这种观点明显违背事实，却言之凿凿。其实，不用列举大量事实来批驳，仅用两个反证，就可以驳倒这种观点。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用大量调查得来的事实，痛陈大跃进的种种弊端及造成的危害。如果大跃进的罪魁是刘少奇，他这是自曝家丑，自打耳光，他揭露得越厉害，自己就越丑陋，就越难堪，那毛泽东为什么非常不满，要“憋了一肚子气”呢?他怎么会以为刘少奇要“推翻”他呢?毛泽东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说：“1960年下半年，1961、1962上半年，都讲黑暗，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这不是在压我?压了我两年了。难道讲一点光明都不行?”毛对揭露大跃进弊病的“黑暗风”如此痛恨，如果刘少奇是大跃进的始作俑者，毛泽东不是正中下怀吗?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主要目标，是要打倒刘少奇。在给刘少奇制造的大量罪证中，主要的就是“右倾投降”“三自一包”等，而没有一条是推动大跃进的。如果真的是刘少奇领导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江青肯定要把这个滔天大罪按到刘少奇头上，往死里整他!我们看到的却是，对大跃进铺天盖地的歌颂，大跃进如一朵花一样美丽无比，如果刘少奇是大跃进的“一把手”，这不是在歌颂刘少奇吗?江青会往刘少奇脸上贴金吗?

所以，无论是从这些反证上，还是从大量的历史事实上，或者是从逻辑常识上，都可以百分之百的断定，大跃进的发动者、领导者，或者称大跃进的第一责任人，毫无疑问是毛泽东而不是刘少奇!

历史已经清晰地告诉我们，刘少奇对大跃进作了一定的检讨，承担了责任，但后来却受到了压制而终于沉寂。而大跃进真正的领导者和发动者毛泽东，也代表了党中央，对大跃进从未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而且一直是捂着盖着，甚至把大跃进当成强国富民的丰功伟绩而大加歌颂。为此又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一连串沉重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