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改革开放最精彩的是朱镕基掌管经济的十年

大家记得，一九九二年的春天，邓小平先生南下，跟着中国的经济开放转到长三角那边去。长三角的大事改革起于一九九三年初，比珠三角迟起步十多年。然而，约七年后的二〇〇〇年，在所有重要的经济数字上，长三角超越了也发展得快的珠三角。这是不容易相信的经济奇迹，但确实是发生了。当时掌管经济的朱镕基先生，每年都说增长率保八。他错，我的估计是每年的增长率远高于八。

    证据有三。其一，珠三角的增长率当时是明显地高于八，但在七八年间竟然被长三角超越。其二，劳工的人均收入，从一九九三年起十四年上升了约八倍。其三，庞大的流动人口出现，几年间四个工作年龄的农民有三个转到工商业去。这些流动人口的收入大部分没有算进国民收入。当年中国的国民收入是低估，今天却变为高估。后者的主要原因，是大跃进期间采用的指标制度，这里那里今天还存在。不达标没有奖金，地方干部要怎么办呢？

一九九三年的春天，中国的通胀率达百分之二十五。该年五月人民币兑港元的黑市汇率是1.50：1.00。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发表一篇题为《权力引起的通货膨胀》的重要文章，指出众说纷纭的、要约束人民币的货币量没有用处，因为当时的通胀是高干子弟凭他们的借贷权力搞起来的。贪污远比今天严重。我那篇文章力陈权力借贷一定要铲除。我也建议当时的人民银行改为中央银行，不从事任何借贷或商业活动。

朱镕基先生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接管人民银行，两年后改为央行。他当时的言论跟我的《权力》一文说的大有雷同之处，但他的处理方法让我学得很多。不到四年，人民币的通胀率从百分之二十五下降为零，跟着是百分之四左右的通缩。一九九七年七月亚洲金融风暴出现，一个月后几位北京朋友约我在深圳会面。他们对国家当时的情况非常悲观，但在研讨中我突然间乐观起来。灵机一触，我解通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密码。为恐增加市场的波动，没有说出来。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九三年朱镕基把人民币勾着美元，人民币量的增长与外资的进口量挂勾。不到四年，那奇高的通胀率下降为零，然后转向通缩。当时其他的亚洲小国也把他们的货币勾着美元。美元与人民币可以看为是两艘巨舰，互相勾着。其他亚洲小国的货币是小艇，也勾着美元这艘巨舰。一下子中国这艘人民币巨舰从很高的通胀转为通缩，其他小艇不能不纷纷断缆。大约十年前，我把这个简单的亚洲金融风暴的解释跟一位央行朋友说了。他拍案叫绝，说他们当年想破脑袋也想不出因由。事实上，所有西方的专家对该风暴的分析一律胡说。

跟我这次讲话有重要关系的，是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困难甚于今日，但经济增长率却冠于人类历史。当时因为通缩的出现，上海楼价跌了一半，深圳跌了七成。朱镕基大事肃贪，也是约束吃喝和打高尔夫球。为什么当年中国的经济飙升，今天我们却遇上困境呢？

应该是几个原因的合并吧。其一是朱镕基这个人。要管的他管得紧，其他可放则放。劳工合约的自由难得一见。不仅没有谁管什么最低工资，雇主解雇一个月通知，员工辞职立刻可以；产品市场的自由是我平生仅见。其二是当年的利益团体远没有今天那么多。其三，当时可以开放的空间远比今天为大，其中最重要的是让人口自由流动。几年间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有三个转到工商业去。其四是二〇〇一年中国打进了世贸--这点美国的克林顿总统帮了一个忙。其五是二〇〇〇年中国的地价开始上升，容许地方政府把国企连土地卖出，利用卖地的钱遣散国家职工，改制为民营。

最重要是第六点：一九九四年起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开始形成。十年前，在七十生日的宴会中，我说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人类历史最好的制度。这句话被人批评是狂言。做学问我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怎会胡说呢？一九九七年，我为父亲研发出来的抛光蜡到昆山一带找工厂用地，是小额投资，遇到不同地区干部抢生意，其激烈使我大开眼界。我要到二〇〇三年才知道土地的使用权力落在县的手上，于是咬定县是地区激烈竞争的主角。到四年后的二〇〇七，我才解通这竞争制度的密码。详细的解释可见二〇〇八年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

今天中国遇到的经济困难没有九十年代那么严重，但上述的六点弹性调整我们今天是没有了，是以为难！

我是做学问的。近二十四岁才进大学读本科，博士后出道任教，三个月后升为正教授。巴泽尔在回忆中写下，我出道的第一天就是行内的产权与交易费用的第一把手。诺斯也在他的回忆中写下，我是华盛顿经济学派的创始人。提到这些，因为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学生，只是后来碰着机会，让我把八位大师的学问综合起来，作为己有，然后在他们面前表演一下炎黄子孙的能耐。那是在我遇到巴泽尔及诺斯之前的事了。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在底特律的一个会议中，科斯约见我，说：“听说中国可能改革。你对经济制度的运作知得比任何人多，又懂中文，你要回到中国去。”这是一个难题。当时我在美国的工作受到敬重，石油工业的研究还在进行，有两个念小学的孩子，怎可以举家搬到香港或中国来呢？有几个理由促使我回归，其中最重要是二战时我在广西逃难，衣食无着，见到一个一个的小朋友死掉。当年一起玩耍的孩子中，我是唯一的生存者。后来遇到上面提到的机会，一发劲就打开了学问上的一片新天地。我想，既然我可以，中国的其他孩子也可以，他们欠缺的只是一点机会，说不定我可以帮他们一把。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今天中国的大学制度屡发牢骚。

一九八二年五月回到香港任教，职位虽高，却不好过。我在西方发表文章不需要通过评审，他们说我靠搞关系。我喜欢作实地考查，他们说是不务正业。用中文下笔，他们说不是学问。是的，在香港工作几年后，香港某政府机构委托一个委员会评审香港的教授的学术贡献，十分最高，零分最低，我是唯一获得零分的教授。奇怪有关当局没有公布这个伟大的发现。提到这些无聊琐事，是要同学们知道三十年前的香港，与今天的内地，对学问的认识跟当年的美国有很大的差别。当然，美国也不乏无聊之辈，但那里的学术高人根本不管这些琐事。他们只着重一个学者表达的思想有没有一点新意或一点深度。对他们来说，发表的文章是多是少是无关宏旨的。

三十年前，北京还没有一个西方博士。这救我一救，因为在当时那里没有谁认为中文不是学问（今天，在内地用中文下笔也被认为不是学问了）。当年用中文下笔，我一口气写下了三本书：《卖桔者言》（一九八四）、《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论中国》（一九八六）。北京的朋友不仅阅读，他们盗版（使我高兴是政府当局盗版）！书中的数据很多是他们提供的。深圳派了三位助手协助，我要看什么合约他们立刻提供。北京也提供协助，带我到首钢视察他们的承包安排（我在首钢的宿舍住了两个晚上）。他们带我到杭州、温州、福州、厦门等地作实地考查。十多年后，地方干部朋友给我提供详尽数据，让我在二〇〇八年发表《中国的经济制度》。

我也有不是那么愉快的一面。如果你们细读我以中文写下的关于中国的文章，会发现我的建议跟国家后来采用的政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似乎不谋而合，但进入了新世纪，就变为互不相干！只有二〇〇五年二月我发表的反对出口从量税的文章，发表后商务部托人给我电话，说他们听我的，不推出这从量税。

我不是个改革者。我只是为了关心中国青年的前途而发表一点意见。从蛛丝马迹看，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仿佛见到一点效果，但之后不再。这个有趣的转变要怎样解释呢？有几方面。第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搞起之后，利益团体多了很多。第二方面是北京的朋友变得有点未富先骄。第三方面是从海外回归的经济学者不少，而他们的博弈理论、函数分析与回归统计，跟我认为有解释用场的需求定律、成本概念与竞争含义这三者的合并发挥是完全两回事。一时间北京的朋友是感到花多眼乱了。

个人之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西方的经济学发展走入了歧途。无从观察的术语太多，对解释世事毫无用处，这样的研究所获传世的机会甚微。从二〇〇〇年起，我花了十四年写下长达千多页的《经济解释》，也是用中文。今天看该书可传世逾百年了。

作为一个为追求真理而做学问的人，作品能否传世非常重要。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依我建议的我当然高兴，不依我的也无所谓。名头是什么我历来不管，但作品或思想能传世，数十年来我是不断地争取的。我的《佃农理论》一九六八年发表，今天还在。一九六九年发表《合约选择》，一九七〇年发表《合约结构》，一九七二年发表《婚姻合约》，一九七三年发表《蜜蜂神话》，一九七四年发表《价管理论》，一九七七年发表《座位票价》，一九七九年发表《租管重建》，一九八二年发表《商业秘密》与《中国去向》，一九八三年发表《公司性质》--这些都超过了三十年。因为专于解释，频频验证，这些作品今天一律成为经典，在西方的研究院的读物表中常见。

今天我八十岁，走进了生命的黄昏。回顾平生，我不可能活得更丰富。一九七九年我开始跟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到今天三十七年。这期间中国的变化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时而日星隐曜，时而皓月千里。是那么精彩的人类历史的一个片段，而我所学刚好可以解释发生着的是怎么一回事。但我是个炎黄子孙，这里那里感情的涉及无可避免，所以我有时拍掌，有时责骂，有时大声疾呼。这些行为来得有点夸张，违反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操守。

把上述的三十七年拉开来细看，我认为最精彩是一九九三至二〇〇三由朱镕基掌管经济的那十个年头。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经济可以飙升得那么快，其速度否决了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否决了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否决了费雪的利息理论，否决了凯恩斯的通论，支持着的只是我提出的产权与交易费用理论。

做学问我是为了兴趣，追求的是真理与思想传世。外人看似乎有点无聊，也可能真的是无聊玩意，但作为学者我就是这样追求。老实说，我认为富有的人追求金钱比我更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