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我的苦难记忆（三）
前两篇：
我的苦难记忆(一)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minjian/20141202116943.html
我的苦难记忆(二)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minjian/20141203117015_all.html
九、就业的苦难
1、新的难题
几十年后，我们和一些知青朋友突发奇想探讨起这样一个问题：假设在1978年的历史转折后，我们这些知青没有返城，结果会是个什么样子?
首先大家否定了这个假设，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有朋友指出：如果出现这样的假设，以今日的情况而言，也许我们会随着农民工进城的大潮，一起回到了城市。我们的身份还是知青，我们的户口还在农村。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因为现在的结果是我们都随着大返城的潮流回到了城市。
我们感谢1978年!
在彻底否定了“文革”以后，在云南知青拼死一搏后，在最高层终于明白上山下乡的结果是“四个不满意”以后，我们终于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城市。整整十年啊，走出苦难的不仅仅是一代人，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啊!一句“拨乱反正”，蕴含了多少辛酸的泪，国家、民族、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惜的是直到“文革”的依旧阴影不离，惨痛的教训没有牢记!
那时，我们的感觉仿佛是在做梦。没有想到能够再次回家，没有想到还能够与家人团聚!十年噩梦一场啊。其实，大家心知肚明的是，没有想到伟大领袖的“文革”是错误的。曾经被高呼“万岁”的老人家，此刻正在遭受亿万人民的评判。大有世道转变的感觉。记得我们在离开农场返回上海的火车上，我的一位同学说：要是上海火车站里有邓小平的像，我保证向他老人家磕三个头!那时，这样的感激之情在我们这些历经了十年上山下乡的知青身上是很真挚的。就像做梦一样，终于可以回家了，回到自己的亲人身边了。到农村和边疆十年，想了十年啊，一旦能够实现的心愿是何等兴奋和快乐的事情啊!
今天想起来，那时回家的路也不是好走的。也许是为了“面子”、考虑到执政的延续性，对于知青回城也是有政策的限定的。只是这样的政策基本上是全部放你们回城，但是我们是讲究政策的——打肿脸充胖子而已。
家庭有困难的(限定了一些条件)，可以办理回城手续。简称“困退”;
父母到了退休年龄的，可以以此保留一个名额，为在农村的子女办理回城手续。简称“顶替”;
剩下的怎么办，可以办理因病不适应在农村工作的手续回城。至于是什么病，只要你能够想象得出，没有人来核实真伪。简称“病退”;
还有一些其他的“渠道”：如夫妻双方不是一个地方的，原则上是看那个城市规模大，你就只能选择去小一点的城市。当时在云南农场，来自各大城市的知青中，首选的是昆明、重庆、北京、上海。因为上海那时已经是拥挤不堪了。管它呢，能够回去总比待在云南强。就是苦了那些已经在农场结婚生子的知青，与农民结合的结果是无法回城了。
浩浩荡荡的返城大军拥挤在条条回城的路上，就像十年前在伟大领袖一声令下去农村一样。所不同的是，十年前是一些天真烂漫的青年，此时已经是饱经沧桑、即将步入而立之年、拖儿带女的返城知青。十年前还存有的革命浪漫主义的知青，此时已经是身心疲惫、精疲力竭的一代人。
那时，最大的迷茫是：我们回城了，我们能够干什么?
1978年的转折，发出的号令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这代人在那时唯一值得“骄傲”的是，肩膀能够扛了，手上的老茧硬了，脸蛋儿晒黑了，脑子里是空空如也。什么数理化、什么abc、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的一位朋友说：搞了半天，建设国家需要这些玩意啊，那十年里为啥叫我们去“修理”地球呢?谁来赔偿我们的损失、我们的青春?
没有的!能够让你们回城已经是“上帝”开恩了。要是红太阳没有陨落，你想回家?做梦去吧!
无论是困退的、顶替的、病退的，都面临着一次新的择业。无论你曾经有过的辉煌和失落，在新的起点里一切都必须重新开始。只是那些曾经在农村里有过一官半职的人稍稍抢的了一些先机。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对城市感到陌生的人来说，最大的障碍是没有文化。都快接近三十的人，需要补习初中的文凭——此举绝对可以记载在吉尼斯记录上。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不许回家，想着回家。能够回家，归心似箭。回到家里，新的烦恼。唉，我们这代人就是在这样不断的折腾中、烦恼里走过来的——苦难啊!
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补习文化，学习技术。这些本该在十七八岁完成的“必修课”，延迟了十年。拖儿带女的要养家糊口，已经是而立之年的大龄人士需要结婚生子。就连找个对象吧，回城的人有什么“优势”而言。在城市的女青年看来，我们这些从农村回来的人简直就是一群“乡巴佬”，一群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
至今，不少知青朋友还在感叹命运的不公。谁会想到回城后在里弄生产组里，每天挣着8毛、9毛的微薄工资，与大姐大妈为伍。结果呢，有一些佼佼者在以后上升到街道、区级政府。成为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公务员了。而那些靠着顶替接替父母班进入国有企业的人，风光了一阵后便伴随着企业的改制转换而下岗待业了。成为城市里的“弱势群体”，民政、街道、里弄的帮库扶贫的补助对象。只有极少数的“宠儿”继续在以后的舞台上施展着才华，凤毛菱角!
记得在一次知青聚会的时候，我的一位曾经在农场里当过不大不小的“官”的朋友说：不管怎么说，现在总比在农场的时候生活上要好多了。认了吧，这些都是命。
命?——一代人就是在苦难中自认倒霉吗?
2、没有知识
最大的缺陷是没有文化——整整一代人的悲哀!
按照毛泽东的逻辑，怎么没有文化?当年我就提出，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怎么都忘了?
可惜，我们学了十年，结果是没有搞清楚到底是我们在教育农民，还是农民在对于我们进行“再教育”。当我们回到离别了十年的城市，突然发现我们一无所获。
记得1979年初我回到上海以后，有幸顶替了父亲，进入到一家国企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是钳工，而且是开磨具的钳工。据说这是在机械行业里是很有技术的一个工种。庆幸之后，我发现自己啥也不懂。一张简单的图纸琢磨了半天，就像是在看天书一般。只有小学文凭的我，对于一些基本的机械工业的常识也似乎在云里雾里一般难以看懂。再看看整个工厂，似乎只有扫地、做饭才是我们这些从农村回来的人能够胜任的工作。为了生存，首先是将自己的年龄倒退上十年，与弟弟妹妹们一起重新开始学习——掌握“应知应会”的基本常识。其次是要抓紧时间学习，追赶已经失去的十年时间，生怕被这个开始飞速发展的时代淘汰。工作、学习、生活，在紧巴巴的节奏里前行。
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幸运的。我的不少儿时的伙伴，在那时找不到工作的都有。大量的知青从四面八方回到城市，而城市经历了“文革”十年的破坏已经无法满足、容纳怎么多“饥饿”的人。政府的号召是自谋出路，但是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何其难也。要不在北京怎么会出现回城的知青买起“大碗茶”呢。原本在城市里是照顾一些家庭主妇们上岗就业的生产加工组，如今也成为吸纳回城知青的一个重要就业基地。糊糊纸盒、钉钉书刊等等，糊弄着能够吃个饭而已。这些昨天的故事一直在告诉我们，那时真的很苦。国家是在一片“废墟”上艰难地起步的，我们这代人以自己的青春为这个苦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回到城市，看见了劫后的国家开始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步伐，更多的带给我们的是对于自己前途的一种担忧。就以读书为例，十年间已经有极少部分的人通过所谓的推荐读大学了(尽管以后被称作为“工农兵大学生”)。知青返城后，最初的日子里，社会上开办了不少业余大学、电视大学，为我们这些回城的人打开了继续读书的机会。但是真正能够继续读书的人依旧是凤毛菱角。什么原因呢?既有自身考不上的原因，也有受到家庭拖累的因素;既有主观上想再次上学的愿望，也有单位上不同意你继续读书的政策限制等等。
我自己就经历了读书难的过程。一开始，厂里要我去补习初中的文凭。我告诉教育科的领导，我在云南考上了大学，只是为了回上海而没有去读，这就意味着我起码有高中文化程度了。给我的回答是，从来没有碰到过，不行，必须补初中文凭，否者不准评级。在电大招生的时候，我去考了。当我拿着录取的通知书给领导们看的时候，给我的答复是不行。为什么，因为你是工人，是钳工，读什么中文专业?读书是干部的事情。真是岂有此理!当我看见《上海工人报》(今天的《劳动报》)开了一个讨论专题“为命运‘受挫者’呼吁”，我一不做二不休，写了一封信给他们。还是新闻媒体管用，厂里妥协了，同意我继续读书了。据我所知，我的一些知青朋友在当时就因为单位里的种种限制没能够继续读书。站在单位的立场上，尤其是生产单位确实也有难处。同意你读书，不就是少了一个劳动力了吗。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看，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等于在与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我们不是不想读书，而是十年“文革”把我们这代人葬送了。我们是在而立之年，怀抱着自己的孩子在苦苦读书。我清楚地记得，在女儿出生的那一刻，我还在产房的门口背着《诗经》，当天还有考试呢。我做过一个统计，一起去云南农场一个连队的同学中回城后继续读书的人仅占20%。剩下的80%的人，直到今天还是没有读过中学课本的“初中毕业生”，我们戏称自己的真正文凭是“小学本科”。
悲哀啊。一代人的悲哀。所谓的苦难，由此而生!那么，谁会对此负责呢?没有!我们只能听到的是90年来一贯的伟大、光荣和正确。真的是天晓得!
这不是在埋怨社会，也不是在回避自身的责任。有时谈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下一代会这样问道：你们自己努力了多少?原谅他们的提问，问的很好。是啊，我们自己努力了多少呢?在缺乏与社会同步前进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人还是在生活、在工作。假如没有这个十年的“文革”，或许我们这代人中间能够出现更多的科学家、工程师、教授、学者等等，但同样会有许多人在从事着平凡普通的工作岗位。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会遭受这么多的苦难。我们不会成为“失落的一代”(法·潘鸣啸)。
失落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代人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到了今天，我们这些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在感叹命运的不公时都会不约而同的将原因直指这一点。在上个世纪末我们回到城市的时候，最大的感慨是，我们似乎与时代脱节了。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使我们这些人在以后的生活里始终处于困惑与迷茫之中。在自己的子女享受着高等学历的教育时，内心的深处油然而生的是一种哀叹自己生不逢时的感觉。真想说，孩子们，你们真的幸福啊，你们赶上了好的时代。愿你们记住长辈们所遭受的苦难啊!愿我们曾经的磨难不要在你们身上重演。
3、全靠爹妈
当我们在今天听惯了那句“我爸是李刚!”以后，感叹这个孩子真不懂事。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但是细细一想，感觉这还是一句真话。因为有了这个在执法机关里当头的爸爸，儿子自然会牛。
当年我们在云南农场的时候，多少在北京做大官的子女曾经与我们这些平民子女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的老爸老妈都成为“走资派”、“叛徒、特务”之类的人。在没有“依靠”的前提下，只能选择与大多数人一样的上山下乡。没有想到，当老爸老妈获得平反以后，因为“我爸是xx”、“我妈又当xx了”，这些子女们自然就优先获得了回家的机会。所以，在1978年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时候，云南农场里所剩的北京知青已经是寥寥无几了。
当年我们回到城市以后，在重新就业的时候，谁能够摊上一个好爸爸、好妈妈，那怕是转弯抹角的一个远亲，只要是有点权力的，你就能享受着权力带了的幸福。安排一个好工作、一个令人羡慕的工作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好像又回到了“龙生龙凤生凤”的怪圈里，似乎又回到了“文革”初期“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年代。你看，政策上就是如此的。我们回城后，以顶替为例，你的长辈在哪个单位，你就必须到那个单位报到。老子在国企，你就自然成为光荣的国企一员。老子在扫地，你就继续接班。以此类推，无法选择。那时是计划经济的年代，一切都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的。对于一些掌握着一定权限的人来说，安排个把人是小菜一碟的事情。不要说今日的腐败很严重了，更不是那些至今还在鼓动着回到“文革”时代的人所说的，毛时代没有腐败。简直是胡说八道。中国现有的体制和机制里，你不想腐败，很难。就说我们当年回城的时候，你有了好爸爸好妈妈，好亲戚(可以自己找的)，工作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反之，你肯定遭遇不幸。
我的一位知青朋友回城顶替，她是一位女性。她的父亲是在环卫所工作的，讲白了了就是负责管理公共厕所的。她当时很矛盾，顶替吧是个回城的好机会，去做清扫厕所的工作吧，确实心有不愿。最后，她选择了先顶替回城。没有工作几天就不去了，结果是被“开除”出工人阶级的队伍。坏事出了，好事也就接着来了。不靠爹妈了，只能靠自己了。她从菜场摆地摊起家，如今已经成为一家小型工厂的老板娘了。命运就是如此，还是要靠自己!
我的另一位朋友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他的妈妈是一家纺织厂的工人，顶替的他自然继续在这个岗位上工作，领导上见他长大五大六粗的，就让他当搬运工。时间一久，他就感到厌烦了，不想干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他试图与一些朋友去南方闯闯，想辞职不干了。结果是母亲苦苦哀求他不要辞职——“这是国营单位啊!”母亲几乎要跪下了。他最终还是留下了。仅仅几年后，厂子倒闭了，他下岗了。而那些先前去南方打拼的同伴都腰缠万贯地回来了。(当然，不是说他当时辞职一定能够成功的。)
我们这些曾经的知青，在回城后的最初都是生活在父母的“怀抱”里。而立之年的人，还需要父母的照顾。有个好爸爸好妈妈，绝对是影响了你的一生。
我在当时进入国企工作，就亲眼目睹了这些。我父亲的厂是机床厂，要说厂里的工种就有上百个。当年这家1500人的厂，一下子顶替了将近300人。于是这300人中开始了选择工作的“较量”。有的靠长辈的关系，托人找关系，为自己的孩子安排一个既要轻松愉快，又要有点技术水准的活儿。大家各自施展着“关系”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找领导的、找自己的徒弟的、找要好的同事的，什么都有。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啊，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好不容熬过了十年，终于盼到了自己的孩子回家了。没完，还得继续付出，要为孩子找个好工作。至于曾经的厂领导们，是无需担心这些的。只要打个招呼，自己的老部下一定会想方设法地为老领导的子女安排好合适的工作的。最终的结果是，心想事成者眉开眼笑;无法如愿者悲愤填膺。小民百姓就是在这样的争斗中切身感受到了有一个好爸爸的重要性!
时过境迁，今天如何呢?照旧。
市场经济了，竞争是核心。竞争什么?依旧是靠爹!
每次在人头攒动的招聘市场里，我们看见的是青年人求职的苦难。递上的应聘书到底有多少考官仔细看过呢?汗流浃背地来回求职能够打动多少洋洋得意的招聘官们?其实，你只要仔细想想就明白了。假如你有一个“神通广大”的好爸爸，能跑到这样的人才市场去瞎闯吗?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掌握着权力的“好爸爸”，用人单位巴结还来不及呢。所以，李刚的儿子能够大喊：“我爸爸是李刚!”，这是在说老实话。说白了，就是“我爸有权，我爸能够搞定!”
今天，当我们自己也当家长了，这种体会会更加深刻。我们这代人的子女大部分都经历了就业的这道坎。聚会的时候，这是一个主要的话题。看看曾经的知青朋友中谁是有权利的人，就像托托他帮帮忙解决一下自己子女的就业，最好是国企，工资要高，工作要稳定的等等。还是在“拼爹”啊。
昨天是这样，今天依旧如此，没法改变。这代人自己都行将退出历史的舞台，依旧在为子女操心。难怪一些“大官”们为了孩子能够铤而走险，如那个薄夫人。
但愿我们的社会在明天对此有所改变?很难!
4、生活艰辛
上个世纪末，我们从农村回到城市以后，看见的城市依旧与我们在十年前离开的时候相差不多。人们穿着统一的绿、蓝服装，生活在拥挤破旧的房子里，吸着煤球炉子冒出的浓烟，听着早晨洗刷马桶的声音。路上的车辆不多，但是拥挤是家常便饭的事情。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伍构成了中国大小城市独特的风景线。大姐大妈们一大早能够在菜场里争得一个“第一”的位子，为买到便宜的蔬菜能够高兴整整一天。不管怎么说，街上没有了大字报，单位里没有了批斗会。刚刚结束了“文革”，一首抒情的歌曲能够立即风靡全国。一本被封存了十年的好书重版，书店门口一定是排着长长的队伍。一部解冻的电影恢复上映，为了一张电影票能够争得面红耳赤。
在一个时代结束后，我们带着农场的风尘和沧桑回到了本该待着的城市，已经有了一种陌生感。人们会以惊奇的目光看着这些逃离农村的孩子：“终于回来了。”就像十年前，邻里们会相互打听，谁家的孩子到哪里去一样，此刻大家则开始关注谁家的孩子回来了吗?为什么没有回来?啥时回来?
回来了，终于回家了。悲喜交加，喜极而泣的场面仿佛就在昨天。放下了带有泥土芳香的厚重行囊后，将幼小的孩子交到爷爷奶奶手里的时候，摸摸空空的口袋时，我们都在忧愁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因为，生活还在继续。靠着自我的解救回到了家乡以后，来不及看看离别了十年的城市究竟是个什么摸样，面对着柴米油盐酱醋茶，迫使我们不能歇一口气，要立即加入挣钱的队伍里。
最幸运的知青是成为1977、1978级的大学生，这是“文革”以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尽管学生之间的年龄可以相差十岁以上。
比较幸运的是能够顶替自己的父母进入工厂的知青。尽管有国有、集体的区别，总比没有一份工作为好，尽管在工种上是没有任何自我选择的余地，但是至少每个月有了固定的收入，可以养家糊口了。
比较艰难的是大部分靠“病退”回来的知青。一开始是没有一家单位可以接受，而是先闲赋在家，定时去街道或居委会报个到。一旦有了诸如生产组之类每天不足1元钱的收入工作来安置你的时候，除了接受别无选择。于是，每天与大姐大妈们相聚在一起，一边干活，一边家长里短。
十年的城市没有发展，一下子来了几十万接近30岁左右的人，如何安置成为当时政府的主要课题。至于是谁造成的，已经是放在一边的话题，当务之急是让这些老大不小、拖儿带女的人安家落户，安心就业。
从农村回城就业的知青，如果是干一些技术活，立马就原形毕露了。没有知识、没有技能、将近30的人需要与18岁进入单位的人一起起步学习技能。而此时，他们需要安家、需要谈恋爱、需要解决住房，更中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在短时间内掌握一个技能，否则在未来的社会里难有立足之地。压力成为一种难以述说的烦恼，十年耽误的时间需要在短时间内弥补。这时，对于所有回到城市里的知青，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起跑线上，开始了与时间赛跑。在这个起点线上，最终胜者不多。不是不想当胜者，而是确实力不从心。一无所有地从农村回来，十年的农村给这代人的是一无所有。有的只是还活着，有的只是懂得了什么是苦难。
唉，这代人啊就是这样，不停地去迎接一个接着一个的磨难，或者说是苦难。
至今还能够记得，我们这代人回来以后的“补课”。当时在政治上，国有单位都仿照那个在“文革”中发明“7·21”工人大学的上海机床厂的做法，办起了青工政治轮训班。学习的科目有政治、历史等。要对这些在“文革”中长大的人不上政治理论课。洗洗脑吧。在业务上，按照上级的要求，这批人必须补“初中”文凭，技能上必须补“应知应会”。一个补字，饱含了这代人多少辛酸的泪啊。这些本该在十年前就做的事情，为什么要到十年后补呢?这十年，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呢?幸亏十年后结束了，要是还在继续，这个国家和民族真的要完蛋了。
尽管国家想了许多办法，如举办业余大学、恢复电视大学，招收没有在1977和19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进入大学的知青，但毕竟是杯水车薪。能够考上的人还是少数。所以，我们在现在可以发现，那时能够上大学者无疑就是新的起跑线上的胜者。绝大多数的人，只能够完成初中学历的补课。上班、生子、养家糊口，上有老小有小，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代人的三十而立很难立起来。国家在当时百废待兴，老百姓的家里也是如此。国家被折腾了十年(也许是更多，有人说从57年反右就开始了，还有人说的更早)，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啊。折腾的人两眼一闭，啥也不管。而活着的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是沉重的、痛苦的，也是无奈的。
由此留下的后遗症是什么呢?到了90年代以后，随着国企的改革，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代人。谁叫你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啊。谁还会来理会你是什么原因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这是我们在后面需要探讨的问题。
都过去快30年了，我们还在喋喋不休地讲述这些苦难。你能说能够回城总比留在农村好，一点也不错，如今都要加快城市化的进程了。回来总是好的，问题的关键是谁对此负责呢，谁对这代人的苦难做个道歉呢?至今没有，而是一直在回避这些问题，生怕影响了稳定。令人不可思议啊!难道非要等到总算帐?!
十、生活的苦难
1、最后知青
2012年12月21日，一个很普通的日子。似乎有个知青经历的人，每当这一天总会记起1968年的这一天。伟大的领袖发出了要我们上山下乡的号令，这代人的命运从此发生了变化。在这个刻骨铭心的日子里，我无意中看见一位署名“河畔金柳”的博客里一首诗《逐渐老去的知青还能走几程》
风刮着
并不轻轻
落叶被风肆虐着
发出哀鸣
记忆
是深秋的泛红
青春的模样
定格在荒凉贫瘠之中
滚身泥巴 戍边务农
无邪的执着
让青春充满无奈伤痛
谈不上有悔无悔
说不上坚定不坚定
只知那颗心
热了又凉
凉了还能泛出暖暖温情
我不想老去
却无法与自然抗衡
我知足的活着
顽强的不停修复
曾断裂的生命
直至长眠闭上眼睛
风刮着
并不轻轻
卷起的落叶
有了成泥的坚定
谁人知道
逐渐老去的知青
还能走几程
我们还能够走几程呢?一代人啊，整整的一代人就这样即将走完人生的路。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啊!对于祖国、对于人民，我们可以说尽力了!
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在曾经有知青生活过的地方，不断有一批批携伴而来的老人们重回离别四十多年的“上山下乡”之地。这里曾经是留下我们这代人最宝贵的青春岁月的地方。当我们停留在这片土地的时候，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是当年劳作的苦难和血泪的伤痛。
在网上我看见一位朋友转载了《西安晚报》2012年9月30日第14版上曹景行教授写的《我们都是最后的知青》一文。曹教授指出——
“尽管‘文革’结束后绝大多数知青都能够回城，但已经失去的青春岁月和与之相伴的机会，都已经再也不可能讨回。一般来说，知青一代仍然是当今中国城市中境况较差的群体，一辈子都用尽力气追逐已经远去的希望。一生辛苦之后，他们往往只能把所有心血都放在孩子的未来上，偏偏这几年连大学毕业生都越来越难找到好的工作，购房和结婚成家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
这就是我们这代人走过的路，一条苦难的路、一条艰辛的路。所以曹教授在呼吁我们——
“在一次关于知青的讨论会上，我强调知青一代要抓住时机多做点事情，包括整理知青历史、‘文革’历史，留给后人。我们不做，别人是不会做的。不过，即使当年的知青进入老年，仍然会是视野和心胸最开阔的一代，也是仍然抱有理想主义的一代。
当年千万知青，今天都已经到了‘夕阳红’的时候了。我们都是最后的知青。更可以断言：咱们中国不会再有知青了!”
我们这代人的人生轨迹基本上市两个大的阶段，第一是被迫的上山下乡，第二是结束了上山下乡以后的回城和留在农村的生活。在长达30年的结束上山下乡生活后，回到城里的知青开始了为活下去的奋斗。有成功者，更多的是在平平淡淡中度过了“改革开放”的新年代。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自身的客观情况，多数知青朋友在回城后所经历的是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阵痛。他们需要担负起建设“四化”的重任，担负起养家糊口的责任，担负起所谓的为改革作出牺牲的义务，如此等等。等到自己的子女长大成人了，自己已经是精疲力竭了。至今还有一些朋友在为自己的子女就业、成家操劳。忙忙碌碌地走到了退休之际，回过头去看，真的是辛劳了一生啊。是啊，我们还能走几程呢?差不多了。
有人戏言，十八大以后的中国是“知青”掌权了，7个常委中5个有知青经历的。其实，这与千百万普普通通的知青有什么关系呢?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更多关心的还是日子能够过得好一些，生活能够愉快一些。忙活了一辈子，已经无法弥补的青春将会是我们这代人心中永远的痛，只希望在剩下不多的岁月里国家不要折腾了。不管什么“正路”与“邪路”、不管什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管什么“青春无悔”与“青春有悔”，我吗已经看的很淡很淡了。从我们懂事开始，这样无休止的争论还少吗?那些“假、大、空”的说教见的还少吗?在“伟、光、正”的90年里，我们至少经历了十年的浩劫。亲身的经历在反复问自己：我们还能够相信什么呢?但愿这个国家再也不会有“知青”这两个字了，因为它是苦难的代名词。
所以，趁我们还活着，就要像曹教授呼吁的那样“要抓住时机多做点事情，包括整理知青历史、‘文革’历史，留给后人。我们不做，别人是不会做的。”
我们能够经常听到了一些很不和谐的声音。当政者忌讳大家再谈论“文革”。几年前，连知青的聚会都会有“国家安全局”出面来干预，生怕你们“不稳定”。甚至有个别官员胡说什么“文革动机无可厚非”。这样的论调估计连哄骗当今的“80后”与“90后”都不行。照此论调，我们苦难的遭遇时应该的?发动上山下乡的始作俑者的“动机”也是“无可厚非”的?一场被“继续革命”的理论包装起来的浩劫(注意：“浩劫”这两个字是党的决议里确定的)，在它被彻底否定以后，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它原来丑陋的真实——
打倒刘少奇，文革的始作俑者早在1962年就下了决心的;
打到林彪，这位伟大领袖早就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就洞察一切了。
那么，文革的始作俑者究竟想干什么呢?利用和纵容红卫兵掀起运动，继而把他们统统赶到“广阔天地”，动机又是什么呢?
一个国家被折腾到了几乎奔溃的地步，动机是什么?
我们看到是结果。以我们这代人来说，没有读书，即使最终回到了城市，回到了父母的身边，只是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而已。毁掉了整整一代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一位朋友在谈论这个问题时说：“由此可以看出，xxx(此人为现任常委)所谓的‘文革动机无可厚非’的论调，是把文革挂的那些‘羊头’拿来忽悠人了，因为很难设想，连草民都知道的文革这些动机，他作为一方诸侯竟会不知道。”
最后的知青们，该是我们在最后的岁月里，讲讲我们自己应该说的话了!
2、改革阵痛
我们这代人现在有一个新的符号：“4050”。即女的40岁，男的50岁的统称。在上个世纪末，我们这代人还有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下岗!
在街边的地摊上能够看见我们的身影;在站岗放哨的保安大军里有我们的兄弟;在走街串巷的家政服务队伍里有我们的姐妹;在烟雾妖娆的棋牌室里有我们曾经一起上山下乡的朋友……。官方的解释是：为改革作出牺牲!?
在一千万国企职工下岗的人中间大部分是我们这些好不容易回城的知青。一句“下岗分流”演绎了多少人间的苦难。刚刚从上山下乡的苦难中走出来的人，再一次“享受”新的苦难。你可以解释为因为我们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不合理，所以职工下岗不可避免。可是，谁造成了产业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不合理?谁来追究这些问题造成者的责任?当我们还在大言不尽说着所谓的“知青精神”的时候，舆论却把我们这些“下岗”的知青们描绘成为“素质差，缺乏活力，被养懒了，养娇了，丧失了竞争的斗志”等等。一句 “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努力找工作”的口号把渴望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返城知青们再一次打入十八层地狱。轻飘飘地一句“不找市长找市场”，把苦难的一代人全部抛弃了。
记得90年代的一个夏天，我在路旁偶尔遇见了一位曾经一个小学的同学。上山下乡的时候他去了黑龙江插队落户，我们就一直没有联系。那天看见他的时候，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弯着腰，正在修理着一辆自行车，一脸的汗迹和污垢。将近50岁的人，看上去像个60岁的人。交谈中我得知他去了黑龙江以后，在那里成家了，妻子是当地农村的姑娘。上个世纪70年代末，知青开始了大返城，他与老婆带着孩子也回到了上海。工作呢?在街道的帮助下，他好不容易进入了街道工厂。因为没有文化，只能干清洁工的活儿。妻子因为没有上海的户口，只好今天帮这一家干些零活、明天上菜场摆个摊。这样勉强生活了几年后，他所在的工厂倒闭了。为了活下去，他去学了修理自行车的手艺。他告诉我，在这个路口摆个修车摊已经有10年了：“现在，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少了，这日子以后怎么过啊。唉，不去想了，活到那里算那里吧。”站在一旁的妻子一边干活一边说，好了，好了，总比在黑龙江好。
分手的时候，我俩紧紧地握着手无言!
又是十年过去了，不知这位小学同学过得好吗。
这样的知青朋友何止这一位!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底层，没有文化(只读了小学就遇上了“文革”)，在如今的网络世界里，他们又成为新的“文盲”。能怪他们吗?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还能上网?改革啊，就是这些人成为了垫脚石、牺牲品。历史造成了这苦难的一代，救救这些苦难的人吧!不要让他们继续牺牲，因为我们这代人已经牺牲了很多回了。下岗失业、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大学、依旧居住在简陋破旧的小屋、每天无所事事地与麻将交流、穷愁潦倒啊。假如牺牲了这代人能够使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我们值了。可惜啊，这样的牺牲或许仅仅是一段小插曲而已。以伟大领袖当年的“气魄”和逻辑：十几亿人呢，你们仅占多少呢?至今对于这苦难的一代人不做任何弥补，也许就是这个逻辑。
法国社会科学院高等研究院教授潘鸣啸是一位研究中国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专家。2011年12月16日他在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主办的报告会上作了《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及其中长期后果》的演讲。潘教授指出——
“……这一代人没有受到好教育是一个大的负面后果，这一代人基本上完全失去了这样一个机会：好好的念书。当他们回城后，因没有受过好教育，没有文凭，找到的工作也不是很好。而且因为改革开放，新的经济政策，因没有知识导致他们失去了很多机会(当时需要很多有知识的人来发展经济)。他们回城大部分唯一的办法是当工人，最好的是在国营企业当工人，可在1997年以后，那些国营企业改革，改革的结果是很多人下岗，所以有一个学者写了一篇文章《从下乡到下岗》，这是这一代人的命运，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在这方面明显的是国家在这十几年缺少很多受过好教育的人，我叫这一代为‘失落的一代’，有些人有意见，特别是知青那一代。我说‘失落的一代’有贬义，基本上是说他们幻想破灭的经历，‘失落的一代’的说法是海明威在法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说有一个法国人跟他说打过仗的那一代都是‘失落的一代’，都不信什么。当时中国也是这样，那些知青到了农村已经完全不信他们原来的理想，他们受过的比较正宗的社会主义教育与所得到的价值观完全不同进而完全破灭，他们变得非常实际，实事求是，已经不信了。当时一个诗人北岛写了一首诗《我不相信》，这在当时比较有代表性。他们是失落的一代因为他们失去了他们小时候的幻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受好的教育的机会，这是长期的损失。”
潘教授的这番话说出了我们这代人“牺牲”的原因。
牺牲，我们这代人一直在承受着牺牲——长身体的时候，承受着饥饿的牺牲;应该读书的时候，承受着不许读书、只许革命的牺牲;应该就业的时候，承受着国家经济崩溃的后果，只能上山下乡的牺牲;成家立业了，承受起改革开放的牺牲，下岗失业;还要我们承受什么呢?这些苦难非要我们这代人来承受吗?谁会对此说一声对不起呢?苍天啊!
3、社会底层
我们这代人经历的苦难一直在延续。
当整个国家进入到改革开放的年代时，许多曾经的知青们开始饱尝下岗失业的苦难。这里，我一直保存着2009年5月17日在重庆的知青网站上看见的一份材料。
作者是唐文华，一位重庆知青。她曾经与我是一个农场一个分场工作的。他的爱人曾经是云南知青赴京请愿的代表之一，曾经面对面地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反映云南农场知青情况。唐文华在网上的名字叫“荷塘”。在网站上她发表了一篇《部分战友真实的生活现状》一文，真实地记录了曾经与我们一起在云南农场上山下乡的知青朋友今日的遭遇——
三十年来，大家都经过了酸甜苦辣的日子，战胜了生活工作中的各种困难。人生境遇也不尽相同，有的战友安定富足起来。在生命的过程中,你的生命因勤奋而勃发，因劳苦而芬芳，因搏击而精彩，你在人生征途中演绎着生命的丰富多彩，诠释着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你成功了，让我们为你骄傲为你自豪为你喝彩，战友们盼望目睹你的音容笑貌，热切与你剖析和感悟人生，渴望与你共渡夕阳辉煌。
但同时，也有一些战友因种种原因承担了过多的社会成本，成为困难弱势群体。而有的战友因企业破产，下岗，生病等原因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一员。他们的一身从来没有昂首挺胸站起来的意气风发，从来没有鲜花，掌声和欢呼声的辉煌时刻。他们需要更多人的关心。需要社会的理解同情。下面是一部分困难战友的生活状况。
我叫喻绍荣，家住渝中区左声巷12号9----4。本人从71年4月支边，到云南建设兵团4师16团8营4连。79年5月回城，到重庆市中区食品公司。98年单位解体失业在家，年龄已大，找不到工作无生活来源，还要交社保医保，现靠老婆的退休工资生活。
我叫廖长寿：家住渝中区交通巷12号，于71年支边-------79年返城，进了中兴路蔬菜合作商店，93年菜店垮了，失业至今现在年龄偏大，无职无业，社保，医保无钱上交。
胡席平，54岁，16岁支边，原一师六团五营。2000年因重庆渝北建筑公司破产失业，无任何收入，爱人退休，收入1200左右，小孩上大学，老人83岁重病，经常住院。
电话：68xx0470 手机：159xxx60862
本人周成忠，属云南支边青年。1979年返渝。80年参加街道企业工作，改革开放，由于企业经济不景气，为了不给国家增加负担。于1984年自动离职，自己谋职业为生，现在年龄已大，无任何收入，连最低生活保障都没有。更没有任何社会福利可言，我为国家付出八岁青春，希望晚年，能得到国家的认可和政策的关怀理解。
周成忠:原一师二团十二营二连
联系电话：150xxx09665
徐国富，北培区食品公司大集体工作，1991年因为单位无法经营，1400元买段20年工龄。期间也在别的单位打过工，总是断断续续，没有固定的收入，现在年龄大了，工作找不到了，每月吃215元的低保至今。
我叫陈渝华，家住北培区澄江镇运河路一巷三号。
71年支边到云南，78年底顶替养父陈金胜的班到北培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到今，于2000年下岗，全家6口人才330元，后加100元，现在430元，别人骂我，喂狗都比你吃得好。因为单位未垮，办40，50又不得行，眼睛看不到，找工作又不得行，在单位做混泥工是平工，不属于特殊工，要60岁才退休。
留言人：陈渝华 手机：130xxx11248
尹玉学：重庆北培龙凤三村。71年6月23日支边，到一师六团五营九连，回来后,在重庆第四阀门厂上班，92年因为厂里效益不好，下岗。98年单位全部解体，因单位卖厂房，和老婆一人分得4000元钱，(和老婆一个单位)共8000元钱。至今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现在老婆退休，有1200元，2008年7月老婆检查是晚期胃癌。生活苦不堪言。
电话:133xxx00023
重庆支边青年金桂明，男1953年7月28日生。原东风农场八分场七连农工。于2002年被迫“自动辞职”单位以一年的工资4200元了断了之前的工龄。失业至今，靠打短工维持生计。除要养家湖口外，尚要缴纳社保，医保金，现状相当窘迫，眼前都保不住，何谈将来!与同龄人相比实属天壤之别，每每想到这些难免心酸。为此，恳请我们的父母官，人民政府能为我们这些失业工人想一想。
留言人：金桂明 联系电话：68xx6834
曾昭明：重庆支边知青，79年回来在沙坪坝童车厂上班。1997年因单位破产，12000元了断工龄。因上有多病的老母和体弱多病的妻子，12000元钱早就送进了医院。一直都努力在找工作，什么都愿意做，离60岁还有这么多年，自认为还做得动，如不能提前退休，能不能安排一个工作，以渡眼前，什么医保，什么社保都一边去吧，能不能活到那一天都不知道。
几年过去了，不知这些朋友如今的生活如何。这一组留言真实地反映了曾经的知青在今天的苦难。(那个重庆知青网站，在“薄书记”当政时被关闭了。网站的注册人也被劳教了)。
我们这代人承担了太多太多的“重担”。从小的时候的“大饥荒”到“文革”期间的不许读书，再到后来的被驱赶到边疆农村。好不容易回到城里，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就赶上了下岗待业。说穿了，就是失业。那么，谁了关注、关心这些人呢?什么时候，改革的成果也让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享受呢?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现成的答案。难道就这样让他们自生自灭了?
每次看看这些朋友的材料，都会为我们这代人遭受的苦难而悲哀。
谁说我们没有苦难，这里就是!
4、记住他们
当我们兴高采烈地回到城市，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以后，也许我们把他们忘记了。直到今天，在生活渐渐安定以后，他们的身影开始出现在我们的眼前——那些留在农村的知青朋友。
我一直想了解这些朋友在大返城的时候，看着我们“胜利大逃亡”的情景，他们是如何想的?有这样的机会，但无法开口。这是心灵的伤口啊，不能再涂上盐巴!
2009年7月，我回到了曾经生活了十年之久的云南东风农场。我曾经写下了这样的文章《这么多年了，谁跟我说上海话呀?----记留场知青陈蓓芬》——
一头的白发，一口没有牙子的嘴，穿着还是上个世纪7、80年代才能看见的圆领布衫，脚上一双塑料拖鞋已经陈旧开裂……。这就是我亲眼看见的陈蓓芬。
……“你是上海知青?你不会说上海话了?”
陈蓓芬笑笑说：“说不来了。这么多年了，谁跟我说上海话呀。”
我感慨地写道——
是的，在大山的深处，她怎么能够了解外面精彩的世界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呢?大山啊、胶林啊，你就是这样锁住了一位曾经是上海知青的心，让她静静地在这里等待了40年。唯一能让人感到“富裕”的是陈蓓芬家门口那一串串刚刚收获的玉米，黄灿灿的在夕阳下泛着光亮。
……
车启动的那一刻，我分明看见了她的眼里饱含着泪花。
我还去看望了曾经是一个中学、上山下乡又是一个连队的知青丁凤祥。记得我写了这样一篇文章《都自顾自了，谁还会想到我啊!----记留场知青丁风祥》——
……从丁风祥家的窗口我看见了他。这时他正和几位朋友在打麻将，光着身子，容颜依旧，只是苍老了许多啊。
“你的孩子呢?”
“儿子回上海去了，已经工作了。每个月也有两三千元的收入。”丁风祥告诉我。
“那你为啥不回去呢?”
“回去做啥?”丁风祥说：“大人都已经过世了。”
“那还有兄弟姐妹嘛。”
“兄弟姐妹?”丁风祥显得不太高兴：“现在都是自顾自了，谁还会想到我啊!我的妹妹不要太有钱，会想到我?再说人家也成家了，不是一个人了，这个侬懂的。我嘛，就这样了，在这里混混吧，日子还过的下去。”
我真的无语!
全国有多少当年上山下乡后留在农村没有回城的知青?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也不会去统计了。这个伤心事有谁还会关注呢?
当年我们离开了农村，他们依旧在生活在那里。他们同样要经历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们一样要在生活的煎熬里活下去。在大山的深处，连上海话都忘记了。他们已经不会关注自己在城里的兄弟姐妹了，这份亲情早已消失。他们不但贡献了青春，还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也就是说，他们从上山下乡那一刻开始，命运注定了他们一辈子生活在农村。而城市里美好的童年与少年时代早已成为昨日的记忆。
曾经有一个想法，等到退休以后去农场待上一段时间。一个个拜访一些留在那里的知青朋友，听听他们讲述的故事。思前想后，我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这里有太多的精神和物质的苦难，就是写出来了又能怎样?我们这代人早已牺牲了，现行的体制和机制是无法来弥补这代人心灵的创伤的。
还有那些“幸运儿”。幸运什么?是指那些在农村里生活到退休年龄后，好不容易回城的知青。这里的故事实在太多了。去的时候是一个人，回来的时候也许已经是三代人了。住房、子女的就业、第三代的抚养等等，沉重地压在他们的肩头。因为户口还在农村，他们只能享受着当地的退休待遇。几年前，我遇见从云南农场回来的知青朋友，得知他在当地领取的退休工资不满一千元。这如何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生活啊?这些退休回城的知青，其中的一方是农村的人。一起回城后，还有一个适应城市生活的问题。即使是适应了，两个人微薄的收入要在城里生活下去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过得很不如人意啊!(当然，极个别的人除外)落叶归根，居然演绎到我们这代人的身上。
我的一位留场的知青朋友曾经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情：你们走后，没过多久放映了日本的电影《望乡》。看着看着我流泪了。望乡啊，我们何时能够回家啊。谁叫我在农场这么早结婚了。唉，我们苦啊!
哦，望乡。记起来了，这是我们回城以后不久引进的一部日本电影。里面有浓浓的思乡情结，但是讲的不是知青的事情。我能够理解这些留在农村的知青朋友们在那一刻的心情。当他们看着一起生活了将近十年的同伴们一个个像逃离“集中营”一般回城时是什么心情呢?当他们看见“思乡”这两个字以后，想想自己孤苦伶仃地留在偏远的大山深处时又是怎样的心情呢?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农村的大军开始进入到城市。农民工们担负起城市建设的重担，在每一个城市的艰苦细胞里都能够见到这些昔日对我们进行再教育的“贫下中农”们。此刻，这些留在农村的知青朋友们又该如何面对自己苦难的命运啊!因为结婚了、因为嫁人了、因为……等等。命运就是如此在捉弄人，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来来去去的就是一步之遥。但是这一步是很远很远的，很难很难的。
如今，都到了退休的年龄了。这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写下这些的时候，我想我们已经回城生活了30多年的人要记住这些朋友。也需要“常回家看看”啊。真不知道这30年来他们是如何走了过来，将来又会是怎样?
一位留在农村的知青朋友说：唉，我们命苦!
是命苦吗?
这些结果是谁造成的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
十一、避免苦难
1、记住苦难
著名作家秦牧在“文革”结束以后曾经这样评述“文革”——
“这真是空前的浩劫，几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借革命之名公开进行!”
多少?一个永远也搞不清楚的数字(也不愿意搞清的数字)一九八○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恰恰我们所说的知青上山下乡就是发生在这段日子里(“文革”前的上山下乡与此的目的有所不同)。
可惜，不少人忘记了。一些高官居然还会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好的!?一些“乌有之乡”(称其为“乌合之众”更为确切)居然要为“四人帮”平反。而我们的当政者对此装聋作哑!
所以，我们要大声疾呼：记住这些苦难!
记住，这些苦难从我们这代人小的时候就潜在了，到了青少年时代感受到了，上山下乡的时候真正体会到了，回城以后领教到了。这其中，在“文革”中遭遇的苦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600万人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被迫到天南海北去上山下乡。人类历史哪有这样的“革命”?没有!只有在中国才会有如此摧毁整整一代人的荒唐举措。
今天我们需要记住这些苦难，需要大声问道——
我们这代人为什么要上山下乡?为什么绝大多数知青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是那样城急不可待、争先恐后地回到城市?我们在农村的“大的作为”究竟是什么?那个“再教育”又是什么东西?
今天我们需要反思这些苦难，需要认真思考——
就在我们庆幸逃离了农村以后，城市给予我们的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几千万国企职工的“下岗”，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曾经是知青经历的人。为什么命运总是在开这代人的玩笑呢?
我们这代人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经历了挨饿、文革、辍学、插队、下岗等一系列苦难，直到今天依旧在为生存而活着。
忘记了苦难意味着什么呢?尤其是我们这代人经历了“文革”的苦难，是人生的最大不幸。因为那时是我们人生道路上刚刚起步之时，需要学习、需要就业、需要享受青春的快乐。然而，这场骇人听闻的浩劫将整个中国推向了黑暗的深渊。这是在和平时期的内部残杀，是始作俑者为了一己私利“无法无天”的闹剧，是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就是在那时，我们这些被“文革”始作俑者利用的一代人开始了人生苦难的旅程。
假如没有“文革”，我们这代人会是怎么个样子呢?历史不可能有假设。已经发生了的历史是一面镜子，时时在提醒我们警惕这样的苦难重演。
当我们在今天继续活着的时候，面对的依旧是日复一日的生活艰难。我们这代人需要继续担负着抚养子女的责任和义务;承担着膳养老人、孝敬老人的义务;需要直面日长夜大的物价来精打细算自己的医药费和养老金。老眼昏花、体能下降、病弱缠身了，这代人为苦难的中国付出沉重代价，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理想，还有一部分人仍然挣扎在温饱线上，心在流血呀!
因此，人们在呼吁——
“对于我们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作出的牺牲，我们为他们建立了不朽的丰碑，并宣誓继承它们的遗志。那么在和平年代，为了社会进步，曾经付出沉重代价，做出牺牲的这么大的一个群体。我们的党和国家应该怎么对待呢?用什么去慰藉他们的心灵?我们的社会又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
……
他们不一定是最可爱的人，但他们是朴实无华，甘于奉献的人。为了大家充分享受物质生活的今天，他们已经牺牲了昨天，今天，不要让他们再失去仅有的明天。”
可惜，许多人忘记了。
从高调唱起“青春无悔”开始，又有了“那个年代分外红”，我们总是会犯健忘症的错误。我们的青春岁月是在混乱、武斗、批判中度过;是在被驱赶到遥远的边疆农村、去度过艰难日子里度过;是被剥夺了读书上学权利而成为荒废的一代人。这样的青春“无悔”吗?这样的年代“红”了什么呢?能够对于那个年代留恋和赞美的人，肯定是在那时有既得利益的人。如那些所谓的“知青榜样”。这些“榜样”在那个时代产生是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而存在的。到了今天依旧在招摇过市、念念不忘究竟想说明什么呢?无非是想说明那个年代分外“红”，现在要“继承”?
天哪，吓出了一身冷汗!看来，重庆的“唱红”运动是有着社会的基础的。想回到“文革”年代的人还是有的。那个“乌有之乡”的存在正好说明了这一切。
记住苦难，首先必须清算“文革”的罪行!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文革”带来的伤痛折磨了一辈子。就是在这个时期，我们一切的梦想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没有书读、没有事干，整体就是在疯狂地“革命”，最终被驱赶到遥远的边疆农村。整整一代人就此成为“文革”的牺牲品。可惜，直到今天“文革”依旧是一个话题的“禁区”，真正原因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和讨论。执政者忌讳大家谈论这个话题，以至于在一些场合连“知青”两个字都成为很敏感的东西。几年前，上海的知青们在云峰剧场聚会，居然有国家安全局的人到场。生怕这些即将推出历史舞台的知青们会闹出什么事情。真的是欲哭无泪啊!“文革”在表面上似乎被否定得很彻底，但是如今重庆的事件发生再次敲响了一个警钟，“文革”的阴魂不散!依旧在赞扬毛泽东的功绩，依旧在说毛发动“文革”动机是好的，依旧将对“文革”的研究和出版划为“禁区”等等，早晚有一天会再吃二遍苦的。
因此，我们要大声疾呼：记住苦难!
2、追查苦难
我写这个“苦难”系列的文章，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从小长在红旗下，生活在新社会”里的人感受。这些本不应该发生的苦难史，为什么会产生呢?以我们所经历的1949年以后的历史看，原因是大家心知肚明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责任是记住苦难的同时，还要追查苦难的原因，警惕苦难的再度出现。
执政者希望我们这些当事人对于“文革”以及上山下乡“宜粗不宜细”地处理，想方设法进行“淡化处理”。骨子里还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也就是说，不必追查这些苦难的原因了。一切都过去了，今天不是都“莺歌燕舞”了吗?
我们从来就没有好好反思过。
就以云南知青在1978年秋天发起的大返城来说，绝非领导人开恩允许知青返城，之所以能够对云南知青作出让步，与“对越自卫反击”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这段历史有着许多特殊原因形成，如赵凡的作用等等)设想一下，在边境地区知青们请愿、罢工、要回家，边境外需要打仗，这能行吗?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发生将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的一切虚伪的遮羞布统统撕下!难怪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会说：“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
原因究竟何在?根本的原因是执政者的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
1976年，毛泽东在其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自认为自己一生完成两大事业，一是赶走蒋介石，二是搞了“文革”。以“文革”而言将他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挥到了极致。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幌子下，斗同胞、斗同志。联想到1949年建立人民共和国以后，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从穷折腾，到折腾穷。社会所有阶层的人都人人自危，个个胆寒，仇恨不断，自相残杀。到了“文革”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有专家学者指出，“文革”是和平年代整人杀人最多最残酷时期，是举世罕见的反人类暴乱。各种各样的人在对号入座：地、富、反、坏、右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资产阶级分子，胡凤分子，反党分子，党内右倾分子，黑帮分子，牛鬼蛇神，文艺黑线人物、反动学术权威，5•16分子，小爬虫，变色龙，打砸抢分子，叛徒，特务、工贼、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等。国家到了要崩溃的地步，民不聊生啊!怎么办，只好牺牲整整一代人，把1600万(也许更多)驱赶到农村去。
想想这些话，真的令人毛骨悚然——
“路线斗争为纲”;
“阶级斗争是纲，其它都是目”;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党的哲学就是斗爭哲学”;
“八亿人，不斗行吗?”;
“与人斗其乐无穷”;
“人类社会里，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分左中右”……
七斗八斗，到了1978年以后的结果是人民引发对怀疑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危机、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
由此，我们都清楚苦难的根源何在。但是至今还在遮遮掩掩地不想说、不愿说!老百姓都心知肚明了，唯有执政者在装聋作哑，实在是可怜、可悲啊!还在信誓旦旦地叫喊着要高举旗帜，不走邪路。但是这套理论究竟能够赢得多少人从心底的拥护，天知道!
最为可悲的是在这些曾经遭遇苦难的知青当中的极少部分人仍在自娱自慰地高呼“青春无悔”，竭力为当年的苦难寻找浪漫价值，仍在将“白白浪费”说成“无悔牺牲”。认不清自己曾经遭受奴役的人是很可悲的。如果说上山下乡是“无悔”的话，那么一九七八年底起始于云南的知青大返城不就是白忙乎了吗?还是去高举毛的旗子，七斗八斗吗?如果“无悔”，那就请你回到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去吧。
最近看了徐友渔教授的一篇谈话录《中国有回到“极左”的危险》。他指出——
我自己是研究文革的，我也是这代人，我还是希望持有一种很现实和客观的看法。我觉得文革因素还会有，因为他后面的一些人也是下过乡的，这些因素还是会有。这种因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会再像老一辈那样坚持那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觉得自己的制度就是好，谁说半个不好就是右派。他们是受过锻炼的，下过乡的，对基层情况是知道的，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也不是教条主义者，他们对基本国情都知道，这样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对这个社会制度的弊病是知道的，你别去跟他讲中国有那些问题，怎么不好，他知道得比你更清楚，你这套是说不动他的。但是许多人是实用主义，他们并不是说我相信我的制度好我才去从政的，你再说不好，我可以说知道得比你多，我还是要这么干，不是知识问题，而是价值立场问题，这是知青、下过乡的这代人，经历过文革的这代人的特点，这种特点别的朝代和别的民族不一定有。有很多统治者是真心诚意觉得我的制度，我的那一套就是好的，而实用主义者看重的是权力，对于社会弊病他们其实很清楚。
……
在这种问题上，我觉得有毛泽东最大的当权者支持，你可以对别人为所欲为，“走资派”落难的时候你可以去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那别人重新掌权整你也照样是可以的。在这种情况下，冤冤相报，一个民族是最惨的，永远在仇恨和报复中循环。
这些话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警言啊!追查苦难的原因，理清苦难的根源，从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说是功在千秋的大事、好事。朋友们，抓紧啊，再不做，我们将愧对后人了!
3、警惕苦难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宁向东在《中国企业家》杂志2012年第15期上的文章里说——
在46年前开场的，其实是两个“文革”一上一下，相互相成。发生在民间的、甚至几乎人人介入其中的那场“文革”，从未得到很好的清算。“文革”从“我的一张大字报”演变成为最荒唐、最丑陋的人间闹剧，其所依赖的经济基础、社会因由、历史传统和人性丑恶，依然根植在中国人的社会基因中，一旦环境适合，它们总是要不自觉地冒出来。“文革”并非简单地建立在领导人“自上而下”错误发动的基础上，它还有深刻的社会基础。执政者的“高明”则在于“因势利导”。“文革”实际上是在特定体制下解决社会冲突的一种方式。当下中国要想不走错方向，头等重要的事情就是全面反思“文革”
“文革”=苦难!这是不容置疑的!警惕苦难，就需要严防“文革”的悲剧重演。
我们只要看看这几年所发生的事情，足以明白文革的幽灵正在步步逼近。否则前人总理温家宝在回答重庆问题时会大声疾呼，警惕“文革”重演!是啊，一次文革已经致使中华民族的文明倒退几百年,使我们这代人被毁灭，假如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真的是万劫不复?!这个“幽灵”如同今日的贪污腐败一样，正在无限制地漫延，令人担忧啊!
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警惕——
第一是掩盖“文革”罪行的行为。特别是执政者对于揭露“文革”的罪恶、探讨“文革”根源的不作为。对于这场祸国殃民的浩劫，以至于使整个民族遭受的苦难，遮遮掩掩的根本原因是怕影响到“伟大、光荣、正确”。其实，老百姓都明白一个道理，这个十年怎么也不能与“伟、光、正”挂在一起。(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年份，如三年大饥荒)。巴金带头呼吁建立“文革”纪念馆是绝对不会得到当权派的认可就足以说明这样的遮遮掩掩是有据可查的。是不是希望尽快把文革的罪恶淡忘呢，也许如此吧。结果就出现了像薄熙来这样的倒行逆施。如果继续对于“文革”的清算不作为，第二个、第三个薄式人物将会前赴后继出现。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没有勇气让人民探讨“文革”的根源，是执政胆怯的表现;禁止人民探讨“文革”的根源则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二点是如何看待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现任的那位俞常委有句名言：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好的。照此理解，只是形式上存在问题，只是效果上不佳?以此推理，“文革”是必须要搞的?这是典型的为“文革”评功摆好的言论。如今，这样的人进了最高国家权力机构，真令人浑身上下直冒寒气!这样荒唐的论调居然能够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足以看出“文革”的阴魂不散。有朋友在文章里问道——
把罪恶割裂,把罪恶与罪责割裂，把罪恶与根源割裂，就这样把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变成了一本糊涂帐，至今说不清楚：
文革中有多少平民百姓被残害?
文革发生的根源在哪里?是个人?是制度? 是政党的本质?
为什么别的国家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这些根本的问题没有弄清楚,谈什么防止文化大革命再发生? 那是无稽之谈。
以我们自己的亲身感受来说，十年，将1600万青年驱赶到农村边疆，怎么说也不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吧。今天，一些人把上山下乡美化成人类的理想运动，大唱“无悔”的赞歌，却视而不见这1600万人被荒废了学业、被强迫劳动改造的事实;不谈由此“培育”了一代“文盲”影响国家的建设大业;不去看看当年有多少女知青被糟蹋、有多少男知青被捆绑吊打的事实。美化和赞美“文革”，冠以“动机是好的”，是对于千百万人曾经遭遇的苦难的亵渎!
第三点歪曲历史、掩盖历史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忽悠老百姓、欺骗年青人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为自己的“一贯正确”提供保障。不明真相,谎言就有市场，就会给类似薄熙来这样的野心家、阴谋家留下再次发动新的“文革”创造了机会!许多有识之士在大声疾呼：中国有回到“极左”的危险!当我们的后代对此一无所知的时候，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危险。我们在许多地方，尤其是意识形态上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一些执政理念还是坚持着前苏联的那套模式。还是希望对于“文革”的始作俑者念念不忘，“文革”的研究依旧是所谓的禁区……所有这些都在说明“文革复辟”的危险是客观存在的。
从我们这一代来到人世间说起，到“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从靠着自己的觉醒和反抗终于回城到再就业、再下岗，这一路走来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是苦难?我们是多么渴望国家再也不重复“文革”这一类的悲剧重演!我们是多么渴望后代们能够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过上民主的、自由的、幸福的生活!
每当这个时候，我们最为担心的是“文革”的阴霾依旧没有散尽;
我们最为揪心的是如何在体制上和机制上保证国家真正能够依照宪法的轨道前行;
我们最为寒心的是个别的当政者骨子里还是在崇拜和信仰“文革”始作俑者的那一套，时不时地会再出现薄熙来这样的人物……。
苦难是昨日的故事，今天是否还有苦难?有人喜欢做这样的文章：把苦难与辉煌放在一起，来诠释“伟、光、正”。其实，“辉煌”的客观存在，人民心里都明白。而回避苦难恰恰是致命的，因为这将是悲剧再度重演的导火线。所以，我们要记住苦难，警惕苦难——任重道远啊!
4、追求幸福
人类对于幸福的追求是永恒的，就像现在在大谈“美丽中国”一样，中国梦应该是一种追求幸福的梦。
渴望幸福不等于幸福会从天而降。
儿时，我看见自己的父亲被定为“右派”。这是敌人呀?但是我心里的父亲一直是和蔼可亲的、彬彬有礼的一位长者，他怎么是“敌人”呢?终于明白了，他是被“引蛇出洞”的，中了“阳谋”的计。与父亲一起的据说全国50多万，也有人说何止呢!看看胡平撰写的《1957，苦难的祭坛》，我们什么都明白了。那时我和我的全家没有了幸福!
戴上红领巾的时候，怎么老是饿肚子?老师告诉我们，是苏修逼债，我们国家闹饥荒了。家长告诫我，不许多说，小孩子家家的懂什么啊!后来明白了，那时“阶级斗争”横行，据说饿死了几千万人。到底多少?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看看杨继绳撰写的《墓碑》一书，我们真想哭。那时我们在长身体的时候没有了幸福!
忽然间整个国家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疯狂中。抄家、抢劫、打人、杀人、砸烂文物古迹、批斗当官的和老师。最终的结局是我们被发配到农村，强迫劳动，美其名曰“接受再教育”。看看辛子陵撰写的《红太阳的陨落》，终于懂得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那时我们谈什么幸福呢?!
整整十年啊，早晚朝拜、山呼万岁、整人斗人、要“七八年再来上一次”，惊出了我们一身冷汗。但是你必须记住：“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我们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直到1976年9月9日，我们终于长吁了一口气：终于结束了。看看高华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我们恍然大悟啊。那时对于幸福简直是一种梦呓啊，苦不堪言是我们生活的主旋律!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人生的转折点就是“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这是一场用政治美名掩盖经济失败的浩劫!在“文革”高潮的1967年，教育部门报告：“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毛泽东随后含糊其辞地回应说：“不仅大学，且有中小学”。怎么办?混乱的国家已经无法容纳这些学生了，唯一能够接纳这些被剥夺读书权利的学生只剩下了农村和边疆。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把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政治化，变成一场政治运动。既平息了红卫兵运动，又解决了城市人口问题，剩下的是你们自生自灭了。
作为“文革”的始作俑者，做梦也没有料到，在他死后第二年，上山下乡十年之久的云南知青们游行示威、请愿下跪、卧轨抗议、绝食抗争，齐声高喊：“我们要回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画上了句号。
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波及当时中国城镇大约一半的家庭。耽误了学业，没有了事业，失去了年华，毁掉了一生。造成了中华民族史上最大的人口强制迁移，造成了整个国家科技和学术人员断代，给中国带来了无可估量的巨大损失!官方不得不承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但在文革中被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这个“大试验”给以后复兴的中国带来了沉重的包袱，给整整两代人、甚至是三代人造成了深深的心灵伤害!当这代人面对以后生活里的下岗失业、无所事事，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时，都可以从“文革”中找到根源!
这绝对不是我们追求的幸福!
追求幸福，必须清算这些罪行!
我们需要幸福!但是幸福不会凭空而来，就像天下不会掉下馅饼一样。
苦难过后不一定是幸福。不认认真真追查造成苦难的真正原因，并从体制和机制上真正落实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瞬间的幸福很快会被苦难所取代。
幸福不是恩赐的。当我们唱着“东方红”，念叨着“大救星”的时候，需要好好唱唱《国际歌》!当我们盲目地感恩着“救星”时，最需要牢记的是1949年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所死亡的人;反右时那50万被推向“敌人”阵营的人;大饥荒时饿死的3、4千万老百姓;“文革”期间全国遭受残酷迫害的一亿人、冤枉死亡的2千万人!健忘了，苦难就离你不远了。
幸福不是一个梦，每天都在我们的身边。不同经历的人对于什么是苦难、何为幸福的理解和感受是各不相同的。同样感受上山下乡，有人说是“青春无悔”，更多的人是感受到了“肠子都悔青了。”今天，在分享改革的成果时(享受幸福)还是如此，处于弱势群体的部分老知青与事业有成的个别知青们感受截然相反。
这是一个说不完、说不清的话题，我们需要在生活的道路上继续探讨。然而，生活没有因为你在争论什么是幸福、什么是苦难而停止。生活在继续，我们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追求幸福!
该打住了，东来西扯地将了这些苦难。啰啰嗦嗦地写了将近十万字。说了一些什么呢?仅仅是一点感想而已，仅仅是一家之言。我想，在我们这一代人都基本退出历史舞台(退休)后，回顾一下我们所走过的路，经历的苦难还是有些必要的。至少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的后代，记住长辈们的苦难，经常忆苦思甜，饮水思源，对于他们未来的成长有些益处。虽然有人不愿意我们唠叨这些“伟、光、正”的伤疤，但是我们还是经常讲讲、说说，在莺歌燕舞里来点“杂音”，可以起到一些清醒剂的作用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