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徐景安见证改革

二十七年后，徐景安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年第一次参加中央决策会议的情景——
            
    我记得是1980年初在中南海，由李先念主持召开国务院财经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决策会议。从晚上7点开始，开了一个半小时，大家都不谈正题，在那儿东拉西扯。我很着急，到8点45分，李先念说话了。他说：“这个稿子我看了两遍，都没有看懂。”我心想，这下完了！他都没看懂，怎么通得过啊！紧接着，李先念指着柳随年我们这一些人，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相信他们是对党负责的。所以，我建议，这个文件还是先发下去试行。”就这样，通过了！中央的最高决策就这么定下来了。
            
    当徐景安向来访者讲述这个细节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被赋予了那么多沉重历史意义的中央决策，难道就是这样出台的吗？
            
    徐景安似乎觉察到了我们的惊疑，笑着解释说：“现在想想，当时会上，没有任何人提反对意见，也没有任何人表示赞同，是可以理解的。来参加会的人，对怎么改革，改什么呀，没有思考过，要他们怎么说啊？弄出一个总体规划来，要他们表态，真是难为他们了。但是这个稿子，能得到小平、陈云的认可，像国家计委、财政部这样的权力部门也没有反对，应该说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了。”

一

提交国务院财经会议讨论通过的文件，名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是我国第一份改革总体规划。徐景安参与了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文件的起草工作。
            
    1979年4月，当时在国家计委研究室任科长的徐景安参加了在无锡召开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这个后来被称为“无锡会议”的学术讨论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讨论价值规律问题的第二次盛会(第一次是在1959年4月的上海举行的)，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四次重要会议之一。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可能想象一个学术会议会有如此盛况：为期14天的会议，与会代表约400人，提交的学术论文和经济资料达2万多份。徐景安也提交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从我国社会条件出发，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在国家计委工作，使得徐景安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有直观的认识。“我发现中央管的计划品种太多了，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全由国家管。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国家决定。连企业盖个厕所都要国家批准。”他的文章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写的。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以及同一个所有制中各个经济单位之间仍然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异和矛盾，建立在这种不同的经济利益上之的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因此，既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也要尊重价值规律：“生产计划，实行国家计划与企业自决计划”；“物资供销，采取商品计划贸易和商品自由贸易”；“产品价格，实行固定价格、浮动价格、自由价格”。
            
    无锡会议拉开了经济学界深入研究改革问题的序幕。会后，大会秘书处归纳出12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它们成为未来许多年里经济学界甚至思想理论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在无锡会议上，徐景安认识了许多在后来中国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士。徐景安说：“就是这次会议，使我步入了改革战线。”
            
    三个月后，国务院财经委成立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张劲夫领导，一开始实际参与这项工作的是国家计委综合司处长柳随年和徐景安。两个人开始组织各种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蒋一苇，倡导企业本位论，主张以企业为本位，来构建整个体制框架；一个是杨培新，主张改革三大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是一步，第二步是组织专业公司，第三步要发挥银行的作用。”
            
    当时，给徐景安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刘国光，他主张“计划调节为主，引入市场机制”。所以徐景安一直认为刘国光是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之一。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先行者后来对市场经济深刻质疑，以至在所谓“第三次大争论”中刮起了“刘国光旋风”。徐景安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与这位当年的同道论战。
            
    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柳随年和徐景安写出初稿。张劲夫又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1979年12月3日最终形成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徐景安说，“这份文件的革命性意义在于，结束了过去体制历次变动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兜圈子、在行政管理办法上动脑筋的做法，而提出了五大改革原则。”这些原则包括：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把单纯的行政管理经济的办法，改为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相结合；把企业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划分中央部门与地方的权限，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正确处理政治思想教育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在重视物质利益的同时，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1982年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由时任国务院总理担任主任。薄一波、安志文、廖季立等担任副主任，下面设总体规划组、生产组、流通组、试点组等，徐景安是总体规划组处长，负责文件起草工作。从1980年到1984年，他先后参与起草了八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划、方案、意见、汇报提纲。

二

改革的刀锋突破了计划经济的防线，所向披靡。但是当经济的核心——价格问题日渐凸现时，改革者却感到无从着手。
            
    在徐景安的记忆中，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煤炭价格调一点点，电力就要涨价，铁路运输要涨价，企业成本上升，销售价不让动，怎么办？后来想了一个办法，调价以后，谁利润增加了，国家收回来；谁吃亏了，国家再补贴。最后什么结果呢？拿到好处的，国家收不回来；亏损的，国家必须补贴。做了多少方案都行不通。”
            
    1984年的春天，徐景安带着对价格问题的迷茫来到浙江省的德清县，登上了风景秀丽的莫干山。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120多名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也云集于此，不是游山玩水，而是激烈地讨论各种现实的经济问题，为中国改革建言献策。
            
    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的另一次重要会议——莫干山会议。会议共有七个组，徐景安一直在第一组——价格组里。这个组里有几个青年人引起了他的注意，其中就有来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张维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华生和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田源。
            
    “当时，吵得热火朝天。”徐景安回忆说，田源是价格研究中心出来的，主张“调”；张维迎是按论文选来的，主张“放”。他举了一个例子：温度计中的水银柱，气温高了，水银上去了；气温低了，水银就下来。价格就是要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自动地升降。调价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水银柱，而是铁柱子，要降价就得锯；要加价就得接。华生则提出“先改后调，改中有调”的思路。
            
    徐景安说，他根据大家的讨论，写了一份会议纪要，题目是“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纪要提出：由于国家计划供应和统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煤炭占50%、钢材占70%，建议采取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所需的原料也由计划价改为市场价；随着一个个行业的放开，统配煤、钢材的比重就会缩小，这时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一个个行业的放开，就会出现统配内的计划价与自销的市场价，应配套建立物资市场。
            
    会议纪要送上去，9月20日张劲夫就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国务院负责人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振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及粮、棉由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
            
    徐景安认为，这就是我国价格改革实行双轨制的由来。
            
    徐景安非常看重双轨制：“它的好处是明显的，因为一下子放开，经济承受不了，观念也接受不了。最重要的是，一直有强大的反对派盯着。旧的一轨保留着，他们好接受，没话说啊！中国搞休克疗法，不用说别的，先把你休克！”
            
    价格双轨制将价格改革的大系统，化为一个个可以操作的小系统，避免了大风险。更深的意义在于，它不仅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还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国商品经济制度的基础。后来，中国几乎所有的改革都走双轨制道路，从试点起步，再一步步推广。比如在内地不开放的情况下，试办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等。
            
    毫无疑问，双轨制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新的利器，但在徐景安看来，它是一柄双刃剑：新旧体制的矛盾、摩擦、漏洞，为寻租行为提供了一条通道。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中国第一批暴富者。官商结合、倒卖物资，不断将计划内倒到计划外。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也就从这里开始。
            
    “你也认为腐败是改革带来的？”记者问。
            
    “没错，腐败和改革同时俱进。每一次市场化改革，都是为资源的掌控者进入市场进行交换带来机会。”徐景安说。“那怎么办呢？一是不改革；二是全放开；三是先政改；四是搞革命。所谓改革就是赎买，就是承认既得利益，就是买你支持改革。改革就是这么回事！腐败是双轨制带来的，经济先改，配套滞后，就是双轨制。所以，克服腐败，就要推进全面改革。然而，真的搞政改，还得双轨制。这是我与理论家的区别。搞理论的人，对双轨制深恶痛绝，一种物资两种价格，这在理论上说得通吗？既不是计划理论，又不符市场理论，批得狗屁不如。但中国改革就是这么在计划与市场的夹缝中走过来的。理论家往往追求理论的彻底，但实际生活需要妥协，改革要面对现实。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同样的，政改也必须双轨制，慢慢过渡。”
            
    莫干山会议后不久，徐景安官升一级，担任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谈起当时的情况，徐景安说，他是冒着被撤职的风险去参加这样一个由民间发起、组织的会议的。在有关人士推荐下，徐景安参加了会议的策划。会议召开前，一些领导出于好心，劝他不要参加。他觉得不能半路撂挑子，还是去了。

三

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四面出击，延续了数十年的“国家包下来”的城市住房制度，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战场。
            
    当年新华社内参刊登的一篇报道，至今让徐景安耿耿于怀：上海住房紧张，侨眷手里有钱也买不到房。香港来了一个商人，对市政府说，只要划一块地给他，就可解决这个难题。政府正为这事头痛，就给了他一块地。他从香港请了一个设计师，画出图纸，就在报纸、电视做广告，预交房款，在规定时间交房。结果房子被侨眷一抢而空。他请施工队建房，自己就回香港了。就这样，他没掏什么钱，大捞了一笔，还为上海解决了一个老大难问题。报道最后说，这件事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干，让一个香港人做呢？
            
    回想当年，徐景安苦笑：“此后过了10多年，我们才明白房地产是一件赚钱的买卖。传统体制把我们一个个变成了傻子，拿着金饭碗讨饭。”
            
    1984年5月，徐景安在《试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文中提出：“现行的住房政策必须代之以住宅商品化，这是解决住宅问题的惟一出路。”具体做法是：“变住房无偿分配为补贴出售、优价出售和全价出售”，“变低房租为半价、全价房租”，“公有住宅折价出售”，“住宅建设产业化”。他曾经两次与国务院有关领导面议，主张提高房租不是为了弥补亏损，而是立足于把房子卖掉，即房租提高到使买房比租房合算。
            
    后来，国务院成立住房改革领导小组，徐景安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住房改革领导小组形成两种意见。和卖房的主张不同，建设部房管局的意见是提高房租。“我对房管局的同志开玩笑说，你们当然不赞成卖房了，房子卖掉了，房管局局长就当不成了。”徐景安说。
            
    在争论中，改革已悄然展开。因为住房在地方手里，住房改革自然由地方决策，先后形成了青岛模式（提高房租，发放住宅券作为过渡）、上海模式（小步快跑，逐步提高房租）、深圳模式（提高房租，折价出售，一步到位）等等。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殊途同归，最后都实行了住宅商品化。
            
    改革总是伴随着争议，如今“买不起房”已成住宅商品化的一大罪状。徐景安则反问：“过去住房，政府无偿分配，当然人人都住得起，但住得上吗？”他举出一系列数据：1982年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从1978年的3.6平米提高到4.4平米，但由于人口增加和分配不合理，1982年比1978年缺房户反而增加60万户，达到749万户，占总户数的1/3；无房户增加了68万户，达到199万户，占总户数的1/10。住房改革以后，住房水平明显改善。20年前1.95亿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不足5平米；今天5.4亿城镇居民，人均住房达到20平米。20年前城镇居民，买得起房的人，占人口的0.3%；10年前买得起房的人，占人口的3%；今天买得起房的人，占人口的30%。
            
    徐景安承认，今天的确还有不少人买不起房。他认为，“政府应该为低收入者提供廉价房，这应该说注意到了，但没有妥善解决。当然还有房价暴涨问题，涉及分配不合理等诸多问题，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住房改革。”
            
    “事情就是这样，有利也有弊。明白过来了，也出了问题。”徐景安感慨地说，“土地转让、房地产开发中产生了一批新的暴发户。利用出让土地不公开、不规范、不公平的制度漏洞，官商勾结，大发横财，加剧了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土地的巨大收益没有纳入预算，也成了各级政府的小金库，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买车大都从这里开支。看，腐败再次与改革同时俱进。那么，住房制度要不要改呢？是明白好还是不明白好呢？”

四

中国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目标不断调整。
            
    1979年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说“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80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提法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1982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改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1983年《关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的提法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5年《关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研究的汇报提纲》确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些提法为什么总是变来变去？徐景安一针见血：“上述提法的改变，关系多少部门的生死存亡以及权力的分配啊？”
            
    现实权力和利益的碰撞总是难免的，但在权力和利益的碰撞中，有人往往高擎着从文革垃圾场中捡来的大棒。
            
    在前不久的一篇文章中，徐景安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一当左派，脾气就大？我所认识的一些老人，过去待人都很和蔼，现在当了左派不是喜欢骂人，就是爱上纲上线，我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变了一个人？”
            
    现在他终于理解，“他们是由于郁闷、愤怒和失落。”
            
    但是，二十多年前，满怀理想主义信念的徐景安并没有这种醒悟，更不知道“韬光养晦”。1983年10月反“精神污染”期间，徐景安关于实行“政企分开”的观点被指责为“精神污染”。只是由于当时的国务院领导明确表示“经济领域不反精神污染”，他才得以幸免。
            
    但是，意识形态的争论一直在继续，到1986年下半年进入一个高潮，改革有停顿下来的危险。
            
    1987年3月，徐景安与人联名写信给最高领导人，信中直言：“高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两面施帜，反对‘西化’和‘僵化’两种错误倾向，是我党今后长期的任务。当前，突出反对‘西化’倾向是必要的。但从总体上需要对两种倾向的实际危害作出切实的估计。”“存在西化倾向的大多是青年学生和文化工作者一部分人，他们的社会影响不能低估。但他们毕竟不掌管国家的领导权。而存在僵化倾向的，大多是实际掌握领导权的一批干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将左右国家前进的方向。我党的严重历史教训之一就是对上述两种错误倾向没有能作出清醒的、恰当的估计，过分夸大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对两种倾向的实际作用和危害，作出总体上的估计是必要的，以便在突出反对某种倾向时，掌握必要的度，保证我国改革的顺利前进。”结论是：“改革需要强大的舆论开路和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撑，才能克服困难，胜利向前。”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徐景安认为，这意味着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得以确立，尽管此后仍然遇到许多困难。
            
    1987年底，应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之邀，徐景安毫不犹豫地南下，就任深圳市体改委主任，一度远离理论争斗，在改革第一线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股份制改革、国企改制……
            
    二十年之后，66岁的徐景安早已远离改革前沿，但他仍然关注着中国改革的命运。在近年关于中国改革的争论中，他又按捺不住，著文多篇为改革辩护。他认为，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没有错。
            
    “将资源市场化过程中发生的掠夺等同于改革，那是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起码能力。”他说，“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中的每个进步都伴随有掠夺，而不能因为曾经发生的掠夺而否定文明的进步。我国的财富总量大大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总体提高，人身自由基本实现，是市场化改革的巨大成就，是中国可喜的历史进步。这是稍微尊重事实的人都不能否认的。一些人对改革的全盘否定，导致方向的迷失，最后只能以怀旧、倒退作为归宿。他们对改革的不满值得重视，其中不乏深刻之处，但找不到出路。”
           
编后
            
    双轨制是中国经济改革尤其是价格改革的重要特征，但究竟是谁最早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思路，中国的经济学界是有争议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
            
    在本文中，徐景安先生提到张维迎因一篇论文被选中而参加“莫干山会议”。我们了解到，在1984年4月，张维迎写出《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文章写好后，他送给了茅于轼先生，由茅先生推荐，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在1984年6月的内部参考《专家建议》（三）上全文刊发了这篇文章（第3页至第20页）。文章最后注明，这篇文章完稿于“1984年4月21日”。我们注意到，文中提出了包括“实行双轨制价格”这几个字在内的完整改革思路。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距离“莫干山会议”还有四个半月。张维迎就是因此论文参加了9月份的“莫干山会议”。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有关双轨制改革思路的文章。
            
    或许真如张军所言，弄明白价格双轨制的“专利权”今天并没有那么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中国在经济转型的初期，的确有些精彩的东西值得我们好好地回忆和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