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范文澜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构建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柱就是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这又可以分成两个层面去讨论。一是对传统中国社会的认识，当代意识形态认定为“封建社会”;第二个层面是对1840年之后中国社会历史的认为，中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定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两个认识是对过往中国历史学认知的根本颠覆，而完全这一构建的就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

1 为什么是范文澜

    自从西方新学传入中国以来，传统的中国史学观念受到严重挑战，旧的史学理念、史学方法，乃至史学表达方式等，都好像需要重新检讨，于是到了二十世纪初年，章炳麟、梁启超等人就此发表了许多看法，思考着怎样对旧史学进行改革，怎样创建新史学，在他们的讨论稍后，就有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出版，这是近代中国运用进化论改写中国历史的重要尝试。

达尔文进化论对中国历史解读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此后按照这条思路继续解读中国历史的学者越来越多，成果也越来越多，比较有成就有价值的如钱穆的《国史大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不论运用了怎样的新方法新理论，其实都是在进化论的框架内进行阐释，依然存在不尽人意处。所以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传入中国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邓中夏等都据此对中国历史进行不同程度重构，提供一些新解释，只是他们并非专业研究者，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法为中国历史提供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全新框架，直至范文澜加盟，这个期待方才有了可能。

范文澜，浙江绍兴人，1893年生于一个据说时代读书的富裕家庭，因而使他有条件接受良好教育。1913年进入北大预科，翌年考入国文门，师从黄侃习《文心雕龙》，为章炳麟再传弟子;师从陈汉章、刘师培习经学;由此奠定非同寻常的学术基础。1917年，范文澜从北大毕业，留校担任了他的小同乡、北大校长蔡元培的私人秘书，由此建构了不凡的人脉网络，据说就在这个时候结识了毛泽东，因为毛泽东那时正因准岳父杨昌济的介绍在北大图书馆打工。两个同龄人大约从此结下了终身友谊，相互之间的深刻影响由此开始。

在北大工作时间好像并不太长，据说范文澜第二年经许寿棠介绍到沈阳高等师范学堂任教。此后则转辗河南、天津、北平等几所中学、大学担任教职。1925年出版《文心雕龙讲疏》。翌年出版《群经概论》。1931年出版《正史考略》。这些著作为范文澜在文学、经学和史学各个学术领域赢得了名气，成为中国传统学术领域中的新秀。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范文澜在从教的河南大学积极参加救亡活动。开封沦陷后，范文澜随大学转移，稍后随新四军在信阳一带从事游击战。1940年初，范文澜带着三十多箱子图书抵达延安，不久出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翌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副主任。

范文澜抵达延安的时候，正值毛泽东动员全党学习马列主义，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稍后又是延安整风，又是学习运动。毛泽东与范文澜是很好的朋友，也有许多共同看法，范文澜总是倾听毛泽东的想法，毛泽东的建议也总是引起范文澜的重视。有一次，毛泽东建议范文澜组织历史研究室人员编写一本适合于一般干部阅读的中国历史读本，每本只要有十五万字就行。毛泽东的这个建议引起了范文澜的重视，毕竟专业历史，也由此唤醒范文澜的兴致。这不仅为范文澜提供了用武之地，而且现实需要迫使范文澜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解读中国历史，并尝试着建构一个完整的体系。

按照毛泽东的建议，范文澜很快拟就了编写提纲，并就体例等相关问题与毛泽东有过交流。毛泽东希望范文澜打破过去一些通史的常规写法，最好用夹叙夹议的方式予以呈现。范文澜认为十五万字的篇幅太少，几千年的历史很难在这各篇幅里写完。对于范文澜的建议，毛泽东欣然答应，先同意增加到二十五万字，后又同意增加到四十五万字，依然难以容纳，最后同意范文澜尽情写吧，有多少算多少。

就学术传承而言，范文澜是章炳麟的再传弟子，是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学术大师欣赏的学术传人，具有良好的学术基础和旧学功底。更重要的是，范文澜特殊的学术经历，使他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早期中共领袖有交往，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自觉运用这个理论去解读中国历史，这虽然偏离了其学术门户学术传承，但这个尝试使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无可争议的开山祖师。

经过一段时间辛勤紧张工作，范文澜主持的新编中国通史读本终于出炉了，1941年在延安出版了第一册，定名为《中国通史简编》，编者原署中国历史研究会。按照当时的计划，范文澜准备用三卷的篇幅写完自远古以迄当代的历史。上册自远古至五代十国;中册写宋辽至清中期，于1942年出版;下册写鸦片战争至义和团运动。后来，计划中的下册更名为《中国近代史》单独进行，已出版的上中两册于1943年由新华书店分编为六册再版。后多次重印。至1947年，上海希望书店刊行时，更名为《中国历史简明教程》，并将署名更为范文澜。

2 所谓“封建社会”

  《中国通史简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历史现象，但由于范文澜的学术功力和文字功夫，使他的初次解读并不显得那么突兀那么不可思议。范文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紧密结合，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在全新基础上重构了中国历史的解释体系，对后来的中国历史学发展发生了深刻影响。毛泽东对范文澜的工作表示满意，他充满谢意地表示，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做了一件大事，我们通过这部书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中国历史，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特别是当中国共产党人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郭沫若等，都先后进行过尝试，作过一些有益的准备工作。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29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证明中国并非具有特殊的国情，中国社会同样经历了人类社会普遍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郭沫若的这些论证今天看来虽然显得有点幼稚或不全面，中国是否真的经历过那些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着的几个阶段还可存疑，但在当时无疑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读历史提供了一种可能一种范式。正是这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为范文澜的通史写作提供了条件。

根据毛泽东和范文澜最初商定，《中国通史简编》的预设读者对象为中共党政军干部，甚至带有补习文化的功能，因而范文澜在写作这部书的时候，刻意通俗易懂，全部使用语体文，避免用典。这也是范文澜对中国通史表达方式的一个重大贡献，这部书之所以能够从最初的两卷本不断演化不断扩充，甚至直至今天依然能够写续篇，能够每年重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范文澜在表达方式的重要改变。

《中国通史简编》是范文澜的心血浇铸而成，也是他的才华全面呈现的一个机会。这部著作按照作者的理解划分中国古史的各个阶段，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描述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发展，比较细致展示了各个时期历史状况、社会特点、重大事件和制度渊源及变迁，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历史的主人，又用相当篇幅反映英雄豪杰领袖人物在政治演变中的功能和价值，恰当评价他们在历史上的正反面作用。对于周边民族，对于传统文化，作者也一反传统视角提出新的看法，不再视周边族群为蛮夷为未开化，不再将传统看作一成不变只有优点，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继承民主性精华，抛弃旧时代旧体制所遗留的糟粕。全书大气磅礴，主干清晰，分量适中，详略得当，仅五十多万字篇幅就将自远古至清中期的历史脉络给予明白交代，实属不易。

按照范文澜自己的归纳，《中国通史简编》与同类旧通史相比具有这样五点好处，一是充分肯定了劳动人民的作用，否定了旧史书以帝王将相为历史中心的观点和做法;二是以阶级斗争作为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着重论述中国各族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革命传统;三是运用社会发展理论和一般规律分析中国社会，将中国历史分成几个阶段以便于理解便于讨论;四是重视对中国古代科学成就的描述，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五是强调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强调中国自古至今的统一性。很显然，这些分析有些今天看来可能有点不合时宜了过时了，但在当时对于冲击旧史学对中国历史解释权的垄断，还是意义重大不容忽视的，中国历史的表达由此发生根本改变，提供了另外一种全新的解释框架和体系。

《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共分三编。第一编为《原始社会到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底成立——远古至秦》。这一编共有六章。第一章为《原始公社时代——禹以前》，主要讲述黄河流域最早的居民，关于远古的传说，关于黄帝及其后裔的传说，关于尧舜禹的传说以及原始公社制度等问题。这里除了继续利用中国古代丰富的神话传说外，也对近代以来的考古发掘，对于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成果有所吸收有所借鉴。

按照范文澜所信奉的唯物史观，原始公社逐渐解体之后，就是奴隶制度的发生。所以在第一编第二章就集中讨论这个问题，故事脉络算放在奴隶社会这个制度框架内，但叙事依据还是传统古代文献，问题集中在夏代的传说、商代的事迹，以及商代的生产方式和制度文明等。这里之所以能够对商代的历史文化有很多叙述，显然得益于甲骨学考古学的发掘和研究。

范文澜是主张西周封建论，所以在第一编第三章集中讨论西周为什么是中国封建制度的开始。封建制度、封建社会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独创的一个特殊概念，今天的读者不太明白这些名词的确切含义了，但这些概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曾长时期影响中国史学界。至于说到范文澜的论证，其实也没有多少疑难，他主要从西周初年生产方式、周怎样灭殷、周初大封建、社会阶层分化、民族间斗争及西周灭亡等方面进行讨论，只是西周初年的大封建与范文澜的封建社会概念在这里显得有点不太协调，两个概念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在接下来的第四、第五章，范文澜集中讨论春秋和战果两个时代的社会情形，与旧史学只描述政治发展不同，范文澜在这些地方比较关注社会物质生活的进步，注意从土地制度、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赋税制度等经济的社会的等层面解释历史的进步与变化，并为接下来的秦朝统一中国提供讨论的背景。

儒家经学和思想史是范文澜学术上的长项，他到延安不久就为高级领导人开设经学史系列讲座，深得毛泽东等人好评。所以在这部简洁的通史中，第一编的最后一章即第六章就专门介绍《周代思想概况》，讲述了孔子、儒家及其所传经典，讲了墨子及墨家、老子及道家，以及孟子和荀子等。

《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共七章，接续第一编讲述秦汉至南北朝数百年历史，标题为《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成立后对外扩张到外族内侵》，显然比较侧重于民族冲突与交融，这也是旧史学一般不会这样立意的。第一章《官僚主义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底成立》，主要是说秦朝统一后怎样建立新制度，接着就详细解读秦朝为什么二世而亡。第二章以“对外扩张时代”点评两汉数百年历史，与旧史学不同的是描述了两汉农民生活状况、两汉的工商业，以及农民起义。这都是范文澜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贡献新内容。第三章为《内战时期》，说三国;第四章为《外族侵入时代》，说两晋;第五章为《中国文化南迁时代》，说南朝;第六章为《异族同化时代》，说北朝。这些篇章以简洁的文笔叙述了几百年政治变迁、民族冲突与融合、文化变迁等方面的情形，虽说是简编，但确实线索清晰，重点突出，使读者在有限的阅读中把握历史的大趋势。在第二编的第七章即最后一章专讲“秦汉以来文化概况”，说了儒家、道家、道教、佛教，以及儒释道三教冲突与融汇。这种末章撰写思想文化写法几乎成了范文澜学派的一个特征，此后但凡受过范文澜影响的差不多都这样表述。

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范文澜讲述了隋朝统一之后直至鸦片战争这段时间的历史，总题目叫作《封建制度社会螺旋式的继续发展到西洋资本注意侵入》。第一章为《南北统一时代》，专说隋;第二章为《封建制度发展时代》，专说唐;第三章为《大统一时代》，专说五代十国。这三章依然归属于《中国通史简编》上。

到了《中国通史简编》下册，依然接续第三编，其第四章为《国内统一封建制度进一步发展时代》，专说北宋;第五章《外族侵入北方南北分裂时代》，专说金与南宋;第六章《外族侵占全国社会衰敝时代》，专说元;第七章《封建制度更高发展时代》，专说明;第八章《外族统治，严格闭关，社会停滞，西洋资本主义侵入时代》，专说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第九章依然循前例，为《隋唐以来的文化概况》。

如果仅从结构上说，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历史更加丰富的表达，比如过去通史著作中出于结构性考虑无法容纳的宗教史、思想文化史等，在这部书中都有适当的位置，像第九章所展示的佛经的翻译、佛教的盛行、道教的发生与发展、儒释道三教冲突与融合，尤其是三教合流之后产生的宋学，又将宋学分成正统派的宋学、反对派的宋学，这就使原先政治史的通史作者前进了一大步，更加丰满和充实。当然，这部书毕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开山之作，因而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对社会分期问题，对农民战争问题，对传统中国的贸易政策，对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联，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还有修正补充的空间。不过，这些都在其后来主持编写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中作了扩充和修正，这部修订后的著作至今依然成为党政干部最喜欢的通史类作品，年年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