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文革”初期下乡知青返城风波

 ——从“最后通牒”说起

翻看“文革”期间的大字报，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狂热、狂躁后面的极左痕迹。在这些留下的痕迹里看到了我们这代人曾经走过的路。最近看到出自于北京师大女附中署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最后通牒》，全文如下——

社会青年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以雷霆万钧之势迅猛发展，现在我们红卫兵已经向四旧发起猛攻了，革命已经革到你们头上了。

过去，在旧市委的纵容下，你们这群白吃人民饭、游手好闲的寄生虫们。贪图安逸、享受，到处为非作歹，扰乱治安，干尽了坏事，为资本主义复辟大开方便之门，这是我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绝不能容忍的，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齐向你们投过去，把你们的旧思想、旧习惯打个落花流水，打个稀巴烂，绝不留情。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基本如此，你们的老子今天被人民专政了，跟他们一样作威作福当老爷是办不到了!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蛋，反革命的就叫你彻底完蛋。

现在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山下乡，到广大的工农兵中去，彻底改造，彻底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否则，下一步棋怎么走，就由不得你们了。

最后，勒令你们在72小时之内到劳动局报到，上山下乡不得违令。

你们不革命，我们就坚决革你们的命!

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消灭掉!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北京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宣讲家网》http://www.71.cn/2012/0410/514609.shtml首页> 文库> 经典文献> 文革十年文献库> 大字报> 正文·2012年4月10日)

这样的语言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充满了杀气腾腾。最后通牒的目标是在“文革”初期返回城市的下放农村的青年。这些回城的下乡青年都是在“文革”前到农村去的青年，在当时被誉为“社会青年”。以上海为例，这部分青年约有十万人去了新疆建设兵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份大字报的作者怎么也不会想到若干年以后，他(她)们也会与曾经被“通牒”的对象一样，前往“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

由此引出的话题是“文革”前青年的上山下乡以及为什么在“文革”初期下乡青年回爆发返城风。

一、“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缘由

“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1956年1月中央明确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五十年代的时候，国家刚刚从战争的废墟里站立起来，百废待兴。最早出现青年到农村去的是本身就生活在农村的青年。他们在城市读完小学、初中以后，回到了农村参加劳动。当时称这部分青年为回乡知青。如邢燕子等人。

由于国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到了五十年代的中期出现了城市就业困难的局面，造成了一批中小学毕业生无法安置就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提出了到农村从事农业是包括城市学生在内所有毕业生的主要就业之路。那个时期青年到农村去的人数不多。

一直到三年大饥荒结束以后的1962年，国家才正式把动员城市毕业生上山下乡列为国家计划。

“文革”前出现的青年回乡，主要是因为国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从1949年10月建立共和国以后，很快就进入到了社会主义改造。城市各种形态的工商业都实现了国有化，农村以1958年建立的人民公社为标志，完成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国家把当时约6亿人口的吃喝拉撒睡统统管了起来，包括青年学生的升学和就业。加上从五十年代以后开始持续不断的运动，强化了全国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高度集权、高度集中、无所不包的社会控制系统在建立起来以后，各种弊端随之暴露出来。从大跃进的失误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饥荒，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动荡，生产力严重倒退。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年的就业、升学遇到了空前困难。无法继续升学和就业的青年意味着无法在城市里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这些无法升学和就业的青年就是“文革”初期出现的《最后通牒》大字报里恶狠狠地斥责的“你们这群白吃人民饭、游手好闲的寄生虫们。贪图安逸、享受，到处为非作歹，扰乱治安，干尽了坏事，为资本主义复辟大开方便之门，……”。剩下的出路只有上山下乡。只不过“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被贴上一些绚丽的标签，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社会主义的新式农民等等。

二、“文革”前上山下乡过程中的问题：

“文革”前青年上山下乡的过程中是与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的。尤其是在历次政治运动的高压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提下，城市中的社会青年上山下乡深深地打上了这些烙印。

“文革”前上山下乡的青年被称为“城市社会青年”。据现有的资料统计，“文革”前17年期间这部分人将近100万左右。特别是在三年大饥荒以后，这些人的特征是生活在城市，无法继续上学读书，无法就业工作的闲散无业人员。在1963年到1965年三年中尤为多。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无法升学和就业的青年呢?

1961年教育部通知“各类师范学校招生，必须保证质量，特别是政治质量。认真改变过去降格以求，不顾质量，勉强凑数的现象。今后，凡学生家属属五类分子的一般不予招收。”(《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289页)

同年8月，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资产阶级子女升学问题的报告》时指出了各地在高校招生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中间派和右派没有区别对待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297页)

从这些当年的文件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的不断发酵，在学生升学的领域里，对于所谓“出身不好”的学生设置了不许升学的门槛。学生升学必须进行政治审查，就是搞清楚家庭出身。为“贯彻阶级路线”，造成了一批家庭出身不好或父母亲、直系亲属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子女被挡在了继续升学的门口。这是“文革”前100万下乡知青的主体。

到了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从意识形态的需要出发，高调重提阶级斗争，并宣称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加上同年的11月成立了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把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上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一大批出身不好的，无法继续升学的青年只好服从安排到农村去了。进入60年代，“左”倾错误、自然灾害不得不做出了“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出路依旧是上山下乡。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指出：“城市中一般不能升学或就业的青年，有条件的可以下乡或者安置到农场劳动。”有资料显示：在1962年至1963年间，全国共动员上山下乡人员30万人，直接插队落户的就有9000余人。1964年间，全国共动员下乡、回乡人员68万余人，其中知识青年32万余人。1965年，仅到8月份，下乡的知青就有25万余人……这样，至“文革”开始前，不仅将2000余万在“大跃进”中从农村招来的人员全部动员返回到了农村，而且还动员了近200万城镇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上山下乡。

城市里因为“政审”不合格的原因，从学校回到街道社区的青年有了一个新的名称“社会青年”。结果在“文革”初期发生下乡知青到北京造反，从中央安置办公室发现了此类相关文件。一时间群情哗然，第一感觉是被欺骗了!他们都是因为政治审查不合格学校“不予录取”后，把他们送到农村去的。“再比如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他留在城市面临的生存压力非常人所能想象，那种对人的摧残、歧视、凌辱，往往是一个脆弱个体一个稚嫩灵魂所难以承受的。他们为了寻求一个起码的生存环境，必须脱离家庭，而脱离家庭的唯一选择就是上山下乡。……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多去了解那个时代的真相，切不可把那个肆意践踏人权的时代理想化。那个时代对人的摧残，无论就其肆虐时间，还是殃及人数上说，在人类史上都是空前的。”(刘小萌：《不要美化上山下乡》·《共识网》2014年3月26 日)

这就很好理解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在“最后通牒”里祭起“血统论”来教训这些回城“造反”的下乡青年：“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基本如此，你们的老子今天被人民专政了，跟他们一样作威作福当老爷是办不到了!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蛋，反革命的就叫你彻底完蛋。现在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山下乡，到广大的工农兵中去，彻底改造，彻底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否则，下一步棋怎么走，就由不得你们了。”

三、“文革”开始后下乡知青返城风

“文革”开始以后，各种政治势力都登台亮相了。毛泽东认为，天下大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

在现代史书的记载里，当城市里的红卫兵、工人造反队以及各个行业各种形式的人们都在“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鼓舞下，肆无忌惮的造反、夺权时，有一支造反的人群不起眼但是令人关注。

他们来自农村。

但他们不是土生土长的农民。

他们是“文革”前到农村去的城市学生。

他们是共和国上山下乡运动的先行者，“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第一批尝试者。

定宜庄老师撰写的《中国知青史·初澜》一书在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是这样写的——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知识青年们进行了第一次公开的抗争，他们的呼声立即就被‘文革’中兴起的其他狂潮淹没了，很少受人重视，几乎无人倾听，更少有人记起。但是，从这些呼声中所暴露出的问题是深刻的，它被如此漠视这一现象本身，也颇为发人深省。”(第255页)

在原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这本书中记载文革初期上山下乡的知青“当时各地涌向北京的下乡青年就有六七万人。”“1966年8、9月间，从广西等地来京的70多名下乡知青，首先占领中央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办公室，宣布他们夺了中央安置办的权。他们砸开了档案柜，使档案大量散失，公布了处理某些奸污迫害下乡女知青的案例。他们相继召开大会，对中央安置办领导人进行批判。”“他们的‘造反’心态不同，一些人难免带有某种报复和泄愤的情绪。”“在上访人员中，更多的人是想把户口迁回城镇，对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什么是革命路线并无多大兴趣。”

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知青怎么可能去关心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什么是革命路线呢?就像几十年以后的知青一样，他们出于生存的考虑肯定是最关心自己的迫切需求是回到城市去。一纸户口是他们最为关心的事情。

在共和国的史书上称之为“第一次回城风潮”。

但是，他们在时间和地点上没有“天时、地利、人和”这些条件，最终将他们继续赶回农村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城里的人，包括正在“造反”的红卫兵们是不会支持他们、同情他们。当然，这时红的发紫的红卫兵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几年后当自身的价值荡然无存的时候，等待他们的是一样的命运!

在所谓的“一月革命”高潮的时候，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明确要求下乡知青回农村去。通知说: “前几年下放农村已经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

很荒唐的是这个通知里居然还提到了各级党委?那时，这些基层的党委还存在几个?都被这场文革刮起的风暴给摧毁了。

可能是这个通知在当时混乱的局面下已经很难起到作用了。过了一个月的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处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下令:这些上山下乡的知青“所设联络站，一律撤消”!文件里还有这样的描述：“在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中，有少数人行踪诡秘、不报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到处招摇撞骗，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国家财产的坏分子，要彻底清查，依法严办。”

又过了半年之久的1967年10月8日，以当时最有权威的四个国家政权的最高机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又联合发出《关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给予这时企图回城的知青一个致命的一击：“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在城镇建立的各种组织和所设的联络站，要立即撤销。城镇的群众组织不准吸收下乡人员参加。坚持逗留城镇不走的，不予落户。以非法手段强行在城镇落下户口的，一律无效。对于策动、组织和指挥打、砸、抢、抄、抓的少数坏头头和混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采取专政措施。”

一年之内连续三次的命令，可见当时知青要求返城之烈，涉及范围之广，社会影响之大。因为，这样的上山下乡毕竟是一人下乡波及全家。

他们在失望和悲愤之中继续开始了在农村的生活，毫无办法。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你可能有选择职业的权利吗?你有可能有选择生存的自由吗?你还有人权吗?没有了，只能够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在我们所能够看见的、了解的许多资料中，对于这段历史鲜为人知。偶尔还能够看到“文革”前从上海去新疆的知青在回忆中讲到这些往事。

在著名史学家定宜庄的《中国知靑史——初澜》中就有许多这样的记载----

有北京延庆农场严重污辱女知青的事件;

有河北省唐山市柏各庄农场扣压知青口粮，私拆家信，开会批斗，拳打脚踢，甚至骗婚、逼婚的事件;

有云南橄榄坝农场知青生活艰苦，住房破漏，五分之四的人迫切要求回家，半数以上的人正式提出申请，并且发生过逃跑、偷越国镜和自杀事件。

这些事件的真相是什么?结果又是什么?也许当事人已经无法再述说了，也许已经有些人作古了。但是历史不会忘记!

一位叫刘一流的广州市1964年下乡的老知青，在2011年5月写了一篇《在大时代的祭坛上》。

他在讲到文革开始时知青要求回城这件事的时候，是这样写的：

“同样，文革初期的知青运动也是最为壮烈的。正是这样一批‘群氓’，第一次揭露了上山下乡运动背后的阶级歧视，第一次喊出了‘我要回城’的口号。他们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被那一个时代彻底埋葬，但是他们的精神却延续下来，最后爆发出惊天动地的上访、静坐、绝食和知青‘大回城’”。

“文革”初期的知青运动死了!“文革”初期的知青运动用自己的血和泪換取了下一个上山下乡新高潮!

能不能说这些都是1978年云南知青大返城的预演呢?

能不能说这些知青在争取自身的生存权上是个开拓者呢?

尤其是当年写下“最后通牒”的那些人在以后是不是也上山下乡了，是不是对于当年这样的叫嚣有所醒悟呢?是不是能够对于曾经的狂妄以及对于别人的伤害有道歉之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