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伯：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小学纪实
最近阅读论述抗战文章，涉及日寇对沦陷区实行奴化教育，详细列举日伪政府有关文化教育的政策和种种宣传，说什么同文同种 ，要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建设东亚新秩序等。还特别提出，在文化教育领域坚持孔孟之道并组织祭孔等活动，目的是使沦陷区人民顺从当亡国奴。当时作为小学生的我，对此并不感陌生。有一困惑之处，日伪政府为什么对中华传统文化如此青睐，仍然坚持孔孟之道。
对日伪的这种做法，有多种解释。有人说，日伪汉奸是假尊孔，说说而已，有人说是汉奸文人将孔孟之道断章取义，胡乱解释，为侵华做论证，等等·· 。问题是孔孟之道怎么会成为日寇侵华的思想武器和是否有效，关键是看效果。
日伪政府倡导孔孟之道，总的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有多方面原因。首先，这是日伪政权的性质决定的。汪精卫的国民政府，仍然自称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照旧，曾经在旗子的上方加一“ 和平反共救国”的长布条，国歌仍然是卿云歌。因此必须坚持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提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对一般人讲，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没啥区别。当时日军注意力集中于军事占领与经济掠夺，尚无暇更大顾及文化教育。何况也没有别的什么理论学说可用。日本历史上最初接受的是传统的中华文化，明治维新以后引进西方民主和科学技术，使社会急速发展。入侵中国以后，为了巩固其殖民统治，不可能在中国推行西方的民主文化。况且孔孟之道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国人习以为常。汉奸们多为旧式政客和没落文人以及恶霸流氓等，他们胸无它策，也只能以此来卖弄自己。
还有一个因素，即中日之间的有共同的文化因素，来源有二：一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普世价值中社会关系的准则，有共同的伦理道德规范;一是两国之间的文化历史交流。自古以来，两国文化交流密切，如日人称，中日两国同文 ，即共同的文字 。日本文字的假名和汉字来源于中国， 至于政治经济文艺等相互交流更为频繁。
当然，中日两国的文化中有共同东西，可即使是共同的文化范畴，也会有各自的特点。试举一例。在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中 ，中国传统文化很强调礼仪关系，是否服从是另外一回事。而日人强调的则是阶级服从关系。日人在社会交往中，即便是很一般的交往，不仅是讲究礼节，还要显出等级服从关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下级对上级只有服从 。这在现代有关抗战影视剧中也表现出来，日军的军官级别明显，对话中下级只是“哈伊，哈伊”。
日伪政府的尊孔效果如何。可以说，毫无效果。日寇在中国的沦陷区统治数年，广大群众并不认同。他们不接受日本的统治，除了支持和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武装斗争以外，还以各种方式抗拒与抵制日寇对文化与教育等思想领域的侵略与毒害。这在心理感情上表现得极为明鲜。
四五年春天，一日，唐山市区突然空袭警报的汽笛响起，长鸣不断，表示有飞机已临上空。突然两架美军B—29远程轰炸机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飞机后面各有四条白色云带，在高空缓慢向西方飞去。这时日军驻唐山的高射炮向飞机开炮。炮弹在半空中爆炸，原来日军的高射炮的射程达不到飞机的飞行高度。这时街上的行人可乱了套。日本人一改往日的骄横姿态，惊惶万状，犹如丧家之犬，东奔西跑。中国人却兴高采烈向飞机遥望，有人指手画脚，甚至手舞足蹈，喜形于色，毫无惧色，似乎这飞机是专门炸日本人的。
八一五日寇投降的喜讯突然来临，我们惊喜如狂，这说明多年奴化教育毫无成效，我们并不忠日本天皇和日伪政权，我们是中国人，并趁机发泄内心的仇恨。尤其是劳苦大众，他们打杀认知的为非作歹的日本人，继而痛打阔气的日本人，有人还暴打熟知的汉奸。在这样的行动中，他们只是打人，没听说有抢夺财物和强占住房的，表现出民族气节。
要中国人忠于日本天皇，誓死为皇军效力，即使是投靠日本人的汉奸 ，也并非如此。那些当汉奸当伪军的人，他们目的是求生存或是能发财，求发展混个一官半职，有的是为了能借机发泄兽欲(欺压、折磨、抢劫他人)。所以当日本投降后，他们没有人像一些日军那样破腹自杀以报天皇。官员尽快地拉关系找路子逃避惩治，军队则接受国民党的改编或是投降解放军。可见，日伪政权企图利用孔孟之道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和树立自己威信都是无效的。因为他是服务于中华民族的文化。
以孔孟之道为核心传统文化，从根本上维护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使中国人能够抵抗日本的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与尊严。我们可以从小学教育这个具体领域来探讨民族文化的巨大作用 。
日伪时期沦陷区的教育的实际情况又如何呢?我这里只能以我经历的三个地方的小学的情况做些说明，不涉及其他地方，尤其是东北地区，也不涉及中学和大学。
当我仔细回忆与运用现代的思维思考小学的生活历程和阅读有关那个时期的文章和历史资料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小学与其他社会领域如政治，文化，经济等不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是社会的一个特殊领域，是沦陷区维护传统文化的堡垒。
小学教育。那时学生的年龄与现在相比，一般大两三岁。小学毕业时已经十四五岁了，有的甚至十六七岁。总的说，学校实行的是封闭性的正面教育，只教给学生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当时的小学，除了知识和体能以外， 主要是教育学生应该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应该如何生活，而不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和现实的社会生活。学生毕业后走入社会要重新认识社会和人，因为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和现实中的人，不等同于教学中所说的应该成为的那个样子。现实的社会生活可复杂得多，人们之间即互助合作又互相争夺，有友谊又有敌对，不只是欺人，骗人，还有打人，杀人。有人做好事，有人无恶不做。有人富有有人挨冻受饿，有人高兴有人愁 ····。在个人的生命途中，既有喜怒哀乐，又有悲欢离合，会经历成功与失败，一旦失策，会一足失成千古恨····。这就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过程。在那时的小学的教育中，是不涉及这些现象的。同时，对日寇军国主义的宣传，也自然排斥在外。这就使沦陷区的小学仍坚持传统的文化和民国的教育系统，培养出来学生不甘心做亡国奴。下面用我亲身经历做些说明 。
我生于1932年的冀东地区。38年入小学，最初在老家农村读1—3年级，4年级在天津，5-6年级在唐山。45年小学毕业，正值日本投降。经历了日伪时代小学教育的全过程。虽然已过七十余年，但很多事情仍记忆犹新，因为当时正值童年时期，语言，思维和知识快速发展和积累 。几乎是从记事时起我就知道自己是亡国奴，只是尚不知为耻。我没有被日寇同化甘心做奴才，是诸多因素造成的，其中之一 是冀东地区的小学，实际上仍保留着传统文化和民国的教育系统 。小学中的教师，课程设置，教材，教学方法，课外活动，沿用的还是抗战前的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思想素质方面具有两面性。首要的是为人之道，要讲究孝悌忠信等。其次是做人要适应社会生活环境，在日寇统治下也要生存下来。即使是卑躬曲膝，为日人做事，也不为耻，普通人只能如此。
小学里任职的校长和教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哺育出来知识分子，并非忠于日寇，他们在日寇统治下工作，是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 。他们以自己的言行，甚至公开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唐山新菜市小学有一日语教员， 很受学生欢迎，在课堂上公然讲 你们要学好日语。现在日本人欺负我们，将来我们到日本去欺负他们。四五年初，唐山市长异人，新市长名叫袁规。市政府明令小学生列队在街头欢迎，新菜市小学规定我们班三十余人由一名老师带领参加。在灯火中，同学们照例说笑打闹。老师也凑了过来。他有一句玩笑话，至今难忘。他说，我们在等候这圆形的乌龟来唐山爬遍大街小巷，清理垃圾。
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政府也没有将小学校长列为汉奸，教师列为伪职员。仍从事原职。有意思的是，我曾就学的唐山新菜市小学校长，名叫卞钧。日伪时期被评为唐山市模范小学校长，国民党时期又被选为唐山市的模范小学校长，唐山解放以后不久，被人民政府任命为唐山市教育局的副局长。据说他没有党派背景，全凭自己的教育工作的实力。
多年以来，中国人受教育的起点是从儿童时期的识字明理开始，即除了认字以外还要接受传统的文化，称之为启蒙教育。讲究的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见义勇为”、“急公好义”与“天下为公”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反省等最基本为人之道的。讲究修身养性 ，要文质彬彬、礼仪稳重、通情达理、一身正气、 光明正大 ，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page]
小学里讲究尊敬师长。老师具有无限的权威 ，学生遇到老师要鞠躬敬礼，是一种习惯。学生要听老师的话，说一不二，教师是学生间矛盾的仲裁者。农村用告老师，城市用禀老师表示。这就使老师必须严格自己的行为作风，做学生的表率。
老师对学生的教育方法是严肃与体罚相结合。体罚有罚站、打手板、教鞭抽。罚站最普遍，程度各异，在原坐站立、站在讲台上、站在教室外面。打手板，是用打手板打手心，打多少下和用力程度由教师掌握。学生们得知上课要挨手板时，常把手心在桌面上来回擦，挨打时可以不痛，我试过，没用。学生挨老师打，好像是很自然之事。学生并不为耻，家长也不为怪。记得有一学生淘气爬墙头，被一同学向老师告发，这太危险了，老师怒责之，当众打手板至红肿。该学生逞能，不哭不喊不求绕，还怒视告发者。在农村，老师是受到尊敬的，老乡见到老师都要寒暄几句，一般还说，我家的孩子，请老师严加管教，该打就打。把打学生看作是实施教育的手段。当时也的确如此，对不好好学习，喜欢玩闹，调皮捣蛋，打架斗殴，小偷小摸的学生，打手板很管用，何况当时也没有更好的方法。
小学的课程设置。初小有国语、算数、修身，音乐、劳作，体操、美术、写字、说话等。 高小增加了历史、地理、自然 、外语等。这样的课程设置和所采用的教学方法，都是适应现实的需要和历史的进程。每门课都有它自己的特点 。
语文教学。当时叫国语。课程的形式与内容极为丰富，包括，认字 ，书写，即识文断字，文化知识和道德修养等内容。一二年级要学会用普通话朗读和背诵课文，这符合儿童的思维与语言发展规律。现在由于普通话的普及，用不着了。书写是语文课的重要内容。汉字易认难写，对字的书写要求非常严格，不仅要正确，还要美观得体，笔划顺序都有一定之规。那时初小学生上学时都要带一块石板，用石笔在上面练习写字，可以随时擦掉。 从课文的内容来讲，非常多样。有很多历史名人名事使人终生难忘。
小学的音乐课，最富有特色。在私塾里是没有这门课的。民国的教育把音乐引入课堂。要求非常严格，要保持学校的严肃性。教的一般是童歌，淫秽歌曲不得入内，连民间小调，流行歌曲也都不行。也应景教一些敌伪歌曲，如新民会歌，中华青少年团歌等，平常无人唱。对学生来说，对歌词基本上是死记硬背，很多字认不得，也不知道歌词的深切含义，长大以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小学二三年 就学唱当时最为流行的童歌，如：
<月明之夜>---云儿飘,星儿耀耀,海早息了风潮
声儿静,夜儿悄悄,爱奏乐的虫
爱唱歌的鸟,爱说话的人,都一起睡着了
待我细细地观瞧,趁此夜深人静时,散下些快乐的材料······
--- --- ---
飘洋过海卖呀杂货
漂亮的姑娘呵
风波浪里危险多
你是荷花刚哟出水
呀哟多尔哟·····
流行歌曲进不了学校，很一般的也不行，尽管学校并不命令禁止，老师不唱，学生也不唱。再说也不适合教学，如四十年代初流行天津的流行歌曲。
树上小鸟啼，江畔帆影移!片片云霞停留在天空间，阵阵薰风，轻轻吹过，稻如波涛柳如线。摇东倒西，吓得麻雀儿也不敢往下飞!美景如画，映眼前，这里是#天上人间#!，这在学校里是听不到的。
最可怪的是，我们班曾参加过两次祭孔仪式，唱歌。祭孔歌非同一般， 出自 ≪礼记•礼运≫，内容含有浓厚的共产主义色彩。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jǔ)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guān，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fèn)，女有归。货恶(wù)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wù)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唐山新菜市小学毕业典礼的歌词，现在看来，毫无政治内容。
毕业生唱：春风吹起荷花香，六年级同学毕业好时光，柳丝牵绕离情长，笑语言杨何处去，凄凉。
在校同学答唱： 朋友们，莫悲伤，青年有志在四方，戚戚依依休做儿女样，今夕相别勿相忘，暂时别有何妨，笑语言杨，吾盼望快翱翔，趁此行万里，乘风破浪。
劳作课。最初是叠纸，然后有织毛活，织渔网 ，用钩针钓网兜，刻手戳，做木工书挡等。
写字课。最初是描红，然后练习大楷(柳体和颜体)，小楷。
美术课。最初用蜡笔在纸上画，然后用彩色铅笔，最后是水彩画。
体育课。当时是叫体操。主要教列队，行走。立正、稍息、向右看齐、报数、齐步走、正步走。更多的是玩兰球，做游戏。
课外的活动。 早晨上课前有朝会，按班级列队，听校长或训导主任讲几句话，然后列队走进教室。放学时也要全校集合，按路程列队离校。在放学时间，大街上可以看到排列行走的小学生，很有秩序，速度适中，人与人的距离统一。不得说话打闹，有一路长走在队外监督。这时的排队与众不同，小个子在前，个高者在后。一般情况下，列队是前高后矮，如集合排队听报告 ，出游等皆如此。
每周有周会，唱国歌卿云歌，校长讲话，老师做专题报告，题目多是如何学习，如何讲卫生等。
教室的设置。一般不大 容纳二三十个人。有黑板一块。黑板下方是用木板制成的讲台，高半尺左右，长度与黑板的长度相仿，宽约一米不等。教师站在台上讲课。再就是讲桌，教室备有藤制教鞭一条，打人的木板一块。
复试教学。农村城市都有， 两个年级在一个教室由一个老师上课。我在天津天申附小上小学四年级时就是如此，三四年级合在一起。其实只有算数和国语分着上，上四年级的算数，国语时 ，三年级做练习或是复习。音体劳美等小四门则两个年级一同上。
同学之间关系。 小学生根据个人的性格取向交朋友，两三个人居多。有的小学同学至交终生，大家习为常。如果有人孤独谁也不理，则感到奇怪。学校里的同学彼此之间交往时，没有家庭等级差别的观念。小学生也喜欢表现自己，逞能，多侧重于体育、唱歌、说话等方面，俗称出风头。有人喜欢欺负人，多是欺负比自己年龄小，个子小的，或是外地新来的人，称作欺生。用欺负他人来表现自己高人一头。家族中兄弟叔侄多的无人敢惹。原以为是旧社会的现象，现在知道，这是人之本性。打架斗殴不普遍，听说中学有打群架的。
总之，尽管日寇入侵肆虐，汉奸为虎作伥，我所在的沦陷区的小学仍然坚持传统文化和民国教育系统，使小学生虽然处于亡国奴的地位，但思想上并没有成为日寇的奴才。
这里提供的材料都是实际情况，没有政治和艺术的加工，供年轻人认识和研究历史时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