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发（法）无天”语境下的“权力”

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伟大领袖”教导说：“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有工人阶级的最可靠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于1968年8月25日在《红旗》上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将“伟大领袖”的指示进一步诠释，“工人宣传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校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到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团结、帮助那里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联合大多数群众，包括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促进那里的斗、批、改。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当前一项伟大历史使命。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本身会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锻炼，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不仅管理学校而已。”

可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工人阶级”是个多么金光闪闪的名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工人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用今天的话说满满的“高、大、上”。作为概念名头固然崇高但具体到人就另当别论了。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特殊的背景，人被抬到特殊的“位子”往往产生特殊的奇葩事儿。

工人宣传队长

1969年遵照“伟大领袖”指示，我们学校也进驻了“工宣队”。大概六七个人，队长大约四十多岁。那人一年到头一身工作服，在那个全民不分男女老幼服装不是解放装就是中山服，色彩不是蓝就是灰的年代虽然稀松平常，但那一身工作服总让人感觉到他“工人阶级”的“气宇轩昂”。他整天绷着脸不苟言笑，我们背地里说他那张脸就是“典型的阶级斗争脸”。他们那些“工宣队员”没有教学任务也没有具体事儿，每天都是聚在一起聊大天。可身为队长的他见天背着手四处晃悠，不是看这里有问题就是那里让他不满意。上到学校“革委会”的头头，下到普通教师，再到我们这些学生，见到他仿佛老鼠见到了猫，那些所谓的“牛鬼蛇神”见到他更是畏之如虎。

那时，我们学校正按照“伟大领袖”的“教育要革命”的指示下放农村办学，因长江发大水暂住在栖霞寺。当时的寺庙由于“红卫兵”“破四旧”遭到很大破坏，原本就有些年头的僧房屋漏风侵，我们的被褥整天湿漉漉的，一旦有个好天便纷纷将被子拿出来晒。一天有个同学在收被子时不注意将一张报纸抖落，当报纸从二楼飘落时才发现报纸上有一幅“伟大领袖”的巨幅照片，而地下是一片湿漉漉的泥地，这位同学吃惊的刚想喊人去接，还没等他喊出口那报纸已落地。更不凑巧的是楼下正有几个同学在推搡打闹，一个同学不巧正好踩照片上，一阵惊呼之后，就是死一般的沉寂。在场的老师学生个个张大了嘴巴，那位踩了“伟大领袖”像的同学更是惊呆了，浑身抖个不停。当时工宣队长也在场，只见他走到那位同学面前狠狠地搡他一把，又瞪他一眼，附身将那张留有泥脚印的报纸捡起来，小心翼翼将上面的泥水抖落叠好，在师生们惊魂不定的眼神目送下背着手离开了。然后，众人无不同情地望着那位踩了“领袖像”的同学，都替他担心，不知他会落得什么结果?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这种事情你就是有两个脑袋也要落地呀。

时间一天天过去，踩踏“伟大导师”像“事件”并没有发酵，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师生们悬着的心渐渐放下了。很多老师私下里议论工宣队长，说他的内心并不像他那张脸充满阶级斗争。

学校里有一位教英语的女老师，当时年龄大约三十左右，人不但长的漂亮身上还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劲”。那时候小不懂，其实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性感”、非常性感。尽管在那个“普天之下尽是蓝蚂蚁”的年代，她却因为家庭出身更是低调到了自我作践的地步，穿着打扮“朴素”到了极致，但还是难掩其“美丽”。她的这个“美丽”在那个年代很是犯忌，有时很可能成为罪过。不但一些年轻的女老师很是记恨她，就连男老师也因为眼馋记恨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大有人在，吃不到葡萄作践葡萄的更是很多。连我们这些学生往往也怀着“阴暗的心理”搞些恶作剧捉弄她。“伟大统帅”有一个诗词：一从大地起风雷，更有今生白骨堆。一到她上英语课时，有的同学就将黑板上的“统帅语录”换上这一条。有的人故意在课堂上让她将一从大地起风雷，更有今生白骨堆翻译成英语，问她白骨精用英语怎么说。明明知道这是在捉弄她，可是要求她用英文朗诵“伟大导师”诗词说是一项政治任务，推脱是可以被视为对领袖不忠的体现。弄的她是尴尬至极，但又不得不硬着头皮满足这个自我羞辱的要求。我们感觉工宣队长尤其对她态度严厉，常常在各种批判所谓资产阶级的大会小会上拿她说事，说她“文革”进行了这么久一些人的资产阶级臭毛病依然没有一丝改变，资产阶级小姐太太派头依然十足。看到工宣队长爱憎分明的样子，师生们无不赞许：到底是“工人阶级”阶级立场就是坚定，任何“香风美色”都别想沾染他，气概颇像电影《霓虹灯下哨兵》中的赵大大。

1969年学校分配到一个下放农村的名额。老师们纷纷猜测谁是“这个幸运儿”。有的猜测肯定是曾经在国民政府里当过处长的学校“天字第一号牛鬼蛇神”，有的说是一个“老右派”。然而令人万万没想到是这个“幸运儿”居然是那位“白骨精”英语老师。“白骨精”尽管“家庭成分”不是很好，但她父亲充其量也不过在解放前的大学当过教授，集体加入过国民党。身上固然有“资产阶级邪气”但那毕竟是天生的也不是她想要的，何况她仅仅是家庭出生不硬但本人政治并无错误，即便是生在解放前但还是长在新社会。学校里那么多“牛鬼蛇神”哪一个不比她更有资格去当那个“幸运儿”，可为什么偏偏是她?

后来才知道这是工宣队长决定的。原来工宣队长对这位英语老师的美貌早已垂涎已久，经常对其进行骚扰并多次要求与她发生性关系都被她拒绝了。过去出于对他的地位的忌惮忍气吞声，如今关系到她的命运，她决定不再沉默将工宣队长的丑行揭露出来，希望能改变下放的命运。然而，结果却大大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不知是“工人阶级”的名头太响还是那人从中搞鬼，当她将这事反映到上面得到的回答却是，她“污蔑工人阶级”，反对“伟大舵手”“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试图破坏工人进驻学校，结果是连农村也去不成了，被抓了个典型送去劳教两年。

生产队长

“文革”到了1969年突然兴起了将城市人口下放农村的政策，这是除了众所周知的“知识青年”按照“伟大导师”下放农村插队外，另一项国家重大举措。一时间“我们也有两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充斥在广播、报纸中。如果说针对“知识青年”说这句话多少还能说得通(对于让知识青年下乡的真正原因很多学者也做过分析，众说纷纭，有“红卫兵的‘无法无天’在‘文革’初期的‘进步’作用到了后来严重扭曲，干扰了“文革”成为负担说;有国民经济无法消化如此众多的人说，等等)，可是就我们城市当时的情况看原因远非“我们也有两只手在城里吃闲饭”能解释的。

“文革”初期一些地方将地、富、反、坏、右以暴力形式赶往农村(北京就发生将十万人赶往农村)，可是1969——1970年我们这个城市下放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小手工工作者，一些街道小企业的员工。这些人虽然身份复杂但大多数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真正被“文革”整肃的所谓“走资派”“臭老九”“老右派”倒不多。吃闲饭说实在有些牵强，恐怕“文革”给国民经济造成很大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是真正原因。

现在来看，如果说将“城里吃闲饭”的人赶往农村，减轻了国家的负担，那么国家岂不是将负担转嫁给了农村，转嫁给了农民?

我们班就有四五个同学随父母下了农村，其中有位女同学下去不到一年便传来噩耗她自杀了，这个消息将我们震惊的目瞪口呆，那么活泼，那么可爱的人，一朵还没完全绽放的花朵就过早的凋谢了。对其具体因何让正值花季的她走上此条绝路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她不堪忍受农村的生活，有的说是她不堪忍受生产队长的凌辱因而愤而自杀。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我们才真正了解她真实的死因。

当年在全面执行计划经济政策下，国民经济，百姓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无论是左右倾向的人只要不昧着良心都可能得出不好的结论。下放城市人口固然解决了城市的压力，当时下放人的口粮虽然在城市自动注销了但并没有给这些人下放当地的生产指标和上交任务有所减免。我们这位同学一家的到来无疑给原本就上交任沉重的当地农民额外增添了负担，土地还是那么多，可是吃饭的人口却增加了。

我们这位同学的母亲有严重的心脏病，别说下地干活，就是在家扫个地也会气喘吁吁。可是，不干活哪里会有工分没有工分哪来的口粮。不得已只能硬撑着下地，由于实在承受不了繁重的劳动几次昏倒在田里。一天，自打他们一家来到这里就没给过好脸色的生产队长突然上门，一口一个老嫂子，又是虚寒又是温暖。让同学母亲今后有病就不要下地了，胸脯拍的震天响，打包票工分照常按强劳力记。一家人千恩万谢，心里想总算遇上个好人。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生产队长怀着一个丑恶的心。原来生产队长早就暗暗打我们这位同学的主意。自打那次登门，生产队长变肆无忌惮的对其进行凌辱，一开始我们同学还极力拒绝，但一想到母亲的身体，一想到年幼的弟妹，想到居于人家屋檐下的境况，便忍了。心想自己的屈辱能换来一家人的安稳也值了，默默地将眼泪往肚子里咽。可是，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年底结算时我们同学的母亲的工分居然还不如一个孩子。当她去找生产队长说理时，他居然翻脸不认账，说是你母亲身体不好根本没干什么活，社员们都看见的，照顾你们社员们意见很大，他也没办法。我们同学回家之后越想越气，写了一个遗书，将满腔的愤懑和屈辱一股脑宣泄在纸上，愤然跳河自尽了。几天后她的尸体才被人发现。令人伤心的是她死时还不满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