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年社教运动乱批斗：试点县自杀430起 死364人

核心提示：省委的社教试点县长安、延安、西乡三县尤甚。据统计，1964年逮捕六千四百余人，拘留五千余人，平均每天捕三十人以上。受到开除公职和开除党籍处分（即所谓“双开”）的脱产干部六百六十多人，受其中一种处分的干部，加上教师和不脱产的党员，就达四千五百多人。长安县正副区委书记和区长受处分的占百分之四十五，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被撤换的占百分之七十六。三县在批判斗争中共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5年第10期，作者：唐非，原题：胡耀邦主陕纠“左”

1964年11月，胡耀邦接到中共中央的任命：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同时保留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原职。12月1日，胡耀邦去西北局报到。此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病重，不能理事，由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明分别主持党委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实际上西北区候补书记王林起着重要作用。胡耀邦同王林交谈时，王林向他介绍陕西的阶级斗争如何严重，干部队伍如何不纯，并且指名说：赵守一和常务副省长刘邦显表现很右。这种完全出乎意料的介绍，使胡耀邦悚然感到了陕西情况的复杂。

为了充分而准确地掌握陕西的情况，胡耀邦仍然从深入的调查研究入手。他了解到，从西北局起，就十分强调陕西这里“彭、高、习反党集团流毒很深”，“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不彻底”，因而说这里阶级斗争格外激烈。所谓“彭、高、习”，就是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社教运动中，大批干部和群众被当作敌对分子，或有这样那样政治、经济等问题而遭抓捕或被惩办，省委的社教试点县长安、延安、西乡三县尤甚。据统计，1964年逮捕六千四百余人，拘留五千余人，平均每天捕三十人以上。受到开除公职和开除党籍处分（即所谓“双开”）的脱产干部六百六十多人，受其中一种处分的干部，加上教师和不脱产的党员，就达四千五百多人。长安县正副区委书记和区长受处分的占百分之四十五，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被撤换的占百分之七十六。三县在批判斗争中共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非试点的面上也发生浮动乱斗现象：西安市一度打击了九千五百多“投机倒把分子”；陕南凤县社社都反了普通农民，连上山砍柴、到集市卖鸡蛋、进城当保姆的收入也被当作剥削收入，都要退赔。在党政机关，由于西北局发出党政干部要清查阶级成份和阶级立场的规定，政治空气也十分紧张，半数左右的省级部、委、厅和各地地委、行署、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被看作是烂了和有严重问题；一批未作结论的厅、局、处长被关押起来“隔离审查”。在文艺界，由于“反党小说《刘志丹》”一案的株连，一大批文艺作品被批判为“大毒草”，许多知名作家、艺术家遭到残酷迫害，不少人含恨而死。

面对这样复杂严峻的形势，胡耀邦不能不忧心忡忡，思虑百端。但他坚定地认为，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使城乡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是第一要义。关于社教运动，胡耀邦出语谨慎。他没有对运动的全局部署发表评价性意见，但他认为对干部伤害过多，处理过重，必将带来严重的后遗症。因此他说，看来捕人多了点，“双开”多了一些，夺权打击面宽了一些，因此他委婉地提议：捕人暂停；“双开”暂停，留待运动后期处理；面上夺权暂停，待重新部署后再行动。根据他的提议，省委、省政府作出了“三个暂停”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