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向真：我亲历的文革十年（二十四）

我爸妈1958年到60年在新华社外训班学英语时的班主任，名叫李慎之，李慎之先生说过：“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真能改造好人们的思想，而在于它居然能把八亿人口的大国，改造成一个普遍说假话的国度。”

在讲真话还不能成为常识、且相当奢侈的时代，一句真话往往能产生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也能引发出人意料的不堪后果。真话本不具力量，若真话周遭充满瓦斯，真话便是一颗火星。茅于轼说：“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我高度认同两位老师的观点，每每看到说真话遭围攻，就闻到文革的味道。

我的文革回忆已进尾声，句号将在下一篇，这篇说我在北大进修班结识的朋友玲子。文革时，女孩子找对象，不问有没有钱，也不太看重长相什么的，特别注重对方家庭出身、政治面目等外在条件，许多姑娘把找一位党员，或革干、革军家庭出身的人作为结婚恋爱对象的首选。因为这种偏见，玲子枉送了自己如花似玉的性命。


1976年5月到9月初，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开办“马列理论进修班”，该班辅导员(前排中)与来自北京市工业局选派的女学员合影。背景为76年北大图书馆。辅导员右侧是本文主人翁玲子，前排左是老于我。

1976年5月，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通知我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参加为期三个月的进修班。报到后才知道，这是针对北京市大中型企业团干部、理论骨干的培训，原本设想分批分期让骨干青年轮流接受北京大学正规、系统的马列理论学习，以便继续忽悠群众紧跟文革领导者，不料第一期刚结束，四人帮倒台了，这项计划嘎然终止。

进修班的学员来自工厂、医院、机关的团干部，我以工厂理论小组副组长、车间团支部书记的身份来学习。同宿舍的三位室友都是单位的团支部书记，我们年龄相仿，相见恨晚。玲子与我来自北京市机械局下属厂，我俩一见如故。玲子漂亮，银盆脸肤白皙，水灵灵的眼睛大而亮，健康活泼热情直率，是个人见人爱的好姑娘。同宿舍还有小朴和小李，小朴是朝鲜族姑娘，西苑宾馆的团委书记，小李是北京构建厂的团支部书记，我们四个白天一起上课，傍晚在未名湖畔一起散步，热络的连周末都要一起去紫竹院、颐和园游玩。

夏天到了，玲子擅长高台跳水的才艺一下子在北大校园里扬名拔腕，我与她结伴去教工食堂吃饭的路上，时常见有人对她指指点点“跳水的姿势美极了……”玲子从小在市体校接受过专业训练，成绩优异，要不是文革北京市少年跳水训练班解散，她很可能顺利进入国家跳水队成为一名优秀运动员呢。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了，同学们都很惋惜，凑在一起热议当年春季天安门四五事件的见闻，周总理走了，朱委员长也走了，毛伟人身患重病，这一切揪紧着人心。我们这批正在攻读国际共运史的热血青年们更是对祖国的前途充满忧虑。

7月27日那天傍晚特别闷热，我们四人先是到颐和园昆明湖畔乘凉，那天从湖面上刮来的风竟然燥热难当，一改往日的清爽。汗水淋漓回来擦个澡，仍然热的无法入眠。我就到隔壁房间把在同仁医院工作的大李(一位高个儿女同学)叫起来讲故事，她家不寻常，当我们只有8部样板戏看时，她能坐在家庭小影院观赏许多外国影片。那天，她讲了日本电影《砂器》，大李口才超棒，讲得详细传神，我们听得也很入迷，我躺在床上后久久回味着那些动人的情节。

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半夜时分(后来知道是7月28日3点43分)我被一阵剧烈的晃动惊醒，因原来就没太睡实，我一下就清醒过来，忽地坐起身，听到外面传来隆隆的地声，沉闷而清晰;同时见到一闪一闪的银灰色地光，十分可怖，我明白这是地震了，迅速叫喊同屋三人，拉着拽着睡在靠门处的小李跑下楼。楼下人越聚越多，最初的惊恐稍稍平定下来，我发现自己穿有内衣，就把披在身上的小毛巾被给旁边的女同学了。从广播中得知，北大校园有至少两名学生受伤，都是慌忙从上铺跳下地时摔伤了腿或脚。

因为地震休学半个月，我们比原计划多在北大一个月，8月底才各回原单位。紧跟着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捕，大悲后迎大喜，那一年经历了太多难忘的事件。北大结业后，我、玲子、小朴、小李情同姐妹，我父母不在家，我家成了聚会地，玲子接长不短到我家或单位，分享动荡时期的喜与哀。

1976年深秋的一天，玲子找到我谈起自己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说特别羡慕革命家庭出身的人，希望找一位革干、革军子弟谈朋友。我能理解她，当时女孩子找对象，并不问有没有钱，也不太看重长相什么的，非常看重对方家庭出身、政治面目等外在条件，找一位党员或革干、革军家庭出身的人是许多女孩儿找结婚对象的首选。

我推心置腹地告诉玲子：我周围的女孩儿特别多，男孩儿不是当兵在外地，就是在兵团或插队，帮不上她。比如我家只有我哥哥一个男孩儿，当时在云南部队，为他，我家门槛简直被踢破，许多姑娘的父母主动找上门要求结亲，有人为此暗中叫劲，有人借故把女儿派到我家借宿，还有人上门指责我父母“不看重老战友的关系，不积极促成子女的婚事”……我家人当时很纳闷，好好的几个姑娘无人问津，就一个男孩儿怎么就这么吃香呢?玲子明白了我的意思，她表示要靠自己努力嫁入“革命家庭”。

唉，没想到当时这种偏见竟然害了她，没过多久，玲子果然找到有老革命家庭背景的对象，却有情无缘，枉送了自己如花似玉的性命。

从玲子口中，我了解到她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她妈妈很能干，把几个孩子照顾的妥妥帖帖，因为嫌丈夫窝囊，饱尝了衣食不周社会底层的苦楚，一心指望孩子们有出息。文革前，玲子妈妈天天接送女儿上体校风雨无阻，老师的夸奖曾给予妈妈莫大的期望，少年跳水队解散了，玲子暗中庆幸，“不用再受那些非人折磨了”，可是妈妈却从此失去了欢颜。玲子过了22岁后，妈妈经常提醒她“你条件这么好，一定找个革命家庭的，以后咱家就不会再受欺负了。”

我用自己亲身的感受，对玲子的恋爱观表示不认同：“我父母从我的日记中得知我的心事后，先齐心协力将我与那位右派的儿子尚处于萌芽状态中的恋情连根斩断，然后一个扮白脸、一个唱红脸，妈妈表现出对我满怀焦虑，好像我再不找对象她连觉都睡不着似的，从亲情上逼我认真考虑如何把自己嫁出去;爸爸则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告诫我：别那么挑剔，找个能共度一生的人就行，如果找对象只图男方地位钱财，小心我打断你的腿!”妈妈给我的压力我并没有太放在心上，我天真地认为自己刚24岁，既然你们斩钉截铁否定了我的恋情，那我索性再耗几年。爸爸的话正和我意，找对象就要找自己顺眼顺心的，家里地位高容易小看人，我还不稀罕呢。玲子听了又是摇头又是苦笑，说：“你是没受过欺负，被你轻视的东西在现实中太重要了。”总之我俩谁也没说服谁。

1977年初春，玲子有一阵儿没来找我，突然打过来电话，语调中很兴奋，神秘地告诉我“特别高兴，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干部家庭的人真好。”我猜她找到理想的男友了，她的幸福感染了我，赶紧打电话把好消息告诉小朴、小李，我们像自己找到对象那么高兴。

暮春时节，玲子终于又站在我面前，我的喜悦撞上她的愁容马上僵住了，我赶紧把她拉到女更衣室密谈。消息太糟糕了，玲子发现她的男友是个有妻子女儿的男人!听了这话，我的脸彻底阴沉下来，“你上当了，赶紧拉倒!”玲子沉默良久，我在回味她刚才的介绍：那男人是个即将退团的老团员，因为是某老(延安时期四老之一)的亲侄子，加上人缘还不错，在单位里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三个月来玲子疯狂地爱上他，两人好的如胶似漆。几天前的晚上，玲子提出要与他结婚，被逼无奈他承认已有老婆孩子，妻子是位副部长的女儿，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好工作，女儿也很可爱，他和妻子门当户对，虽不相爱一时间也离不了婚……

玲子终于又口开了：“哎，本来我已下决心离开他，昨晚我妈妈跟我不依不饶，说无论如何也让我把他抢到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才来找你。”“怎么办?这种骗人的人能要吗?就算他离婚娶了你，将来很可能还会继续欺骗你呀!”“你不知道我们俩在一起有多要好，真是左右为难……”玲子满面愁容激起我的无名火：“你怎么这么傻?当断不断后患无穷。”就这样，我俩第一次不欢而散。

过后，我又怜悯起玲子，接连给她打了两次电话安慰她“别难过了，没有过不去的独木桥……”20多天后玲子再一次来找我，虽然表情有些怪异，面容有点憔悴，却与我有说有笑的，我俩还一起吃了顿晚饭，回忆着一年前在北京大学进修的幸福时光。在大北窑1路公交车站分别时，玲子一再回头朝我摇着莲花般的小手，笑靥如花。

几天后，玲子自杀的消息传来，我当即傻在那里，好久好久才哭出声来……

“星期天玲子没有回家，独自一人在工厂的集体宿舍喝下一瓶敌敌畏，惨死在自己的小床上。”

当时我只听到这么简单的结局，1977年初夏我听了这话，将我持续一年之久对玲子的友爱瞬间击成碎末!追悔潮水般一遍复一遍淹没着我痛苦的心，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没能伸出有力的双手，也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帮助;在她最绝望的时候，我仍然愚蠢地固守着自己的信条，不恰当地指责可怜无助的朋友。如果我知道她已濒临绝境，我才不管什么世俗的道德准则呢，我干吗不陪在她的身边顺着她的思路给以宽慰呢?

与玲子相处一年中的件件往事不停地萦绕在眼前，反反复复闪闪烁烁：

在北大学习时，我们一起听课一起完成作业;在校园中心地带的冯友兰先生居住的有大红圆门的院落前，我俩孩子似的追跑打闹;她站在北大游泳馆10米跳台上冲我招手，然后以高难度动作一跃而下的美妙身姿;她到我家麻利收拾黄花鱼、帮我做饭、炒菜的伶俐模样;我俩一起研究刺绣技巧，你一针我一线地做活时，曾互相比较谁的兰花指更耐看……

几天后，我给小朴、小李(北大我们四人住同一宿舍)打电话，我通知玲子的死讯后，小李当时就哽咽起来。小朴的话够我咀嚼半生的“什么?她怎么能这样!哎呀，那我们不跟她好了!”哎，是啊，我也只能不跟玲子好了，上哪儿再跟她好呢?

我和玲子同龄，在工厂都是受工厂师傅们称赞的、好学上进的年轻人，技术好、人品好、作风正。我们都是团干部，积极而愉快地把完成各项任务当成份内之事，所以我们有特别多共同的话语。

我曾经以为我俩无话不谈，我为不理解她仅仅因为恋爱失败就决然赴死而疑惑了好久，直到一年多以后，玲子生前另一位好友告诉我内情，我才理解了她的选择。玲子另一位好友与玲子同一个车间，玲子走后一年多她成为我同事的嫂子而遇到我，玲子跟她说起过我。提起玲子我俩都无限伤感。我们说起玲子许多可爱之处，然后在我的追问下，她说“玲子死前发现自己怀孕了，就催着那男的离婚，男的答应了，可是第二天玲子竟在工厂大门口见到男人的老婆带着女儿来接那男人，一家三口说说笑笑很是亲热地走了，玲子的天一下子彻底塌了，不出一礼拜，玲子就走了。”

接下来，她的话更让我心疼不已：“玲子走得很艰难，不知是药量不够还是什么原因，现场侦察断定她折腾了很久才咽气，她手表的表蒙子都撞碎了，面貌完全变了形。”尸检报告验明了玲子已有身孕。我可怜的玲子啊!当我终于理解她的选择时，更感到用什么都无法减轻她的哀伤了。

是的，玲子怀孕这件事是她无法对我说出口的，她知道在这方面我相当保守，我曾对她说过婚前应守身如玉，说过单位里屡屡因为团员、青年未婚先孕，必须要在车间大会上一遍又一遍的作“严肃认真”的书面和当众检查才能过关(文革中各单位都如此)，因不堪屈辱而自杀的人死后还会被扣上“生活腐化堕落、自绝于人民”的脏帽子。那时我还不懂得这是反人性的、极残忍的迫害，只能天真地要求自己自律，对婚前性行为抱有一种轻蔑的敌视。玲子了解我，怎么可能与我探讨这种事啊。当时流行出了事就整人，不管你的死活。医院的对策是拿不出已婚证明，没有丈夫亲笔签名休想做人工流产。玲子是个要面子的女孩儿，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对方又不可能离婚娶她，妈妈正眼巴巴指望着她嫁入官家，帮家人从此过上好日子，这一切只是一场空梦!为了保全颜面、免遭迫害，她毅然选择了自杀!

在随后的许多许多年里，自杀的玲子一直是我挥之不去的阴影。我常常假设，如果我那时不那么幼稚，私下里托关系帮她做人流手术，使她保全尊严，待她伤好后鼓励她找新的男友，那她是可以如同小朴、小李和我后来那样组建小家庭，几年后恢复高考她准能圆了大学梦，然后拥有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到年迈时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聪明伶俐漂亮的玲子，因为一个红色年代的偏见，在24岁时枉送了自己如花似玉的生命，留给我一生难以平复的创伤。

   玲子的往事就讲到这吧。讲完这个故事，我想告诉大家：从玲子的遭遇上，我汲取到宝贵的经验，照耀了我日后的航程：珍惜生命!摈弃虚荣!(2016年2月26日，江绪林和林嘉文事件后，必须再加一句：红尘无赖，跟丫死磕!)

我感觉自己歉了玲子一份情。后来我慢慢成熟了，办事也懂得讲策略了。1987年我曾在报社的群众来信中，主动回复一位河北沧州女孩的信，与她建立了联系，成功地劝阻了她自杀的念头，帮她联系到北京朝阳医院做了6个半月的妊娠终止术，帮她重新回到学校。沧州女孩的事多少缓解了我内心深处对玲子的那份歉疚。

1992年3月初，农历龙抬头那天，我应约到石家庄市桥东区为中国少年报通信员培训班讲课后，顺路去两所小学(一所重点校，一所城乡结合部普通校)听学生们说说心里话，这是那所重点校的少先队大队长(我搂着的女孩，她从头到尾陪着我)和三年级学生。那天，我穿着自己新织好的粗线毛衣，与前排的男孩聊天，他告诉我“生怕犯错误，还是经常被批评。”我对他说“童年特别短暂，每一天都特别宝贵，要丢掉胆小怕事的包袱。再有男生欺负你，你别怕，一旦他出手打你，你要一边叫喊你敢打人，一边挥拳头反击他，避开头部出手重点，让他再也不敢欺负你了。因为是他先打你，老师不会过多批评你的。”


2000年，我采访贵州安顺地区苗族女孩前，我们三人的合影，两位小姑娘穿着节目的服装和硕大的头饰。

2006年秋天，我在河北省张北县采访一所农村完小后，与女孩合影。看，只有老于我笑的轻松，几位农村小姑娘的脸上，各自有沉重与心思。身为贫困地区的农家女，注定这辈子难轻松。

40年前，玲子用她的悲剧点醒我解开一道难题：怎样才能获得美满的人生?答案原来很简单：把握好每一天，在生命的每一程真诚愉快地完成那一阶段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