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读朱厚泽文存《向太阳向光明》
今日是朱部长逝世6周年，特改此文悼念。
传闻已久等盼多年，朱厚泽文存终于排除了障碍，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正式出版发行了。当我从速递员手上接过这本厚重的文集，看到封面上《向太阳向光明》鲜红的书名，脑幕蓦地跳出著者的音容笑貌，他活了起来。
急急揭卷飞读，一页二页三页……泪眼模糊。
一代思想巨人，目光如炬，站在珠峰之巅，《东张西望》，全球大时空视野，世事风云尽收眼底。
首先关注和兴趣的是什么呢？是新的科技革命和新的产业革命。此是人类进入第三个历史文明阶段的标志，当代社会一切变革的动力和源泉。“这个新文明集中表现为智能化，全球化和自由化三大浪潮在全球汹涌澎湃。”（P.246）仍主要停滞农耕文明的中国，如何迎接西方智能文明的转移和挑战，跨越人类文明峡谷呢？唯有开放和改革——开放实质也是改革。
改革的思维是清晰的，就是沿着基本生产方式的原理，改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结构，使之相互调协和相互促进。“我们将是通过这场变革去建立一个充满着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建立一个高度民主与法制的政治体制，建立一个能适应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思想文化体制“(p.165)经济体制变革是整个社会变革的轴心，或者说是全部变革的基础”， “政治体制的变革，既是目标，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保证，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革则与上两者相互联与相互作用，促进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P.166）。
但这条正道并不顺通，市场被权力干预，堵塞、扭曲，产生了权钱交易和腐败，他研究了中外文明史，世界中心文明的扩散转移史，中国与沙俄、日本对工业文明的转移史，特别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深入思考文化大革命，再剖析世界近现代四大思潮的纠缠和归宿，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思想：“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P.276）批判国家迷信和国家主义。记得当时在南方现代市场经济研究院座谈会的发言（P.147-251），他讲到关于国家与社会时，曾引用思格斯的语录：“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马思选集四卷165页），过去认为此只是旧国家，现在看来新的国家也会这样。光靠国家来改革不行。“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几个不分，能完全靠国家作用去解决吗？依我看，要坚定不移地从国家回归社会，由国家起作用转向逐步回归社会，让社会发挥作用”(P.249)解除经济的政治的与思想文化的三个禁锢（P.381）规范限制政府权力，使社会——整个国家经济像高级生物的有机体，充满着生命力。
全面社会改革的关口显然已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但在当时领导党内，仍存在创新和守旧两种对立的观点，两种针锋相对的政治势力，两个营垒。党的头脑，中央的思想认识取得一致，就是必须的首要的。以胡耀邦为首的改革派决定从意识形态上突破，开展一个全面改革开放的布局，当任抓意识形态的中宣部长，便大谈宽松宽容宽厚，东说一点，西说一点，想用零存整取的办法，营造一种有利于改革的宽松环境和气氛，结果失败了。但“三宽”载入中国当代文化思想史册。思想言论自由还是不让思想言论自由，是现代文明与传统专制的分水岭，宽松与禁锢便是改革反改革之争，新旧体制之争，历史验证反自由化必然倒退和腐败。
老左新左，以中国特殊论筑起意识形态的“防火墙”，封杀现代文明与进步。针锋相对，他提出五个一般：第一个是现代市场经济一般；第二个是民主法治国家一般；第三个是公民社会一般；第四个是现代科学科学技术一般或者叫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和持续发展一般；第五个一般以人为本，多元开放，和谐共容这么一种当代的人文精神。（P404-406）宣扬普世共同价值与规律，坚持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辩证唯物论。
不论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基本生产方式上认识，还是从政府、企业和社团社会有机体上认识，一个个的人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单元。“以人为中心”围绕人的解放和创造性的发挥，开展对经济、政治及生态社会各个方面的改革和发展，批判专“格人”压杀作贱人，不以人为人的极权主义，高度关切人权，人的自由和尊严，此是朱厚泽思想的一大特色，“尊重人、信赖人、依靠人、珍惜人、激励人的智慧，发挥人的潜能、以人为本，就不能不成为时代的座右铭”。（P.306）。
我这里所提及只点点滴滴，几颗水珠不足以反映朱厚泽思想宏伟壮丽的大海洋，只想从文本梳理他的思想脉络，突出重要的理论观点，领悟主要的思想精神。以中国如何应对西方新科技和新产业革命而开创的智能文明为起点和归宿，由此为基础建立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各方面相统一的思想理论大厦依其计划远未完成和完整，但已有个大框架也初建体系自成一家言，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理论是建立在牢固的物质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以解决当前中国实际问题为宗旨，以充足的中国与世界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依据，并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非常客观的非常实际，没有书生意气，彻底抛弃教条主义，全面透彻深入浅出的辩证逻辑，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战斗性。当官之时，对干部作报告，还不能不讲些套活，而下台之后，民间座谈发言更是一语中的言简意骇，尖锐生动富有文彩，说的全是真话，经过深思熟虑从心底掏出来的真话。讲话时语调平缓亲切，面带笑容，有时眼闪泪花，心内一座活火山，不时岩浆迸射，冲天动地，震撼心灵。全书篇篇充满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极大热枕和热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从哪里看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呢?他赞成任仲夷的改良主义，认同曼德拉，欣赏昂山素季，反对暴力革命。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暴力革命即使成功也会建立起另一个更强大的军事集团，不利于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秩序。他说社会的改革必须是和平的渐进的，主张对话、沟通、相互信任和团结和谐，怎样说他的言论不利于政治稳定呢。现在看得清楚，是完全符合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决议精神，符合习近平提出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然而，当时却不容于党国，因言废人，因人废言。读着思着，气嗌泪溢。
青年时代，就思想超前，他的报告“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P27-42），在肯定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提出发展商品经济重视价值规律，初露锋芒，但却在四清时定为钻进革命队伍内部最危险的敌人，被开除党籍下放农村监督劳动，受批挨斗长达十四年之久，直到打倒四人帮才恢复工作。后为池必卿、胡耀邦所赏识，当上省委书记和中宣部长，在中宣部只讲了“三宽”未及施行，就随胡而下台，又为赵紫阳所用，并提出“逐渐建立民主法治新秩序”的建议，随即又第二次随总书记的下台而下台，再坐了一趟政治过山车。以后完全被抛离了政坛，而且继续追压，不给参加广州民营经济学会的讨论会，还追查接待单位领导，连请饮早茶的同志也受到查问，听一位老同志说是入了黑名单，内部规定不准请上主席台和作报告，不准出版著作。他只有到民间去，呼唤“阳光政治”呼唤“救救大人”，进行新的社会启蒙。他特寄希望于成长的青年一代，常一起打球、游泳、歌唱。他不仅热心文体，还热爱艺术，累拍了五万多张照片，曾出版了“东张西望”影集，以他特有的视角、构图、光暗、色调，展示对自然的热爱，人生的追求，以及时代的风云。
中外古今，一个大民族在国家危难之时，特别是产生了新的生产力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之日，总有英才俊杰思想敏锐者觉察感悟，成为铁屋子里先清醒的人，发出先导之声。当然只能是个别、少数，常会被视为怪异狂人，为社会尤为其掌握权柄者所不容。若遇伯乐、明主，提携重用，创造条件让其舒展拳脚发挥才能，使民众逐渐接受新的思想，此时社会国家走向光明，形势大好，倘若为权贵所不容，打压加罪逆“淘汰”，凤皇在笯，鸡鹜翔舞，社会就堕入黑夜。然而，客观物质条件俱备，新的经济发展起来，主导社会的思想总得跟上去，群众中大多数人终会觉悟起来，新的潮流，浩浩荡荡。我们由此感悟，真正的思想解放，是群体性、社会性，就是要取得社会共识，而这方面我们中国特别的不易。国家的禁锢，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传统的个人迷信帮派恶习，排斥异端的社会心理等等，这都沉积于中华旧文化之中。
新中国怎样不能走出新路？革命的农民也是做着阿Q同样的梦，先导的知识份子却接受从俄罗斯传来实质发端于法国的阶级暴力思想，结合心底里成王败寇的潜在意识，加上闭关锁国，拒绝先进的文化和文明，乌托邦的天路不通，只能回头走。最后几年他便把眼光投向社会文化、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冲突，经研究，他认为我们已形成了一种“党的文化”，这就是孙中山从苏共移植过来的，以后逐步强化了的旧党性文化，表现为组织控制，个人变成政治工具，有了全国政权，变成党国，更通过国家全面控制，活生生的个人却变成了阶级人、户籍人、单位人，不仅受制于组织，且受制于操纵组织的领导人，党支书、单位头头，都可以主宰个人的命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久居笼中，不断的驯化与修养，便产生人身依附，丧失独立人格，奴化。所以中国的近现代思想解放，刀光剑影，多灾多难。他认为改革的成功，首先取决于改革者自身的改革，是否能清除深入骨髓溶入血液的传统劣根文化，尤其是近现代形成的旧党性文化。实行党文化的提升，建设现代文明的政党政治，无疑是最关键的也是最艰难的核心一环。
他十七岁参加革命到逝世，真正施展才华放手工作的时间，不过二十一年而已，被整受批，思想压杀竟达二十九年之久。他曾经对我们叹息李慎之的去世，说他原来身体尚健，仅因感冒入院竟转肺炎不治，才80岁，本应还能做很多事的。谁不料他步李慎之的后尘，也八十而逝，他更有许多的事正在做呀。非常痛惜，一颗新星却似自己曾形容的脉冲式直上直下，跃过夜空随之堕入黑暗。
关于朱老的治病逝世，中宣部的郑仲兵同志在文存后面朱厚泽年谱（要略）中有一段记载，读后忆起一段往事。2009年6月中旬的一个上午，接到部长的电话，说北京的医生对他的病似乎不甚重视，可能北京部长太多了，许多大人物顾不来啦。叫我找杜瑞芝同志问问他是怎样治好肺癌的。我立即跑到省委大院杜老家，杜老听说后即给朱部长通电话，叫他立即到广州来。很快他来了，杜老约好广东肿瘤医院的专家看了带来的资料后再作了检查和会诊，随即拟定了手术方案，定好病房派定主刀专家、护士，连手术后配合治疗的中医师也约好，要求他立即入院。他说要回北京一趟。我怕夜长梦多，日久生枝节，多次劝他不要回去，保证所有费用全可解决请他放心。但他仍旧坚持，说回去即来，还说项南同志要求去美国动手术，不批，治病可个人选择啦。我听了愈觉不安，果然，顺从了北京的医院组织安排被留下来了。后来，再想南来但已没有时间了。当我将他逝世的噩耗告知杜老，杜老愕然叹息：太可惜了，就是带癌多活几年也好。
在追悼会上，我看到习近平送的花圈。我油然记起朱部长同我说过的一些往事，他说最先支持“三宽”的高层是习仲勋，通过夫人路线将他的讲话记录送给邓小平，邓小平不反对。后来习在深圳赋闲，曾对任仲夷和于光远多次问候他，他便去探访，同是政治沦落人，相逢何必泪汪汪，笑迎欢叙，心底话说不完。过后两次会见习近平，很谈得来。我问印象如何，说：“不错！”肯定，他要是当今仍活着，一定会发出更大的热和光，作出更大的奉献，然而，善良的愿望改变不了残酷的现实。治国英才，一生坎坷，大起大落，曲折传奇，颇有戏剧性，最后一场竞更为遗憾和不幸，太悲落幕。此岂个人家庭亲友之悲？！民族之悲，国家之悲，时代之悲。
掩卷思人，潜然泪下。
当今他的“三宽、和谐”，“权为民所授”“以人为中心”“阳光政治”，“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建立民主法治新秩序”等等光辉思想，已被上下承接和发扬，“解除三个禁锢”正在“政府自我革命中”，在深化改革中逐步实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与企业，权与法、官与民，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生态的关系，都正在朝着推进现代文明的方向调整和重新构建。在被离开中宣部宣布退职的大会上，朱部长最后说“至于对一年多来所做的工作怎样看，让历史作结论吧”，热烈的掌声过后，一位大官人说：“不要等历史作结论，胡耀邦下台就是结论。”这话不准，老人时间过去了，胡耀邦下台的结论就改正过来，极权也有极限，历史是后人写的。
“凡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总是能被人理解，得人信赖，受到人们广泛的尊敬，成为凝聚社会的核心，无论历史的阴霾多么浓密汹涌，也遮不住那水晶般纯净透明的灵魂，挡不住那奉献给人民的正大光明之心，人民始终不忘，永远铭记在心”（P224）此是
于羊城
