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上山下乡运动该不该否定？

——有关上山下乡话题的朋友通信之三

某某：

关于上山下乡这个话题一直是有争议的，有争议是好事。我在上一封信里讲到，“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是计划经济的弊端达到了一个极端的地步。对此否定应该是毫无疑义的。我不否认对此问题有着一些不同看法。较为典型的就是所谓的知青上山下乡是“青春无悔”与“青春有悔”之争。我想就此一起探讨三个问题：

一、关于如何看待“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

最近看到一个怪论。例如有人发明了一个“上山下乡与文革就像今天的情人节刚好遇到春节，没有什么谁产生谁的问题。”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实质内涵上，“文革”期间发生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个客观存在。否定了“文革”，当然包括在这场运动中所产生的所谓的“新生事物”，其中就有上山下乡。怎么到了这些人的嘴里变成了一个滑稽可笑的比喻“就像今天的情人节刚好遇到春节”?按照这类观点推理，即使没有“文革”，上山下乡也会继续存在，上山下乡与“文革”不存在必然的联系。结论就是上山下乡好得很!不知此类发明者今日是不是还继续在“广阔天地”扎根一辈子?为了不许否定，颠倒是非到了不顾事实的地步。实质的问题还是没有认真地分析共和国建立以后，为什么会发生上山下乡，为什么要上山下乡。这些问题没有搞清楚，何谈什么否定不否定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说到了“文革”的时候上山下乡是计划经济到了一个极致呢?在中共党史里已经明确讲到，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左”的错误已居于主导地位。这是以后“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基本原因之一。

这是有着前因后果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多次对1949年以后的教育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学校里的教师队伍基本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行的教育体制不是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些都是他发动“文革”的动因之一。到了“文革”期间，出现了“两个估计”： 即“文化大革命”前 17 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问题很清楚了，不行!怎么办?毛泽东进行了一些“探索”，如“五七指示”，如“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如办理工科大学，如“再教育”等等，这些都被冠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加上因为“革命”、“造反”的原因国民经济的凋零，无法安置滞留在学校三届学生，上山下乡的再度兴起是必然的。这里需要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文革”期间依旧是高度的计划经济的体制，国家还是要把什么都管起来的。有数据证明，那时全国城镇个体经济或私营经济几乎“绝迹”。到“文革”结束的时候，所谓的个体经济从业人员从 1953 年的近900 万人减少到只有 15 万人，仅占全国城镇总从业人员的 0. 16%。怎么可能来解决大量需要就业的劳动力?

第二，那时在革命的名义下，不断在警惕所谓的“资本主义”死灰复燃，重生产、轻流通、轻服务，结果在大力推进重工业发展的同时，城市第三产业非但没有得到相应发展，反而因受到各种压制趋于停滞和萎缩。邓小平在“文革”结束以后就知青问题讲过一句话一针见血：“真正解决下乡知识青年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工业发展。重工业发展以后，是不是开辟一些就业门路，比如轻工业、服务行业，都可以用一些人”，“又比如发展旅游事业，可以用很多人。”“要研究一下，使我们的城市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

这些问题说明了“文革”期间发生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当时执政者的无奈之举，绝非是一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新生事物”。尤其是阶级斗争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后，加上计划经济无法克服的种种弊端，那个时期的上山下乡怎么是什么“春节与情人节”一起出现的必然呢?它与“文革”前的上山下乡有着一种形式上的延续，在本质上是政治上意识形态阶级斗争与经济上就业压力互为结果的一种必然，到了“文革”的时候演绎到了极致!

二、关于各类知青纪念碑、馆的问题。

为了说明上山下乡是不容否定的，在葛元仁和聂新元写的那篇文章《正确评价上山下乡，弘扬知青精神》里，洋洋洒洒地例举了83个在上山下乡运动被终止以后，全国各地建立的有关知青的纪念馆、纪念碑。以此来说明“人民群众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历久不衰、弥足珍贵的记忆，对知识青年良好形象的高度评价，更是人间正道、千古评说!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知青所做出的贡献!”作者问道：“如此众多的纪念物难道是凭空而来的吗?是知青们自恋自爱自造的吗?”

我的看法这些恰恰是曾经的知青们的“自爱自恋”。

你是知道的，我在去年参加了一个大型的被自称为“全国”性的知青会议。会后我写了一篇文章《这一页快翻过去了》，为此还遭到了一些人的责难。我在文章里对于这类纪念馆之类的东西是这样讲的——

“与全国各地许多知青纪念馆一样，基本都定调为再现当年艰苦的条件下无私奉献、再现火热青春书写壮丽人生的知青群体。通过一幅幅图片再现了在那个火红的年代，知青们勇敢、坚韧、自强不息的奉献精神等等。”

我在文章里问道：“如果当我们都离去以后，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以后，后人们通过这样的展览来了解我们，会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我认为：“我能够理解主办方。不仅是一个展览会不可能全貌反映一个时代的真实，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展览会如果是真实反映了这场运动灾难性后果，讲述了知青们‘胜利大逃亡’的故事，估计是不可能得以开馆的。”

我在看完这个展览以后“当我走出这个建筑规模颇大的展览馆的时候，我问同行的知青朋友：还回来吗?回答我的是千篇一律连个字：不会。我继续问：你会介绍知青朋友来吗，或者是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看看当年我们的‘故事’吗?回答依旧如此：不会。”

对此，我一直在引用《文汇报》著名记者，也曾经是知青的陆幸生老师的那句话：牢记，但绝不歌颂!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不是在否定我们几千万上山下乡的知青们在“广阔天地”里作出的贡献吗?我想请类似看法的朋友们好好想一想，我们贡献了什么?为什么在终结上山下乡的时候，党中央的领导人会对上山下乡讲出“四个不满意”的话语：知青不满意，知青家长不满意，农村农民不满意，社会不满意!你做了贡献，人家还不满意，这说明了什么呢?这就是在自恋啊!在那个年代里，我们被上山下乡，被接受“再教育”，被剥夺了继续读书的权利，你还要纪念什么呢?

去年有人在北京的鸟巢搞了一个知青博物馆的展览，立即引出了较大的反响。有人认为这样的展览有着强烈的文革歌德派倾向，知青以及十年浩劫的苦难一点都不提。确实，知青上山下乡的展览会啊、纪念馆啊不好办。现在搞的那些根本的毛病还是在刻意回避历史的真实，美其名曰：正能量。展览者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文革”期间知青上山下乡的原因，是在为这个出现在“文革”期间的所谓“新生事物”的歌颂。所以北大贺卫方教授指责其“知青以及十年浩劫的苦难一点都不提，罪恶全变成了伟业。”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是一个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对于这类展览，纪念馆是绝不会去的。

三、关于所谓的“知青精神”。

那篇《正确评价上山下乡，弘扬知青精神》文章的标题讲到了“知青精神”。但是在全文里基本看不到有关这个所谓的精神的阐述。对于这个问题，我写过一些文章谈过自己的看法。如《牢记，但绝不歌颂》、《这一页快翻过去了》、《从朱克家的一段留言谈起——兼议“知青精神”》、《叫一声知青很沉重》、《一位农民工朋友谈“知青精神”》、《真实的名字叫灾难》、《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开心一笑·知青方队·接受检阅》等。有些文章在《共识网》上刊登了，这里就不一一讲述了。

对于这个问题，发明者总是用红军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以及抗灾救险精神等等来类比。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感觉。这些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以及国家发展都起到过作用。杜撰出一个令广大知青们都认可的一种精神，充其量也是一种自娱自乐。实质的问题是对于上山下乡如何看，对于知青在农村里的作为怎么看?我在《从朱克家一段留言谈起——兼议“知青精神”》一文里讲过：“我在网络上收集了一下，对于知青精神的解释竟然有这么多——自强不息、奉献自我、艰苦奋斗、永不言败、永不放弃、团结顽强、乐观向上、坚忍不拔、无怨无悔、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勇于奉献、不屈不饶、任劳任怨、吃苦耐劳等等。能够涵盖的好词汇都积聚在‘知青’名下了。如果把这些美好的词汇转嫁到其他群体身上也许会得到差不多的‘精神’。就像在上个世纪末，中国的许多企业兴起了弘扬自己企业精神一样，很多是没有企业个性的华丽辞藻的堆积而已。”

顺便讲一下，类似这样的文章有一个通病，就是动不动扣帽子。会情不自禁地发出习惯性的类似语言：“以知青问题为突破口，恶意攻击我们现有的社会制度的别有用心者不是没有!”。在一些人的眼里，你讲了上山下乡的不是，就是攻击社会、攻击党。

难怪，大千世界无所不有。应该允许人家讲话，也应该我们不同意!

写多了，就此为止吧。这是一个讲不完的话题，也许要讲到我们生命的终止。出现这些争论更多的是与眼下的大气候有关吧。

余杰

2016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