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劲秀：湘鄂西苏区“大肃反”回眸
1928年，贺龙、周逸群、邓中夏、段德昌、贺锦斋等人在湘鄂边开创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后改为河邺军)。1930年又开辟了洪湖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7月，河邺军、红六军在湖北公安县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孙德清任参谋长，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从此，湘鄂边、洪湖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又称“湘鄂西苏区”，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割据范围最大的三块红色根据地之一。不久，成立了中共湘鄂西特委和湘鄂西联县政府。红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三万余人。
1932年，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在此任上，他以抓所谓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为名，杀害了大批根据地军政干部，造成了湘鄂西苏区的极大危机。贺龙曾说，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 在各个苏区的“肃反”运动中，“湘鄂西是搞得最‘左’、损失最惨重的一个”。
夏曦其人
夏曦，1901年8月生，字曼伯，湖南益阳县双江乡杨家坳村(今属桃江县)人，1917年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与毛泽东同学。1919年，加入新民学会。曾参加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的第一师范学生“救国十人团”，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旋与毛泽东等组织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1920年，参加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学习、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积极传播马列主义。1921年10月，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夏曦和郭亮同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3月，夏曦在上海出席全国学联大会期间，由林伯渠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从中开展统一战线及有关工作。4月，他返回长沙后被国民党本部总务部派任湖南筹备处负责人。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夏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参加“五大”回湘后，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调中央工作，夏曦继任省委书记。
1927年8月1日，夏曦参加了由贺龙、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南昌起义，之后即去上海，并受党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他在莫斯科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1930年回国，被党中央派到江苏省委任常委兼宣传部长。
1931年1月，夏曦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中央派到洪湖苏区，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后又成立了湘鄂西临时省委、省委。1931年3月15日，夏曦抵达湘鄂西苏区。5月，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成立，由贺龙、万涛、夏曦3人组成，夏曦任主席;同年11月中革军委成立，夏曦任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1932年，夏曦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
据何立波《夏曦与湘鄂西苏区“肃反”》披露，在夏曦来到湘鄂西苏区前，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邓中夏执行“左”的路线，在苏区搞“肃反”，已经错杀了不少人。夏曦来到湘鄂西苏区后，没有从此前“左”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而是在“反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口号下，不作调查研究，就武断地否定了湘鄂西党、苏维埃和红军在长期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提出“彻底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指责周逸群、贺龙为首的湘鄂西的党是“随从党”、“反共产国际”的党，实行的是“右倾不斗争的上山、逃跑”主义。
夏曦掀起反富农斗争，重新分配一切土地。5月中旬，夏曦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决定以监利为中心开始彻底平分土地的工作。各地在实际执行中不仅将富农的财产加以没收，还没收了一部分富裕中农的土地和财产，打击了中小商人，从经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扩大了对立面，孤立了自己，造成了严重影响。
贺龙、段德昌等人坚决反对这些过左的错误做法，与夏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为了控制军队和排挤贺龙对红军的领导，夏曦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取消了军、师指挥机关，将红三军改编为五个大团，由军委分会直接指挥。
1932年1月，在湘鄂西省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反对夏曦错误做法的万涛、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等人受到打击，中央代表关向应传达了临时中央对万涛、潘家辰等人的严厉批评和支持夏曦的决定。夏曦的地位得到巩固，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开始在湘鄂西全面推行。随着以夏曦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推行政治上的“左”倾错误路线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一大批不同意、怀疑、反对错误路线的苏区党和红军的干部，遭到了无情打击和残酷迫害。
7月，夏曦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无中生有地称“改组派在苏区内颇活动”，他推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将党内不同意见和“改组派”联系起来。为了进行“肃反”，夏曦和以他为首的肃反委员会，各级肃反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局，凌驾于党委之上，只要夏曦、杨光华等分局个别领导人同意，就可以捕人、杀人甚至捕杀高级干部。
夏曦连续开展四次“肃反”
1932年5月，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开展第一次“肃反”(反“改组派”斗争)。起因是湖北天汉县委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被敌营长张锡侯诬供，夏曦、杨光华即武断地认为杨国茂是“改组派”而将其处决。接着进行刑讯逼供，捕获了众多的“改组派”分子，不到两个月便“破获全苏区的整个反革命组织”。认定在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十分之九是改组派”，仅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两人，另一个人值得怀疑。夏曦等人诬陷湘鄂西各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因而先后解散了一批县委。
不久，“肃反”波及到了红三军，被夏曦认为是“重要反革命分子”的团以上干部有28人。红8师的特务队长因违反纪律，杀鸡宰牛吃，在受审讯时承认自己是“改组派”。翌日，红8师参谋长胡慎己就被逮捕，尔后被杀。文家墩战斗结束后，夏曦逮捕了红三军参谋长兼红7师师长孙德清和红7师政治部主任孙之涛。
尽管“肃反”工作已经扩大化，但是临时中央还不满意，认为“两条路线的斗争还非常不够”，这使湘鄂西苏区的“肃反”愈演愈烈。夏曦此后更加专断，往往是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说了算，把对临时中央和对自己有意见的人视为“反国际”、“反中央”、“反中央分局”，加以“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
据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在第一次反“改组派”斗争中，湘鄂西苏区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的达“千余人”，“处死刑者百数十人”。而实际上被杀的人远不止这个数字。贺龙回忆：“夏曦白天捉人，夜里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即使在战斗最激烈时依旧搞‘火线肃反’。……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下来的几个女同志，只是因为那时杀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
在第一次“肃反”中，夏曦杀害的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的高级干部中有湘鄂西苏区和红军创建人之一、曾任红三军前委书记兼红三军政委的万涛，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按：周小康大搞“肃反”扩大化，在湘鄂边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干部，但最后还是被夏曦、杨光华杀掉)，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等等。在红三军中被捕杀的干部有红三军参谋长兼第7师师长孙德清，红六军创始人之一、红8师师长段玉林等(参见贺彪著的《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
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的右手被打断，但他至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大声喊叫着要他们拿刀来，剖开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红9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在被打昏后指认了名单上的人，他对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长庄东晓说：“但愿早死，请您为我们昭雪吧!”(庄东晓：《历史教训要讲清楚》)已经壮烈牺牲的湘鄂西苏区主要创始人周逸群，也被夏曦诬为“改组派首领”。第一次“肃反”结束后，12月19日，省委书记杨光华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还胡说什么周逸群还没有死，秘密会见过蒋介石，等等。
1932年6月，第二次“肃反”时，蒋介石调集了10万大军向湘鄂西苏区发起规模空前的第四次“围剿”，受临时中央“左”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夏曦提出“寸土必争”、“夺取平汉线”、“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不准打小据点”的错误口号，使红三军伤亡惨重，反“围剿”斗争失败，湘鄂西的几个根据地也损失殆尽。但夏曦认为，洪湖苏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改组派”及其反革命派别的破坏，于是继续坚持“肃反”。因突围时电台的丢失，红三军与中央苏区的通讯完全中断，使得迷于“肃反”的夏曦更加独断专横，为所欲为。
8月下旬，第二次“肃反”从湖北京山县六房咀开始，一直持续到长途行军结束为止。在行军过程中，部队很艰苦，没有东西吃，只能吃柿子、核桃、高梁杆子等。而夏曦还是不断地杀人，进行“火线肃反”。由于洪湖突围时苏区党政机关基本上没有带出来，所以“火线肃反”的对象，全部是艰苦转战中的红三军指战员。有的指挥干部在火线上负伤，刚撤下来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
在“火线肃反”中，夏曦首先逮捕了所谓的“企图把七师拖走的”红7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将他们杀害。红三军教导第1师参谋长董朗，被誉为“文武双全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当年11月被错杀于江陵县沙冈。据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此次“肃反”共逮捕241人，处死14人，而实际数字远远不至于此。
夏曦在瞿家湾又逮捕了湘鄂西省委委员、宣传部长、省委军委主席团委员万涛。当晚，潘家辰知道了此事，立即来到柳直荀的住处，潘家辰叹了口气说：“克明，万涛遭毒手，我大约也距被捕不远了。”柳直荀一手拍着桌子说：“夏曦这样抓人，我看其中有诈。”潘家辰说：“夏曦向来小肚鸡肠，阴险毒辣，我们在四代会上批评了他，他就怀恨在心。”又说：“克明，你与夏曦是老熟人了，凭你们私人交情，向他进一言，对他讲，万涛是好同志，要他别再这样肃反了，这样下去，苏区将自行灭亡”。柳直荀说：“我与夏曦交情还好，这样吧，明天我去找他，劝劝他。”还没等柳直荀去找夏曦，江奇就带人将潘家辰、柳直荀逮捕了。江奇在抓捕柳直荀时，柳直荀厉声问江奇：“你们为什么捕我?我要去见夏曦。”江奇冷笑着说：“柳克明，你放聪明点，告诉你，逮捕你的命令，是夏书记亲自批准的。你们改组派的行动太猖狂了，我们刚抓了万涛，你就与潘家辰一起密谋反动计划。”柳直荀怒斥江奇：“简直胡说八道!”江奇狠狠地打了柳直荀一个耳光。柳直荀一头撞在了墙上，顿时血流满面，当时就晕了过去。醒来后，已被关在了一座破庙里。柳直荀睁眼一看，这里还关着很多人。有省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徐彬、省委候补委员侯蔚文、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监利县县委书记朱可庭、淝阳县县委书记徐二，万涛与潘家辰也被绑在一个柱子上。每个人都倒剪双臂，嘴里堵着棉花。柳直荀想说话，却发现自己的嘴里也堵着棉花。他想动，手脚又被捆着，头上的伤口一阵阵地疼。柳直荀简直像在做梦。
这时，省保卫局副局长彭国材走了进来。他到了柳直荀面前，厉声道：“柳直荀，走，老老实实地交待你的问题。”说着，把柳直荀提了出去。柳直荀此时不能说话，却狠狠地盯了彭国材一眼。
彭国材将柳直荀带到一间屋，把门关上，才把柳直荀口中的棉花掏出说：“直荀，你快跑吧。听夏曦那口气，你、万涛、潘家辰，怕都没命了。”柳直荀顿时明白彭国材的意思。他感激地说：“国材，难为你了，我不能走，我一走，势必要连累你……”。两人正说着，江奇带着几个人冲进来。原来，彭国材把柳直荀往外一提，就有耳目报告江奇，江奇立即带人，到了屋前，偷听了彭、柳二人谈话，不由分说，将彭、柳二人捆起。从此，彭国材也被列入了“改组派”。
毛泽东1957年5月11日写的《蝶恋花 答李淑一》第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中的“柳”就是这位柳直荀，由于他对夏曦的乱杀人表示不满，给他写信提出质疑，被夏曦认为是“危险分子”。杨光华罗织罪名，说柳直荀是红三军里“改组派”的书记，在撤离洪湖前夕将其杀害。
当时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石头投入湖中，“吓得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变了颜色。”(庄东晓：《历史教训要讲清楚》)
杨光华作为湘鄂西省委书记，是夏曦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他在敌人逼近时却携款临阵脱逃。这对于夏曦来说，无疑是个莫大的讽刺。
夏曦还企图对多次批评自己的贺龙下手，逼他写声明书，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贺龙回击道：“你给我写声明书，民国12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名片，来找我接头，问我要10万块钱。……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共产党员?”弄夏曦很尴尬。
当部队转移到商南竹林关时，夏曦无意中透露了9月苏区中央局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电报。这封电报是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针对夏曦的分兵策略而发的，主要精神是要红三军集中兵力，以游击战术将敌各个击破，而不是按照夏曦的“分散与持久硬打”(《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贺龙和关向应对夏曦这种封锁中央局的电报做法极为不满，向夏曦提出严正的抗议。夏曦干脆命人把贺龙和关向应警卫员的枪下了，贺龙即把身上带的一支勃郎宁手枪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由于贺龙在红三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夏曦未敢对他轻举妄动。
1933年初，在湘鄂边的毛坝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贺龙提议全力恢复湘鄂边根据地，夏曦对此表示同意，但却主张在红三军中进行“清党”，继续“肃反”。关向应支持贺龙，夏曦就指责关向应“右倾”。在第二次毛坝会议上，夏曦说：“我们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王明同志的指示。……我们今后要坚持进行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另外要解散现有的党、团组织，创造新的红军……”，引起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等人坚决反对。
但是反对不起任何作用，“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在1933年2月红三军达到巴东县金果坪后，夏曦悍然做出了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并宣布“省苏维埃是反革命把持的团体”。他另组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上由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等7人组成，而实际上大权操纵在担任主席的夏曦手中。
夏曦将红三军和地方、游击队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结果在红三军和地方中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3个半个党员。卢冬生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第三次“肃反”后任红7师师长，工人出身，因而保住了党籍。夏曦有时不让他参加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或者让他参加却不让他发言，只能算是半个。政治机关也取消了，一切党的基层组织都陷于解体的局面。到了1933年秋天，经过贺龙、关向应的坚决斗争，夏曦才同意在红军中重新登记党员，恢复了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
1933年3月，夏曦发起第三次“肃反”。夏曦坚持认为原湘鄂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职务“完全为改组派把持”，“改组派”领袖是周小康、陈协平、杨英、王炳南。当段德昌和宋盘铭写信建议回洪湖时，夏曦即说段德昌是“分裂红军”，是“改组派破坏湘鄂边苏区路线”的阴谋，要“严厉打击”。 当夏曦决定处死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时，贺龙提出要见段、王、陈三人。夏曦说：“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你见他们做啥?”贺龙说：“我一定要见。”当贺龙见到关押中的段德昌时，带着脚镣手铐的段德昌已是遍体鳞伤，面容憔悴，不成人形了，二人见了面都忍不住热泪盈眶。
中午，公审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三人的大会开始了。与会代表1000多人，夏曦在主席台上下令，将段德昌等200多名“改组派分子”押到主席台前。由夏曦宣布了“罪状”后，便开始行刑，第一个被拉出来的，便是段德昌。
段德昌昂首挺胸，毫无惧色，他高喊着：“同志们，永别了，祝革命早日成功!……”
面对夏曦动用“最后决定权”，贺龙只得服从，他痛苦地流下热泪。段德昌临刑前，当面向夏曦提出三条要求：第一，红三军已濒临绝境，这里地瘠民贫没有粮食，必须回洪湖;第二，自己不是改组派;第三，红军已经没有弹药了，省一颗子弹，用刀砍头吧!忠良就是这样戴着莫须有的罪名死在自己上级的刀下，这是何等的壮烈，何等的慷慨，何等的悲愤!怎能不令人心碎肠断……
夏曦连连喊道：“赶快行刑!”几名持枪战士推着段德昌离开会场，正在这时，只听一人大喊：“慢!”原来是贺龙端着一碗粉蒸肉。来到段德昌面前，含泪说：“德昌，吃点吧。”段德昌接过粉蒸肉，拿起筷子，吃了几口，而后，深情地望了贺龙一眼，把筷子交给贺龙，挺胸走向刑场，片刻，段德昌被砍死。段德昌牺牲时，年仅29岁。他牺牲之后，湘鄂西苏区人民，对英雄深深怀念，人们在他的坟前，偷偷栽下了29棵青松。
段德昌，1925年入党，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曾任红六军政委、军长，新六军军长，红9师师长。段德昌曾对夏曦的错误进行过坚决的斗争，说：“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个邓中夏，闹了一团糟;现在又派来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曦，对我们无丝毫的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贺彪著《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段德昌被捕前预感到自己将遭不测，便抄写了于谦的《石灰吟》：“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将它贴在石洞上。英勇就义前，段德昌慷慨地说：“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1952年，国家颁发烈士证书，段德昌被追认为第1号烈士。
贺龙在回忆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在“肃反”中被杀害的经过时说：“那天晚饭后，我和夏曦、小关(关向应)在村头走过，看见王炳南被绑着押出来，那时天气还冷，王炳南被剥光了上身，打得浑身没得一点好肉，有的地方有蛆在爬，那是三月天啊!他看见夏曦，就大喊着：‘夏曦，你娘的，我是什么改组派?从洪湖撤退，在江陵，你掉到河里，是老子救你上岸的，救了你一条命，有这样的改组派吗?你瞎了眼，把同志当敌人杀，你杀了多少啊……’。夏曦一声不吭，走过去了。王炳南就朝我叫着：‘胡子，我就问你一句，我王炳南是改组派吗?’他怎么会是改组派，从小跟着我，当营长的时候，周逸群秘密介绍他入党的，那时我还是北伐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的时候，他入党比我还早呢。南昌暴动他有战功，后来又和我一起创建湘鄂边苏区和红四军，是一员猛将啊!我为他，不知和夏曦争了多少次。我也明白，夏曦把他搞成那个样子，结下深仇了，以夏曦的为人，他哪里会不杀王炳南?他逮捕了宋盘铭，来不及杀就分了兵，宋盘铭由我带，我就把他放了。夏曦带七师返转回来和我会合，看见宋盘铭还在，就下令把他杀掉了。他怎么会放王炳南?我当时就向王炳南说：‘你算什么改组派?叫喊什么?杀就杀么，掉下脑壳碗大的疤!’王炳南朝我点着头说：‘好，胡子，我最后听你一次话!’他就是这样被杀害的。”
王炳南在被害前愤然说：“我在哪里参加改组派还没有搞清楚就杀我，真是冤枉!”
在第三次“肃反”中，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逮捕236人，处死56人(《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而实际上被捕被杀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应在千人以上。
1933年五、六月间，夏曦又开展第四次“肃反”。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一共逮捕了172人”，“处死刑的41人”(《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实际数字远不止此。
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夏曦的“清党”错误，被夏曦诬陷为“改组派”领袖。
贺龙了解宋盘铭，对他竭力保护，但夏曦却非杀不可，贺龙寻机把宋盘铭放了，被夏曦发现后又抓了起来。1933年12月29日，宋盘铭被“公审”后杀害。贺龙说：“宋盘铭是很好的同志。杀宋盘铭只有我一票不赞成，当时小关(按：关向应)要是硬一点，可能杀不了。红军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不只夏曦有责任，关向应也是有责任。”(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关向应对于自己在这一时期执行过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心情一直很沉痛。抗战期间，他在延安养病时，曾经向毛泽东坦诚地谈了自己的错误。
担任红7师师长不到两个月的叶光吉和红7师政委盛联均也在第四次“肃反”中被杀害。曾救过夏曦性命的红8师22团团长贺炳炎(1955年授上将军衔)被捕的“罪名”是与一个所谓的“改组派”一起下过馆子，也被打成“改组派”成员，开除出党，隔离审查。后因贺炳炎任职的团作战失利，师长卢冬生向夏曦“借”贺炳炎出来指挥。贺炳炎指挥部队反击，取得大捷。战后贺龙、关向应向夏曦说了话，贺炳炎才侥幸逃脱被杀的厄运。
贺龙利用自己的威望，从夏曦的手中救了不少人。解放后曾出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的刘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枪毙时，被贺龙看见了才救了下来。王尚荣、黄新廷、谭友林、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都是被贺龙从夏曦的刀下救出的(谷志标：《难忘的岁月》，《贺龙在川东南》)。
四次大规模“肃反”的严重后果
夏曦在湘鄂西苏区连续开展四次骇人听闻的“大肃反”造成极为极为严重的后果，据黎白《贺龙忆湘鄂西苏区肃反》一文披露，“第一次大规模的‘肃反’是导致洪湖苏区斗争失败，红三军撤离，其他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的各特委和各小块苏区失败的极其重要的原因。此后，在夏曦直接领导下，尽管各个苏区大都已不复存在，红军已受到了严重损失，而‘肃反’却从未停止，一波又一波，连续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大规模‘肃反’。由于苏区已经丧失，没有地方干部可杀，‘肃反’的重点是一再诬杀红三军各级军政干部，致使红三军已经处于濒临绝境的境地。”
在“大肃反”中，夏曦整肃的矛头当然是针对军政高级干部，因为只有捉到“大鱼”才能显示自己“肃反”的成绩。在许多军政高级干部被捕杀后，大批基层干部和普通战士也随之惨遭荼毒，红三军连队的连长和指导员提拔一批就被捕杀一批，一连杀了好几批。夏曦甚至连自己身边的警卫员也不相信，亲自下令捕杀了3个(黄远新：《对湘鄂西肃反扩大化的回忆》)。
从1932年5月到1934年7月中央关于停止“肃反”的指示为止，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中经过四次大规模的“肃反”，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在1934年3月17日向中央的报告中说“前后共逮捕了三千多人，党苏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其实，经过四次“肃反”后，曾经两万多人的红三军，人数下降到3000余人(贺彪：《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据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在1934年11月，“最近在湘西窜扰之贺匪约有枪二三千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人均不到1支枪。红三军这时的兵力仅相当于两个团，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
湘鄂西临时省委秘书长谢觉哉曾就夏曦在湘鄂西苏区的“肃反”写过一首诗：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抹尽良心横着胆，英贤多少丧黄泉。愚而自用成光杆，偏又多猜是毒虫。一念之差成败异，教人能不战兢兢?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姓字依稀名节在，几人垂泪忆当时。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俘。也须自我求团结，要防为敌作驱除。
“大肃反”错误的纠正
1934年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黔东沿河县枫香溪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肃反”扩大化的惨痛教训。这是一次在红二军团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是纠正夏曦“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开始，使湘鄂西中央分局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决议得以实现，挽救了红三军。
7月22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收到中共中央5月6日的指示信。指示信严厉批评了夏曦等人在“肃反”扩大化方面、解散党团组织的错误，责令停止“肃反”扩大化。8月4日，夏曦主持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在会后呈报给中央的决议中，夏曦承认了“肃反路线的错误”，正准备开展第五次“肃反”的计划被取消，持续两年多的错误“肃反”终于停止。
10月24日，任弼时、王震、萧克等率领的红六军团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在贵州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11月上旬，在攻克湘西北咽喉永顺县城后，两军召开了联席会议，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夏曦承认自己“在湘鄂西执行‘左’倾路线和大搞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一切错误，一切恶果，我应负主要责任，是有罪的。”但他又申述自己“我不是敌人派进来的，不是蓄意破坏革命，是执行路线上的严重错误”(黄远新：《对湘鄂西肃反扩大化的回忆》)。夏曦还说：“我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我是坚决执行四中全会决议的呀!”认为自己是执行上级路线和决议的错误。
1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来电中就夏曦的问题作出批示，指出了他的“严重错误”主要是“没有创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坚持的决心”;肃反“走到乱捉乱杀的严重状态”;“取消党与群众的组织”。
1935年1月27日，任弼时在湖南大庸县丁家溶主持召开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评。
遵义会议后，中央在3月31日来电中指出：夏曦虽有错误，但不能说发展到取消主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在内部开展批评斗争是应该的，但做的组织结论是不合适的;夏曦应继续在领导机关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
5月，夏曦到红六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夏曦对自己在多次“肃反”中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谈起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问题时，痛心地说：“我一想起来就感到内疚，这是我还不了的账啊!”
1936年2月28日，夏曦在贵州七星关渡河时不幸溺水而亡，时年35岁。有一种说法：夏曦落水时，有战士看见了，但是因为夏曦的“肃反”乱杀人，战士们都是气愤不已，没有人愿意去营救他。
夏曦溺亡后，毛泽东没有忘记与这位老同学、老战友的情分，他在写给夏曦父亲夏墀燮先生的信中说：“东与曼伯，少同砚讨，长共驱驰，曼伯未完之事，亦东之责也。”
对于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工作期间的情况，2002年新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评价是：“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期间，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否定原根据地领导人取得的成绩，并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他不听贺龙等人的不同意见，在1932年5月开始的先后四次肃反中，以‘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杀害了包括段德昌在内的大批红军领导干部，给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
“大肃反”错误的原因
湘鄂西“大肃反”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究其原因，从国际环境来说，当时共产国际确有相关的决议和指示，如1930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决议提出：“各国共产党坚决反对社会民主派的斗争”，“必须无情地揭露那些打着共产党旗号、以右派叛徒和托派叛徒为代表的社会民主派代理人。”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和军阀的同时，“应当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改组派，指向第三党，指向胡适派”。1931年8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明确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大规模地开展工作，来揭露右倾机会主义所有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际工作中，都要与右倾机会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
从国内情况来说，当时的中共中央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于1930年上半年提出反对取消派和广泛开展肃反工作，指示更加明确，措辞更加严厉。中央苏区首先开始肃反运动，对所谓“AB团”、“改组派”斗争。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首的中央进一步要求苏区内“以最大的决心”反对“取消派”、“AB团”。这样，共产国际反“右倾”、“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反革命”派别的指示，成为王明等人发起苏区“肃反”运动的理论依据。1931年2月23日，中共中央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发出指示信，指出“AB团”及“改组派”、“第三党”更是反革命得力的工具，“不肃清内部，不能战胜敌人”。(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9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并发出《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这是王明临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之前亲自执笔起草的文件。王明等人在这个“纲领性”的决议案中要求，红军“要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要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反对“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等等。
另一方面，1931年4月和6月，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分别在武汉和上海被捕叛变。顾顺章和向忠发两人的叛变对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9月，王明前往莫斯科。在他离开上海前，经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6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指定年仅24岁的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这次组织变动，为博古等人继续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也为各个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奠定了组织基础。
中共临时中央坚决执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坚决进行肃反工作，肃清阶级异己分子”。1月12日，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同苏区内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认为“最近各苏区内发现了AB团(中央区)、社会民主党(闽西)与改组派(湘鄂边、鄂豫皖)的反革命团体的活动及阴谋”，向各苏区发出指示，“苏区的党部与苏维埃对于这些反革命的团体必须做最坚决的斗争”，强调各苏区“应该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肃反工作”，以对付“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本来，夏曦在中央关于“肃反”问题的决议下达前就已经逮捕了一批“改组派”，但是临时中央在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中批评在湘鄂西中央分局“还没有进行系统的肃反工作，政治保卫局形同虚设”，“你们苏区同样隐(藏)着许多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AB团、白极会、硬化会等样之类反革命的组织”，要“迅速消灭这些组织”(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一一党内秘密文件》)。在临时中央的一再催促下，1932年1月的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便决定将“肃反”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苏维埃政府对于肃反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要“加强红军中的肃反工作，清洗红军中的异己分子，因该马上执行。”
尽管“肃反”政策是中央制定的，但各个根据地主要领导人的政治品质和政策水平对“肃反”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则有很大差别。湘鄂西苏区的“肃反”造成的后果之所以最为严重，作为中央分局书记的夏曦理所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夏曦夸大敌情，无限上纲，罗织罪状，制造冤案，甚至挟嫌报复、排除异己，与张国焘在鄂豫皖搞的“肃反”如出一辙，乃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湘鄂西苏区造成无可挽回的严重损失，夏曦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所好的是，后来夏曦对自己的严重错误作了深刻的反思和检讨，承认自己“在湘鄂西执行‘左’倾路线和大搞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一切错误，一切恶果，我应负主要责任，是有罪的。”承认自己在“肃反”中“有罪”，把自己犯下的严重错误提高到犯罪的高度，应该说，夏曦的反思和检讨是深刻的。
1936年8月，鲁迅在他生命的旅程即将结束时曾深刻指出：“根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他还谆谆告诫世人：“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推行极左、罗织罪状、制造冤案、残害同志的张国焘之辈都是这样“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惯于“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这类“横暴者”是吃人的恶魔，是毁灭革命队伍和正义事业的大敌，按鲁迅的说法，必须首先予以扫荡。
至于这些“拉大旗做虎皮”的“横暴者”“是否系敌人所派遣”不能一概而论，但造成的结果确是敌人求之不得、最为需要的。夏曦一再申述自己“我不是敌人派进来的，不是蓄意破坏革命，是执行路线上的严重错误”固然不无道理，但他却将“表弟”、敌人派遣的特务江奇任命为保卫局局长，执掌“肃反”生杀大权，放任和听信这条疯狗诬陷无辜，残害革命将士，而且江奇的这些罪行都是要打着夏曦的旗号才能进行、经过夏曦的批准才能执行的。所以，说夏曦推行极左，在“大肃反”中一度做了敌人的帮凶并不为过。
后来，夏曦见自己最信任的心腹竟是敌人打进来的特务，祸害革命队伍，他极为气恼，立刻下令将江奇逮捕。江奇见事情败露，半夜逃跑，虽然被看押的战士击毙，但灾难早已铸成，无可挽回。
对于夏曦的一生，贺龙评价说：“夏曦，是两头小，中间大。”萧克评价道：夏曦“两头好，中间错”。 薄一波在《领袖·元帅·战友》中则说：“为什么党内会发生这样‘左’得出奇的过火斗争和内耗事件?原因很复杂，有宗派问题，有路线问题，也有个人品质问题。而夏曦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严重问题!”
在“大肃反”中，夏曦“左”得出奇，甚至创造出一套“理论”：如一位红军将领在被杀前质问夏曦：“那么多为创建红军、创建苏区流血牺牲的老同志怎么会反革命呢?”夏曦竟然振振有词地回答：“这些人是为了破坏革命才参加革命，为瓦解红军而发展红军，为搞垮根据地而建设根据地的。”这话说得何等无理，何等荒谬!这充分说明，一个人一旦喝了极左的迷魂汤，竟然会变得如此无理、疯狂、嗜杀，简直不可理喻!
谈到夏曦大肆杀人。亲历者贺龙曾说：夏曦“并且两次企图下我的手。一次在王店，夏曦企图加害于我……”;“另一次是在竹林关。夏曦把我和关向应的警卫员枪皆下了，还逮捕了两个警卫员，我问夏曦是什么意思?”“那时枪皆上了顶门火了，时刻准备着，一是打自己，一是打人。以后我两人一直不说话。过了几天，走大巴山时，夏才叫我：胡子，不要使气嘛!我说：使什么气，你不该这样搞嘛!”从此，在湘鄂边地区再也没有一块可以稍长时间立足之地了。贺龙说：从此，红三军形成了流窜。贺龙还说，夏曦的做法“遭到一致反对。虽然没能达到解散党的目的，却使夏曦深为不满。一个记仇的、心胸狭窄的最高领导人，在时机有利时是要报仇，要人性命的。”后来，连续几次的“肃反”，红三军中的军政领导干部被杀了几茬，有经验的各级干部几乎杀光了。
当贺龙当面质问夏曦为什么抓这么多人时，夏曦狡辩一通后说：“国焘同志在鄂豫皖已取得肃反经验，在那里抓了许继慎，我们抓了胡慎己，这有什么奇怪的?”
据一篇评述邱会作回忆录题为《共产党杀自己同志比国民党杀的还多》的文章(原标题为《邱会作在“肃反”中死里逃生》)中说：
1945年党的七大在讨论到除奸政策时，有位代表发言说：“除奸要十分稳重是完全正确的，左倾教条宗派在江西苏区杀人太多了。”就这一句话，立即震动了全场。不少代表纷纷接着说：“杀人多，杀得惨，把许多好干部都杀掉了!”有代表控诉：“在内战时期，老根据地的人口减少了近20%。人哪去了?战争牺牲是主要的，但我们自己杀了不少自己的好同志。共产党杀的甚至比国民党杀的还要多。许多好干部都是自己杀的呀!”
会场还在发言，已经有一些同志哭开了，有的还边哭边述说。对政治保卫局杀人的事，绝大多数都可以说出残酷的例子。有位代表说：“1934年秋，我们三军九师部队有位连长，上午打仗负了重伤，腿都断了，不能行走，可是晚上就把那位连长拉去杀了。因为腿断了不能走，硬是两个人拖出去杀了。”全场出现了失声痛哭的悲惨景象。
历史是一面镜子，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极左主导下的“大肃反”运动，必然黑白混淆，功罪颠倒;必然重创根本，自毁长城;必然亲者所痛，仇者所快。湘鄂西苏区“大肃反”的惨剧是发生在洪湖周边地区的。建国后，优美悦耳的《洪湖水，浪打浪》歌曲曾经风靡神州。我想提醒人们的是，在我们陶醉于“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的诗情画意之中时，请不要遗忘当年在这里发生的人间悲剧，不要遗忘那些被自己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杀的将士，不要遗忘被黄土掩埋和沉入湖底的忠骨，不要遗忘在万里楚天低声悲歌的英魂。我们要以史为鉴，永远铭记这个极其惨痛的历史教训;面向未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