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录》中关于云南农场知青大返城讲述中的失误

由金大陆、林升宝编著的《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录(1968—1981)》(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12月)一书出版以后，我在第一时间就找到这本书看了起来。这本书是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课题项目。

金光耀教授在序言里介绍说：“《纪事录》是一部上海知青史的资料长编，其资料来源于上海市档案馆已开放的档案文件(也有少量外地档案馆的资料)、中国新编地方志、报纸、公开或内部出版的书籍报刊和知青回忆录，以及部分口述访谈。可以说，它几乎囊括了目前能够搜集得到的所有有关上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资料，为上海知青史的研究奠定了十分重要的资料基础。”

就《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录(1968—1981)》一书(以下简称《纪事录》)中一些关于当时云南农场知青大返城的事件的讲述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1、云南农场知青写给邓小平的第一封信的时上的错误：

《纪事录》第299页：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八日·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十分场上海知青丁惠民写出了《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信》和《我们的心声》

此处在时间上是错误的。

由刘晓航教授撰写的详细记载云南农场知青大返城过程的《我们要回家》一书，在第230页上清楚记载丁惠民写给邓小平的第一封信的时间是1978年10月16日。

当事人丁惠民在《在激流与漩涡的中心》一文讲述了当年大返城的亲身经历。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星火燎原”开场写道：“1978年10月16日，我的第一封致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信公布了”

《纪事录》一书记载这件事在时间上相差2天。

2、关于女知青之死的时间上也存在错误：

《纪事录》第305页：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云南橄榄坝农场一上海女知青在场部医院生产时，由于医疗事故，致母女双亡，引起知青抗议活动，发展成为抬尸游行。(史卫民、何岚：《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0页)

此处在时间上是错误的。

新浪博客《橄榄坝老波涛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1506436173)署名“老波涛”的朋友是当年的亲历者。他的博客里有一篇《她因爱情长眠在边陲》的文章，共计9篇。详细讲述了上海女知青瞿林仙死于医疗事故的过程。作者是死者生前生产队的干部，上海知青。亲历者明确记载瞿林仙死亡的时间是1978年11月12日。

作者指出：“该事件的发生是与云南农垦系统广大知青压制在心头多年的积怨也是事实，爆发了西双版纳知青汇集景洪县游行、写大字报、罢工、绝食、卧轨、去北京上访，早已在酝酿中，本案发生实属巧合，不是诱因。但是，在广大知青中启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我们版纳知青返城运动中有着永远不可磨灭的震憾力。”

《纪事录》一书记载这件事在时间上相差1天。

3、请愿罢工开始的时间及个别提法上的错误：

《纪事录》第307页：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云南景洪上海知青丁惠民等，组织成立赴京请愿筹备总组指挥部，宣布总罢工。(《中国共产党云南历史资料专辑——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8页)

这里有三个错误：

第一，在云南农场知青起事的时候，成立了“组织”名称是：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知识青年北上请愿筹备总组(刘晓航《我们要回家》第288页，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

这里没有“指挥部”三个字。

第二，成立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知识青年北上请愿筹备总组的时间上存在错误。在刘晓航撰写的《我们要回家》一书里专门讲到了这个“北上请愿筹备总组”诞生的过程：“11月29日，在景洪城郊的江边旅馆，召开了各个农场知青代表第一次联系会议。……丁惠民站在人群中间，把下一步计划：发起请愿活动和成立请愿筹备总组的计划交给代表们讨论，得到与会者一致同意。”(263页)“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公元1978年12月7日，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各个农场知青代表第二次联系会议，在景洪农场招待所公开召开，标志着运动进入白炽化的高潮阶段。这场为知青命运抗争的决战由此正式拉开帷幕。……来自西双版纳农场(70多个分场一级)的120多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些列决定和决议，并选举产生了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筹备总组(各农场设分组、小组)。丁惠民被推选为总指挥，胡建国、刘先国被推选为副总指挥，选出6名常委、39名委员。会议通过了由丁惠民执笔的凝聚版纳地区5万知青心声的《请愿书》(代第三封联名信)”(276页)

时间上不是《纪事录》里讲的12月12日。

第三，关于筹备总组宣布总罢工的时间也存在错误。

在《飓风刮过亚热带雨林》一书(第600页)和《我们要回家》一书(第287页)都全文记录了署名“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知识青年北上请愿筹备总组”的《罢工宣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北上请愿筹备总组正式宣布：一切知青于1978年12月9日举行无限期罢工，以维护我们的人权和尊严。复工条件有二：一、无条件批准北上。二、追究引起罢工的责任。”

这是1978年12月7日晚上8点，知青代表到西双版纳州委办公大楼等待州委关于是否同意知青北上请愿的答复。结果，知青代表一致等到8日凌晨没有等到州委任何领导出面答复。

丁惠民在8日凌晨2点左右口授了一封给州委领导的信：

“尊敬的州委领导：我们一百名知青代表为了北上请愿的事我们一百名知青代表为了北上请愿的事来求见你们，从七日下午四点正一直到今天——八日凌晨两点多钟，一直在办公大楼里等您。现在我们在座的代表最后一次向您提出要求，希望您现在能和我们见面，如果这一要求不能达到的话，由此引发的后果我们不负责任的。请想象一下：百名代表为了求见一个领导，竟然坐了十个小时冷板凳，还达不到目的，性质显然是严重的。我们几万知识青年的代表，希望你们能意识到这一点。全体知青代表1978年12月8日两点一刻”

在州委、农垦分局相互推诿下，12月8日中午几千知青封锁了景洪县城的交通，在县城中心静坐示威。当时，由丁惠民提议经在场的8个“常委”一致通过决定“罢工”。州委领导终于出面与知青代表对话，丁惠民当面宣读了《罢工宣言》，并强调现在《罢工宣言》还未下达，知青的要求就是北上请愿。州委和农垦分局领导答应继续研究商量。一直到9日中午没有等到州委和农垦分局的答复，《罢工宣言》正式在景洪大街上公开张贴。

12月9日在《罢工宣言》公布的同时，还公布了一份《北上宣言》：“由于我们的合法要求未能达到合理的解决，在尽到了一切努力之后的今天，筹备总组决定于12月15日正式派出首批北上请愿团。我们相信，向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请愿是无罪的。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知识青年北上请愿筹备总组。1978年12月9日”

这是当时的事情经过。《纪事录》里讲事情发生在12月12日是错误的。

4、错误的分布图：

在《纪事录》一书的最后，附有《“文革”时期上海知青地域分布示意图》。作者注明：此图所列信息均来自全国新编方志及上海市档案馆所藏档案资料。

在这张分布图里标明：勐海地区的知青2000多人，勐腊地区1000多人。

剩下的呢?这些数字是从何而来的?

当时知青较为集中的思茅地区(今日为普洱市)、景洪地区没有了。当时思茅地区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总部，管辖着四个师十八个团。在这些建制里都有上海来的知青。景洪是云南农垦分局的所在地。这个分局是原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所在地。兵团的时候一师下属六个团。以我所在的二团为例，下属十五个营。每个营有将近十个左右的连队。在1978年云南农场知青大返城的时候，还有北京、上海、四川和云南5万知青。这样一个数据在这张地图上无缘无故地消失了，不知何故?

于是有人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只标明勐海地区的知青2000多人，勐腊地区1000多人，都是当年插队落户的知青。难道在建设兵团的知青不被算作是知青了?

1973年9月2日，中共云南省委批发《云南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中讲到：“……我省先后有北京、上海、四川和省内45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生产建设兵团。”(《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我按照这张图所列的数据统计了一下，在云南安置的上海知青是不到4万人左右。据有关资料统计，上海当时上山下乡到云南有55944人。那么这1万5千人到哪里去了?

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上海青年志》2002年4月版里有《“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一文。其中《1968—1978年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及分布表》里记载上海知青去云南是55944人。其中插队是10065人，建设兵团和农场是45879人。在另外一张《1975年上海知识青年在外省市上山下乡人数及分布表》里记载，当年在云南的上海知青插队是1726人，在兵团农场是40681人。

当时有知青朋友是这样说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把知青们聊以自慰的‘知青’桂冠和唯一的祈盼——接受‘再教育’的权利剥夺了。因为‘再教育’也是‘教育’，有‘教育’就有‘毕业’的一天，可是现在稀里糊涂地被‘剥夺’了接受‘再教育’的‘权利’，这就意味着从一开始所谓的‘接受再教育’就是假的。”(《飓风刮过亚热带雨林》第23页)

难怪有知青朋友看到这张图以后很愤慨，认为这样的记载与1978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把农场知青统统列为“国营企业职工”一样，把农场的知青忽略了。当年，云南农场知青起事，这可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曾经在云南农场的知青们感到不满是有道理的。

这张附图是不真实的!

5、几点建议：

编撰者认为书中的这些资料都不是“杜撰”的，是有根有据的。对此我有些不同看法。

首先，发生时间上的错误记载是不应该的。对于摘录的材料需要严谨的核对，在相关的材料中寻找一个准确的日期。不严谨的记载，是以讹传讹。建议再次修订出版的时候，虚心一点，多找找还活着的知青们核对一下。在一些重要事件的确认上，多看看不同资料的讲述，能够找到当事人的最好再核对一下，以免出错。

其次，对于重大事件记载的错误是更加不应该的事情。对于一些书刊和档案的记载需要加以甄别。书中采用的资料大部分是“文革”期间的报刊资料，尤其需要注意甄别。我们都知道，在“文革”期间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假话、空话比比皆是，尤其是当时的报刊上更加盛行。所以我们在阅读、采用、引用这些资料的时候需要格外加以注意。

第三，我仅仅是针对比较熟悉的云南农场知青大返城时间这一段指出了一些存在的问题。上海作为知青上山下乡的出发地，一百多万知青到了全国各地(主要集中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安徽、江西、贵州、云南等地)。已经有去其他地区上山下乡的知青朋友对于此书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纠错的建议。看来，要编好这样一本“为上海知青史的研究奠定了十分重要的资料基础”的书，还有许多事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