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要被怀旧心态迷失方向

“死的抓住活的”的现象在历史上是不乏先例的，千万不要被浪漫的怀旧心态迷失了方向。

萧功秦重新解释中国大历史系列之六（结束篇）
【提要】在人类历史上，旧的传统，往往会在时代重新复活，“死的抓住活的”的现象在历史上是不乏先例的。重新回顾文明冲突史，强调文明史上的这个重点，千万不要被浪漫的怀旧心态迷失了方向，在当下中国就有其重要意义。
马克思曾经说过，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与自己的过去告别，埃斯库罗斯悲剧中的普罗米修斯，在真正死亡以前，还要喜剧性地假死一次，也许旧传统的真正死亡也是如此。

最后，让我们以“分”作为观察焦点，对中国文明从帝国时代到近代、现代与当代的蜕变演化过程，作一个宏观的概述。
大体上可以认为，中国大历史的基本趋势是，千百年的中国人的集体经验中，形成了一种“安分敬制”为核心价值的传统文明。这种文明的形成，与农耕社会的同质性结构有关，在古代也有过自己的辉煌，甚至在欧洲进入中世纪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曾经以巨大的体量与规模效应，在前现代世界上，独领风骚。然而，在遭遇到西方近代文明挑战后，无可避免地陷入了挫折失败的命运。
这种失败与挫折的原因是，以“分”为核心的“安分敬制”的中国传统文明，这是一种由缺乏自主性与生命活力的原子个体结构的砖墙式的几何结构，相比之下，西欧文明具有小规模、多元性、竞争性、自主性、边界开放性、流动性，这些特点相结合，使如同细胞个体的社会成员具有创新与变异优势。正因为如此，近代西方文明更具有变异能力与创新意识，并且具有持续择优选择的机制。经历过中世纪的雌伏之后，这种文明结构在近代以来重新焕发其多元创新的优势。西欧中世纪后发展出资本主义就是这种文明生命力的体现。
在近代中国应对资本主义化的西方文明的挑战时，缺乏个体微观变异能力的清王朝，无法成功应对西方挑战。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
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不得不在丧失传统文明提供的集体经验的条件下，在没有传统集体经验过滤与筛选机制的条件下，凭自己的理性能力、价值观念，来作出新的制度选择。而这种理性能力受到浪漫主义、主观激情以及每个时代特有的偏见等因素的干扰，所有这些都使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在寻找适合于本民族的现代化道路上备受艰难与挫折。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碎片化正是这种挫折的体现。
直到二十世纪中期，新中国建立，完成了从碎片化到新的大一统，在这一过程中，强大的红色革命组织与意识形态力量的结合，对于实现统一具有重大贡献，但这种体制内部有有两种文化要素。
第一种文化要素是，为了整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秩序，传统的安分敬制的“城墙”文化，在计划经济与“驯服工具论”的气氛中再次复活。中国再次回到近代以前的传统模式中去。
第二种文化要素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在建国后的建设时代却并没有退场，毛泽东从左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方面，来批判计划经济的“安分敬制”的“保守化”。就这样，由于种种国际与国内原因，左的乌托邦主义，民粹主义，在政治与经济生活中而不断强化，这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大灾难、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内在根源。

革命的浪漫主义在建国后并没有退场。（样板戏《红灯记》剧照）

建国后的安分敬制文化，与革命浪漫主义与民粹主义文化，这两种文化因素同时存在于建国后的共和国新传统中，它们混合在一起，又彼此矛盾冲突，它们的交织与矛盾冲突，是造成改革开放以前的共和国历史的特殊的张力与矛盾。
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来临，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化解了计划经济体制与极左革命动员政治的冲突。
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就在于，在政治威权体制的推动下，激活了社会内部的微观个体、地方与企业的竞争机制，从而使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与流动性相结合而形成的竞争机制，在中华大地上得以形成。
中国改革开放还有另一层重要意义，那就是常识理性的觉醒，中国人在市场经济与国际交流中去意识形态化，从而改变了二十世纪初以来盛行的建构理性主义，转向经验主义，用务实的方式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三十多来年中国发展成功的关键因素。
从结构角度看，计划经济下的行政组织命令系统，转变为推进改革的威权体制，板块的分结构转变为多元竞争结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转向常识理性与尊重多元的世俗理性。三十多年的改革启动了中国开放性的制度创新过程。
可以说，市场经济培育了的常识理性，尊重多元，开放性制度创新，这三大特点，是中国改革开放体制得以成功的关键。中国能否成功走向美好未来，也离不开这些条件。

八十年代文化启蒙运动的旗手——李泽厚

我们要珍惜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要看到改革开放所具有的摆脱以“分”为组织原则的“城砖结构”，激发社会成员微观活力的千年史意义。中国的成功，就是培育、激发亿万人的竞争力中活力与智慧上所取得的成功。
竞争中会产生新问题，市场竞争会产生贫富分化，会产生新的不公平，会形成脱序与失范，会引发各种综合症，改革中期进入深水区，中国的农村，也在经济变迁的初期阶段，成为市场经济化导致的极化效应的不得己的牺牲者，这些问题比改革初期还会更为严重。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三十年变革具有了千年文明史上的变革意义，但中国仍然处于漫长的新改革历史运动的初期阶段。

如今，改革号已经驶入深水区

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改革深水区的当今中国社会里，会出现一种与上述历史大趋势相反的思潮，人们会产生对改革前的时代的浪漫怀旧心理，会如同当年欧洲人向往中世纪的牧歌社会一样，对文化大革命及此前的计划体制产生诗情梦幻般的美化心理。甚至还会有人要重新以“安分敬制”的方式，以重新回归“分”的文化的方式，来克服发展中的矛盾。这些怀旧浪漫派与思想回潮，在未来中国的思想精神的历程中，仍然会以各种方式顽强地表现出来。
在人类历史上，旧的传统，往往会在时代重新复活，“死的抓住活的”的现象在历史上是不乏先例的。重新回顾文明冲突史，强调文明史上的这个重点，千万不要被浪漫的怀旧心态迷失了方向，在当下中国就有其重要意义。
马克思曾经说过，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与自己的过去告别，埃斯库罗斯悲剧中的普罗米修斯，在真正死亡以前，还要喜剧性地假死一次，也许旧传统的真正死亡也是如此。（作者：萧功秦；编辑整理：李大白、张宁；文中图片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