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上的“三七开”

“三七开”原指三成对七成分开，喻指人或事的功大于过，即七分是成绩，三分是缺点错误。这个对某人或某事的总体评价，是大体的估计，既指出缺点错误，又说明其成绩是基本的方面。中共历史上用“三七开”的形象说法评价是非功过有多次。其中对人的评价包括斯大林、彭德怀、毛泽东、邓小平，对事的评价主要是针对革命工作、大跃进、军事学校教学时间和“文化大革命”。

“三七开”评价是非功过早在1949年就有了，首先提出者就是毛泽东本人。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么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1956年2月14日，赫鲁晓夫上台后召开党的二十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要求肃清个人崇拜在各个领域的流毒和影响。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采取维护斯大林的立场，明确表示用“三七开”概括斯大林一生的功过。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南海召开，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前作了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又说：“斯大林本身，你要给他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它七分，错误算它三分。这也未必见得准确，错误也许只有两分，也许只有一分，也许还稍微多一点。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

1959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李锐、周惠列席旁听。第一次常委会：会议从上午10点50分开始，一直开到下午5点。首先是毛泽东讲话，历数彭德怀在历史上的“错误”旧账。他从井冈山斗争讲到抗战时期的王明路线，再讲到解放后的高饶事件，指责彭德怀：在几次路线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接着又问彭德怀：“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彭德怀不同意，但没有正面反驳，而是从具体问题入手作了解释。他说：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我是是非各半的人。毛泽东依然说：“还是三七开。”在对半开还是三七开上，二人一来一往。最后，彭德怀还是被冠以各种罪名，撤掉国防部长职务，挂甲吴家花园。

1961年8月，毛泽东在和卫士张仙鹏聊天时说：“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这是毛泽东本人对自己评价的“三七开”。

1962年1月间，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常也叫“七千人大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党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当时，我们国家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农业连续三年严重歉收，不少农村发生饥荒，城市口粮供应减少，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工业品供应不足，商店货架空空。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党内和党外，干部和群众议论纷纷，思想混乱，相互埋怨的情绪在滋长。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着重总结四年来工作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统一思想，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当前的困难，争取整个国民经济早日好转。鉴于会议的极其重要性，中央决定扩大参加会议的范围，全国每县县委参加2人，地委参加3人，省委和中央各部参加4人，加上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共有7000多人。

刘少奇从会议一开始就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并提出两个“三七开”的观点。一是成绩缺点“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当时，有一部分人认为，报告初稿对成绩讲得不充分，缺点错误讲得过多。对此，刘少奇多次引用毛泽东关于我军打仗报战果一定要真实的意见，会上会下反复阐明：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都摆开来讲，既不夸大，也不缩小，都要实事求是。他指出，不少同志不敢正视或低估“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缺点错误的严重，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套话来概括四年工作中成绩与缺点错误的关系，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这四年，就全国总的情况看，“三七开”比较合乎实际。有些地方，也许成绩更大，也许缺点错误更多。刘少奇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使许多人能够比较冷静地来思考这几年工作的经验教训，关系融洽起来。

二是困难原因“三七开”，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时，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对当前的经济困难，有的认为主要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有的认为主要是工作中的错误造成的。意见纷纷，莫衷一是。刘少奇认为，农业连续三年遭灾减产给我们带来很大困难是事实，但是，过去四年工作中的错误，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继续大刮“三风”（“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所造成的危害更加严重，当前严重经济困难主要是我们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造成的。这个提法，对会议震动很大，但破除了人们思想上种种清规戒律的顾虑，又增加了扭转困难局面的信心。

刘少奇提出和坚持这两个“三七开”的观点是很不容易的，既要有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又要有非常的胆略、卓识。经过充分的讨论，这两个观点在报告起草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获得一致赞成，也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只是在书面报告最后定稿时，没有直书“三七开”字样，而用比较委婉的词句来表达。

1973年12月15日上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介绍邓小平时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毛泽东与邓小平

1975年11月3日，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明确表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1976年3月，这一谈话内容被整理至《毛主席重要指示》中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著名谈话，谈到毛泽东对自己的“三七开”估计：“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1979年1月，陈云在《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道：“毛泽东同志说他是三七开，所以他的像还挂在天安门广场。”

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是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观点。1977年8月23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明确指示，部队要从教育训练人手，“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并且提出“要从两个方面去做”，“一个方面是部队本身要提倡苦学苦练”，“另一方面是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关于学时的安排问题，他也做出规定：“各级军事学校，教学时间的比例，可以三七开，军七政三。”

“三七开”是一种非正式对人对事的约略评价，这种评价宏观意义上肯定了所评人或事的本质、主流和基本成绩，防止以偏概全，抹杀主流，夸大缺点、错误，从情理上说是可以的，作为个人的历史的研究，也是无碍大局的。但作为党的正式文件或决议，对一个人或一件事的对错程度进行非常精确的定量评价，做出历史定案，是不科学的。如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就是如此。若简单地作出“三七开”的评价而不是把它全盘否定，不但不合乎实际而且是极其错误的。

人类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涉及众多的变量因素，具有极大的随机性、动态性和非线性，因此在很多的情况下，对于参与其中作为主体的人及其所做事的结果作出评价，用“定性”比“定量”分析更为科学。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简单地用“三七开”进行定量分析，而是用“远远大于”、“第一位”、“第二位”进行定性的分析，经过30多年实践的检验，证明这种对毛泽东作出的评价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文/贺朝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