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开放
血路：深圳改革开放之初
发布时间：2016-05-05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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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31日，深圳改革元老之一袁庚去世。他的离去唤起了人们对30多年前深圳特区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追忆。
从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到1992年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改革目标，深圳特区人摸着石头过河，在计划经济束缚和僵化意识形态围剿的困境下，对束缚发展的因素逐项改革，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确定和铺开提供了经验，也奠定了今日深圳傲立全国的根基。
改革需要上下互动的配合才能落地。回首深圳经验，“自上而下”的高瞻远瞩与“自下而上”的勇于探索相结合，实事求是贯穿其中。深圳在工资制度、基建体制、劳动用工制度、价格体制、企业体制、劳动保险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土地管理体制、住房制度、国有企业股份制以及政府机构方面进行改革，初步形成了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当时多数沿海城市经济实力都比深圳雄厚的情况下脱颖而出，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史上的奇迹，成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辉煌成就的缩影。
2016年的中国，又处在一个历史关口。经济持续下行压力与改革有待深化并存；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诸多改革破局之措亟待落地见效，并释放出制度红利。当此之时，不妨回溯袁庚、梁湘、李灏等“拓荒牛”的开拓历程，以延续改革血脉，传递开放薪火。
——编者
设立深圳特区
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是邓小平对1978年拨乱反正以来所走道路的概括。他指出，30多年关门搞建设与五年半来的改革开放探索证明，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可行的，走对了。
1984年，赴深圳考察的邓小平给深圳留下这么一段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回顾五年半之前，随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上下下都在寻找破局之机。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沿海兴办经济特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突破之路在农村和城市两条战线上铺开了。
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百业待兴的中国经济怎样才能发展起来？中央和国务院把目光投向了海外。
1978年春夏之交，国务院派出了四支赴欧美、港澳的经贸考察组。其中，赴港澳的考察组在广东向习仲勋等广东党政领导人介绍考察情况，并提出了建议。习仲勋等深有共鸣，进而建议在毗邻港澳的地方建立试验区。6月，考察组正式写出了一份《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提出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成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年努力，将两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人的游览区。对此，时任中央领导华国锋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这时，叶飞主政的交通部把已经61岁的袁庚调往香港招商局，让他拿出一套让招商局走出困境的办法来。此时的招商局，已经不再是1950年起义时13条船舶的家底，账面上只有1.3亿元资产，非改革无以图生存。而1949年刚到香港淘金的包玉刚，这时却已经发展为世界船王。
两个月之后，袁庚飞赴北京汇报，并在10月份经由交通部党组上报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提出要“多方吸引港澳与海外游资”，摒弃“不用西方世界资金”的观念；企业要“加强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呼吁“简化审批手续，应该确定就地独立处理问题的机动权。建议授权可以一次批准招商局动用当地贷款500万美元的权限，从事业务活动；可以批准从港澳派去海外进行业务活动的人员，不必再报经国家审批” 。
袁庚的建议契合了7-9月间中央务虚会的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放手利用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设备，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会议报告正由1985年空降到深圳任职市长的李灏主笔起草。
送上门来的“主动请缨”报告3天后就被批了下来。袁庚以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身份走马上任，很快，他又建议，要到广东宝安蛇口找块地方作招商局的根据地，开办工业区，发展与航运相关的工业与后勤服务项目。
袁庚的想法与广东省创办出口加工区的想法不谋而合。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的主持下，广东准备借鉴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经验，在宝安县和珠海县搞试验。于是，两家联手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提出“在宝安县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以便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把两者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招商局要按照“参照香港特点，照顾国内情况”的原则对工业区进行管理。
1979年1月31日，大年初四，李先念给到中南海汇报的袁庚说，“就给你这个半岛吧！”这个宝安县南头半岛的根部，足足有30平方公里！这意味着至少30亿元的开发资金，但国家不给投资，全靠企业自筹。
袁庚选择先在蛇口一隅搞试验。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门从此第一个打开了。
同时，广东省在深圳的试验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先是申请在宝安、珠海两县建立外贸基地，又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升格为省辖市。
不过，一位领导在国务院批复深圳试验的当日当场大泼冷水，认为国门一旦打开，资本主义就会如洪水野兽般涌进来。当天下午，邓小平对习仲勋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事后看，那真是一条血路。有人劳累过度去世了，有人蒙冤受难了。
1979年，李灏参与制定的中央（79）50号文件提出，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实行财政大包干，扩大对外活动的权限和试办“出口特区”。“特区”的提法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
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41号文件，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搞好特区建设，并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正式宣告诞生。
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深圳河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纽约时报》写道，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从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到1992年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改革目标，深圳特区人摸着石头过河，在计划经济束缚和僵化意识形态围剿的困境下，对束缚发展的因素逐项改革，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确定和铺开提供了经验，也奠定了今日深圳傲立全国的根基。
改革需要上下互动的配合才能落地。回首深圳经验，“自上而下”的高瞻远瞩与“自下而上”的勇于探索相结合，实事求是贯穿其中。深圳在工资制度、基建体制、劳动用工制度、价格体制、企业体制、劳动保险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土地管理体制、住房制度、国有企业股份制以及政府机构方面进行改革，初步形成了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当时多数沿海城市经济实力都比深圳雄厚的情况下脱颖而出，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史上的奇迹，成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辉煌成就的缩影。
2016年的中国，又处在一个历史关口。经济持续下行压力与改革有待深化并存；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诸多改革破局之措亟待落地见效，并释放出制度红利。当此之时，不妨回溯袁庚、梁湘、李灏等“拓荒牛”的开拓历程，以延续改革血脉，传递开放薪火。
——编者
设立深圳特区
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是邓小平对1978年拨乱反正以来所走道路的概括。他指出，30多年关门搞建设与五年半来的改革开放探索证明，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可行的，走对了。
1984年，赴深圳考察的邓小平给深圳留下这么一段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回顾五年半之前，随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上下下都在寻找破局之机。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沿海兴办经济特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突破之路在农村和城市两条战线上铺开了。
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百业待兴的中国经济怎样才能发展起来？中央和国务院把目光投向了海外。
1978年春夏之交，国务院派出了四支赴欧美、港澳的经贸考察组。其中，赴港澳的考察组在广东向习仲勋等广东党政领导人介绍考察情况，并提出了建议。习仲勋等深有共鸣，进而建议在毗邻港澳的地方建立试验区。6月，考察组正式写出了一份《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提出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成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年努力，将两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人的游览区。对此，时任中央领导华国锋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这时，叶飞主政的交通部把已经61岁的袁庚调往香港招商局，让他拿出一套让招商局走出困境的办法来。此时的招商局，已经不再是1950年起义时13条船舶的家底，账面上只有1.3亿元资产，非改革无以图生存。而1949年刚到香港淘金的包玉刚，这时却已经发展为世界船王。
两个月之后，袁庚飞赴北京汇报，并在10月份经由交通部党组上报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提出要“多方吸引港澳与海外游资”，摒弃“不用西方世界资金”的观念；企业要“加强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呼吁“简化审批手续，应该确定就地独立处理问题的机动权。建议授权可以一次批准招商局动用当地贷款500万美元的权限，从事业务活动；可以批准从港澳派去海外进行业务活动的人员，不必再报经国家审批” 。
袁庚的建议契合了7-9月间中央务虚会的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放手利用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设备，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会议报告正由1985年空降到深圳任职市长的李灏主笔起草。
送上门来的“主动请缨”报告3天后就被批了下来。袁庚以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身份走马上任，很快，他又建议，要到广东宝安蛇口找块地方作招商局的根据地，开办工业区，发展与航运相关的工业与后勤服务项目。
袁庚的想法与广东省创办出口加工区的想法不谋而合。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的主持下，广东准备借鉴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经验，在宝安县和珠海县搞试验。于是，两家联手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提出“在宝安县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以便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把两者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招商局要按照“参照香港特点，照顾国内情况”的原则对工业区进行管理。
1979年1月31日，大年初四，李先念给到中南海汇报的袁庚说，“就给你这个半岛吧！”这个宝安县南头半岛的根部，足足有30平方公里！这意味着至少30亿元的开发资金，但国家不给投资，全靠企业自筹。
袁庚选择先在蛇口一隅搞试验。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门从此第一个打开了。
同时，广东省在深圳的试验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先是申请在宝安、珠海两县建立外贸基地，又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升格为省辖市。
不过，一位领导在国务院批复深圳试验的当日当场大泼冷水，认为国门一旦打开，资本主义就会如洪水野兽般涌进来。当天下午，邓小平对习仲勋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事后看，那真是一条血路。有人劳累过度去世了，有人蒙冤受难了。
1979年，李灏参与制定的中央（79）50号文件提出，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实行财政大包干，扩大对外活动的权限和试办“出口特区”。“特区”的提法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
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41号文件，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搞好特区建设，并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正式宣告诞生。
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深圳河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纽约时报》写道，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