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届五中全会，它虽然不如同届的三中全会那般响亮，但仍旧做出了许多重要决定，其中之一便是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平反：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同志“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指导党的新闻工作，少奇是行家里手

1980年2月29日，中央正式决定为刘少奇平反。到今天，时间过去了36年了。

只有闰年的2月才有29日，所以，36年里严格的纪念日只有9次。当然次数不说明问题，但是，对于刘少奇这样一个政治家，对于这样一个从1945年到1966年21年时间里，一直作为党的第二把手，长期辅佐毛泽东工作的领袖来说，我们确实了解的太少了。

1980年9月底，我调入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组，一直到1987年，7年的时间一直在编纂刘少奇选集和刘少奇年谱。那个时候年轻，很多东西似懂非懂，甚至对于很多历史文献颇不以为然。

三十多年过去了，对于历史，对于现实，都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才知道，很多看似随意说出的话，都有着深刻的内涵。而作为一个领袖，看似轻松地话语，也会掀起很大的波澜。

王光美在世时，我多次到过她的住所，墙上总是挂着一张刘少奇正在抽烟的照片，他神情严肃，作沉思状，烟雾缭绕在他的眼前。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幅照片还不时在我眼前闪过。思考着的少奇，这是他在我心中的定位。

因为不断的思考，所以刘少奇也成了一本厚厚的书，今天只读其中几页。

既然最近都在谈媒体，那么，就说刘少奇对党媒的指导。因为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助手主持党中央工作21年，而他主要从事的是党务工作，也长时间分管过新华社。

如果说指挥作战不是少奇的长项，那么，指导党的新闻工作，他是行家里手。

刘少奇没有关于新闻工作的系统著述，他的新闻理念，散见于他的讲话中。主要涉及新闻工作的讲话，主要是下列几篇：

1966年10月1日，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对于党的媒体，他强调的是“桥梁”

1984年，我曾经写过一篇《刘少奇同志和党的报刊工作》的论文，发表在《新闻研究资料》杂志，这篇文章，现在找不到了，索性重新来写一篇。

现在常常纠结于党办媒体的，是所谓人民性和党性的关系问题，总是有千种解释，总是有千重不解，解释者也常常会把自己绕进去。

刘少奇基本上没有在概念上下功夫，他说的都是能够被听懂的话。我认为，这和他的务实作风有关。尽管他也在莫斯科留过学，但是，他的讲话很少拽理论。就算是他那本奠定党内理论地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基本上也是用通俗的话来打动读者的。

刘少奇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封面和部分手稿

关于党的媒体工作，刘少奇最为系统的一篇谈话是《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那时，他主管新华社工作。而就在他这次谈话前半年，毛泽东也做了一个重要的关于党的媒体工作的讲话，就是他在1948年4月从陕北赴河北平山，路经山西时，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尽管毛泽东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党媒撰写了和修改了大量的社论甚至于通讯，但是，系统地讲述党媒，是不多的，因此，讲到毛泽东对新闻工作的指示，一定会谈到这样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里他说到：“报纸的力量和作用，就在它能够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刘少奇当然是跟着毛泽东的节奏的。

1948年九、十月间，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组织的一个记者团到西柏坡总社学习，这批记者主要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有一定文化程度，有丰富的革命经验，但是他们初当记者，因此迫切需要了解新闻工作，而且共产党长期在根据地（农村）办报，对城市还不熟悉，对将来进城以后如何开展工作需要进行研究。这次学习由范长江主持，20个人参加，原定一周时间。刘少奇对这次培训十分重视，在他的亲自过问下，学习内容扩展许多方面，时间延长至三周，成为对记者的一次较全面训练。学习期间，记者们提出一系列问题，希望得到解答，因此刘少奇的谈话是针对记者们的问题而作的，属主题集中的口头发言，原文有12000多字，经过整理后为7000多字。同时发表讲话的还有、彭真、胡乔木、李克农、廖承志等同志。

在党史上，只要是提到刘少奇对媒体的指导，甚至只要是提到党对媒体的指导，这篇讲话都是绕不过去的文献。

以我看，就是在近70年后的今天，这篇讲话也是很有意义的。

刘少奇对于党的媒体，他强调的是“桥梁”。

关于党的新闻媒介的作用，有几种较为流行的比喻，例如“耳目”、“喉舌”、“桥梁”等等。刘少奇也谈到过：“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创造性地使用了“桥梁”这个新的比喻。他指出：“我们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而其中最重要的办法，就是报纸、新华社。你们的工作，你们的事业，就是千百条线索中很重要的一条。……必须有这些桥梁，千座桥，万条线，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报纸。人民代表会议开几天就过去了，你们的报纸是天天出版。办报是联系群众很重要的工作，你们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那个时候，距离新中国成立只有一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已经看到夺取全国政权的曙光了，成为执政党之后，由于地位的变化，党内会出现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这是毛泽东一直很警惕的，刘少奇当然也要紧跟毛泽东的步伐。他告诉记者们，在“上情下达”的时候，要理解吃透党的大政方针政策的精神要义，不是简单罗列播报政策新闻，而是要采取软化新闻的方法，把生硬的政策新闻能多层面解读，最大程度地让群众理解党的大政方针，而在“下情上达”的时候，要站在群众的角度报道新闻，多考虑群众的真实呼声，不能为了部分人的利益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

成为执政党之后，刘少奇更加重视党对媒体的领导，而且，延续了他一贯的思想。例如，他还是强调真实性。他说，新闻工作首要的问题是真实，不要故意加油加醋，不要戴有色眼镜。群众对我们工作是支持还是反对，都是群众真心的反映。不要害怕群众真实地反映这些东西。作为一个唯物论者，面对新闻工作要有勇气，不要带着成见。

在刘少奇的讲话中，谈论最多的恐怕是“柴米油盐”思想。所谓“柴米油盐”思想就是指新闻的指导性，也就是指导群众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用刘少奇的话来说，就是“要帮助党委指导工作，不是要脱离党委。指导性不只是社论有，新闻报道上的指导性更具体。”当然，“也指导读者如何种花养鱼”。比如现在很多电视台开办的服务类节目就是强调新闻的指导性。指导性是新闻功能的延伸，是社会主义新闻不同于西方新闻的最大不同之处。充分发挥新闻的指导性，能为群众生计发挥“指南针”的功效。

由于建国以后，新闻过多地强调政治性，致使新闻成了官方的发言筒，满足不了群众的实际需求，百姓对此怨声载道。正如刘少奇所说，新闻媒体整天讲政治性，硬新闻多，口号多，老百姓就不爱看、不爱听。新闻媒体要跟人民建立联系，政治上当然也要跟人民联系，但是总不能只限于政治上的，人民关心的事情是很多，想听的事情也是很多的。总之，应该从多方面和人民建立密切的联系。

刘少奇曾经向记者们提出了一项新的任务，即要求他们要把群众对政策的情绪和意见及时反映给各级党委和中央。刘少奇谈到他作为党中央领导人的心情：“我们坐在这里，危险得很哩！搞错了没有？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的问题。”

他希望记者们在这方面为党多做些工作，指出：“你们不仅宣传党的路线、方针以及马列主义的观点，而且有权利考察党的政策对不对。这有你们的自由，没有限制你们。你们对中央的政策可以怀疑，你们根据许多材料，证明政策需要修改，就提出来，这是好的。”“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们去考察。如果发现党的政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你们有这个权利。……党的政策是否正确要在群众实践中考验。你们要把党的政策执行结果如实告诉我们，中央时刻准备考验自己的政策。……你们的任务就是如此──在群众中考察党的政策执行得怎样。”

1956年3月4日，刘少奇对杨尚昆提议成立人民日报出版社请示的批示

1961年，刘少奇阅读《人民日报》的一个工作组写的调查报告后，再次谈到记者考察党的政策的问题。他认为调查是失败的，问题在于带着框框去调查，没有从实际出发。接着他提出了三个考察党的政策步骤：一个是了解中央已经实行的政策是否正确，……调查的目的就是首先看这些政策是否正确，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不正确。二是要了解出现了一些什么新情况，过去的政策哪些不正确，哪些不完善。三是脑子里原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在调查中新提出来的问题。调查的目的就是要发现问题，要根据新问题提出订些什么新政策。

刘少奇

党性和人民性要有内涵

回到媒体的党性和人民性这个老话题上来。

党性和人民性不是空喊口号可以解决的，也不是简单地表忠心，而是要有内涵。

刘少奇谈到党媒问题是，突出的是讲两点，一个是“有正确的态度”，刘少奇对党媒工作者强调：“你们是人民的通讯员，是人民的记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具体工作上提出了如下细节要求，比如写的精彩，有趣味，写稿子要考虑读者对象，材料要真实、全面深刻，采访要深入细致，“要得到群众的真心话”，要有“负责的、谨慎的、严肃的态度去工作”。

另一点是党媒工作者的独立精神，即“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首先思想上要艰苦，要做理论的、系统的工作，而且是独立地去做。人家叫你们去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不行的。你们要真实地反映情况，独立地去作判断，就要到处去看，去问，就要读马列的书，做许多研究工作。”

这里更多地表现为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考察，“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们去考察。如果发现党的政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你们有这个权利。如果你们看到党的政策大体上是对的，但是还有缺点，也要提出来。……你们不要怕反映黑暗的东西”，这是记者的任务。

不过，刘少奇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领导人，他没有忘记强调，“当然，有的是不宜发表的。”不宜发表的，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上报，这也是党媒机构中，有为数不少的内参的原因所在。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始终重视媒体的作用，所谓笔杆子枪杆子，干革命就靠这两杆子，是用血换来的经验。刘少奇在领导和指导党的媒体工作上，也做出了表率的作用。在当前关于党的媒体发生一些争论的情况下，我们重温刘少奇的很多话，还是大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