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奇生：1915~1925年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之演进

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深最频的危机，莫过于“民族危机”。每次危机的应对，都往往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体动员和集体行动。一般而言，“危机”与“动员”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危机”越急越深，“动员”越大越烈。不过，本文所要探讨的时期(1915~1925)，情形似有所不同。在此期间，主要由于日本的挑战与刺激，中国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集体抗争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次集体行动的规模与“危机”的程度并不构成正相关关系，甚至呈现出相反的态势。从 1915年抗议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到1919年抗议巴黎和会将山东权益归属日本，到1925年抗议上海日本工厂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三次“危机”的程度一次比一次减弱，而集体行动的规模却一次比一次增大。这样的态势自然值得我们探讨。这一时期中国所实际面临的“民族危机”与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之间，到底具有怎样的关联性?哪些因素影响和制约着这一时期中国民众的集体行动?

1危机：亡国、亡省、亡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以为西方列强无暇东顾，趁机以对德国宣战的名义，出兵山东，攻占青岛(胶州湾)，夺取德国在中国的权益。随之又于 1915年1月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并于5月7日向中国政府发出强制接受的最后通牒。当时中国舆论一致认为，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与日本昔年向朝鲜提出的要求相仿，朝鲜接受要求后，不久即为日本吞并。中国如果答应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即将蹈朝鲜覆辙而亡国。故这次危机可被称为“亡国”危机。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协约国联盟中的一员，也一同欢庆胜利，并希望日本在大战期间强迫中国签订的条约会在战后召开的和会上得到列强的纠正和调整。但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日本提出山东议案，列强竟承认其接替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消息传到中国，舆论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鉴于此次危机的重心在“山东之亡”，姑且称之为“亡省”危机。

1925年5月，危机再次爆发。此次危机的导因，是上海的日本纱厂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引发学生的声援抗议。而学生的游行示威又遭到租界英国巡捕的开枪射击，进而扩大为更大规模的集体抗争行动。鉴于此次危机乃因顾正红被杀而引发，姑且称之为“亡人”危机。

2动员：事件、运动、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的集体行动虽然具有全国性的规模，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却没有被称作“运动”，甚至没有统一的命名，一度被纪念的 “国耻日”在1949年后也不再纪念(下文姑且以“五七”为此次运动之代名)。而1919年“五四”之后不久，“五四运动”的命名即很快为时人认同，并一直纪念至今。在中国革命史上，一般认为五卅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的开端。将五卅运动定性为“革命”，亦是当时人的看法。如瞿秋白在1925年8 月出版的《向导周报》和1926年3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分别撰文指出：“五卅以后，中国的历史已经开始一个新时期——实行国民革命时期”;“中国的国民革命从五卅开始了!”

就动员规模而言，三次集体行动明显呈现出递增的态势。五七、五四、五卅大体呈现出“事件”“运动”“革命”三个不同的层次。

事件：有具体的政治诉求，组织化程度较低，行动相对温和。 运动：有具体的政治诉求，有相当的组织性，行动较为激烈，规模宏大。 革命：政治诉求上升为意识形态，寻求根本改变现状，行动极为激烈，由革命政党领导，高度组织与高度动员。

五七/事件、五四/运动、五卅/革命，大致可以代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三个不同层级，或演进的三个阶段。

3主导、参与群体

1915~1925年间，三次民族危机，呈现出“亡国”“亡省”“亡人”的递减格局，而应对三次危机的集体行动，却呈现出“事件”“运动”“革命”的递增态势。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历史现象的产生，往往是众多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而要将众多因素一一阐明，并综合分析它们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文仅就主导及参与群体、组织化程度、中心口号、物质基础等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比较五七、五四、五卅三次集体行动，组织领导和参与群体的变化，应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从五七到五四，前后相距不过4年，却可明显看出主导群体由传统士绅向新知识分子的转变。1915年的反日运动，全国各地最活跃的组织是商会和教育会，最活跃的群体是城市绅、商阶层。由于袁世凯政府迫害和打压革命党，很多革命党人与思想激进的学界人士“远举高蹈，或潦倒租界，或漂泊异乡”。故未能成为反日运动的主力。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校青年学生仅有小部分参与，未能形成大规模的群体性行动。直至1919年五四之际，学生界才“奇军突起”。1905 年废科举兴学校，新式教育从小学读到大学，一般需要十余年的时间，这意味着，五四前后的大学生，正好是第一代在国内完整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学生。不过，青年学生的群体性觉醒，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是蔡元培于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并对北大进行改革，学生的思想和气质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当然这一改变主要发生于北大。二是新思潮、新文化运动对青年学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且这一影响具有全国性的效应。当时人即注意到，清末就有学生运动，但未能形成弥漫全国的“精神唤醒”，陶孟和即指出：清末也有学生运动，但“学生运动成了弥漫全国的‘精神唤醒’，总要算是在‘新思潮’发生以后。他的诞生日，就是民国八年五月四日”。也未形成学生群体的自觉行动;1919年10月沈仲九在《五四运动的回顾》一文中指出：“前清时候的学生也有做革命事业的，但他们都是离了学生的地位，而且是个人行动的，若用学生的资格，大家联合起来，去做关系国家社会的事业，是没有的。” “因为有了新思想，于是遂有‘五四运动’的事实。”不过，陈独秀的《新青年》虽然早在1915年即创刊(初名《青年》)，但在最初两年影响有限，真正引起青年学生的关注，是在1918年以后。

学生群体的兴起是五四时期特别明显的现象。五四运动虽然也有商人、工人参与，而学生始终是运动的主导群体。五四运动中，京、沪等大城市的市民群体中，大致存在这样一种态势，即商人同情学生，而工人又信仰商人。因而学生罢课带动商人罢市，商人罢市又带动工人罢工。“商罢市，工辍业，皆惟学生之马首是瞻。” 青年学生很快树立起社会信仰。蔡元培即注意到，“‘五四’以后，全国人以学生为先导，都愿意跟着学生的趋向走。” “从前的社会很看不起学生，自有此运动，社会便重视学生了。”陶孟和也指出，五四以前，教育界完全被社会忽视，五四以后，“教育变成了一种势力，一种不可侮的势力。谁有敢同他抗衡的，没有不颠仆的。政府要宽容他，军阀要逢迎他，政客要联络他，就是眼光最短的商人也何尝敢得罪他。所以从此以后，教育界由可忽略的分量一跃而为政治、外交、军事、财政、政党，总之一切活动的重要枢纽……教育界变成了无冠之王。”陶孟和所称的“教育界”其实即指“学生界”。

从五四到五卅，前后相距6年，其间最显著的变化是新型革命党的兴起。1915年反日运动时，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因受袁世凯政府的压迫而流亡海外，在民族矛盾和国内政争之间处于两难境地，基本置身运动之外。1919年五四运动中，尽管一些革命党人积极参与和赞助了五四运动，但中华革命党并没有以一个政党的姿态，对这场运动发挥领导和组织作用。所以，五七、五四，均没有政党力量参与。“以前从事革命事业的人，专在运动军队、组织军队上注意，而忽视了民众势力的。”这正是对当时国民党的写照。五四之后两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五卅的时候，中共一举成为运动的主角，在运动中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整个运动的灵魂和实际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是中共领导的第一场具有全国性规模和影响的群众运动。是时的中共还是一个不足4年党龄、不足千名党员的小党。党员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没有发动和领导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经验。尽管如此，五卅运动仍能轰轰烈烈地持续达数月之久，充分崭露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众运动方面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若说五四孕育了中共，五卅则堪称是中共崛起的标志，也是中共正式登上全国政治舞台的标志。

五卅之前一年，孙中山“以俄为师”，按照俄共模式改组国民党，并容纳共产党。五卅之前两月，孙中山刚刚逝世，国民党高层正面临权力继替，忙于肃清内部不可靠的军队和筹建广州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地方党务机构大多控制在中共党、团员之手。由于中共的很多活动是打着国民党的招牌进行的，故五卅运动亦大大扩大了国民党在全国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五卅以后，青年学生成群结队南下加入国民革命的行列。国民党亦迎来了一个组织扩充的高潮时期。不过，国民党始终走“精英” 路线，与中共的“群众”路线判然有别。孙中山虽然倡导“扶助农工”，仍是以“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去“扶助”“不知不觉”，这与直接以工农利益代表自任的中共党人相比，虽有相近之处，却有很大不同。中共很快成长为一个擅长群众运动的动员型政党。国民党则始终与下层民众相脱离。

4组织化程度

抵制“二十一条”时，主导力量是绅、商。京、沪、江苏等地的商会和教育会是比较有组织的团体，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未能建立起全国性的联合组织。除此之外，全国各地新成立了许多小团体，并建立了各种抵制日货的组织，各地群众性的集会也纷纷举行，但基本上是分散的，各自为战的，甚至存在相互竞争。救国储金是此次反日运动中最活跃也是最主要的方式之一。上海建立了全国性的救国储金总事务所，但“总事务所”是自封的;全国各地建立了400多处分所、分会，实际不受上海总事务所的指挥和控制，因此缺乏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与统一的、全国性的联合行动。

五四以前中国的社会，可以说是一点没有组织。从前这个学校的学生和那个学校的学生是一点没有联络的，所有的不过是无聊的校友会，部落的同乡会;现在居然各县各省的学生都有联合会。从前这个学校的教职员和那个学校的教职员也一点没有联络的，所有的不过是尸居余气的教育会，穷极无聊的恳亲会;现在居然有好几省已经组织成了什么教职员公会。从前工界是一点组织没有的，自从五四以来，有工人的地方，如上海等处也添了许多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种种机关。从前商界也是一点组织没有的;所有的商人，不过仰官僚机关的商务总会底鼻息，现在如天津等处的商人有同业公会的组织，而上海等处商人有各马路联合会的组织。

五四之后，青年毛泽东也著文指出，辛亥革命只是留学生、会党、新军等所为，与“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还算不上是一种“民众的联合”。清末民初的各种学会、同业会、同乡会、校友会，是一种民众的“小联合”。而五四运动则产生了全国民众“大联合”的动向和趋势。

五四时期，最能体现“民众大联合”趋向的，是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立。1919年6月16日，在上海召开有21省代表参加的全国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在此之前，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南京、杭州等大都市，先已成立了地域性的学生联合会。在此之后，不仅省市一级相继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县级学生联合会和各校学生会亦纷纷成立。全国学联总会下属有60余个分会，号称全国有50万学生受其领导。整个学生群体形成一个全国性、层级性、自上而下而又相互联系的组织网络。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过去只有官方的行政系统具有这样的组织结构，而民间社会是不曾有的。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一书中指出：“我敢大胆的说一句——此时候已经有了长久历史的国民党的组织和党员间的联络指挥，恐怕还不如这个新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的完密，运用的活泼、灵敏。”

“救国十人团”也是五四运动中涌现的新组织。据日本学者小野信尔研究，在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大中城市几乎都成立了“十人团”的组织，其组织对象主要是学生以外的普通民众，采取“小组织大联合”的原则，以“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的组织方式，自下而上地联合起来。正是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组织模式，在五四时期一度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号称是学生联合会之外最有势力的民众团体。

五四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新生社会组织，是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清末以来，中国市民群体中组织得最好的是商人。商人组织得最好的是上海总商会。在全国商会组织中上海总商会首屈一指。五四时期，为了声援学生运动，上海商人在原有总商会之外，又以街道为单元，成立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其组织优势，在于将上海这样一个散漫多元的商业性大都会，整合在一个严密有序的组织网络之中，具有相当强的组织动员潜力。

五卅运动，由政党主导，组织动员力度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联合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四大团体，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领导五卅运动的总机关。参加工商学联合会的四大团体中，总工会和学生团体都控制在中共党人之手，因而实际掌握了工商学联合会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通过它来组织、策划、引导和控制五卅运动的发展。在五卅运动的头两个月里，工商学联合会几乎取代了上海地方政府的权力。五卅运动期间，上海总工会下属的工会最多时超过100个，会员30余万。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总会由中小商人组成，会员总数也在30万左右。另外，上海学生联合会下属的中等和高等学校学生会多达90多个。

中共透过四大团体分别领导工人、商人、学生三大组织系统，几乎全上海的工人、学生、商人都受其直接领导和有效节制，整个上海的工厂、学校和街道商店都被动员起来。这样的组织动员，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有论者指出，五卅运动中，“国人的各项工作(宣传、罢工、抵制英货和募捐)，参加人数之多，地区之广，历时之久，都可谓空前;民众情绪的激昂，工作执行的严密，亦是前所未有;而募捐款项之多，罢工、抵制英货所得效果的丰硕，亦是史无前例，实可惊人。鸦片战争时三元里的反英运动，固不能与之同日而语，就是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就反对帝国主义而言，其规模、效果也远逊于此。谓之中国史上空前所未有，决不为过。”

五卅初始，本是一桩近代史上常见的涉外惨案，结果却引发为一场规模空前的全国性的反帝大风暴。五卅的影响，并不在惨案如何惨烈，而在运动的组织动员之成功。新型政党的出现并积极参与组织领导，无疑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日趋高涨的要因。

5中心口号

三次集体行动中，中心口号的变化，亦值得关注。1915年反日运动的中心口号是“救国”“勿忘国耻”;1919年五四运动的中心口号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1925年五卅运动的中心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

自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政府和士绅精英均力图消除中国人“野蛮排外”的形象。所以，即使在面临“亡国”的危机之际，也不敢提出过激的口号。1915年反日运动中，各地对“国耻”的反应，多集中于对国民进行“雪耻”的宣传教育，完全是从“自强”入手。全国各地成立的反日团体，其名称多为“中华国民请愿会” “国事研究会”“中华共济会”“国民对日同志会”等温和的字眼。各大报章最常见的口号是“勿忘国耻”“救国”。上海发起救国储金活动时，中国银行总行准上海各分行代收储金，但要求将名称由“救国”改为“爱国”，免生刺激。所谓“免生刺激”当然是怕刺激日本。此次反日运动的主要方式，一是储金，二是排货。储金的目的，是准备用来强兵和振兴民族工业。只有排货直接针对日本。但因受日人压迫，政府不得不禁止排货，故各地排货的口号，多是间接的“提倡国货”而非直接的“抵制日货”。

1919年五四运动，就相对激进得多，出现了烧屋、殴人等暴力方式，不过，暴力主要对内，对外仍尽量保持“文明”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五四的中心口号之一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并非后来所演绎的“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外争主权”显然不如“外抗强权”激烈。

一般而言，社会运动的口号越具体，越切合运动的实际目标，对民众越具有号召力。依此，五卅的口号似不如五七和五四的口号具有动员力。其实不然。五卅起因于“亡人”，很难提出具体切实的口号。而中共五卅策略的高明之处，在将一个局部的地方性事件建构为全国性的大问题，将具体个案提升到一般性和普遍性的高度，将日本资本家和英国巡捕杀人，扩大为整个帝国主义的暴行，进而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五卅的这两句口号，既是五四运动中“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的延续，又是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理念之升华。

“帝国主义”与“列强”看似没有多大差别，其实内涵迥然不同。甲午以后，中国希望像日本一样跻身“列强”行列。那时的中国精英普遍信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中国衰弱是因为自己不争气。“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之类的自省式民族主义在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中颇为流行。

但到20世纪20年代，自省式的民族主义很快为反帝的民族主义所取代。在中国，最早提出“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口号的，是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14 日中共中央的报告谈道：“我们政治的宣传，自一九二三年起，即是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个口号。在一九二二与一九二三年间，‘反对军阀’已成了全国普遍的呼声;到一九二三与一九二四年间，列强对华进攻日急，全国知识阶级中进步分子，已采用‘反抗帝国主义’的口号。”

在中共的大力宣导下，仅一两年时间，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便很快为知识精英，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所接受。与清末民初自省性的民族主义不同的是，反帝国主义口号的魅力，在于它将中国的一切贫穷落后都归咎于帝国主义，故而具有强大的政治号召力和民族主义煽动性。吴国桢在晚年回忆录中谈到：“那时将中国的灾难全都归罪于外国经济和政治渗透的观点，确实对年轻人几乎有普遍的号召力，因此当共产党创造出‘帝国主义’这个词时，他们确实掌握了进入年轻人头脑的钥匙(中国共产党人对‘帝国主义’这个词有中国式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在打动年轻人方面，没有多少影响，但‘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则有。”

恽代英指出：“五卅以前，中国还有好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反对帝国主义，就是一般有知识的学生，也不十分明白反帝国主义的意义……但经过五卅运动以后，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就普及于全国，大多数人都知道了。”

当涉及反帝国主义的具体目标时，中共将火力集矢于“不平等条约”。与“帝国主义”一样，“不平等条约”亦是当时的一个新词语。不同的是，“帝国主义”是外来词，而“不平等条约”则为中国人自创。此词在19世纪中国未见使用过。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根本改变中华帝国外交关系的条约制度所带来的危害还没有清醒和充分的认识，只有极少数人偶尔发表忧虑和抱怨言论。五四前后，因受巴黎和会的刺激和苏俄发表放弃帝俄旧约宣言的启示，中国民众才真正开始认识到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发展所产生的国际障碍，开始使用“不平等条约”来表达对列强条约体系的不满。不过当时人尚未将“不平等条约”作为一个赋有特定意义的固定词组，而且使用次数极少。

中国共产党首次将“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和政治主张提出。其后，中国国民党起而响应。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的《党纲草案》，内称要 “取消帝国主义的列强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次年1月，国民党“一大”宣言，亦将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作为其对外政策的首要主张。

中共自“二大”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后，在每次反帝斗争中，均将斗争目标引向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共将反帝作为国民革命的首要目标，又将废约作为反帝的首要目标。这样一种政治主张的选择，不仅对孙中山、国民党，亦对同时期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产生了直接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二三十年间，没有哪个口号能比“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更能铸造和催化中国民众举国一致的民族主义激情，也没有哪一个语词比“帝国主义”和“不平等条约”对西方列强更具谴责和抨击力度。在20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创造性的使用和强化宣导下，“帝国主义”和“不平等条约”作为非正义、侵略、压迫和威胁的象征符号，在潜移默化中被中国广大民众毫无保留地接受，从此成为中国人论说对外关系时不可或缺的，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关键词，不仅在中国各派政治家无数次的政治演说和各大政党的意识形态宣传中频频出现，也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近代中外关系时的主导理念和经典概念。

无论1915年的“救国”“勿忘国耻”，还是1919年的“内争主权，内除国贼”，均是有具体目标的政治诉求，而1925年的“打倒帝国主义”明显具有浓厚的革命意识形态色彩，也因此成为国民革命的奋斗目标。

6集体行动的物质基础

三次集体行动中，1915年反日运动没有工人参与。1919年的五四，上海工人罢工声援，不过时间和规模有限。唯有1925年的五卅，数十万罢工工人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各地为援助五卅而发生的罢工多达135次，罢工工人总计约50万。数十万工人的参与，使中国民族主义运动获得了新的锐气。

就实际运作而言，“三罢”斗争中，工人罢工最为艰难。商人罢市固然影响其营业，学生罢课也影响其学业，而工人罢工则直接影响其日常生计。工人平日工资微薄，难得积蓄，一旦罢工，生活即濒于绝境。五卅运动期间，数十万工人持续罢工数月之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历史上亦属罕见。后来的史家很少注意到数十万罢工工人靠什么维持生活。而这一点对于罢工乃至整个运动的维持和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当时估算，罢工工人每人每日最低贴补小洋2 角，每月总计需要100万~120万大洋，才能维持全上海罢工工人的基本生活。这一笔巨额资金从何而来?来自海内外捐款。五卅运动期间，国内外各方为支援上海工人罢工而募集的捐款，超过300万大洋。300万大洋在当时是一个多大的数目呢?据称1925年北京中央政府全年财政支出595万大洋。也就是说，大约相当于中央政府全年经费开支的一半。捐款数目之大，捐款人数之多，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五卅捐款多集中在1925年6月份。7月份起，各界捐款渐少。罢工日久，各方捐款热情逐渐冷却，罢工工人救济费的筹集日趋困难。筹款成为上海总工会在五卅运动后期的头等工作。由于捐款不敷救济，或因救济费不能及时发放到罢工工人手中，生活面临困境的工人难免对运动产生厌倦情绪。7月份以后，因各界捐款不足，工人索款不得而常发生骚乱事件。在内外情势的压迫下，中共中央不得不调整运动的目标和策略。7月底，上海罢工运动开始急速收束。

1915年反日运动中，全国各地曾发起“救国储金”活动。据统计，是次“救国储金”总计收金超过800万元。“救国储金”的用途预计三项：一是造兵工厂，二是练军建军，三是振兴国内工业。对这三大用途而言，800万元不过杯水车薪，最后只好不了了之，储金允许自由取回，对整个运动的开展未能发挥切实的效果。相比之下，五卅的300万元捐款在运动中成为至关重要的经济基础。

7结语

五七、五四、五卅，危机虽然由强而弱，而集体行动的规模和声势则呈现上升趋势。其间的因素，除了本文所分析者外，国际力量的介入与制约(如英国、美国、苏俄)亦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因篇幅所限，留待另文探讨。另外，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觉醒与民族主义思潮的演进，有一明显的“积累性”“递进性”特征。 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仍是对1915年“二十一条”的后续反应。“二十一条”的国耻，是中国人对日情感恶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后，日本朝野对中国的每一负面举动，都可能产生“叠加”效应，引发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弹。

本文侧重考察中国方面的回应，在1915~1925年间，有两大社会变迁因素尤其值得关注：一是社会主导群体的转型;二是新式革命政党的出现。这两大变迁是互相关联的。三次集体行动的导因均与日本有关，而集体行动的反应机制却明显不同。首先是集体行动的主导力量在变化：从传统士绅、城市商业精英，到新学生知识群体，再到新革命党。其次是集体行动的方式在变化：从集会通电，示威游行，经济抵制，到诉诸暴力(火烧加拳头)，到大规模的“三罢”。最后是集体行动的中心口号在变化：从具体的较温和的政治诉求，上升为激进的革命的意识形态。

五卅之后，集体行动进一步升级。如果说，五七、五四、五卅乃因具体的危机事件而动员的话，那么五卅之后，动员不再需要民族危机个案的触发。或者说，动员由民族危机动员转入国民革命动员阶段。1926~1927年间轰轰烈烈的两湖农民运动以及上海、汉口等地的工人运动，均与“危机”无关。革命本身就是动员。革命的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从危机动员到革命动员，从单纯的民族主义运动到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两者之间并无明显的分界，却有相当的连续性、相似性和可转换性。

本文出自《对立与共存的历史认识：日中关系150年》。作者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