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外交家陈叔时的归国选择

民国外交家陈叔时为了心中的祖国之恋，在获知新中国成立消息后的近五年时间里，千方百计突破重重障碍，最终踏上归途……

陈叔时旧照

纽约轮船公司的中国客人

1952年2月，一位瘦削但精神矍铄的中年华人男子远眺了一眼自由女神像，然后毫不犹豫地跨进了纽约轮船公司的大门。这一步迈得如此有力，以至于他自己也感到有点惊奇。
轮船公司旅客部经理怀斯先生对这位中年男子可以说已经相当熟悉了。从新年开始，他就知道这位叫陈叔时的中国人就不断从美国新泽西州的梵音兰镇给轮船公司写信，不厌其烦地打听有没有开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航班，起航的确切日期，购买船票的必须手续。服务一流的轮船公司事实上已给予明确的答复，想不到这位中国人终究还是亲自过来了。
陈叔时用一口不算标准的英语彬彬有礼地问怀斯：“请问美国政府对返回中国的华人有没有限制？”
怀斯回答：“据我所知，学理工科的华人目前暂不允许离美回国，但如果你不是工程技术人员，我想一切都不是问题。”
“好的，我明白了。”陈叔时接着又小心翼翼地问道：“如果我是中华民国政府驻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呢？”
怀斯愣了一下，随即回答：“我只能说，我似乎没有听到过类似的先例。但我愿意提醒你一句，你们的使馆可能会找你的麻烦，当然那是另一回事了。”
“谢谢你的提醒！”陈叔时显得轻松了很多，“我知道，大使馆的管辖权仅限于使馆围墙之内。何况，严格地说，我现在也不算什么外交官了，因为我已在几个月前辞去了大使馆的所有职务。我当下关心的是，贵公司是否要把准备离开美国的全部旅客名单送交移民局或其有关机构审查？”
怀斯告诉他，按照惯例，轮船公司只需在开船前两天把旅客名单送交有关机构备案，那也只是例行公事而已。陈叔时对这个答复非常满意，忽然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当他走出纽约轮船公司大门时，步伐轻松得如同一个小孩，眼前仿佛出现了老家郊外绚丽的彩霞和袅袅的炊烟。

“年幼无知，误入歧途”

陈叔时又名陈训惠，生于1909年，他的同父异母兄长陈布雷（又名陈训恩）曾任国民党中央军委委员长侍从室二处主任，被称作国民党的“文胆”。可他青年时代受进步思潮影响，投身学生运动，曾就读于上海同文书院、上海大学，后留学日本，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曾因参加革命活动于1934年在杭州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对于陈叔时的叛逆，他的家人只能解释为“年幼无知，误入歧途”，由其堂兄陈屺怀保释后出狱。为摆脱家人看管，陈叔时于是再渡东瀛留学，在仙台东北帝国大学攻读“中世纪地理发见史”。
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陈叔时闻讯从日本返回祖国，在中共党员王闻识、邵荃麟等人领导下，与其亲戚翁泽永一起创办《战时生活》，以笔当枪，号召民众抗日救亡。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改造国民党军队使之有利于抗战”的指示，陈叔时不久又同大批共产党人进入黄绍咚辖第三战区第三游击队从事抗日宣传工作。由于国民党右派的捣乱，不少共产党人被迫离开黄绍卟慷印３率迨币灿1938年6月随新四军派来的张爱萍（当时化名张舟）一起乘火车离开金华赴武汉。
在武汉，陈叔时与第一次国民革命时期的同志沙重叔久别重逢。寒暄一阵后，沙重叔直截了当地对陈叔时说：“你应该到军委参事室来工作。这件事你可以让令兄陈布雷想想办法。”尽管陈叔时不满国民党官场的腐败和黑暗，但他知道军委参事室是一个重要的高级顾问机关，进去工作是抗战的需要。于是，他便利用自己的特殊关系，在参事室外交组谋到了一个研究干事的职务。
与国民政府军委参事室同在重庆化龙桥的还有八路军办事处。每当夜幕降临之际，沙重叔经常会在这里进进出出。陈叔时有时就充当望风的角色。

陈氏家族位于余姚的故居。

外交生涯恰逢改朝换代

1940年9月，由于陈布雷在国民党内主管外交事务，陈叔时又被介绍去外交部亚东司任专员。他相信，这里的工作同样是抗战的需要。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出现裂痕。一贯谨慎的陈布雷有一次特地对陈叔时说：“我不清楚你究竟有没有共产党的关系？如果有，我劝你还是离开这里为好，免得害我不好讲话。”
半年以后，远在贵阳“流亡大学”（即竺可桢任校长的原浙江大学）念书的楼韵午，突然接到了她朝思暮想的未婚夫陈叔时寄来的一封信。信中称，他已调任中国驻智利公使馆一等秘书，催她赶紧赴渝完婚后相偕出国。
陈叔时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1945年9月，一个专门研究处理战败国日本事务的国际组织————远东委员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成立。翌年，陈叔时调任中国驻美大使馆一等秘书兼中国驻远东委员会代表团秘书。这个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是中国驻美大使、资深外交家顾维钧。
1949年10月1日，全世界的目光被北京天安门吸引。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同年11月8日，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外交部。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指出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现在这种局面将一去不复返了。对周总理这段话，陈叔时可谓感同身受。在出任民国外交官期间，他对中国虽为二战战胜国，外交事务却处处受制于美、英等国有着切肤之痛。
1950年，又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传到陈叔时耳中：国民政府驻法国大使馆全体人员宣布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复电赞扬他们的正义举动，并号召所有国民党驻外人员认清大局，迅速脱离反动阵营，保护文件，等候人民政府的接管。

千方百计难寻回国路

历史仿佛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毋庸讳言，当这一页在陈叔时眼前露出曙光时，他的感受是复杂的，既有对过去的不安，又有对未来的渴望。他先找了与他意气相投的驻美商务参事郑友揆，商议将大使馆文件转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驻美使馆内。但朝鲜战争的炮声让他们的计划化作了泡影；他给国内亲朋故友写信，打听回到祖国怀抱的途径，但在杭州当教员的妹妹和侄儿无从获知，而身为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沙重叔之兄）却无法给这位同窗回信； 他致函英国伦敦大学，想先申请取得入学资格，然后取道欧洲回国，但伦敦大学表示暂无接收外国留学生的计划；他冒险前往英国驻美使馆，要求办理过境香港回国的手续，得到的答复是：“必须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发的入境许可证，港英当局方能给予过境签证”……
一切尝试和努力似乎都是徒劳的。陈叔时的祖国之恋似乎越来越渺茫。
转眼就到了1951年7月。一天，陈叔时在《纽约华侨日报》 上偶尔翻到一则香港中国银行华侨服务部的广告，称“愿竭诚为海外华侨服务”云云。走投无路的陈叔时试着给这家服务部写了一封信，要求协助办理回国手续。恰在此时，败退至台湾的国民政府一纸调令也送达了，电文称已任命他为驻日本横滨侨务处主任。陈叔时对此大感意外。与夫人几经商议，他做出了影响此后一生的抉择：拒绝赴任；同时辞去国民政府的外交职务，暂留美国，伺机回国。
外交官一切令人羡慕的特权、待遇，随着陈叔时庄严而神圣的抉择而消失了。这年10月底，陈叔时举家离开华盛顿舒适的外交公寓，迁往新泽西州的陀罗珊乡村。他购买了农舍，自挖水井，自运饲料，办起了家庭养鸡场，以图解决一家三口的生计。由于当时美国农业经济萧条，陈叔时不久又改行到梵音兰镇一家玻璃厂做工。在自食其力的日常生活中，他等待着盼望已久的时机。

陈叔时遗孀楼韵午托翁泽永转本文作者的信。

在美国已无所牵挂

香港中国银行华侨服务部的来信几经辗转终于寄达美国。望眼欲穿的陈叔时得到了这么几句话：“你们要求回国的申请，经国内有关单位决定，着你们亲到深圳边境申请回国。”短短的一封回信，让陈叔时激动了好几天。他迫不及待地与纽约轮船公司联系，终于获悉1954年初春将有一批中国旅客从旧金山登船赴新中国。
陈叔时辞去外交官职务后，曾到纽约拜访过中国前驻联合国代表张彭春。张彭春是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兄弟，年轻时与周恩来相熟。陈叔时早已注意到，张彭春在外交活动中从不使用污蔑、丑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语言，是一位爱国、正直、有良知的外交官。所以，陈叔时在交谈中也向张彭春透露了自己准备回归祖国的计划。现在，已知回国途径，完成身份证明，拿到完税文件后，陈叔时来向张彭春正式辞行。
在柔和的灯光下，两位前民国外交官促膝话别。张彭春告诉陈叔时，大陆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曾托人带口信，希望他回国为人民服务。所以他委托陈叔时回国后找机会向周总理报告，就说张彭春已经脱离了国民党当局驻联合国代表团，并修书一封让他携带回国。陈叔时认真听着，答应一定将他的意思转告周总理，还安慰他说：“你会如愿的，会如愿的。”
1954年4月，陈叔时偕妻女一行三人，驾驶着自备的雪佛兰轿车由新泽西经华盛顿、弗吉尼亚、田纳西、亚拉巴马、德克萨斯，一路颠簸着赶到了旧金山。途中，应夫人楼韵午要求，他们特地绕道拉乔亚，去看望楼在浙大的同窗好友毛汉礼，打算争取他一起回国（毛汉礼当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直到1956年才回国，曾任青岛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中科院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直到疲惫的一家人在旧金山一家旅馆的住客单上填好“前往香港”以后，陈叔时才让自己整个人松弛下来。
逗留旧金山期间，陈叔时卖掉了自己的雪佛兰轿车，把一半卖车款寄给了 《纽约华侨日报》，以此表示对这家曾经帮助自己返回祖国的进步报社的一点支持与敬意。这是他个人在离美前所能做的最大努力了。其时，该报社社长被“麦卡锡分子”指控犯有“充当敌国代理人罪”，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法庭判处罚金一万美元。
了却了这两件私事，陈叔时已无所牵挂。

陈叔时的年轻时代

秉持着不灭的信念

经过二十多天从西半球到东半球的海上旅程，陈叔时一家终于踏上了深圳罗湖桥。望着飘扬在桥头的五星红旗，陈叔时不禁流下了滚滚热泪。
1955年1月，经过青年时代的好友、当时在中央统战部任职的史永（即沙重叔）的证明和统战部的介绍，陈叔时被分配进北京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后又调至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组。对于曾在美国和美洲度过11年外交生涯的陈叔时而言，这里本该是他发挥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然而，好景不长，国内一系列扩大化的政治运动搞得人们神经紧张。像陈叔时这样一个有着国民党高官背景、又是从美国回来的旧政权外交官，他的日子会好过吗？
海峡两岸的敌对状态加快了陈叔时厄运的到来。1961年，当“反攻大陆”的呓语出现在宝岛之际，研究所突然通知他和其他具有归侨身份的研究人员一起下放内地，理由是支持那里高等院校的外语教学。
没有任何抱怨和委屈，那年“五一节”刚过，年逾半百的陈叔时便来到岳麓山下的长沙湖南师院；四个月后，他的夫人楼韵午携两个年幼的女儿也来到长沙与其团聚。
虽然这里夏的炎热和冬的寒冷让陈叔时一时难以适应，但更叫人无法忍受的，是周围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歧视和冷漠。政治氛围是如此逼人，为人谨慎的陈叔时只能更加唯唯诺诺、战战兢兢。然而，始于1966年的那场全国范围的浩劫，让他在劫难逃。在无法无天的那些日子里，红卫兵以他历史上曾担任国民党外交官大做文章。陈叔时倔强地辩驳道：“我当外交官是在抗战时期，是国共合作时期，也是为了争取外国对我们的支持，帮助我们抗日！我是爱国的，我没有什么罪！”然而，当时的一切辩解都是无力的。
秉持着不灭的信念，陈叔时同祖国一起熬过了那阴冷恐怖的十年。他的肉体和精神由于长时间的摧残而变得十分衰弱。即使处于这样的人生逆境，他依然没有为自己当年的抉择而感到丝毫后悔。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的理想和信念，使所有强加于他的痛苦也变得庄严而崇高了。1978年10月2日，就在神州大地即将玉宇澄清之际，陈叔时因病逝世，享年69岁。
陈叔时的冤案，在上世纪80年代获得平反昭雪。
陈叔时终于可以安眠于祖国母亲的怀抱中。（文/洪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