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劲秀：闽西苏区“肃反”的反思

二十世纪三十年年代初期，中国各个苏区都程度不同地开展了声势浩大、骇人听闻的“肃反”运动，残杀了大批忠诚的革命军政人员，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其中以肃清所谓“AB团”、 “改组派”和“第三党”等“反革命”组织为主要目标的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最为严重。而闽西苏区则是以肃清“社会民主党”为名义开展的“肃反”运动，其惨烈程度不仅不逊于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等苏区，而且还有它独具的特点，值得人们反思。

闽西苏区的创建

1926年初夏，厦门地区党组织委派中共党员阮山、林心尧在永定上湖建立起了闽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永定党支部，书记阮山。12月，朱积垒、温家福分别在平和、上杭两县成立党的支部。翌年1月，陈庆隆、郭滴人等在龙岩建立了支部。

1927年9月，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恽代英等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经闽西，帮助恢复了闽西部分党组织，上杭、龙岩、永定、平和等县相继成立了县委。

1928年4月3日，郭滴人、邓子恢等领导了龙岩后田暴动。同月8日，朱积垒领导了平和暴动，6月25日，郭柏屏(后叛变)、邓子恢、傅柏翠领导上杭蛟洋暴动，后转到大沟山开展游击战争。同月底，张鼎丞、阮山、卢肇西等领导永定暴动，攻占了永定县城。7月15日，龙岩、永定、上杭、平和4县党组织负责人在永定古木督开会，成立中共闽西临时特委。

1929年3月11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赣南到达长汀四都。14日晨，红军歼灭了据守在胜华山的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土著军阀郭风鸣部，解放了汀洲城.成立中央苏区第一个红色县级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5月23日，红四军在闽西攻占由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占领的龙岩城，25 日解放永定城，成立了以张鼎丞为主席的永定县革命委员会。

同年7月21日，闽西党组织在上杭县蛟洋文昌阁召开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蔡协民等15人为特委委员，邓子恢任特委书记、张鼎丞任军委书记。会后半年多，闽西各地建立起50多个区、500多个乡的工农民主政府。

1930年3月18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县城召开，选举邓子恢为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郭滴人、卢肇西等为执行委员.并决定建立闽西地方主力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后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

6月，红四军进入闽西，11日毛泽东在上杭县南阳乡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即“南阳会议”。会后，按照中央指示，红四军和闽西红十二军、赣南红六军在汀州整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朱德、总政委毛泽东、政治部主任杨岳彬、参谋长朱云卿。

从红四军首次入闽后，经一年零3个月艰苦奋战，创建了纵横300里，人口近百万的革命根据地。全区先后建立了7个县委、51个区委，530个乡支、18个特支，拥有党员7566名。同时，还相应地建立了县、区、乡和3298个村苏维埃政权。

闽西苏区的“肃反”

1930年下半年，闽西苏区贯彻立三“左”倾路线，在军事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诸方面都受到严重的损失。12月，国民党军对闽西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苏区首府龙岩和永定、长汀、坎市等主要城镇相继陷落。苏区某些领导人不从自身的方面总结教训，而是继续从“左”倾观念出发，错误地判断是党和红军内部混入了反革命派别从事破坏活动而造成的结果。在这种背景和错误观念指导下，闽西苏区的肃清“社党”运动酿成大错就在所难免了。

闽西苏区的所谓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是从一次会议结束时的两句口号引发的：

这次大会由军政部主任李任予主持。他说：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都是德国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他两个人创建的。他们积极领导德国的革命运动，成为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后来，在柏林领导工人起义。起义遭到失败，两个人都被反动政府逮捕，遭到杀害，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

台下的听众对这两个外国人并不了解，但在首长讲完话后便习惯性地鼓起了掌。第100团团部的青年干事吴拙哉呼地站起身子，伸出右臂高呼“坚决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有些人跟着吴拙哉呼喊了这两句口号。

警惕性特高的第100团政治干事兼保卫干事上纲上线，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于是找到团政委林梅汀，说吴拙哉喊的两句是反动口号，一起喊的人是“社会民主党分子”，“他们不是社民党分子，为什么呼喊社民党万岁?”林梅汀知道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反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指示，一再发来电令和文件，强调“加紧反对改组派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欺骗政策”。中央在不久前下发的《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中指出：“在谭平山的第三党破产后，邓演达的社会民主党又开始发现了，社民党所提出的纲领，就是将西欧一切改良主义的欺骗搬到中国来，反对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反对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当时把“社会民主党”看成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林梅汀深感兹事体大，于是劝说道：“你乱说这些呼口号的人是‘社民党'，那可不得了，要脑壳掉地的!”

当时特委对于前一段时间在军事斗争、土地革命各方面受到的严重挫折，认为是党内、军内混进了“改组派、社民党”，必须来一番大规模的清肃。林梅汀越想越怕，于是起身到去找刚才在他这里没有获得支持而悻悻离去的保卫于事。哪知那个保卫干事因反映的情况未得到团政委的支持，心里有气，他一不做，二不休，于是去找闽西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林一株听了保卫干事的举发后，如获至宝，认为“肃反”有了对象，于是说：“这是严重的情况，马上开会研究!你也参加肃委的会议。”

在临时召集的肃委紧急会议上，林一株坚定地表示：“我们正要抓'社党'分子，现在他们自动跳出来了，还等什么呢，我们要以决然的手段，勇敢地扑灭这些反革命!”会议当即作出了在第100团肃反的决定。

1931年4月4日，王明把持下的中共中央，从上海发来了《中央给闽粤赣特委信——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指示：“闽西的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等，都是敌人积极地打入到党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活动。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必须予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

邓发、林一株等人阅过此信，精神更加振奋。在传达中央指示的会议上，林一株喊出了“抓尽一切社党分子，杀尽一切社党头子”的口号。

会议结束的当晚，林一株指挥一个营，将与卢肇西一道被捕的红12军的40多个排以上干部，每人用长绳捆住一只手，到一处僻静的山坡时，突然停下来，宣布对这些人处以死刑。为要节省子弹，没有开枪，一律用马刀砍，用梭镖刺，然后挖大坑集体掩埋。当夜，林一株亲自指挥，一鼓作气地处决了曾牧春、谢宪球等15名“社党”分子。

在这种狂潮中，各县的肃委会也争先恐后，掀起了清肃“社党”的高潮。有的地方层层加码，以示斗争的坚决。改组后的永定县委作出规定：“如有各级党部及机关不坚决地执行肃反方针，宜当彻底改造。”“应把反‘社党’工作中表现犹豫的坚决清除出党。”只要有人被认为肃反行动不力，或表现出思想上的犹豫，就会被戴上“社党”分子的帽子，抓起来予以刑讯。一时人人自危，被迫表现出积极投入斗争的姿态，以求自保。

第25号通告的新规定，打开了滥抓滥杀的闸门。被处决的“社党”分子，大多都是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权中的中坚分子，相当部分是闽西苏区早期的创始人。有的正在主持会议，就被突然而至的保卫干部，用一根绳子反捆两臂，卡住喉结押走。中共龙岩县委，曾三次宣布破获“社党”地下县委;就是一些区乡的少年先锋队，也查出了所谓的“社党”组织。

被打成的“社党”分子，主要是根据口供抓来的，抓来就审，以刑逼供，然后按口供再抓，越抓人越多。按照特委的文件规定，一些平时工作上犯有错误，或者消极落后的干部，一概可以视做“社党”分子。正如特委在“特字一六二号”文件中规定的那样：“这些分子，虽然不是社党成员，但实际上是社党的表现，是社党发展的对象。”极左的肃反路线，可以把任何可疑的人都作为“社党”分子逮捕处死。

中共永定县委，是处决曾牧春后改组的，由原县委常委、秘书长张觉先代理书记。张主持县委工作仅25天，就被县肃反委员会主席在全县的党团联席会议上宣布是暗藏的“社党”分子逮捕起来。同时被捕的还有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郑世明等13名干部。这些被诬以“社党永定县党部”的成员们，只在临时牢房里关押了一夜，“过堂”一次，翌日上午就被押到野外处决。中共杭武县第五区的区委书记伍超然，没有及时按照县肃委发来的名单抓捕“社党”分子，第二天下午就被赶来的特派员下令逮捕，被抓的还有区委干部12人。第三天上午，便在公审大会上以“社党杭武特委”成员的罪名集体处决。根据杭武县肃委会1931年6月1日编的《革命法庭》记载，这12个干部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最小的才16岁。

2月4日，中共福建省委作出《对四中全会与党内斗争问题的决议案》，并派专人到闽两苏区贯彻、督查。2月14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召开各县苏维埃裁判肃反委员联席会议，认为最近在苏区各地发现的“社党”活动非常严重，要求各级政府“加紧健全肃反的组织，担负迅速肃清苏维埃区域内的各种反动派别的迫切任务”。闽西苏维埃政府根据这次会议决定向全苏区发出的通告，特别强调了“肃反”的重要性和紧迫感，要求各地肃反委员会立即行动起来，“迅速消灭这些最危险的敌人”。

2月下旬，中共闽粤赣特委常委会根据四中全会精神，强调“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所以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号召大张旗鼓地“肃清社会民主党”和反对一切反动政治派别的斗争。

接着，闽西苏维埃政府制订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大纲》，号召群众积极投入、揭发与打击“社党”的活动。这样，社会上的恐怖气氛越来越浓，肃清“社党”运动向着更“左”的方向发展。

实际上，闽西苏区根本不存在“社会民主党”之类的所谓“反动派别”，纯属子虚乌有。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又想急于成案，只有采取刑讯逼供、实行肉体消灭，推行恐怖政策，以扩大“肃反”战果。当时的“肃反”不搞调查核实，完全是根据逼来的假口供大搞株连，一时竟以“捕人最多处决人最快为最坚决”。在这种情况下，必然造成大批冤假错案。

2月10日，林一株调来的一个连，在第100团驻地首先逮捕了团政委林梅汀和吴拙哉等60多人。3月2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在永定县的虎岗召开有3000多人参加的“闽西工农兵审判反革命社民党分子大会”。

上午10时，荷枪实弹的战土押着林梅汀、吴拙哉等被五花大绑的“社党”分子走进会场。担任大会主席的林一株宣布了原100团政委林梅汀、原100团长黄洪、原100团参谋长江桂华、原100团团部青年干事吴拙哉等34 名“社党”分子的“罪行”。并宣布立即将林梅汀、吴拙哉等17名“主犯”执行枪决!可悲的是，这些人直到临死也不知道“社会民主党”究竟是什么，而他们居然被诬为“社党首领”!

处决林梅汀等17人的当晚，林一株指挥特行队首先在红12军的3个团当中，抓捕了40多个“社党”成员，其中有 102团政委卢肇西。接着又逮捕了永定县委书记曾牧春、县委组织部长谢宪球等15人。

卢肇西1928年6月担任过永定暴动的副总指挥，后来调任红四军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曾被红四军前委派往上海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建立了上海至闽西的地下交通线。他既是闽西特委成员，又是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委员。

卢肇西被捕后，首先受到了火烧的刑罚，接着倒悬吊起用藤鞭抽打。他被打得皮开肉烂，血肉模糊，但他仍旧呻吟着申辩：“你们打死我，我也不是'社党'……”

接着，审讯人员又分别拷问卢肇西、曾牧春： “傅柏翠是不是你们的领导人?”卢肇西、曾牧春都否认傅柏翠不是”社党首领“，但在3月6日下午，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了第23号通告，公开宣布傅柏翠是闽西“社党”总首领，他的家乡古蛟区是 “社党总部”，号召苏区军民与傅柏翠进行坚决的斗争。

傅柏翠何许人也?他是福建上杭县蛟洋人，曾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现东京都法政大学)。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上杭北四区支部书记，区委组织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闽西第七军第十九师第五十五团团长、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闽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兼财政经济部部长，在闽西威望很高，被民众誉为“闽西王”。

林一株等人毫无根据地宣布傅柏翠是闽西“社党首领”后，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和特委宣传部长郭滴人来到肃委会找林一株：“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随随便便地宣布?”林一株傲然回道：“什么叫随便，不是经过了特委吗?”

张鼎丞、郭滴人向林一株要证据，林一株高声说：“证据，当然掌握了，要不然怎么会抓人?你说，谁能担保卢肇西不是‘社党’分子?”还傲然地说：“有问题你们找特委吧。我们肃委会的任务就是肃清一切反革命的改组派和社民党!”

3月至8月，运动迅速扩展到党团组织的各个支部，红军与地方武装的连排单位乃至少先队、儿童团，以致党内外干部群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闽西苏区到处弥漫着“红色恐怖”的气氛。

错误“肃反”造成的严重恶果

闽西苏区极左的“肃反”运动给一些品质恶劣的坏人诬陷残杀好人提供了机会，如林一株竟担任省肃反委员会主席、流氓出身的杨全康居然也窃据上杭县肃反委员会主席这样的重要职务。让这样的坏人身居要职，手握生杀予夺大权，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如永定县，有的肃反负责人竟然一手枉杀达百余人。

错误的“肃反”狂潮使得闽西苏区元气大伤，损失极其惨重，究竟有多少党政干部和红军官兵蒙冤而死，历史档案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经过各级组织和民政部门的调查核实，才大体有了一个数字，即能够统计到的有姓名的受害者、牺牲者，计有6352人(见于1986年5期《党史通讯》中《闽西“肃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

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2月19日，在给闽粤赣省委的信中讲道'：“这一非常事件，给闽西党的创伤是严重的，党员人数由原来的8000人减为5000人不到。”闽西团特委1931年7月12日在给苏区团中央的报告中，也讲到团组织陷于瘫痪的情状：“全区30个区委中，只有1个区委能勉强维持工作。团的组织生活及中心工作任务，发生极大的困难。尤其是新干部幼稚，一切工作秩序都错杂无绪。”更为严重的是，在面临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的危急情况下，大批红军指战员在清肃运动中无辜受害，致使战斗力严重削弱。中共闽粤赣特委于1931年5月1日给永定县委的信中承认 “红12军在这次清肃之后，内部的确万分成问题，战斗兵的减少，指挥员的缺乏，以及士气勇气的减低，这决不是东拖一下西拉一下可以解决的。”由于红军力量的削弱，国民党军队加紧了对闽西的进攻，苏区的红色政权由原来的48个区，锐减到22个。

更为严重的是，滥抓滥杀的“肃反”狂潮，冲击着闽西苏区的每一个角落，引起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极大恐慌，不少的干部被迫避居山林，有的村庄的农民也集体逃离;至于红军部队当中，有的战士害怕突然间灾祸临头，相邀开小差逃走;还有些地方的干部群众为反对错误的“肃反”和自保的需要，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被迫进行武装对抗，引发了严重的激变和“内讧”事件。如1931年5月27日，杭武县第三区，因为没有在讨伐傅柏翠时跟着去打北四区，从区委书记何登南、县赤卫大队直属三大队政委陈锦玉，到一些乡苏维埃干部、赤卫队战士，共有200多人被指控为“社党”分子，拘押于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白砂镇。暂时没有被抓的大队长李真、副政委张纯铭、副大队长邱子庭等人，眼看着这么多的同志、战友，将要背上“社党”分子的黑锅做冤死鬼，大家又气又急，就扣押了专门检查肃反工作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罗寿春，强迫他写了释放关押在白砂镇的200多名“社党”分子。拿到条子之后，李真指挥第三大队围住了几处临时牢房，迫使守卫人员放出了这些被关押的人。

闽西特委获知这一消息后，认定是一场“社党”发动的反革命暴动，立即调集红12军一个团开赴杭武第三区，消灭第三大队。5月29日，被包围的第三大队除少数人逃走，大部分被拘捕，前几天被救出来的人也多数重新被捕。6月1日，特委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决定：“对于已经归捕的‘社党'分子，应多方设法审讯，以破获其整个组织，同时要很快地处决!”(《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关于杭武第三区事变的决议》)

在此前后，杭武县第二区及永定县溪南、虎岗等地，也发生过类似的反抗行动。

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后来在总结这一错误时严肃地指出：“肃社党”运动最痛心的教训是造成了广大工农群众对共产党产生惧怕心理，“使党与群众隔离，使积极勇敢的工农分子不敢加入共产党，不敢参加苏维埃政府与投入红军”。

这场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给苏区的人民群众带来深重的灾难，一度迅猛发展的闽西苏区已陷入恐怖、混乱和危机的困境，再这样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闽西苏区错误“肃反”的告停

1931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变动，周恩来重新主管军委，情报、通讯、锄奸等工作。 7月8日，邓发奉调瑞金。7月12日，卢德光从上海绕道香港抵达永定接任闽西特委书记职务。

张鼎丞、郭滴人和下来检查工作的闽粤赣省委组织部长罗明等人，分别找卢德光，向他介绍苏区肃“社党”出现的严重的情况。卢听了他们的反映，又到了各地察看，强烈地感觉到大规模的肃“社党”运动给苏区带来了严重的危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他觉得刻不容缓，立即向中央写出了反映闽西肃“社党”情形的报告。7月18日，卢德光主持特委会议，作出一项重要决定：撤销肃反委员会，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处，以郭滴人为处长，林一株降为副处长。同时通知各县政治保卫局今后不可随意处决“社党”人犯，不可再凭审讯口供抓人，抓人须经保卫处批准。

8月下旬，中央根据卢德光的报告给闽西发来了指示信，对闽西如此大规模地清肃“社党”，表示了非常的震惊和不满，严厉批评闽西的肃“社党”存在扩大化、简单的惩办主义和刑讯逼供三大错误。

9月28日，保卫处的行动科长与4名战士将正在睡觉的林一株叫醒。科长说：“上级决定审查你”，战士立即给他穿上棕绳“马甲”。同天晚上，原肃委会副主席罗寿南、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长张丹川、劳动监察部长熊炳华等8人，分别由保卫处逮捕。

不可一世、随意抓人、杀人的林一株等“肃反”干将被捕的消息传出，人们无不目瞪口呆：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家对刑讯逼供、栽赃陷害、以“社会民主党”的罪名残杀、迫害大批红军将士的林一株等人早就恨之入骨，当确信他们确实被捕之后，人们狂喜不已，奔走相告，纷纷向保卫处控告林一株等人的罪行。

特委书记卢德光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人围上来向他泣诉冤情，请求严惩林一株等人，并提出林一株等杀害了我们那么多的好同志，罪大恶极，还留他干什么!。

9月29日上午，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第97号通告，宜布林一株为闽西“社会民主党”的特委书记，张丹川、熊炳华等人均系特委成员。

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林一株在他被捕的第3天便被插上了“社党万恶分子”的字牌，押到野外处决。与之同时被处死的还有罗寿春、张丹川等8人。

至此，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血腥恐怖、人人自危的闽西“肃反”运动终于告停。

闽西苏区“肃反”冤案的平反昭雪

闽西苏区领导人的更换和中央指示信的下达纠正了“肃反”的错误，惩办了林一株等人，扭转了闽西的混乱局势，1932年2月下旬，中共闽粤赣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长汀县城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闽西肃“社党”的指示。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沉痛地承认“省委在指导肃‘社党'中犯了重大的指导性错误。(《中共闽粤赣苏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

新中国建立后，在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和中央重要职务的张鼎丞等的关心下，政府有关部门于50年代为林梅汀平反昭雪，并追认为革命烈士。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所致，大批受害者却是经过五十多年的漫长岁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到真正的平反昭雪。

1983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组成专门的工作班子，进行了2年多的调查，确认闽西苏区根本不存在“社会民主党”、“改组派”、“AB团”等组织，所谓“肃社党”运动纯属一大冤案。这一结论报经省委批准，于1986年4月正式对在这一冤案中被错杀的同志以及还在世的幸存者，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至此，闽西“肃社党”运动冤案经过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得到了公正的定论。

经过八十多年的风雨沧桑，闽西苏区骇人听闻的“肃反”运动早已成为历史。但是，历史是一面镜子，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们必须铭记历史，时时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防止类似的历史悲剧重演。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人们将恶贯满盈、罪大恶极的林一株等人处决，制止了乱捕乱杀，稳定了错误肃反造成的混乱局面。的确大快人心，但是，平心而论，林一株等人的罪恶是疯狂执行极左路线，肆无忌惮地制造冤假错案，以莫须有的罪名残酷杀害革命同志，应该说，对他们“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时闽西苏维埃政府基于人们的义愤，采取“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过激措施，宣布林一株等8人为“社党首领”，则是没有根据的，林一株等人也不是什么“社会民主党”，但给他戴上“社党首领”的罪名予以处决，也可以说是一桩别样的“冤假错案”吧。

这充分说明，在没有法治的情况下，大搞极左，无限上纲，罗织罪状，制造冤案，形成乱整滥杀的运动，那么，包括一时手握重权肆意整人者在内的任何人都有随时被整、被杀的可能。疯狂地以“社民党”罪名诬陷冤杀大批清白无辜的林一株最后竟也被以“社民党”的罪名遭到处决就是明证。这足以说明：只要没有法治，大搞极左，罗织罪状，诬人定罪，任何人都是不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