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云南农场知青的两次下跪
跪下的是膝盖,挺起的是胸膛!
从1978年秋天开始的云南农场知青大返城到2010年4月原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逝世,云南农场知青有过两次下跪的经历。
1979年1月,在云南孟定农场知青跪倒在赵凡面前,恳求北京来的中央调查团同意我们回(城)家!
2010年4月,回城后的原云南农场的知青们在北京八宝山跪倒在赵凡的遗体前,为“恩公”送行。
两次下跪,感人肺腑。
1979年1月,云南农场知青的第一次下跪
1978年10月16日云南景洪农场上海知青丁惠民等人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能在中央的帮助下返城。公开信像燎原烈火一下子点燃了被压抑十年之久的知青心中的不满,云南各个农场的知青开始了罢工。12月16日云南农场的第一批上访代表步行出发。12月18日丁惠民带领第二批上访代表徒步北上。12月24日晚,第一批上访代表在昆明火车站登车未果,开始卧轨。
在得知云南农场知青的事情以后,刚刚参加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任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和时任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接到国务院值班室通知,立刻去云南处理此事。当时赵凡还有另一个身份是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赵凡说:李先念说知青这个事情是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邓小平也说要解决知青问题。政治局、国务院开了几次会,但是不好解决。去云南,是中央对我的信任,临危受命。我是农垦局长,国营农场知青闹事,我责无旁贷。
1978年的年末,云南各个农场已完全陷入瘫痪的状态。生产停止,一些农场领导甚至被知青扣为人质;在几万知青的背后,是他们在全国各地焦急等待的父母和亲人,还有全国上千万知青的关注。当时又正要面临对越自卫反击战……摆在赵凡和调查团面前种种棘手的问题像一团乱麻,但是主线是十分明确的:知青要回城。
一到昆明,赵凡在会议上说:“参加革命半辈子,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考验了我们,也锻炼了我们……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办法,是可以解决的。”
12月30日赵凡从昆明飞抵云南农垦总部(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所在地思茅,听取了从景洪赶来的西双版纳州委书记王泽民和西双版纳农垦分局党委书记张志诚汇报情况。
农场和地方当局报上了自愿参加罢工的64个(知青罢工请愿的领袖和积极分子)名单。反映的主要问题是知青打人,挖公路,堵军车,散布政治谣言,不听招呼劝说,破坏国家安定团结等等。他们汇报广大知青长期遭受的苦难和不公正的待遇及种种冤案和悲剧。听了汇报后,赵凡首先给予了慰问鼓励:“领导特别体会你们在第一线的同志的辛苦和困难。基层干部更困难。”他指示:“要宣传宪法。要有护路队,重要桥梁保护起来,警卫、保卫、保密都要注意。”对于农场方面提供的64人带头的知青名单,赵凡指出:咱们第一批工作组认为这些知青里边闹乱子,要造反,都害怕了,着急了,要公安部门派人来插手。我说能这么考虑吗,这中央没这个精神啊,凡是对这个知青下放说两句话的,就斗人家,就当成人家这个反革命了。农垦方面,公安方面,那都是好同志,好心好意,但是他这个错,判断是错的,……。
赵凡说:“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办法,是可以解决的。”
一句话挽救了整个局势的进程。
这样来看待这么多的知青一致的行动,是“有少数阶级敌人的挑动”?是“境内外敌人的唆使破坏?”是“知青上了林彪和‘四人帮’当,破坏当前大好的抓纲治国的大好局面”。这些在当时十分盛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一开始我们的一些领导就把这场风波定性为“敌我矛盾”的范畴。这就可以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解决这起事件了。在当时全国出现了一个思想解放、政治昌明、人民实话实说、国家百废俱兴的大好局面下;在上山下乡运动历时十年,全国1600万知青,背井离乡,远居天涯。广大老百姓家庭无奈的沉默、无助的相望、天怒人怨的情况下;在对越自卫反击开战在即,需要一个坚强、稳固的后方的关键时刻,假设采取了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解决这起事件,其后果可能就是“自毁长城”了,就会激起社会的动荡人民的愤怒,就会断送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大好局面。这是对立的双方都不愿意看见的一个结果。
当时,云南各个农场的局势很不稳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了云南农场知青北上请愿团。除了批评知青们以外没有任何同意知青回城的承诺。在压力之下,请愿团被迫做出检查,并且向云南各个农场还在坚持罢工的知青们下达了“复工令”。消息传来,激起了留在农场的知青们的强烈反对。
1979年1月6日,云南孟定农场爆发了211名知青绝食行动,坚决要求回城!正在云南农场处理知青事件的赵凡是在1月8日接到中央电报的。赵凡当即决定出发去孟定农场。晚上8点赵凡不顾连续几天工作的疲劳立即出发,两位司机轮番开车,赶了将近400公里的路程到了勐定。
1月10日下午4点,在云南孟定农场招待所前。知青终于看到了中央派来的领导。全体在场的知青们齐刷刷地跪下了!跪在赵凡和中央调查组面前!
知青跪下了,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北京来的赵凡:知青们以绝食的拼死一搏来表达回城的决心!211人水米不进静坐三天。一位知青竟割开自己的手腕,喷溅的鲜血震惊全场。赵凡亲眼目睹了知青们艰难的生存现状,当几百名知青跪在他面前放声大哭时,他也流下热泪。赵凡大声说:“孩子们,都起来!你们的情况,我一定如实向中央汇报!你们的苦我都知道,我也是知青的父亲,也有三个孩子正在插队啊!”
知青跪下了,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北京来的中央调查团:我们要回家!
知青们看到了第一位来自北京的高级干部为知青们流下的同情的热泪。知青们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向这位老干部致敬。当时在场的一位知青事后回忆说:“这一种脸颊还流淌着泪水,早已哭的红肿的双眼,却瞬间变幻成发自心田的笑逐颜开,非亲历者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历史对于错误的纠正常常会以过激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犹如暴风骤雨一般,好在这一切都已经成了历史。”
历史记住了赵凡。他亲自率领调查组深入农场,倾听职工特别是知青们的呼声,体察民情,积极开展工作。缓和了当时罢工最为严重的东风、勐捧等农场的局势,及时果断化解了临沧勐定农场千余名知青静坐绝食的行为。赵凡马不停蹄地召开了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知青、干部的调查会、商讨会,寻求解决知青罢工风潮的途径和办法。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知青闹事不好,但事出有因,绝不是坏人闹事,不能当成闹动乱抓坏头头。如果那样,肯定处理不好,而且添新乱子。我们必须用疏导的办法。”
赵凡认为:“这次遇到了请愿,罢工,静坐绝食,包围干部,向工作组下跪等办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情是长期积累下来的。作为调查组,是我参加革命以来,遇到最棘手的问题。抗战时打鬼子就是了,现在软的、硬的都不行。党中央文件,从来都是欢迎的,惟有这一次不行……今天看是有具体问题,知青探亲,困难很多,社会遭遇难应付,又没有钱。他们谈到这些我都流了泪,论年岁,我62了,都哭了。事出有因,今天的事,不是几个坏分子可以煸动起来的。”(见赵凡:《忆征程》215页)
于是赵凡反复做云南、四川、上海等地的领导的工作,希望大家审时度势,为云南知青问题的解决做出了正确的决策。1979年1月21日,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向赵凡表示,云南省委同意四川省委提出的方案,他说:“知青愿意留在农场的,欢迎。”“不愿意留的统统走。”
以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国务院知青办的名义于1979年1月18日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了6条处理意见,其主要精神: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办理回城;城镇职工退休后,可以由其在农场当知青的子女回城顶替;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国务院迅即批准了这个《请示报告》。这实际上为农场知青回城开启了方便之门。
1979年1月21日,云南省委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的形式,邀请赵凡、四川省知青办、成都市知青办、上海知青办的同志共同研究协调解决农场知青问题。安平生作会议总结时明确:云南决心两年内分期分批解决农场的7万余名知青问题,凡是不愿意留在云南的,统统回原籍。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和国务院调查组的帮助下,在上海、四川、北京有关省、市的大力协助下,云南省委迅速草拟出了统筹解决云南农场知青问题的办法——《关于解决云南国营农场知青问题的意见》。1月25日、27日,云南省委专门召开了两次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这个草拟稿。会议在其它方面都很快达成了共识,但在解决这批知青安置问题的时限问题上仍然有不同意见(后来,为了照顾北京、上海安置知青的压力,云南在最后形成的文件中没有规定安置农场知青的具体时限)。
一场以云南知青为先锋的知青请愿回城的风波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2010年4月,云南农场知青的第二次下跪
当云南农场知青大返城这一页翻过去以后,人们没有忘记赵凡。
2003年,当年亲历“第一次下跪”的知青们为赵凡立起了“功德碑”——
历史将铭记您的胆识和功德——
中国知青史上的:
荒漠甘霖,冰河春风;
黎明曙光,人心良知、
特此立碑
功显今世,德彰千秋!
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成都支边战友联谊会
公元二零零三年三月七日敬立
赵凡先生功德碑
尊敬的赵凡先生:
人品高洁
胆识过人功德无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成都支边战友联谊会
公元2003年3月7日敬立
赵凡先生功德碑记
公元一九七八年岁末至一九七九年初之际,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农场知青,不堪忍受长期置身恶劣处境和遭到不公正待遇,借“十一届三中全会”肃清“四害”流毒,拨乱反正的东风,公开提出恢复知青名份,返城回家与亲人团聚的合理要求,遭到地方和农场当局拒绝后,逐以非常之举罢工绝食抗争。时值中国大陆极左思潮阴魂未散,尚以“两个凡是”为基本国策,知青此举,大有“破坏国家安定团结,反革命暴乱”之嫌。如是,罢工绝食的知青在企盼呼号,磨刀霍霍之声中,生死存亡,命悬一线。
赵凡先生,时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临危受命,以国务院调查团团长的“钦差”身份,亲赴云南边疆,力挽狂澜,洞察入微,置个人仕途荣辱得失不顾,以高洁人品,过人胆识,和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为知青的行动正名,为知青的命运呼号,掷地金声,大气凛然,义薄云天。充分体现了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高尚节操。终致为国家分忧,化干戈为玉帛;为知青普渡,解危难于倒悬。功在今世,德彰千秋,特此立碑。
是为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成都支边战友联谊会
公元2003年3月7日敬立
(来源:《飓风刮过亚热带雨林》中国国际实业家出版社·637页)
赵凡原名赵有成,1937年参加彭雪枫领导的八路军“学兵队”,1945年8月到当时的北平做地下工作。1949年6月起,他历任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副市长、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期间,赵凡被关押了整整10年,至1978年3月恢复工作。
在处理了云南农场知青大返城事件以后,赵凡回到了北京。事后在国家农垦总局的碰头会上,赵凡总结说,知青不仅是云南的问题,新疆、黑龙江、上海、北京都存在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工作中心转移都有困难。
赵凡在当时就指出:不让知青上山下乡,难在哪呢?它是毛主席定的。但是把那么多知青派去了云南,吃不饱。后来动荡了,政策就更乱了。政治形势好了以后,人们都希望改变这个做法,当然也有人反对。所以知青工作会议吵得很厉害,最后还是没让知青回来。但是1978年拨乱反正了,大家都知道该让知青回来。所以我去云南解决知青问题,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我是执行党中央的决策,这个功劳是党中央的。
这就是知青心目中的赵凡,他把这一切的功劳都记在了党中央!
2003年,赵凡受知青邀请到成都做客。知青们后来寄给他一本厚厚的画册,贴满他们在成都相处的照片。空白处写着敬语,第一条就是“建设兵团知青之父”。
以后,曾经的知青们都会把赵凡称为“知青之父”!
2009年,《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写了一篇《“知青之父”追忆知青大返城始末》的文章。在文章的一开始是这样记载的:
北京三里河白沙沟小区10号楼,《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与92岁的赵凡相对而坐,一点一点回忆30年前的线索。有时候实在想不起来了,又没有材料可以参考,老人就仰身靠在沙发上,叹息道:“现在没人研究这些了。”
“现在没人研究这些了。”
这是感叹、是伤感、是无奈、是期盼:是对于我们曾经经历大返城的知青们的一个嘱托!
我们不能使老人失望啊。
2010年4月14日,“知青之父”赵凡走完了人生之路。消息传来,知青们纷纷表达了哀悼之情。他们派出代表前往北京送赵凡最后一程。
曾经在云南孟定农场带头绝食的成都知青许世辅手持“恩公赵凡走好”的悼念横幅,跪倒在赵老的遗体前。
三十年后,知青们第二次跪在赵凡前!这一跪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感动了天下所有的知青们!这是感恩的一跪啊!
为了这份感恩,曾经的知青们破了八宝山的“规矩”。
云南知青代表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赵凡老人送行,在挽联下的落款中,坚持写上‘跪拜’字样。这是违反了送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惯例,按规定只能写‘敬挽或千古’字样。经过交涉,官方被以知青代表们的发自肺腑对赵凡的崇高敬意和对老人的深情所感动,最终同意了知青们的要求。
在追悼会上,许世辅带领参加追悼会的知青代表们手持悼念横幅,跪倒在地上当堂惊天动地的号啕痛哭,打破了送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惯例。以往在送别现场,从来不允许有横幅,不允许当堂痛哭,哪怕你是至亲。发生在八宝山送别赵凡老人的这一幕,目前是唯一的一次特许。
这是知青们发自内心的悲痛实实在在地送别一位曾经为改变知青命运的老人的真情流露!
从31年前惊天动地的孟定一跪到今天撼天动地的八宝山跪拜,两次跪拜是对于真正为人民做主的好人的感恩啊!
2016年4月,在赵凡老人百年诞辰之日,曾经亲历云南农场大返城的知青们齐聚成都,自发地举办了“民间”的纪念会。深深地怀念赵凡。试问:一位打天下的老干部活在在普普通通的知青们的心里,能有几人?
由此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天地之间有杆秤!这杆秤啊,是老百姓的心!
由此我想起了诞生于1989年的那首歌《好大一棵树》——
脚踏一方土
风雨中你昂起头
冰雪压不服
好大一棵树
任你狂风呼
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
有乐也有苦
欢乐你不笑
痛苦你不哭
撒给大地多少绿荫
那是爱的音符
风是你的歌
云是你脚步
无论白天和黑夜
都为人类造福
好大一棵树
绿色的祝福
你的胸怀在蓝天
深情藏沃土
曾经的知青们会记住改变知青命运的人!
历史一定铭记所有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