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毛泽东选择了邓小平？

在一些党史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类文章题目——《1975：毛泽东选择了邓小平》、《1975，毛泽东如何重用邓小平》、《1975，毛泽东将邓小平推向辉煌》等等，意在歌颂毛泽东的英明伟大，慧眼识珠，邓小平能力卓异，大展宏图，演绎一段“明君能臣”的佳话。

读罢这些文章，不禁疑窦丛生：1975年的后半年，邓小平不是屡遭打击，备受磨难，毛泽东发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吗?按照这类文章的观点，1975年毛泽东选择邓小平当接班人，1976年毛一去世，邓小平就可以顺理成章坐上最高领袖的宝座，“四人帮”就会自然垮台，改革开放的春天就会自然降临，整个中国不就海晏河清，成了清平世界了吗?

历史事实是，1975年毛开始批邓，1976年的批邓更是不断升级，如火如荼;天安门广场爆发“四五运动”后，毛泽东就彻底抛弃邓小平，在他的提议下，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邓小平又一次被打成“党内最大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起之秀华国锋一跃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后来，是华国锋、叶剑英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也挽救了邓小平!

因此，说毛泽东于1975年选择、重用了邓小平，是有违史实、不合逻辑的观点，起码也是片面的、有破绽的观点。

不错，毛泽东在1975年之初确实有重用邓小平的动作。这要从著名的毛周“长沙会谈”说起。

1974年10月4日，正在武汉视察的毛泽东，让机要秘书给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副主席王洪文打电话：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

王洪文闻言大吃一惊：这个在文革中被打成第二号走资派、名誉早已臭不可闻的邓小平，当了两年副总理，怎么还要当第一副总理，要接周恩来的班?在文革中立下巨大功劳、在毛主席跟前红得发紫的张春桥，本就是毛主席看中的国务院总理的料，怎么要屈居邓小平之下?

王洪文急忙将此消息报告江青，江青也大感意外，气急败坏地说：“这不是毛主席的意见，这是总理的主意!”

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江青在会上借口所谓“风庆轮事件”(购买外国机器是买办投降主义)向邓小平发难，邓小平据理力争，顶撞了江青。江青一方面在会议上搞臭邓小平，一方面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

告状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告周恩来。王洪文说，周总理和几位老同志串通一气，像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一样，企图抢班夺权。“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就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王、张、江、姚)开了一夜的会，商定我来汇报，还是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处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

其次是告邓小平。“在昨天的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小平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有关。”

王洪文的“长沙告状”，后来被定为“篡党夺权”的阴谋罪状。现在看来，不能说是阴谋，但也拙劣之极。毛泽东召开四届人大，用意就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要重用一批老干部。你再告状，毛的这个既定方针是不会变的。更愚笨的是，王洪文当着毛泽东的面，竟然说“我们四个人开了一夜会”，故意把四人帮抱成一团的行径亮了出来，这怎能不让毛泽东生气?毛当即严厉地批评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对于王洪文对邓小平的攻击，毛泽东也很不高兴，批评道：“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政治上强，会打仗呢。”

王洪文的长沙告状弄巧成拙，适得其反。毛泽东倚重的天平倾向了老干部，索性利用自己的威望，公开了自己的意图：一、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二、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长沙和邓小平进行了亲切谈话，支持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的抵制和斗争，鼓励邓小平担起党政军领导工作的重任。毛泽东幽默地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邓小平说：“主席也知道了?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毛泽东说：“我赞成你!她是强加于人嘛!”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说：“这个好!”

这可能是邓小平和毛泽东一生中最亲切也是最后一次的谈话了。邓小平当面贬斥毛的夫人，毛居然表示赞成，跟着指责自己的夫人，显示了领袖的大度。但邓小平是否意识到了领袖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和王洪文来到长沙，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和全国人大及国务院人事安排情况。毛泽东又一次称赞了邓小平，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比王洪文强。当周恩来谈到拟由叶剑英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明确表示：“我看小平做个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据史料载，毛泽东支走了王洪文，晚上与周恩来进行了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二人谈到了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对现任各个中央领导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评价。在谈话中，周恩来反映了江青、张春桥二人历史上均有严重政治问题。毛泽东表示已经知道了。毛泽东要求周恩来回京后，把十届二中全会开好，把四届人大开好，不要受江青等人干扰，也不安排他们做什么，他们闹他们的，你做你的，放手办事。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

这则毛周“长沙会谈”，比与王洪文的“长沙会谈”、与邓小平的“长沙会谈”，当然重要多了。但笔者有个疑问：以周恩来为人处世的精明过人，会在毛泽东面前揭发江青、张春桥有严重历史问题吗?江青虽然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毕竟还是毛的夫人;而张春桥则是毛泽东最信赖的、十几年没有说过一个不字的红人啊!

1975年1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邓小平代表中央起草的关于国务院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报告。1月3日，周恩来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十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1月4日，周恩来和王洪文联名向毛泽东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并送去讨论通过的人事安排方案。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通知全党，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研究了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

1月13日至17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论者普遍认为，这是一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正义力量的重大胜利，是四人帮遭到的一次重大失败。其实，四人帮并不算“重大失败”，张春桥没有担任第一副总理，而是担任了第二副总理，后又兼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大权在握;王洪文依然是排名第二的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排名第一)，没有当上毫无实权的人大副委员长，不能叫野心篡权，也不能叫多大的“失败”。

2月2日，周恩来给毛泽东报送了《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明确提出，由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至此，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工作。

假如历史就定格于此，那就确实可以说，毛泽东于1975年选择和重用了邓小平，就可以演绎一段“君明臣贤”的佳话。可惜，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1975的后半年，邓小平的悲剧命运就开始了!

邓小平执掌大权以后，便开始在各行各业大刀阔斧进行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错误，并且经常到处发表讲话，每次讲话都要夹带批评文革造成的种种弊端，使四人帮造反派衔恨于心，也让毛泽东由不安到不满。

谁也想不到，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此刻突然冒了出来，成了邓小平的克星!

1975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办庆祝建区20周年活动，特意邀请当年牺牲于新疆的毛泽民的儿子、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毛远新赴新疆路过北京，去见伯父毛泽东。毛泽东见了侄儿，格外亲切，进行了一番决定中国命运、也决定邓小平命运的谈话。

毛泽东向毛远新征询辽宁以及中央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毛远新说道：“我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毛泽东问：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吗?毛远新回答说：有，在1972年批极左时就有，现在这股风似乎比1972年还凶些。毛泽东问：这股风来自哪里?毛远新答：我认为来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泽东问：你担心中央出反复?毛远新答：1975年国务院开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1975年4号文件(经毛泽东圈阅)，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4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远新的谈话印证了毛泽东的顾虑。他认为，毛远新工作在基层，了解实际情况，了解群众情绪，反映的情况是客观真实的。因为毛远新和邓小平命运任何历史积怨，对邓小平没有个人成见。因而他完全相信了毛远新的谈话。

这次谈话之后，毛泽东提议毛远新担任他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他觉得毛远新在文革一开始就参加造反，在文革中经受了锻炼。和毛远新几次谈话，发现这个小伙很有政治头脑，很“成熟”;他既有地方工作经验，又有政治远见，可堪大用。

此时，毛泽东对大权在握的邓小平的整顿产生了不满。开始，他是支持邓小平整顿的，但是，当他感到邓小平的整顿正在否定文革的路线时，就不能容忍了，他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也不放心了。他把毛远新留在身边，就是想以此来制衡邓小平及那些老干部。

恰在此时，发生了“刘冰上书”事件，把邓小平卷进了政治漩涡，悲剧即由此而生。

1975年8月，清华大学的老干部、党委副书记刘冰，由于对文革“暴发户”、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的极左一套不满，就向毛泽东写信，揭露迟、谢二人工作作风、思想作风存在的问题。刘冰前后写了两封揭发信，都通过邓小平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两封信十分不满，因为信中流露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由于信是邓小平转的，因而对邓小平也产生了不满。联想到毛远新的谈话，毛泽东认定，邓小平就是那些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在中央的总代表!

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把陪同会见的李先念、汪东兴留下谈话，直接表达了对邓小平的不满。他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接着把矛头对准邓小平，“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6人(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

毛泽东这番话，可能是对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严厉批评，一出言就上纲上线，火药味十足。邓小平只是利用自己的地位转达了刘冰的信，并没有说支持刘冰，竟被斥为“偏袒刘冰”，“打倒迟群”，换言之就是“保护资产阶级，打倒无产阶级”!可见毛泽东通过几个月的观察和毛远新的谈话，早就对邓小平十分不满了。

1975年11月2日，毛远新又向毛泽东汇报说：“ 邓小平从不谈‘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路线不对。”毛泽东决心把自己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挑开，让毛远新出面“帮助”邓小平。他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毛对毛远新说：“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已经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邓小平提高。”

毛远新的反映虽然“恶毒”，却也符合事实;毛泽东的激烈反应也符合当时的形势。清华刘冰的信既然是“两条路线斗争”问题，那邓小平就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令人悲哀的是，毛泽东竟然让毛远新“帮助”邓小平，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来帮助一位德高望重、年过七旬的老革命家，这对邓小平是何等的羞辱!

11月2日晚，毛远新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把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召集到一起开会，“帮助”邓小平。毛远新上来就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这段时间的路线不正确，在各方面都有‘复辟’现象，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坐着，默默地听着，抽着烟，并没讲话。当毛远新一再重复说邓小平路线不对时，邓小平反驳说，按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把生产搞上去，安定团结，是主席的指示，执行这个指示是对的。

毛远新见说服不了邓小平，而在场的汪东兴、陈锡联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会开不下去了，就只好报告毛泽东了。

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报告，说，对邓小平的态度，早就预料到了，“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邓小平要有个转弯。”

毛远新才吃了几天干饭?竟然居高临下，对着邓小平反复指责，信口雌黄。邓小平此刻肯定怒火中烧，却不敢反击。逼急了就委婉地解释两句;而身边的那两位大员不知内心如何，表面还得和稀泥。毛泽东几个月前曾说，邓小平比王洪文“政治思想强”，在这里却不如毛远新“有理”!

当毛远新问下一步怎么办时，毛泽东说：再开会帮助邓小平，扩大一点人，让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你们8个人先讨论，不怕吵，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同时毛还对8 人会议定了讨论范围和调子：“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们8 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

11月4日，毛远新主持召开“八人会议”。在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后，毛远新开始指责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责完后，让其他几个人发言，那几个人，除了张春桥外，谈话都未涉及实质性问题，对文革既不肯定也不否定。邓小平更是不谈文革，只是强调现在搞生产、实现安定团结是正确的。

毛远新见自己的发言很少有人响应，会议开不下去，便停止开会，去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当毛远新汇报到邓小平坚持说要执行毛主席指示，实现安定团结时，毛泽东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远新汇报：汪东兴说，主席是让路线上团结，不是一批就打倒。毛泽东说，对，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让他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江青也是这样。当毛远新请示下一步怎么办时，毛说：会议还要开，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邓小平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泽东此时是要下决心逼使邓小平“转弯”，即承认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不承认就要毛远新连续开会不断地批评“帮助”他。邓小平对文革不满是必然的，毛泽东早就应该料到;或者二人私下沟通，也能发现邓小平的心思。但是，毛泽东几个月前却没有做这些工作，而是按照“老印象”极力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上强”，把他夸得不得了，盲目把他推到高位上主持中央工作。古人云：“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邓小平没干上几天就开始怀疑他，批判他，这能是“英明的决策”吗?

毛泽东说这话透露了一个重大信息：毛泽东在一年多前批评江青时说，你们的问题，今年不解决明年解决，明年不解决后年解决，绝不是武力解决，甚至连批斗、撤职、靠边站都不是，而是如同对待邓小平一样，批评、团结，搞好工作。

毛远新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扩大了几个人参加帮助邓小平的会议。开会时，邓小平和毛远新又是各唱各的调。邓小平检讨错误，只是讲一些具体工作的缺点错误，坚决不提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自己在路线上没有错，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会后，邓小平写出书面检查，交毛远新转给毛泽东。

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又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很不高兴。他决定发动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案的错误亮出来，让全国人民来批判。同时决定，在发动这场运动之前，开一个“打招呼会议”，向那些对文革有抵触情绪、有右倾翻案倾向的领导干部有心理准备，同时让其他干部做好批判工作的准备。毛泽东在中央“关于打招呼问题”会议文件上批示道：“过去(指文革)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无)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其实河南的所有干部在文革初期都受到了冲击)。

毛泽东指示毛远新，要把问题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11月16日、17日，邓小平连续主持召开了两次政治局会议，“解决”自己的问题。但两次会议，都没有达到毛泽东的期望，根本无法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邓小平又写了一篇书面检查，和上一次的大同小异。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又听了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对邓小平更加不满。

起初，毛泽东虽然对邓小平越来越不满，但还是有所忍耐，把批评邓小平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在“打招呼”会议前，他压抑着不满，想最后一次试探一下，看能不能把邓小平最终拉到自己的路线上来。他通过毛远新传达自己的意见，让邓小平主持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内容当然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婉言拒绝了这个“最高指示”，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这样的会不适宜。”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拒绝感到不可容忍的愤怒，决定对邓的批判立即升级，“打招呼”会议扩大范围到100多人;并且让邓小平拟定出席会议的名单，还得要邓小平主持这个会议。用意就是，让邓小平认定哪些人有右倾翻案问题，让邓小平主持解决自己的问题。

11月24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邓小平主持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定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宣读完便沉默不语。会议开得冷冷清清，毛泽东更加不满。他忍无可忍了，决定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文件。

至此，一场以批判邓小平为主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到了1976年，批判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的“天安门事件”于4月5日爆发，毛泽东一不做二不休，彻底打倒邓小平，提议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的决定。邓小平虽然被打倒，批邓的声浪并未停止，直到粉碎四人帮一年多后，新的党中央依然在批邓。

所以，历史事实充分证明，1975年，前半年起用了邓小平，后半年又批判了邓小平，抛弃了邓小平，总归是抛弃了邓小平!

我们想一想吧，德高望重、忠心为国的老革命家邓小平，居然被毛主席派来的一个毛头小伙整得苦不堪言!毛远新奉命来“帮助”邓小平，一次次开会，一次次批判，一次次升级，实际是用钝刀子割肉，不断地折磨;对邓小平颐指气使，劈头指责;邓小平还得低声下气，不断认错。一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大政治家，此刻竟沦落到如此可怜境地，邓小平此刻的心境该是何等悲愤，何等痛苦!

毛远新为何如此胆大?因为他背后站着最高领袖毛泽东!

因此，1975年，是邓小平噩梦般的伤心之年!是毛泽东把他高高举起，又重重摔下的的痛苦之年!

譬如，一次3000米长跑比赛，只有到了终点才能看出结果。一个运动员在1000米时跑得领先，2000米时跑得出色，但是到了3000米终点时却落在了后面，挂不上名次，那裁判员就会毫不犹豫判定他失败。难道裁判员会不看终点结果，而对1000米的领先成绩大加赞颂吗?

再譬如，法律判定有关遗产继承的几份遗嘱，哪一份最有效?稍有常识的都知道，最后一份效力最大!

同理，判定1975年，毛泽东到底是选择重用了邓小平，还是打倒抛弃了邓小平，只能以后半年最终的结局来判定，更别说1976年的悲惨命运了!

说到这里，给大家提醒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重大疑问：我们的很多文章和历史文献，写到这段历史时总是说，毛泽东是如何鄙视四人帮，如何痛斥四人帮，四人帮在毛主席眼里是如此的不堪!但为何四人帮无一人被打倒?直到毛主席去世，四人帮虽未执掌所谓“实权”，但一个个职权未动，大权在握。说毛泽东是如何重视邓小平，如何提拔邓小平，为何一席话不对就将其打倒?

毛泽东说邓“政治思想强”，具体指什么?比王洪文“强”，表现在哪里?至今不得而知。人们只知道，几个月后，一根根政治大棒朝邓小平砸来：“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还是黑猫白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于是邓小平就陷进了悲剧的泥潭!而政治思想“不强”的王洪文依然在台上耀武扬威，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