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双有：毛泽东四批“反冒进”

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在1956年搞的“反冒进”一直持不满和反对意见。后来他在批评当年《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时说道：“1956年6月一篇反冒进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是反冒进的。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

然而奇怪的是，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当刘少奇在会上强调反冒进，周恩来在会上突出反冒进，反冒进成了会议的主调，成了大家的共识，得到全会的一致通过时，毛泽东居然没有表示反对，甚至在讲话中，对刘少奇、周恩来的讲话表示“完全同意”。莫非是反击的时机还不成熟?或者是毛泽东的“阳谋”，让周恩来等人“放”出来，再观察一段时间，然后再组织力量予以反击?总之这是一个疑案，有待于专家学者深入研究，解惑释疑。

可以说，毛泽东在1956年、1957年对刘少奇、周恩来的反冒进一直是不满的，一直是准备伺机反击的。在195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开始第一次反击了。在闭幕会上，对反冒进进行了公开批评，认为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农业40条、促进委员会，这是“右倾”，是“促退”。他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高兴的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有个把同志讲到这个问题。还有在报纸上我也看见那么一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是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篇演说是要促退的。要促退我们，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在毛泽东看来，“1956年的毛病是基本建设多用了30亿元，生产了600万部不适用的双轮双铧犁”，他提出“这可以组织个临时促退小组来解决，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

毛泽东对1956年形势的估计和刘陈邓的估计大相径庭，哪个更符合事实?历史早就做出了回答。但是毛泽东的巨大权威盖过了他们，毛早就成了“真理的化身”，所以他的意见便决定了八届三中全会的方向。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1956年到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这个修正草案的各项指标，此前被大家一直认为是“冒进”了，但在这次会上，再无人表示反对意见。

刘、周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主导的反冒进，与会人员表示一致同意;而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主导的“反反冒进”，与会人员也同样表示一致同意!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批判反冒进的号角。会后不久的11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苏联在会上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相应地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共产党面前立下了军令状。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审阅批发了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主题是反冒进。社论说：“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了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毛泽东对社论中用“跃进”一词代替“冒进”的提法颇为赞赏，他说，发明“跃进”一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他又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毛泽东带着“军令状”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后，愈加重视经济建设的速度，对反冒进的批评也愈加严厉。他有一个奇特的心情：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就愈高兴。

1958年1月，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第二次清算反冒进的“严重错误”。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在开会的前两天就以谈话形式抨击反冒进。他指责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政治性、方针性的错误。毛泽东的怒气把会议原定的讨论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主题冲淡了，批判反冒进成了会议的重点，并将其推向高潮。[page]

会上印发了22个参考文件，其中有1956年6月《人民日报》社论，周恩来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有李先念在1956年6月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等等。发这些材料干什么用?就是为这次会议批判反冒进提供“典型材料”，让大家围绕这些反面“靶子”集中火力进行批判。

毛泽东在会议上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错误的。反冒进的性质是在1956—1957 年这个时期关于建设规模、建设速度问题上的方针性错误。反冒进给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我们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气不得了，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问题是反冒进没有弄清楚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还是泼冷水、泄气?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教条主义的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反冒进在思想方法上的失误，是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过分强调了平衡，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过渡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只有把平衡不断打破，事业才能前进。不平衡——平衡——再一个不平衡——再一个平衡，以至无穷，这就是规律。

毛泽东在印发的《人民日报》社论《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情绪》的摘录后面加上批语：“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他在会上逐段逐句地批判这篇社论，认为社论中也引用了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的的重要，“这是用毛泽东来反毛泽东”。

现在看来，毛泽东所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定的低就会使人“泄气”，定的高就是“热情”有“干劲”，不平衡是绝对的等等言论，基本上都是脱离实际而有害的，为后来的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等极左风潮埋下了伏笔。

毛泽东在毫不留情地批判反冒进的同时，却热情地表扬了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一再提到柯庆施1957年12月在上海市党代会上所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他说，该报告的兴奋点是“乘风破浪”的革命态度、革命气概、革命速度。这个报告把中央的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大家都要学习柯老。他拿着柯文，当众对周恩来说：

“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

周恩来回答说：“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接着说：“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他对台下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毛泽东赞扬柯庆施，却当众羞辱德高望重的周恩来。说上海阶级斗争尖锐的地方才能产生柯庆施的好文章，完全是教条主义、唯心主义的推理。柯庆施文章的观点肯定是脱离实际、浮夸冒进的典范，对建设事业有害无益。而勤勉务实的周恩来被逼还得向人家学习。这是何等的黑色幽默!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会议形成了共识：“毛主席的指示给我们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了能不能跃进、敢不敢跃进的问题，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论，粉碎了反冒进的观点，以最锋利的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把我们武装起来，乘风破浪，跃进再跃进。”

南宁会议的“反反冒进”，促使中共党内急躁冒进的左倾思想急剧膨胀，全国许多地方和部门开始刮起了“大跃进”之风。

但是，毛泽东意犹未尽。1958年2月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3 月在成都、4 月在武汉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三次会议集中火力继续批评反冒进。毛泽东专门提到，党的领导人在建设速度上的不同认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而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而冒进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尽长江滚滚来”。毛泽东甚至把反冒进和反右派运动联系起来，认为反冒进在前，右派进攻在后，二者之间是相关联的。

毛泽东如此上纲上线锋芒毕露地批判反冒进，使主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包括刘少奇等人，压力如山，坐卧不安。他们在不同场合反复检讨，不断认错。

刘少奇虽然不是主管经济工作的，但他主持中央工作，那篇《人民日报》社论就是他主持撰写的，所以他是反冒进的最高领导。他在成都会议上检讨说：“自己所设想的与主席所设想的是有距离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上，思想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我接受毛主席在批评反冒进中提出的建设速度快一点的观点。速度，可以快。到底可以快多少?以前也估计不足，没有意料到水利、生产运动这样快。是否可以再快一点?以后还是有可能的。”

刘少奇在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一改过去的反冒进为大力鼓吹大跃进。在后来的大炼钢铁、大办食堂、浮夸风、共产风的极左狂潮中，刘少奇亦步亦趋，甚至推波助澜。所以竟被某些人认为，他是大跃进浮夸风的始作俑者!——这是后话。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是主管经济工作的，他在1956年的反冒进中发言最多，动作最大，被视为“罪魁祸首”。毛泽东对他的批评最为严厉，可谓揪住不放，不依不饶。周恩来的检讨也最深刻，认错也最彻底，可谓痛彻心扉，痛哭流涕。甚至想辞掉国务院总理职务。

紧接着，陈云作了检讨，薄一波作了检讨，李先念作了检讨……因为反冒进他们都有份。毛泽东第三次批判反冒进的斗争，声势最为浩大。会议印发了那么多“反面材料”，那么多中央领导纷纷检讨。可谓乌云密布，惊心动魄!

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个中共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二次会议”，既是发动全面大跃进的总动员会议，也是对1956年反冒进做正式结论的会议，其实是毛泽东第四次批判反冒进，竟也掀起批判的高潮。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报告，他说：

“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经济建设)上还保存一些所谓‘右比左好’、‘慢比快好’、‘小脚走路比大步前进好’的陈腐观念。跃进中也曾出现过一些缺点，这些缺点，比之当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来是很小的，但当时有一些同志不适当地夸大了这些缺点，对当时取得的伟大成绩却估计不足，因而认为1956年的跃进是一种冒进。在反对所谓‘冒进’的空气下面，多快好省的方针，农业发展纲要40条，竟然受到某些人的怀疑。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生产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

刘少奇代表中央讲话，实际上是代表了毛泽东的意思。讲话内容完全脱离了实际，完全是主观臆断。刘少奇原本是求真务实的，是他和周恩来根据当时急躁冒进的乱象，一道发起了“反冒进”的活动，对国民经济是很有利的啊!可是，一旦受到最高领袖批判的时候，便来个180度大转弯，竟又开始批评起反冒进了!而且批评的语言是那样的连贯，观点是那样的鲜明，对推动大跃进起了坚定的作用。刘少奇的这种“善变”，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呢?

刘少奇在报告中又说，由于反冒进，出现了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1957——1958，在生产战线上表现为高潮——低潮——更大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育了党，教育了群众。

据说，这段话是毛泽东加上去的，但却是违背事实的。历史已经清晰地说明，1957年是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最好的年份之一，超过1956年;而1958年是最混乱最破败的一年，作为大跃进狂潮的第一年而载入令人痛苦而羞愧的历史。在这里，居然是1957年最差，1958年最好!而后来的历史从未对这种错误的论断予以批评。能不令人痛心!

刘少奇可能“转弯”快，可以在会议上作报告批评“反冒进”了。周恩来可能“转弯”慢，在这次会议上继续作检讨。5月15日晚，毛泽东分别约见陈云、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谈话内容，肯定是要周、陈二人在会议上作深刻检讨。

为了作检讨以求“过关”，周恩来经历了极为痛苦的思想斗争。他的秘书范若愚回忆了周恩来这次痛苦检讨的过程——

有一天，周总理对我说，他即将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主要是检讨“反冒进”的问题。中央规定，这种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周总理说，关于他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和毛主席当面谈过，主要原因是他的思想跟不上毛主席。就在口述过程中，陈云打来电话，周总理接话后，心情更沉重，说话更慢了，有时五六分钟说不出话来。我意识到，在反冒进问题上，他的内心很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的词语表达想说的话。

我在整理周总理的检讨内容时，加了一句成语：“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在思想上还是跟不上毛主席。”周总理竟然对这两个成语十分敏感，严厉批评我说：“关于我和毛主席的关系，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些成语。但是在整风前，不能引用。这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周总理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

周总理在检讨中，把一切错误都揽到自己身上，而且尽量拔高错误：

“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1956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间出现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1956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了1957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

“还应当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脱离党的领导倾向分不开的，也是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自己对毛主席指出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错误这一点，在相当长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通过整风反右，联系群众，学习毛主席的报告，意识到过去对群众的积极性估计不足，忽略了一个根本的决定性的条件，就是我国农业已经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农业了，而不是个体经济农业了;从个体经济束缚下解放出来的5亿多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必将战胜人们担心的各种困难，在农业战线上获得人们意想不到的伟大胜利。有右倾观点的人，只见物不见人，忽略了这个决定性的条件。”

周恩来检讨后，陈云也作了深刻检讨。

周恩来的这个检讨，可谓深刻、彻底，入木三分，既罗列了错误的表现，又挖出了思想的根源，又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毛泽东听了可能比较满意，马上在会上公开宣布：“反冒进已经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同时又发出“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

现在看周恩来的这个检讨，不知是违心的，还是真心的，可能违心的占主要成分。但无论如何，这个检讨是错误的，恰恰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产物，是违背党的实事求是工作作风的产物。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向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工作”的请求。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会议最终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但是，紧接着八大二次会议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一直称病蜗居的林彪忽然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风头强劲的柯庆施、李井泉等被提拔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可以取代彭德怀的林彪、可以取代周恩来的柯庆施，已经物色停当，随时待命。

刘、周、陈、李等在一线主持经济工作的大员们，经过毛泽东的轮番批判打击后，虽然他们的职务没有变动，但基本上丧失了经济工作的主导权，毛泽东亲自走到前台主抓经济工作。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958年后期的纠左工作中，只见毛泽东滔滔不绝大力纠左，而刘周陈等人居然一言不发;尽管刘少奇等人在大跃进中也支持了浮夸风，但论者皆认为大跃进的主要责任者是毛而不是刘，原因就在于此。

毛泽东通过四次大规模地“反反冒进”，彻底扫清了大跃进在政治思想上的一切障碍，全党的思想空前高度的统一。一场为害甚烈的大跃进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以不可阻挡之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六亿人民的苦难悲剧就此拉开了序幕!这正是——

刘周协力反冒进，滚滚乱象一时禁。

岂料领袖起雷霆，无奈诸公伏埃尘。

善作恶兮恶似善，真作假兮假亦真。

梦魇三年谁之过?神州六亿暗垂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