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双有：刘周为何要反冒进

1956年，主持中央经济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领导提出了“反冒进”的口号，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受到毛泽东的反复批判以后，刘周等人却纷纷低头认错，不断检讨，导致危害严重的大跃进狂潮在全国蔓延了三年多。

那么，反冒进的口号是如何产生的?在当时有何意义?

其实，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冒进”与“反冒进”的分歧与斗争，在建国之初就开始了。1950年，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党中央的决议是“三年准备，十年发展”，也就是说，在这10年里，既要大力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亦要发展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市场。通过10年甚至15年的发展，条件成熟，再一举转入社会主义集体化和工业化。这个过渡时期，就叫“新民主主义”。刘少奇名言就是“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央领导对此发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头脑热胀，主张推翻原来的计划，准备在三五年内快速跨入社会主义。而刘少奇却依然坚持原来的计划，准备稳扎稳打，反对急躁冒进。当东北局书记高岗准备处理党员雇工现象和富裕党员，筹划扑灭农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时，刘少奇于1950年1月作出批示：

“党员雇工与否，应有完全自由，党不得加以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的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他又对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说，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将来实现集体化时，又能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现在的农民党员是可以单干的，认为党员便不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思想……

现在看刘少奇在1950年的批示和谈话，令人惊异而感慨——刘少奇在那个年代就有了30年后才推行“改革开放”思想。这种思想完全符合当时的国情和农民的实际，和1980年代邓小平的一系列谈话如出一辙，甚至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也有相通之处。如果按照刘少奇思路走下去，中国人民早就走上富裕之路，后来就更不会发生大跃进的悲剧!

但是，刘少奇的思想被毛泽东痛斥为“右倾”“走资本主义道路”。高岗的极左头脑又完全迎合了毛泽东，准备借此“拱倒”刘少奇并取而代之。一年后，当山西省委发来报告，准备取消农村自发势力，动摇和削弱私有基础，加快集体化发展时，刘少奇却予以批评，斥其为“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理论”，劝其不要急于搞合作化，也就等于一下砍掉了几十万合作社。所有这些，都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更受到了高岗的恶毒攻击。刘少奇面对强势的批评和攻击，不得不连连撤退，沉痛检讨自己的右倾思想，表示要痛改前非，跟着主席搞社会主义。要不叫高岗案发，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周恩来处理高岗案件，刘少奇的二把手接班人地位很可能在1953年就要被拿下。

“冒进”与“反冒进”第一个回合的斗争，以毛泽东的“冒进”取得完全胜利、刘少奇的“反冒进”遭到彻底失败而告终。

但是，那种冒进的盲目的快速发展，导致合作化运动出现了不少问题。一些地方条件不充分，一阵风搞合作化，导致粮食减产，不少农民又要求散伙、退社;一些合作社由于管理不善，导致人心涣散，合作社信誉降低。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曾发文，允许一些地方的合作社可以减少，可以收缩。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1955年3月全国党代会上说：“ 要始终坚持自愿原则。不尊重中农利益，不听取中农意见，不坚持自愿原则，不等待中农的觉悟，而采取强迫粗暴的态度，就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那么，怎样才能加速农民入社的自愿要求呢?最主要的一着就是办好现有的合作社。因此，合作社的发展，必须坚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方针，必须发展一批，办好一批，在办好的基础上求发展。发展过猛的地方，今年应停止建社，全力转入巩固工作。”

1953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在会议上说：“合作化运动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有些紧张，有些冒进。因此，今后的方针要求是，一般停止发展，立即抓生产，全力巩固;少数的省县要适当收缩;把互助组办好、整顿好，照顾全体农民，这是为了搞好生产，为了合作社的再发展。”

事实证明，当时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决议和邓子恢的讲话，是符合实际的，是完全正确的。按照这种方针办合作社，就会避免以后出现的各种乱子，甚至可以避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

但是，毛泽东却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高潮已经来到，上述观点是落在群众后面的右倾保守思想。1955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邓子恢的的意见进行了尖刻的批评：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这段批评邓子恢的讲话，由于语言生动形象，流传十分广泛，“小脚女人”几乎成了为民务实的邓子恢和右倾保守的代名词。然而实践证明，这种“小脚女人”的走路方式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完全有益于生产发展的。我们应当把毛的定论改一下：“对，这是正确的方针，这不是错误的方针!”

由于有了最高领袖的批判，邓子恢的那一套稳妥可靠的方针完全被推翻，急躁冒进、越快越好的合作化浪潮很快席卷中国大地。短短几个月时间，农业合作社就骤然完成了。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农户达到全国农户的96.3%。

不仅如此，毛泽东决意要把这种“冒进”思想推广到经济工作的其它领域。他认为，“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当前的中心思想是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他在1955年12月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说：“……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许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要完全的必要了。”

毛泽东接着把“序言”中所阐述的思想概括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并指出全党的迫切任务是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号召全党同志在建设事业中要做“促进派”而不要做“促退派”，以便把我国工农业生产和建设事业大大地推向前进。

根据毛泽东的倡议，党中央在1956年1月向全国人民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农业发展纲要》(简称“农业40条”)。纲要要求，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迅速地、大规模地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发展农林牧副渔生产事业。要求粮食、棉花的产量每年分别以8%、10%的速度递增，从而保证到1967年分别达到1万亿斤和1万万担。而实际上，这个产量指标在集体化时代，一直徘徊不前，甚至大幅下降。1962年的产量还不到1957年的一半。实行包产到户的1990年的粮食产量才达到8200亿斤，21世纪后才达到1万亿斤，而此时人口已达13亿。可见当年这个“农业40条”纲要是多么地冒进浮夸，多么地脱离实际!

在农业浮夸冒进的高指标压力下，各生产部门纷纷开始修改自己原定的生产计划。1956年初，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口号的激励下，大都要把原定15年远景规划和“农业40条”规定8年或12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完成。为了增加生产能力，就得早上基建项目。1956年2月，全国第一次基本建设会议将“一五”基建项目由原定的694个，增加为745个，后又追增为800个。基建投资由原定的112.7亿元猛增为147亿元。各行各业都在向中央要钱要人，大大增加了国家人力、物力、财力的负担能力，必然造成了职工增加过多，信贷计划突破，农业劳动力减少，工农业生产失调等严重问题。

从表面看，整个经济形势如周恩来所说：“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人们无不对毛泽东掀起的生产建设高潮而欢欣鼓舞，以为“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但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很快就醒悟到，这种缺乏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态度的做法，不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而是急躁冒进，脱离国情，很容易导致“翻车”的危险做法。

直接抓经济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最先发现各个经济部门随意调高指标、伸手向中央要钱的乱象，最先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并着手开始反冒进。他认为，反保守，反右倾，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1956年2月8日，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出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

5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正式讨论这方面问题。会议决定：经济发展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刘少奇交代参加会议的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要他组织写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专门讲一讲这个问题。

6月10日前后，中央宣传部把社论稿写出来了，题目叫做《要反对保守主义，也有反对急躁冒进》。

与此同时，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由财政部起草的1956年国家预算初稿，根据中央5月会议要求，初稿中涉及指导方针的那几句话被修改为：

在当前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

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这些修改增强了反冒进的分量，说明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观点是相通的，都是主张反冒进的。6月12日，陆定一将中宣部起草的社论稿报送刘少奇：“少奇同志：嘱写社论，已由本部王宗一同志写好。我认为可用，特送上请审正。”

刘少奇接稿后，很快逐字逐句进行了审阅和修改。如社论稿写道：“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些。”刘少奇将“急了些”三字圈掉，在这句话的后面补写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9个字。社论稿写道：“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反保守主义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刘少奇在注意的前面加上了“严重”二字，并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

文章报到毛泽东那里，毛一看题目中的“急躁冒进”就感到不快，批了三个字：“不看了。”表面是不置可否，实际上是表达了不满。但既然没有否决，那就等于通过。这就为后来的猛烈反击埋下了伏笔。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社论。下面摘录几段要点，看这篇文章有哪些带刺带毒的东西，竟然使我们的领袖大为震怒，在政坛上掀起一阵阵轩然大波——

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个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现在中央已经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的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有些还未纠正，或纠正得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则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在今后经常注意。

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

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

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什么是右倾保守，什么是急躁冒进，这里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正确的方法，就是要使我们的计划、步骤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

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

我们对中央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不要把它片面化、绝对化，这样才不会走到急躁冒进。总的方针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但在具体的工作中，哪些能又多又快，哪些不能又多又快，哪些是现在就可以又多又快的，哪些是将来才能又多又快的，怎样才算省得恰当，怎样既多、既快、既省，而又能达到好的目的，这些都要根据具体情况仔细地、实事求是地去加以考虑，不能把问题看得太死，太简单。总之，做任何工作，都要善于把上面的方针、要求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从实际情况出发去考虑和确定自己的工作步骤。只有这样，才不至于犯右倾保守或急躁冒进的错误。

这篇社论的语言，平白朴实，毫无文采，读起来枯燥乏味。文采洋溢的毛泽东不知耐着性子细读了全篇没有，但一些关键词语肯定会像钉子一样刺入眼中，心中大为恼火，准备秋后算账。但是这篇朴实的社论对国家建设却很有用。社论发表后，引起了全党的注意，各级领导干部开始在工作中纠正急躁冒进倾向，从而使1956年度经济从下半年起，逐渐从冒进转向稳步健康发展的轨道，为中共八大提出一个比较切合实际与稳妥的“二五计划”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对“二五计划”建议进行第三次修改时，周恩来把在重要位置出现的“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删掉了。这以后约一年时间，没有在会议、报刊上再提多快好省。

一股来势很猛的冒进势头，终于被遏制住了。但反冒进并没有停止。1956年10月下旬到11月初，周恩来连续召开了1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1956年计划执行情况，研究1957年的主要控制指标。他认为，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压到150亿元还不行，而应明显低于1956年的水平，这是1957年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陈云也说，宁愿慢一点，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周恩来接着说，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盲动，右了就投降。

11月10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题依然是为争取1957年经济稳定发展，并继续反冒进。

刘少奇在全会上做时局问题的报告。除向全会报告了波匈事件经过及中共代表团与苏方谈判情况之外，着重讲了波匈事件的教训。他认为，波匈事件的教训之一，是苏联和东欧发展重工业中忽视了人民生活，以致激起群众不满，被反动势力所利用。我们应遵照毛主席关于“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指示，不能把同人民的关系搞得太紧张。他说：“我们应该注意把工业建设速度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他引用了周恩来、陈云关于左倾、右倾的说法，“究竟是左倾一点好，还是右倾一点好?”

毛泽东说：“看是什么右。”刘少奇答：“是快慢的右。”毛泽东说：“这种右可以。”刘少奇说：“对阶级敌人，你右了，人家就进来了，你让，人家就进来了，那个就让不得，那个右是不许犯的。在建设上快一点慢一点不是失掉立场问题。昨天有一位同志讲，慢一点，右一点，还有回旋余地;过了一点，左了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刘少奇显然是主张“慢一点，右一点”，主张继续反冒进。

周恩来在全会上作了《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控制数字的报告》，说明了1956年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充分肯定了成绩，指出了缺点，批评了1956年的冒进倾向。也提出了1957年发展经济的控制数字。报告指出，鉴于1956年经济发展计划中有些项目过高，有些费用过多，1957年的计划，应当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对基本建设做适当的压缩，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性。全会通过讨论，一致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压缩1957年经济指标的意见。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他原本对这次会议的“反冒进”主题是十分不满的。几个月后他就指出，八届二中全会是刘周反冒进的“集中表现”;周恩来和刘少奇就这次会议的讲话，多次向毛泽东作了沉痛检讨。但是，在这次讲话中，也许是时机不到，他没有对刘周予以反击，而是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作了一番深入的批判。对周恩来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报告，也顺从大家表示同意。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在1956年 的一系列反冒进的主题，就是“宁可慢一点，也要稳一点”，彻底消除急躁冒进，避免国民经济失衡。在这种积极稳妥的国民经济计划的指导下，我国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使1957年的经济建设成为建国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

但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情绪也在堆积发酵，最终要彻底爆发。他认为，八届二中全会是反冒进的“集中表现”;他虽然在当时也表示同意，但好像是迫不得已。而反冒进造成的危害，导致1957年国民经济倒退，形成了一个大“马鞍形”。他不能容忍这种现象存在下去了!

尽管主抓经济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人威望素著，在反冒进的进程中又如此步调一致，团结合作，但毛泽东不怕他们。他要利用自己在历史上形成的无人企及的崇高威望，准备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开展绝地反击了!

刘周陈即将倒霉了——中国人民也开始倒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